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热点解读
捐献器官，深圳首开立法先河
由于人体器官供应不足，同时因我国内地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尚为空白，使为数众多的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在深圳获通过，填补了我国内地器官捐献移植管理的立法空白。本报组织了有关医学专家及法律界人士，对这一条例进行了深入解读。
本报深圳8月22日电 记者胡谋报道：今天下午5时5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经过一天的联席审议、讨论后，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
这部《条例》是我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规。该《条例》从摘取与植入、管理与监督等各个方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原则、范围和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规范。
一位专家认为：“这次立法最大的意义就是规范了从捐献到移植的整个过程，首先至少可以保证在深圳地区的器官来源规范，其次是在移植程序上保证公平。这是一个进步。”
据了解，目前我国器官移植范围涉及角膜、肾、肝、心血管和骨髓等。但我国器官供求严重失调，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急速上升，但器官供应却远远不够。深圳市器官移植技术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但目前器官的缺乏已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救治和移植学的发展。
《条例》指出，鼓励个人身后捐献人体器官；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的原则；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患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有偿获取人体器官，但应当支付移植手术所需的正常医疗费用；对倒卖人体器官的，处以违法所得10倍罚款；对出卖自身人体器官的，没收违法所得；对购买人体器官的，处以售价3倍罚款；特别是对于门诊部、诊所及其医师违规实施人体器官的摘取或者植入手术的，将处以30—50万元左右的罚款，并吊销其执业许可证及医师的执业证。买卖人体器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还明确指出，近亲属中有已经捐献人体器官的患者，在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对擅自更改患者排序位次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1万元罚款。《条例》还明确指出，胚胎、精液、卵子等不在移植器官之列。
为保证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及器官分配的公正性，《条例》中加强了人体器官捐献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并确定其有了解器官移植的可行性、了解手术的过程和撤销捐献人体器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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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解读
医学专家——
立法有利于挽救更多生命
本报记者 白剑峰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管德林说，器官移植是目前人类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器官移植包括心脏、肾、肝、肺、肠、胰腺、角膜等手术。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捐赠器官数量严重不足，阻碍了器官移植医学的发展。
他说，目前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全国可供移植的器官只能满足10％—20％的患者需要，多数患者处于苦苦等待之中，不少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亡。据推算，我国目前肾功能不全者有近百万人，接受肾透析治疗的患者有数万人，但每年开展的肾移植手术只有4000—5000例。因此，通过立法来扩大器官来源是当务之急。近年来，医学界有识之士多次呼吁：制定脑死亡法，推动器官移植医学发展。因为人的脑死亡后，大部分器官可以用于移植。如果以先行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将不利于器官移植。在美国，多数司机的驾照上都标有“器官捐献”的字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他们的器官将由专门的医学机构进行处理，这为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他认为，器官移植立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器官移植是人类的一种自愿互救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行为，严格规定器官捐赠对象，禁止买卖器官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依法鼓励器官捐赠，可以扩大器官来源，推动器官移植医学的进步，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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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解读
法律专家——
器官移植还应辅以脑死亡立法
本报记者 苏显龙
对于深圳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的举措，法律专家普遍表示赞赏，他们同时指出，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还需辅以脑死亡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主任薛瑞林教授认为，深圳的《条例》为我们的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说，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交易。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给买卖器官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对此加以规范，但对买卖器官的违法行为打击到何种程度，应慎重。在犯罪构成上，要把握以赢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及买卖的条件问题，过宽过严都不好。
他认为，要满足大量患者对器官的迫切需求，只能像血液一样，通过捐献来实现。深圳这一《条例》的颁布，将为我们立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其中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定，对规范目前的人体器官捐献具有重要意义。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虽然立法者的本意认为可以限制器官买卖现象的发生，但这样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急需器官移植，而亲属捐献器官因种种原因所占比例又很小，当市场供求不对称达到某种极限时，买卖器官的现象自然会应运而生，更易引发犯罪。因此，人体器官捐献应扩展到整个社会，多呼吁从死体移植，这才是为病人，也为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关部门和媒体要倡议公民（特别是已判死刑待决的犯人）采用订立遗嘱的方式，表明死后如何处置自己身体器官的意愿。我觉得日本1997年10月的“器官移植法”值得我们借鉴。如规定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这样，“民事权利自主”的法律精神才能得到实现，公民的民事权利延伸到死后仍可以继续受到法律保护，才有助于保障有充足的器官来源提供给病人。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杜凤涛也强调了推动“脑死亡”立法对发展器官移植的重要性。他说，人体器官捐献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死亡标准的界定。《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医师自遗体摘取人体器官，必须经其他两名以上医师判定捐献者确已死亡后方可进行。判定捐献者死亡的医师，不得参与该人体器官的移植手术。
按照我国现行医学、法律上的标准，以心跳、呼吸停止来定义“死亡”，但按这一死亡标准，所捐献出的器官大多失去了使用价值，达不到医学使用标准，只能作为医学研究的资料。因此，制定“脑死亡”标准对器官移植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如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脑死亡者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如无法律保障，稍有不慎便可能将可以挽救的生命定为脑死亡。脑死亡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来进行医疗谋杀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他强调，我国目前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尤为迫切。我国法律界有关人士一直在呼吁加快制定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法律：前者将为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提供法律依据；后者将缓解目前的器官供求矛盾并提高移植器官的质量和手术效果。据了解，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法规进行规划，甚至划定了基本标准，而法规的出台仍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实践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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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器官移植的探索始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第二次生命，其中肾移植存活最长者已达37年、肝移植最长达30年。
目前我国器官供求严重失调，例如：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仅能提供4000—5000例肾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资料仅3万份。许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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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瞬间
北京警方模拟“巷战”
7月份开始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届警务技能大比武目前正在进行。本次比武包括街巷射击、盘查抓捕、现场紧急救护等项目。图为8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的3位刑警队员在进行模拟街巷射击。 陈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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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上海成功培植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据新华社电（记者仇逸）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盛慧珍教授领衔的“治疗性克隆”课题研究最近获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员将人类皮肤细胞与兔子卵细胞融合，培植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在国际上率先证明可以对人体细胞核进行重新编程。这一成果标志着在治疗性克隆研究领域，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盛慧珍教授等人的论文《通过体细胞核移植获得人胚胎干细胞》已经发表在英文版的《细胞研究》上。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关于克隆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并未发现这一人兔细胞融合实验存在违背准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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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湖北建设华中天然药物园
本报武汉8月22日电 记者杜若原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武汉市鹏凌集团签署协议书，将联合建设华中天然药用植物园。
药物园将在恩施州选址建设，占地面积约1000亩，将引种保育1500—2000种药用植物。据悉，武汉市鹏凌集团将首期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同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和恩施州政府合作，在建设华中药用植物种子资源圃的同时，建设现代化的中药材种子种苗平台、中药材饮片厂和药用植物提取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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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出师颂》将公开展出
8月21日，作为“铭心绝品——两晋隋唐书法名迹特展”的展品之一，在收购前后备受关注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在故宫绘画馆亮相。24日到29日，这件墨宝将正式向社会开放。 赵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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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权”还是“牟利”——
雷锋照片应否登记版权？
新华社记者 陈光明
今年8月15日是雷锋以身殉职41周年纪念日。人们在缅怀雷锋精神的同时，也在争论雷锋生前照片拍摄者张峻将雷锋照片进行版权登记的“是”与“非”。
张峻是雷锋生前战友，曾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专职军事摄影记者。从1961年起他共拍摄了200多幅雷锋的照片，其中包括流传很广的雷锋擦车的照片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雷锋照片用于商业目的，如有的服装厂将张峻拍摄的雷锋头像印到T恤衫上。在这过程中，有的人对雷锋图片胡乱剪裁，任意篡改，严重玷污了雷锋的形象。为此，今年张峻决定正式向版权部门提出申请。
6月18日，辽宁省版权局与鞍山市版权局为张峻拍摄的220余幅雷锋照片进行了版权登记。
鞍山市文化局和版权局负责人认为，雷锋照片被申请版权，是一种法律维权行动。今后如果出于非盈利性的公益目的，在使用雷锋照片时可以不经作者同意，但必须支付稿酬；若是出于盈利性的商业目的，则必须先通过作者审核同意。
对于将雷锋照片进行版权登记一事，同是雷锋生前战友、也曾为雷锋拍过很多照片的季增表示不能认同。他明确表示：“当时拍雷锋照片是一种职务行为，不能把属于职务行为拍摄的雷锋照片据为己有。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无私奉献，如果把雷锋照片当做摇钱树，那是对雷锋精神的亵渎。”
季增表示，他虽然为雷锋拍了许多张照片，但今后无论是机关、厂矿、出版社、画报社等刊印、宣传雷锋照片只要不歪曲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他都将提供无私的帮助。季增还表示，他保存的原版雷锋底片，将在适当的时机无偿献给雷锋纪念馆。而张峻认为，自己将雷锋照片进行版权登记并非为牟利，并且曾数次向雷锋纪念馆无偿捐赠雷锋照片的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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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热线
虫媒传染病为何呈上升趋势
问：今年我国虫媒传染病为何呈上升趋势？
江西文晶答：目前，全球虫媒传染病的流行呈现三大趋势：新的病种不断被发现、原有疾病的流行区域不断扩展、疾病流行的频率不断加大。
研究表明，虫媒传染病流行增强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全球人流和物流的快速、大量流动，有利于病原的传播，增加了人群的感染和疾病暴发流行的机会；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使得许多热带生物不断扩大分布范围，过去仅在热带地区出现的虫媒传染病，也频频出现在亚热带地区。
今年，我国总体雨水偏多，而且呈现间歇性降水，对各种媒介生物尤其是蚊虫的孽生十分有利。在目前乙脑、登革热疫情高发地区，天气热、湿度大、蚊虫密度高等均是共性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刘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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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数据
我国婚姻家庭状况一览
林平 编制（新华社8月22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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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 再就业明星
她带领同样下岗失业的姐妹在自家的住房内，走上手工编织的创业之路。如今，她的“绣红”编织行已成为安置下岗失业女工的基地，几年来安置各类下岗失业人员1330人次——
李红岩：妙手织出红火生活
王科 经纬 赵庆一
42岁时从头再来，20件编织毛衣让她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展台上，时尚靓丽的披肩、活泼灵动的宠物笼——一件件手工编织品透出独特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谁能想到，这些艺术品竟都出自大连市沙河口区侯家沟街道一些下岗女工之手。她们的带头人就是李红岩。
李红岩办公室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看到李红岩的精气神，谁又能想到6年前的这个时候，她正因为下岗陷入人生的低谷。当时42岁的李红岩在单位一直从事管理工作，下岗对于在国有企业工作了20多年、向来好强的她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我身子好像一下子垮了，一病就是十几天，病好了也不敢出门，就怕邻居提起这事。”
李红岩的下岗对于本已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一年，儿子考上了大专，怕家里出不起3000元钱的学费，硬是瞒着父母说没考上。李红岩知道这件事后，伤心地哭了。
“我要走出家门，找回自信，塑造一个新的自我！”李红岩决定从头开始。
下岗前，李红岩一直做项目工程的材料管理，没有别的技能，再就业难度很大；自己做买卖，又没有本钱。从头再来，对于一个已经42岁的下岗女工来说，谈何容易。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李红岩找到了自己事业的起点。
“有个在外贸系统工作的朋友说，中国的手工艺品在国外很受欢迎，我的心眼就活了。”李红岩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妇女，多少都会一点针织活，何不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揽点活呢？”她找到了朋友，联系到第一批活，又找来附近几个下岗的姐妹，在自家14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了手工编织的创业之路。
第一批编织活是20件毛衣。图样拿来后，李红岩和姐妹们傻了眼———客户要求的编织工艺是她们从未用过的。李红岩只好自己研究，每天都是下半夜两三点钟睡觉，后来终于把样品给编出来了。然后她又手把手地教其他人。十几天后，李红岩赚到了她自下岗以来的“第一桶金”。
面对新的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通过学习和探索，李红岩和姐妹们的编织手艺越来越高，一批批订单随之而来。周围的一些下岗女工纷纷上门学艺。家庭小作坊很快发展到了45人，14平方米的房子容纳不下，李红岩面临着新的难题。
“关键时刻，是政府帮了我。”她说，“街道无偿提供了200多平方米的培训加工场地和办公室，并免费提供了一部电话；区委、区政府更是多次到街道召开现场会，为我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并帮助我贷了4万元无息贷款。”
李红岩所在沙河口区区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社区就业已成为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主渠道。李红岩的‘绣红’编织行，可以算得上是社区就业的典型，政府理应对她们多多关注和支持！”
街道干部对“绣红”编织行也赞赏有加：“李红岩不但让下岗女工们学到了一门技能，有了再就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她们对生活的信心。”
与姐妹们同进退，“绣红”成为下岗女工再就业基地
1998年年末，有一家建筑公司打算聘用李红岩，可当时的编织行已经发展到了50多个人。“公司给我的薪水很诱人，家人也劝我去上班。但我想，我要是走了，编织行里的姐妹们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与她们同进退！”
如果说让李红岩决定从头再来的动力来自于家庭和孩子，那么现在她心里最挂念的，是那些下岗在家的姐妹。今年43岁的徐敏在1992年下了岗，丈夫收入也很少。1994年，徐敏不幸出了车祸，内脏严重受损，生活极度困难。李红岩知道徐敏的处境后，找到了她。
“当时李红岩跟我说，我身体不好，可以干干手工活。这一百、二百元钱在很多人家可能并不在乎，可是对我们就不同了。是她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徐敏说。
自1998年至今，“绣红”编织行共安置各类人员1330人次，其中在编织行固定从业的人员达到了600人。李红岩本人也被授予“大连市下岗再就业带头人”的光荣称号。
事业发展了，李红岩又有了新想法。前不久，她注册了“绣红”商标，致力于使“绣红”编织行的管理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以前都是外商提供原料，我们负责加工，就挣个加工费。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商标，可以上市卖，外商看好的商品，可以直接签订单。”她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还要在大连市的其他街道开展连锁经营，免费为下岗女工提供编织的技能培养，让‘绣红’真正成为大连下岗女工的再就业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