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史迈斯的中国缘
王亚军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史迈斯先生。那是3月份到比利时国宾馆埃格蒙宫参加一个研讨会。中午吃饭时不经意地就坐在了一位年迈的老人身边。没想到还没有落座，他已经从我胸前佩带的熊猫标志判断出我是中国人，立即主动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
这位老人就是史迈斯，1939年—1944年他曾在中国工作了整整5年。当时他是比利时驻华使馆外交官，并在重庆使馆当了3年半的代办。当时比利时驻重庆使馆只有3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翻译和一名行政人员。他那时不到30岁。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四天，他曾代表比利时政府向国民党政府通报，比利时正式向日本宣战。之所以要等4天，是因为使馆要等比利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训令。
史迈斯先生说，作为比利时政府驻中国的代表，他与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陈立夫、宋氏三姐妹等很多国民党要人都非常熟悉。他当时有个感觉，就是他比国民党的要员们都有钱。看我很惊讶，他补充说，因为他们把钱都存在了国外，口袋里拿不出票子来。
在重庆的日子是艰难而又危险的。日本人当时经常轰炸重庆，而且多选择在月圆前后的5天，因为重庆是一个夹在扬子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城市，当时雷达导航系统不好，平时飞机轰炸的准确率比较差，而在月圆前后，月亮映在两江之中，异常清晰，使得重庆城的目标非常明显。而且，夜间轰炸还可以避开防空炮火的阻击。史迈斯本人就险些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他当时在重庆郊区的山里买了一幢别墅。重庆潮湿、闷热，所以周末他都到别墅去住，有空就在旁边的水库里游泳。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了水库，炸死了4个人，那天他没去游泳而幸免于难。
史迈斯先生坦言，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产生了钦佩之情。来华前，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认识了两名中国人，到中国后，由于他们的帮助，史迈斯得以像当年的传教士那样深入到中国的家庭和生活中去，很好地了解他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热情、友善，尤其是面对灾难，微笑从容的人生态度。在所有接触过的中国人里，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徐悲鸿。他收藏有徐悲鸿的两幅国画，一幅是他自己买的奔马图，一幅是徐悲鸿在他离开重庆到美国之前送给他的一幅“竹子”，并专门注明送给“史迈斯先生”。他至今还收藏着徐悲鸿用法文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说，“到美国后给我买一把小刀吧，因为我非常需要它。”当时重庆物资极度匮乏，而徐悲鸿画画裁纸等都离不开小刀。回忆着这些，老人竟然流下了泪水。
新中国成立后，史迈斯再也没有去过中国。他曾有一次到中国当大使的机会，但由于比利时政府不同意而没有成行。我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和他的印象中的已经完全不同了。老人用很是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似信非信。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让人做体操锻炼身体呢？我知道他说的是“法轮功”，就说，那不是体操，是邪教，他的头头李洪志对别人说“法轮功”比佛教、基督教还要高，他本人比释迦牟尼、耶稣法力还要大，而且“法轮功”不让生病的人看医生。如果一项运动对社会和他人无害，中国政府是不会禁止的。我自己就练太极拳，这是很好的中国传统健身法，我已经练了六七年，没有人禁止我。老人听了非常惊讶，问，“法轮功”真的这么说的？如果它真是这样，那肯定是邪教。你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中国太大，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我们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还会不断地向前走，不断地进步的。中国的发展需要你们这些朋友的理解和支持，就像中国在二战中和法西斯坚决斗争一样，中国永远会是一支和平、民主的力量。对中国要有信心，也要有客观的态度和耐心。
老人很激动，告诉我他今年已经90岁，走遍了世界，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但在中国的5年是他永远难忘的。饭厅里的人已经走光了，有人过来催我们到会场开会。老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时间到我家里来，我给你看徐悲鸿的画，我们接着聊。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欧洲的原野
任蒙
以前虽然没有到过西方，但对这里的城市却不太陌生，尤其是一些享誉世界的名胜，通过媒介见过无数次。真正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感到陌生的，却是欧洲的原野。
那是一座没有围墙，没有边际的公园。
除了树林和柏油马路，就是绿茵般的庄稼地。无论是平原，还是微微起伏的丘陵，都像是铺满了绿色的地毯。大片大片的庄稼长得一样葱茂，庄稼地的垄沟间隔带看上去像电脑画出的线条那么笔直，整个田园那么整齐，似乎是天工勾勒出来的。
沿途，我们还见到过大片的牧场，绿色的斜坡下一泓清池，草地上散落着羊群。远远望去，天上的云朵像羊群在湛蓝的天空滚动着，地上的羊群却像天鹅游动在绿色的湖畔。
千里行程，几乎见不到任何裸露的土地，哪怕是一片巴掌大的泥土。窗外没有大风，更没有沙尘，只有我们在青藏高原才能见到的那样的明净天空，只有宁静而充满绿色生机的大地。
蓝天之下，美丽的田园延伸到地平线，这时大自然给你的享受，会使你久久地凝视窗外，尤其是绿色的原野上出现几丛树林，就会马上让你走进欧洲美术大师笔下的那些著名的油画之中。
欧洲的原野是艺术家的杰作。此时的我们，正穿行在一幅无垠的画卷里。
柏油铺成的公路十分平展，深灰色的路面上的白色标识线，好像从未让车轮上的泥水玷污过，在灿烂的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白光。
早已城市化的欧洲，农村人口极少，因而很少见到村庄。偶尔看到一处村落，红色尖顶结构的村居，叫人想起西方儿童读物里的那些彩色插图。
或许是我们到来的日子正是耕种后的季节，如此遥远的路上，竟未见一人在田间劳作。这里的农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并且全部用机械耕作，这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们究竟“怎样种地”，我们是不清楚的。翻译告诉我说，这里的农民要耕种或收割时，就到农业机械公司去租设备，连同操作人员一起请来，根本不用自己动手。所以，我们见到的欧式村落也极为简洁。
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晚上9点多钟，阳光还很明亮。每一片树叶，每一株花草，都被频繁的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青翠欲滴。再说，他们的庄稼地可能设有自动喷灌设施，没有干旱之虞。现代科学不会去祈祷“风调雨顺”，更不会出现人为地折腾农民，折腾土地造成的人祸，当然也不存在灾难之后又去寻求干旱之类的托词，将罪过转嫁于上帝的问题。
欧洲的原野是自然的世界，更是人力镶嵌出来的宏伟壮阔的艺术板块。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了人类的精心安排、度量和剪裁，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当人们对自然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之后，立即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才千里田园渺无人迹。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观企鹅登陆
妙之
原以为企鹅为南极所独有，如同大熊猫为中国所独有一样。不成想此次澳洲之行，朋友领我坐船去了位于墨尔本东南124公里的菲利普岛，也叫企鹅岛，见到了澳洲著名的小企鹅。
菲利普岛算不上大，却是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考拉和小企鹅自然保护区。我们到达岛上已是下午5点多钟，海滩除了两组水泥台阶和四盏高悬的探照灯外，再没有其它人为的痕迹。人们为了抢占最佳的观赏位置，早早地坐在台阶上，开始了心焦的等待。
天色渐渐暗下来。朋友告诉我，企鹅准时在晚8点15分上岸，甚至可以精确到分秒不差。我不时地看表，茫然眺望着大海。蓦地，有人发现海浪中出现了一排小黑点，人们开始躁动不安，岸上的聚光灯同时骤然大亮，把登陆区照得如同白昼。这时，一只只企鹅从惊涛骇浪中出现，游向岸边。先到岸的是一只首领企鹅，在确信没有危险之后，才登上岸来，我看了一下表，正好是8点15分。随后大批尾随者跌跌撞撞鱼贯而至，有些是被海浪卷上了海滩。看上去，它们显得十分疲倦，于是它们自动把队伍整理了一下，排成三只一行的纵队，领队“嘎嘎”的一声令下，迈着稳健的步伐直奔海滩沙丘，尽管它们走起路来左右摇摆，步调却非常一致，像是受过专门训练一样。第一队登上岸后，第二队接踵而来，像阅兵似地间断进行。我看清了，这些企鹅高约0.4米，只相当于南极企鹅身高的一半，世界上几十种企鹅中，澳洲企鹅最小，因小巧玲珑，故又有仙企鹅之称。小企鹅黑体白肚，宛如身着黑色燕尾服白衬衣的胖绅士。据说，这些小企鹅生活很有规律，日出前下海，平均每天在大海中游30至50公里，每天吃150克小鱼。它们在海中最大的天敌是鲨鱼，登陆后的天敌则是狐狸，一只狐狸一夜能咬死三四只小企鹅，由此可见，小企鹅能生存下来是何等不易。
匡算一下，在这里登陆的企鹅约有2000只，它们傲然地穿过游人自动为它们让开的路，登上一个斜坡，然后分头走向自己的巢穴，秩序井然，丝毫也不会出错，这一点真令人惊讶。斜坡上，成千的企鹅巢穴，密密匝匝间杂在树木和草丛中。巢穴是一只只小土洞，每个洞里都有嗷嗷待哺的小企鹅，它们早就纷纷探出小脑袋，迎接在海上辛劳了一天的父母。企鹅一回到自己的家中，就把胃里的小鱼小虾吐出来喂小企鹅，那种亲情和慈爱一点不亚于人类。
澳洲企鹅每年9至10月在岛上挖洞穴居，不久雌企鹅产蛋，一般是二至四枚，在孵卵期间，雄企鹅一早出海觅食，傍晚而归。一旦小企鹅出世，雌企鹅便同雄企鹅一起出海，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三盏不息的长明火
本报驻印度记者 钱峰
新德里梯莫迪路的大转盘旁有一座占地数亩的深宅大院，威严的大门与连绵的高墙遮住了游人好奇的眼光。但倘若时光倒流40载，这里却是全印度的神经中枢，一位风云人物的官邸。为给人民留下世代永恒的回忆，纪念这位毕生致力于印度独立与强盛的开国元勋，印度政府在他离世后，重新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座大院——尼赫鲁纪念馆。
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纪念馆曾是驻印英军最高统帅的住宅。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作为开国总理，便成为这座住宅新的主人。此后17年间，他运筹帷幄，孜孜不倦，殚精竭虑，为现代印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走进纪念馆，满眼绿色顿时蔓延进你心里，穿过一大片如地毯般的草坪，一座两层高、百余米宽的楼房便展现眼前。橙绿白三色的印度国旗在楼顶迎风飘扬，宽敞的车道，静谧的树林，石阶旁的浓荫，一切恍如当年的模样，宁静中透出无边的和谐。走入大楼，房间里陈设着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和资料，无声地叙述着主人不平凡的一生，让参观者的思绪也随着一个个展厅，被拉回到了百年前印度社会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889年11月14日，尼赫鲁生于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一个当地上流社会家庭。父亲莫蒂拉尔是印度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出任过国大党主席。在反英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年轻的尼赫鲁1913年加入了国大党，之后抛弃优裕的生活，积极投身到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以反抗英国残酷的殖民统治。他的勇气、信心和睿智赢得了民众的爱戴。1929年，刚逾不惑之年的尼赫鲁不负众望，当选为国大党主席，正式走上了政治前台，开始成为领导印度独立的中流砥柱。
一间展厅里，尼赫鲁的几封狱中家书吸引了所有参观者的目光。在长达数十年的反英斗争中，他先后9次入狱。他的全家，包括父母、妻女以及妹妹一家都为民族解放和独立，经历了多次牢狱之灾，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在10年铁窗生涯期间，尼赫鲁克服了条件恶劣的种种困难，先后给爱女英迪拉写了几十封有关世界史的信件，这些家书精选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著名事件，语言生动，流畅清晰。后来，这些信件以《世界历史的一瞥》为名而结集出版。如今，纪念馆二楼还原封不动保存着英迪拉的卧室。偌大的房间内，虽然陈设简朴，但满眼都是书的世界，其中就有这本公认的文学名著。在成为印度总理后，英迪拉曾坦言：“父亲的来信有助于我准确地看待世界，正确思考问题，帮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这是其他教育都无法做到的！”
在连任印度总理17年间，尼赫鲁提出了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建国方略，试图让贫穷落后的印度在摆脱殖民枷锁后，努力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他参与制定了印度宪法，巩固了印度政治和经济独立，发起了不结盟运动。1954年，他与周恩来总理还有缅甸吴努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被公认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如今，纪念馆内的会客厅、办公室，直至尼赫鲁最后撒手人寰的卧室，都保持着主人生前的模样。摊开的书卷，柔和的台灯，发黄的老花镜，旧式拨号电话……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无不放轻脚步，压低声音，生怕打扰了他。从一双双专注虔诚的眼睛中，似乎感觉到这些来自各地的印度民众正在静静缅怀着一代伟人，追思曾在印度现代史上留下浓重色彩的“尼赫鲁时代”。
纪念馆大楼边一片林荫中，被人小心翼翼地辟出了一块空地。这里，三盏长明火安静地与大地母亲相依，每盏面前都摆着一面质朴的铁制名牌——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见图。钱峰摄）。三团永不停息的火焰，如同奔流不停的恒河圣水向前流淌，似乎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与近现代印度休戚相关的这祖孙三代的名字。（附图片）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人性化服务与竞争
李景端
市场上常见的促销手段，诸如做广告、给回扣、跳楼价等等早已不新鲜了。那么，在竞争中靠什么最能赢得消费者的心？不久前在日本乘车的经历使我感触良多，日本人注重以人性化服务去竞争，而且收到良好的效果。
许多人嘴上讲顾客是“上帝”，但在经营活动中为“上帝”想得周到不周到，那可不大一样。就说乘新干线火车吧。10年前我乘过，觉得快捷、准点、安全、舒适。而如今，在人性化服务上他们又有许多改进。例如，为使旅客视觉舒服，不管往返，座位的方向都是朝前看；全车禁烟毕竟会使一些烟瘾大的旅客很难受，于是专设一节可吸烟车厢，让吸与不吸烟的人各得其所；订票以后总难免会有一些旅客因故希望提前或推迟走，对此除对号车厢外，另设“自由席”车厢，专门满足订票后又要早走或晚走旅客的需要；售货员在车厢里边走边大声吆喝推销食品，这是以往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列车员进出车厢先要鞠躬行礼，售货员推车经过旅客身旁时，代替吆喝声的则是食品车上轻声播放的悦耳音乐；以前厕所里若有人，常要站在门口等，现在只要抬头一看显示灯就知道厕所是否空着；车上打手机的声音，无疑对别人是一种干扰，于是专辟有隔音的电话室；遇有坐轮椅的残疾人上了车，车上一定会预先通知到站派人在车厢门口迎候照顾；此外，列车上可以上网，车站免费提供交通地图，大站月台上设有封闭的空调候车室等等。人性化的服务还特别表现在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新干线列车上有三种厕所：立式、坐式和蹲式，各人根据习惯自己选择使用。这些都属于不经意的小事，但能想得这么周到，并设身处地去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则表明注重人性化的服务这种观念，正日益受到重视，并在经营活动中被广泛运用。
在日本，人性化服务意识的加强，其实来源于竞争的加剧。仍以铁路交通为例。早期日本铁路只有国营一家，长期经营不善，冗员太多，以致亏损严重，负债累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政府把铁路变国营为民营。这一来，新的JR、阪急、阪神等多家民营铁路公司，围绕线路、运价、乘运方式、服务质量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假如你要从东京去大阪，就有好多种选择，乘新干线直通车，换乘连接城际的城郊地铁，不同区间选乘不同公司的列车，乘高速公路巴士，参加旅行社的自助游，等等。上述这些不同旅行方式的费用相差很大，有些公司为了争夺客源，还推行多种多样的“套票”制来促销。例如在公众休假期推出“青春十八”活动，规定只花1.1万日元可买五张票，在限期内可以任意前往全国任何五个铁路车站。这套票票价，还不及新干线直通车东京至大阪单程票价的一半。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难怪新干线列车要在人性化服务上下那么大的功夫。从新干线列车上依然众多的客流来看，他们通过提高人性化的服务来加强竞争的策略，显然是成功的。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在硅谷的网络生活
邵丹
我虽然身处硅谷，却自认为不是外界一提起硅谷人就联想到的那种“技术癖”。可有一天，我蓦然发现自己已完全依赖着技术和因特网。如果网络公司真都泡沫化了，我的日子将黯淡无光。
我和我先生都是学文的，按理说与技术沾不上边，所有常识都是被硅谷的朋友们熏陶出来的。首先是在朋友们的嘲笑声中早早换装DSL。这年头还有谁有耐心拨号上网，况且不能总泡在网上，不接电话吧。
有意思的是，装了DSL之后原以为可以接电话了，未想离电话更远，因为每天开机上网，与朋友之间宁愿网上聊天也懒得打电话。自从家庭联网不久，他在楼下，我在楼上，有什么事情再也不高声呼叫，而是通过YahooMessenger发封短信。有时怕对方忘了打开YahooMessenger，就故意调出震天响的模拟打字声，让对方知道这里有短信要送出去了。
我们家没有工程师，原本不需要很高档的电脑，但随着一个光盘读写器进入家庭，一切都变了。事情的起因在于我们有一些电子照片，而且又被Fry电子店里的销售人员笑话了好几次：这年头谁还用软盘或者ZIP，于是痛下决心买了个光盘读写器。先是存照片，不久就扩展到读写音乐光碟，然后蔓延到编辑家庭电影，最后又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存储量，在友人指点下自己动手更新了电脑设备。
从此，我先生一天除了上班，就是在楼下检查一下跌得鼻青脸肿的股票投资，浏览一下网站，读写几张光碟，自编家庭电影，或者玩电子游戏。而我除了每天在电脑前不停地写，就是对网络阅读、网络购物以及网络管账比较热衷了。至于好友三番五次强邀网络玩牌，我倒能够坚拒。
可能是受了硅谷友人的影响，总觉得网络上的东西又便宜又好。我平时也爱去美国大型连锁书店庞诺，喝杯咖啡，免费看一天的书。但我看中了书，一定回来在网络上定购。我可以先进入mysimon.com（网站）比较亚马孙、庞诺以及half.com等网站同一本书的各自价格，然后定购。不过，当亚马孙呼吁忠实用户多加支持后，我尽量到亚马孙买书，尽管我也是庞诺书店的会员。先入者为胜，而且我对于亚马孙作为网络书店的创始者充满敬意。
我不仅支持亚马孙，还和其他朋友们一直大力支持priceline.com，一应机票、外出旅游住宿、租车等，全由priceline.com定购。虽然经济不景气，priceline股票跌跌不休，我们只能互相勉励，一有机会，当然大力宣传priceline的种种好处，倒真带出几个priceline的新用户。即便后来我们放弃了投资股票，买机票还是要上priceline。在圣何塞机场登机，递上电子机票，看到检票员司空见惯的表情，让我为硅谷而自豪。
家中财务也早已一应网络化，银行账号、信用卡账号、投资交易全在网上，实在懒得贴邮票写地址寄账单计算能否按时到达。上网按几个键，转账付账，而且只要在截止日期的午夜12点之前做好就行，何乐而不为之？虽然知道有可能被盗用，但抵不住方便的诱惑。
网上交易多了，支票本几乎作古。某女友前一阵看到一本花哨的支票本，很是喜欢，差点要订购（当然又是网上找来的），忽然想起自己几乎不用支票本了，只好怅然作罢。
每天都是网网网，偶尔要轻松一下。看电影吧，第一反应就是上网，查查电影，相关电影评论，并且在网络上购票。虽然网络购票要多出一块钱，但我先生觉得这比去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而且不知道有没有票存留要好。逢上大片上映，早早通过网络定票，差半小时赶到影院。售票处排着长龙，而我们到自动取票机前，直接插入信用卡认证，所定的票立刻打印出来。但由于硅谷人用网络购票的实在太多，有时所有自动取票机都纸源用罄，大家又得去特别服务处排队。
注：庞诺书店（Barnes＆Nobles）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传统书店之一，在亚马孙之后也开了网站。亚马孙当初的口号之一就是让庞诺书店之类老套书店失去生存空间。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印第安人的帐篷和建筑
加拿大渥太华河畔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内供游人参观的帐篷。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附近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长屋。
仿照印第安建筑风格修建的文化活动中心。
本报记者 邹德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