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先进文化建设笔谈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创新
恒沙
科技飞速进步带来的交通、传媒和信息发展，将整个地球压缩为一个“村落”；跨国资本、贸易与旅游、移民等等加速了人类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与依赖，也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环保、反恐、对抗疾病等等使得人类必须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各种新的灾难和敌人。人类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创新不可能还只是在自己的传统中延续，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意味着走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双重轨道之中。鲁迅先生曾这样描述：“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理应创造自己的新文化，这是民族化自强之路，也是建设世界健康的文化生态的召唤。从历史来看，100多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走向的讨论最典型的有三种思路，一是直接地西化，认为这是跨入现代化的捷径，即“全盘西化论”；一是本土化，即面对西潮冲击，重新发现、发明传统，其思路是要现代化而不是西化，探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余下的是第三条道路，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权衡，如“中体西用说”、“西体中用说”等等。问题是，我们在把握这种宏观的整体化思路时不能滑入独断论，将复杂的文化创造工程当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文化繁荣来自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们首先要否定的是文化虚无主义，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甚至社会主义文化都遭到彻底否定，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都被诅咒，结果是我们为此付出了难以补偿的历史代价。王国维说学问无古今中外、有用无用之分，毛泽东提出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所以，文化不在其历史性、民族性界限，重要的是文化有着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积极与消极等价值区分，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化创造与建设应该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精神遗产，在世界的视野中走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创新之路。
在世界化之途中，我们的文化创新首先必须处理好中与西的关系，这是利用外来文化资源的基础。简单地拥抱西方或排斥西方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对西方文化有更深入的历史化、具体化的分析，这是我们文化拿来和文化防御的出发点。首先对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应该有虚心学习的态度，我们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告诉我们，敞开胸怀、广集博览是明智的选择。其次，对于西方文明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在吸取它们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它们的教训。西方文明一直没有停止对它们自己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一直是在发展与反省的悖论中延续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许多弊病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现，如工具理性的泛滥、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经济结构和国家机构的腐败现象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果不加批判地拥抱西方，将西方已经否弃的东西当作宝贝一样拿来，以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好的，这将不可避免地染上“西方病”。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即便是在今天还有不少人将西方已经走下坡路的思潮当作西方世界方兴未艾、充满生机的东西引进中国并大肆炒作，这种“错置历史”的行为我们应时时加以警省。其三，西方文化的霸权性与殖民性现象的确存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重要思潮。尤其是裹挟在经济和商业活动中的文化渗透与殖民，我们更应加以警惕，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建设，“利益大于文化”的观念在今天值得我们警惕，文化创伤往往因其隐在性而不太被人注意，而其影响却是长远而难以弥合的。
文化的民族化创新的内在资源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基因来看，如何利用传统成为民族文化创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文化至少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二是外来文化，三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利用与现代转化作为我们当代文化创新的基础不容置疑，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传统，而在于要什么样的传统。这需要我们深入地整理、研究传统，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健康的精神遗产，加以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不能将传统的重塑转而变成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神话、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乃至社会现实全盘的肯定与盲目的认同，只要是“我们的”就值得珍惜、值得宣扬，哪怕是陈规陋习、愚昧无知，怪力乱神都可以冠之以民族尊严、民族特色加以奉行。民族必须自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但自新成什么样子却是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化自恋者都采取了一种肯定民族历史、崇拜民族语言、追寻文化渊源的路径。“恢复本来十分灿烂而后来又被糟蹋得千疮百孔的历史的原貌；恢复原已打算放弃的文化的原貌；恢复僵化了的传统；恢复锈蚀了的语言。这套他终于还是接受下来的文化传统有许多谁见了都会却步的缺点。”那些曾经被文化殖民者恶意践踏的负面形象，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被受殖者全面美化，成为自己塑造的正面假象。这样，受殖者不过是沿着殖民者设定的不归路越陷越深，其结果是使本已被“物化”的伤痕累累的自我永远的“异化”下去。所以，对传统应该持积极主动的反省态度，鲁迅先生曾经说，“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厄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而那些“故意称赞中国旧物的人”，先生认为“此辈当得到永远的诅咒”。这是一种建立在高度警省基础上的文化自觉。
传统如何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创新的资源，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提倡在一种深入理性的研究传统基础上，积极向世界输出我们优秀文化传统，加强国际间的“文明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有许多“东方主义”色彩，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更多的还在“古老中国”的世界里，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主动地向世界“推销”、展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精神与风貌，正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实，走自己的路，不以对抗的态度面对西方，而是培养对话的实力，从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到信仰层面，从哲学、文学、历史到科技等等，我们都可以在理性与自觉的态度中重新加以审理，该加以扬弃的就加以扬弃，该创新的就创新，与时俱进，决不抱残守缺。
有学者认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话题。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文化则呼唤保留差异与多元，文化同质化带来的后果和生态单一化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文化的民族化、多样化是保持世界文化生态的重要基础。由于商业与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可能带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合谋，出现发明传统、消费传统的现象，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出卖“异国情调”的“伪传统”。难怪学者詹明信在分析当今建筑时，发现“现在‘域’本身变成了全球性的，与美国迪斯尼乐园相关的那些大公司的业务，它将为你重新装饰你自己本地的建筑，而且比你自己做得更加精确”。面对这一现象，他忍不住要问：“今天，全球的差异性难道与全球的同一性一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怎样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并进而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展示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到创造性的发展是我们进行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既是我们发展的机遇，也是我们必将应对的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道路上，向外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向内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学习西方，但不成为西方附庸，转换传统资源，但不墨守成规，以理性的态度、宽广的胸怀和创新的精神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中去，为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攻破堡垒”前的痛苦与思考
——读报告文学《最后的堡垒》
李炳银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伴随这种进展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其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大学由过去不收费逐渐改变为收费，甚至是高额收费的改革所产生的冲击和问题最为引人关注。上大学收费的政策出台之后，立即在收入还比较低微，甚至还处于贫困环境中的广大家庭中显现出巨大的困难。在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国策约束下，这些收入低微或贫困家庭的孩子，靠父母的艰辛劳动，靠自己打柴、割草、挖药等收获，还勉强能够维持上学的费用。可是，考上了大学，高额收费又将他们难住了。于是，就引发了本文将要谈论的，由作家范香果经过大量艰难的采访和深情报告，由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堡垒——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最新报告》中涉及的这一震撼人心的话题。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对于国家投巨资办教育的方式提出了疑问，有人说，公费上大学是旧教育体制的弊端之一，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最早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可是，在教育的问题上他却极其谨慎。他尽管多次强调教育对于国家强盛和民族发展的根本作用，也非常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小平同志在谈到教育时还是说：我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千方百计把教育搞上去。可是，这些年，在教育界，似乎改革就是不断地改革如何收学生的钱的办法。对学生的收费从少到多，从个别到普遍。当一个大学生上学的费用相当于城市职工年均收入的两倍、相当于农民年均收入的4倍的时候，这对于一个大学生家庭可知意味着什么！目前的大学生收费标准，普遍高出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人和农民的年收入水平，所以，支付一个大学生的费用，是很多家庭力不从心的。
两年前，人们就在作家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中接触感受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在校生活的艰难痛苦情景，这一次，我们又在范香果的这部报告文学中再次经历许多人、许多家庭因为上大学问题而发生的艰难、痛苦情形。在广西，一个名叫萧玉芳的姑娘为筹集自己上大学的费用，不幸被拐骗到山东，在经受了骗子的凌辱之后，被卖给了一个她根本不可能爱的沂蒙山农民，她在不能接受又无法逃脱的时候，引颈上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陕西周至县，一位母亲因为担心儿子上大学的费用竟服毒自杀了；在广东汕头的杨敬潮、在河北邢台的尚春秀、在河北魏县的牛建芳、在青海西宁特钢集团职工子女杨颖等人的身边，因为考上大学却筹不到学费所发生的悲凄故事，读来个个令人心酸和伤痛。在安徽肥东县，4个偷窃犯罪的青年，竟然都是考上了大学却无法解决学费问题的学生。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要面临这样的现状！
当然，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的问题，教育部门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国家也制定了不少优惠的助学贷款政策等，但是这些措施和政策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和痛苦同样是另外一部书的内容。在扩大招生、解决就业压力作为新的拉动内需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推动下，上大学的机会好像多出不少，可是，几年之后，许许多多父母、家庭忍受着艰辛和牺牲供养的大学生却要面对艰难的就业困难。大学生就业又成了一个难解的结。在很多大学毕业但却无法就业的大学生看来，付出的已经成为过去，渴望的收获却仍然遥远。上学费用的巨大压力和大学生就业的艰难现实，诱发了新一轮“读书无用”的思潮，更加剧了适学儿童辍学的现象，花费很大精力落实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成果正在面临新的危机。教育的现状依然是个坚固的堡垒，并没有因为实行大学生上学收费而被攻破。
范香果的这部《最后的堡垒》，或许还未能引起文学界的充分注意，但在教育界，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作品严酷的现实描写和结合一个个具体的人、地方的细密调查与报告，使得这部作品正在许多的面临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们中间流传。人们因它而产生的共鸣和生发的情绪十分强烈，这是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应当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上大学收费，是收还是不收，收多少最为合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难题。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受众·票房与文化价值
仲言
文艺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无论从创作者自身的生存还是从文化的长久发展而言，都需要在强调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足额的票房回报。而票房的丰寡则直接取决于受众的多少。文艺作品只有在让读者和观众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实现自身价值。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文艺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要么把二者割裂开来，似乎票房与文艺自身价值无关；要么把二者对立起来，武断地将票房的飙升归结为读者层次的低劣；要么把二者等同起来，以为只要票房高社会效果就必然好。这是有关文艺票房观念的三个误区。
分割论者把创作与市场看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只管创作、不管票房，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写什么、演什么、发行什么从不考虑社会需求，好像自己就是文化的主宰，群众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什么观众的需要、市场的盈亏均与创作无关，且毫不影响作品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孤芳自赏，自欺欺人。对立论者一味地排斥票房，误以为市场流行的东西都是格调不高的货色，都是文化的毒药，甚至认为大众越是不懂，越是不看，越是没市场，就愈加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高标一格。而等同论者则片面夸大票房的作用，认为一个作品的发行量越大，票房价值越高，作品就越好，似乎文艺作品优劣成败及社会效果的界定，最终只有也惟有靠票房说话。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都是十分有害的。
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除了极少的纯粹自娱自乐用于个人独自欣赏的作品之外，大部分文艺作品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作品一经问世，成败得失的评判最终只能靠受众去完成。只有吸引读者和观众，提高市场占有率，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价值。而票房就是通向价值实现方式的必要环节和途径。票房与作品的影响成正比。票房越高，社会影响就越大，票房多少决定着作品社会影响的大小。根本不考虑读者和观众的需求，无视票房的多寡，妄谈作品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做法是荒唐的。真正的精品佳作不应该无人喝彩，光荣的孤立任你怎样巧舌如簧，总也难免内心空虚且缺乏底气。因而，我们要特别重视票房效益，通过票房的杠杆，严格检验作品的群众认可度和市场覆盖率，同时，也可利用票房的经济回报，改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增进文艺创作的经济实力，增强文艺再生产的后劲。
然而，我们必须同样清醒地看到，票房虽然可以直接反映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但却不能成为直接判断作品优劣和社会效果好坏的惟一尺度。通常，优秀的文艺作品可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拥有较高的票房，此时此刻，票房的多少和作品的优劣及社会效果的好坏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时候，受题材、体裁、表现方式以及大众审美鉴赏水平的限制，优秀作品则并不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票房不能反映作品的优劣得失；而与此相反，有些政治倾向不好、格调不高，甚至是追求低级感官刺激的作品，因为迎合了部分情趣不高的受众需要，却可能拥有较高的票房，这时候，票房多少与作品优劣及影响好坏恰成反比，票房越高，影响越大，社会效果就越坏。
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着许多复杂因素。审慎把握各种复杂局面，科学制定政策措施，才能保证文艺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既要反对简单化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而忽视票房效益的倾向，也要反对片面追求票房效益而忽视社会效果的倾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只有积极面向市场，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才能在与群众和市场的结合中，闯出一条当代文艺发展的新路。同时，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扶持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高雅文化。对那些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民族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作品，绝不可以票房的高低来衡量其价值。凡是关系着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素质全面提高的文化产品，不论其票房如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轻视和懈怠。我们要重视票房但不惟票房，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前提来换取经济效益。只有在两个效益相互统一、相得益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当代文艺的创作和生产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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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天流云过雪山（摄影） 陶晓红／成都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追寻文学批评的本义
——读评论集《思潮与文体》
刘洁
近读雷达的评论集《思潮与文体》（作家出版社出版），为作者丰厚的理论储备、开阔的审美视野和成熟的论辩思维所折服。这本书与时下的一些文学批评写作有很大区别，引发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文学批评的本义是什么？当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这些问题似乎简单，但回答起来却很难。当前的文学批评必须应对市场、作者、读者、编者的各种要求，要保持绝对纯正的品质很难，不少文学批评家往往不知不觉偏离了文学批评的本义。
雷达的《思潮与文体》给了我们全新的启示。作为一个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主导的坚守文学批评本义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论著能够兼顾到文学批评两方面的职能：一是及时给作家和读者以帮助，即多数文学理论书籍所说“帮助读者认识作家作品，提高欣赏水平；又要帮助作家认识他的作品的社会实际效果，提高创作水平”。二是敏锐地把握文学思潮，高屋建瓴，大开大阖地进行判断概括，在批评的同时深化和建构新的文学理论。《白鹿原》面世不久，雷达便及时出手，站在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深入的剖析，为人们认识该书的深层意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审美思路。对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漠祭》，雷达本着他一贯的力排众议，扶持新人的姿态最早给予肯定，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雷达还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潮流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的把握，归纳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三次大的起伏、90年代小说写作的从“生存相到生活化”趋势、当今小说的三大“精神走向”、小说创作的“五化”特征……而无论宏观把握还是具体剖析，雷达都是从作品文本出发，通过阅读大量第一手材料，归纳、提炼、深化、上升为深邃的科学理论，鲜活、准确而富有震撼力，这和学院派批评家过多地依据理论文本有较大的区别。
好的批评家必须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具有欣赏理解各种流派的气度，同时又必须具有批评的胆略和明确的是非观念。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良莠不齐，不健康的性别文化作品甚至低级下流的书籍充斥文化市场，就与批评家们的过于宽容、文学批评的过于疲软有关系。雷达以开阔的审美视野率直敢言，《思潮与文体》92篇文章，涉及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文体、流派等诸方面，评论的中国当代作家将近300位。可贵的是，雷达虽然不像酷评者发言那样尖锐，但总能坦诚恳切地指出作家创作的不足，即使是熟人、朋友也不例外，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他曾说：“基本上我还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我对一个作品的看法，可能基于环境和氛围的关系有一点偏差，但作品的要害我最后总是忍不住要指出来的，不说出来就不舒服，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雷达评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理念，与时俱进，不断进取。这体现在雷达不断变换新的观察角度、新的写作思维、新的批评话语等。他的特别意义在于，为突破了文学批评园地“传统”与“新异”两种文本的壕沟，创造出合理的、好读的文学批评范式提供了好的经验。
《思潮与文体》只是雷达的评论集之一，不足以据此为之立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为我们客观准确地了解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探求文学批评的新思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典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引人向上的智者思维，应该更为科学和完美。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彰显民族精神的图卷
缪俊杰
“作家是时代生活的书记官。”几百年前的法国大作家如是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最近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者，特别是文学艺术界提出的要求和期望。
阳光明媚的2003年春天，SARS病毒突然降临人间，侵袭华夏大地，并以迅雷之势袭击首都北京。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击非典的战斗，如火如荼地在首都、在全国展开，一曲彰显民族精神的凯歌，响彻瑰丽的神州大地。正是这个重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民族精神，牵动着、鼓舞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几乎与白衣天使们同步，深入到抗非典的第一线，采访搜集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材料和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迅速及时地创作了一批反映抗非典的文艺作品。
《北京抗击非典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是青年学者唐鑫撰写的纪实作品。作者以社会学家的视角，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主线，运用社会学和文学相结合的纪实手法，形象生动地、全景式地再现了北京人民抗击非典斗争的壮丽场景。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非典如何侵入北京，党和政府如何周密部署抗击非典工作的工作流程，让广大读者在第一时间，能够全面地了解这一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包括一些医疗技术方面的细节。比起唐山大地震若干年后，人们才从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一书中了解事件的真相，应该说唐鑫的《北京抗击非典纪实》，不啻为一本“适合时宜的书”，是读者渴望了解抗非典真相的“及时雨”。
《北京抗击非典纪实》，虽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学作品，但作者却以艺术家的激情，形象生动的笔触，热烈地讴歌了抗非典斗争中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应该说，作品中详细描写到的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先士卒，深入抗非典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关爱体恤群众的场景，这种率先垂范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抗击非典斗争成了培育民族精神的课堂。
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道德精神。
面对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我们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共产党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中华民族高尚的伦理道德精神，舍生忘死，勇往直前，成为这场特殊战斗中的中流砥柱和光辉表率。在这本书里我们仿佛听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公司、北京急救中心等单位党员们发出的“我是党员，让我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言；我们感受到了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像一株纯净洁白的兰花，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清香和甜蜜洒满人间的高风亮节；我们体验到了把生命融入春天的军中医生李晓红，在抗非典中的动人事迹；我们看到了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晶不计个人得失、临危不惧的崇高的职业道德……还有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们的“舍小我，顾大我”的事迹，与面对战争，“舍生忘死”的大义凛然的伟大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作品专章描写的“小汤山精神”，让我们看到了悲壮与美丽、严峻与浪漫、思辨与抒情相结合的军史上的又一幅雄浑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