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浙江：失地农民有出路
嘉兴：变一次补偿为终生保障
嘉兴市从1993年开始用“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给失地农民买保险。
此办法实行以后，嘉兴不再直接向被征地农民支付安置补助，而是由政府将费用统一划入劳动部门的“社保”专户，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统筹和生活补助。
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失地农民，实行“农转非”，同时为其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统筹费，最高年限为15年；对年龄在45—60周岁之间的男性、35—60周岁之间的女性失地农民，安置标准与退休人员大体相同；对于进行了补助后仍无法就业和生活仍存在困难的失地农民，经民政部门审批后，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可以给予生活救济。
领到了养老金的农民纷纷表示，没了土地但有了退休工资也“蛮好”。
绍兴：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
绍兴县认为失地农民不是包袱，而是重要的资源。为开掘这部分人力资源，绍兴县政府利用遍布全县各乡镇的成人教育网点，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变人口压力为资源优势。
2003年开始，绍兴县在城郊设立了5个成教点。企业也可以给学校下“订单”，为自己培养所需人才。政府负责先期投入、登记失地农民情况、支付他们的培训费用，失地农民掌握新技能后到企业应聘上岗。
今年上半年，绍兴县成人技校开设了各类培训班106期，培训失地农民5600多人次。这些失地农民经培训上岗后，月薪可达1200元到1800元。
慈溪：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慈溪市浒山街道办事处城西村原有土地467.8亩，目前仅剩100亩，其余部分全部被征用。经清产核算，村集体剩余680多万元资产。群众讨论后决定明晰产权、按股分红，使农民在失去土地这个“命根子”之后，生活仍然能够有所依靠。
股权分为3份：原始投入股、历年贡献股和人口股，每股1000元。土地征用后得到就业安置的人员只享受半股。历年贡献股一项使老年人享有股份更多，当然，这部分股权可以在老人过世后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
村集体改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后，有的利用集体闲置厂房出租，有的投资商业用房，还有的腾出一些办公用房租赁给企业经营，各村都在积极寻找增收机会。集体收入增加了，变成了股东后的失地农民，也从中获益良多。（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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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热点
自家的两亩多地被征用建机场后，补偿款没给够，又没给安排工作，60岁的张桂生不得不拉起了板车——
没了土地的日子咋过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征地建成的阜阳机场一直亏损。农民说：“建这样的机场还不如建养鸡场”
8月的太阳像巨大的火盆，炙烤着安徽阜阳市区的大小马路。
中午时分，60岁的张桂生拉着一板车胶合板来到阜临路常宏建材店。他一边大口喝着水，一边抱怨着天气：“这天不想让人活了。”如果不是家里的地被征，他也许用不着头顶烈日来拉这几百斤的货。
张桂生的家在离市区约10公里的颖西镇双新宅村。1994年，该村的一些土地被征用建设阜阳机场，其中就有张桂生家的两亩多地。
阜阳机场占地3000多亩，投资3.5亿元，自1999年营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机场很冷清，一天最多只有两三个航班。每年的亏损额有1000多万元。”
“建这样的机场还不如建养鸡场。”在空荡荡的机场上，一位正在晒粮食的农民说。
当初承诺每亩地补偿6000元，快10年了，到现在还没拿够
1994年征地后，张桂生在机场旁建了3间房。“房子建了个毛坯之后，就一直没钱去装修。”地被征后，收入少了。房子少维修，屋顶开始漏水，一到雨天，屋里就泥泞不堪。
收入少了，开销却大了。“下学期孩子的学费到现在还没影儿。”他掰着指头计算着：小儿子上学要交200多块，女儿上学期3000多块的学费还没交。作为一家之主的张桂生感到肩头有点沉。
本来，张桂生指望被征土地的补偿款可以顶用一下，但结果却让他失望。“当初承诺每亩地补偿6000元，快10年了，到现在还没拿够。零零碎碎地拿了很多次钱，每上访一次才给一次。”每次拿完钱，张桂生都要在一张表上签名、按指印，但没有任何收据或欠条。
“现在我家5口人只有一亩几分地，这点地只能糊个口。”今年小麦收成又不好，这让张桂生家的生活更是加雪上加霜。
地被征后，没人来管张桂生的工作。他成了阜阳上班最早回家最晚的拉货人
失去土地的张桂生就像被抛出轨道的火车，不知该驶向哪儿。“我也只会摆弄个地，现在连地都没了，我不知道能去做什么活。”地被征后，张桂生本指望能给安排个糊口的工作，“哪怕做个看门的也行啊”。但没人来管张桂生的工作。
生活的压力让张桂生失眠了。“每天早上不到4点，我就醒过来，想着家里还有这么多人要吃饭，心里就慌。”失地之后，张桂生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我年纪大又没有手艺，出去打工很难找到工作。后来有人建议我去给别人拉拉货。”这位60岁的老汉不得不和年轻人竞争，操起卖力气的营生，拉起了板车。“拉货需要力气，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货主嫌没力气，生意自然就差。”
为了能多拉点货，张桂生几乎成了阜阳上班最早回家最晚的拉货人。“每天凌晨4点半，我就往城里赶。”张桂生说。但即便如此辛苦地工作，张桂生的收入还是很少。“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就挣十几块，最少的时候只能挣两三块。”为了省钱，张桂生一天只吃两顿：午饭经常是一碗一块钱的面条，晚饭则要到九十点钟回家后再吃。
张桂生最盼孩子能学个技术，将来不用像他那样一辈子只能依附在土地上
张桂生家的3间房和近在咫尺的机场相比，只能用寒碜来形容。
中间的堂屋，看起来像是张家的“客厅”：地面浇了水泥。而东西两边屋子的地面则是高低不平的泥地。“客厅”的中间摆着个陈旧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别人给的。”张桂生说。但就是这样一个电视，也是个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摆设。
“客厅”西边的屋子是张桂生夫妇的卧室，一间大概6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放着一条用粗布做的被子，被面上净是补丁，露出来的被胎，已经从白色变成了灰色。“这被子是孩子他妈的嫁妆，到现在大概有30年了。本想换换，可是……”说这些话时，老人的眼里有隐约的泪光。
家里最扎眼的是满墙的“三好学生”奖状——既有儿子的，也有女儿的。这让张桂生感到很自豪。也只有谈到孩子的前途时，张桂生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再过三四年，孩子毕业了，再找个工作，生活会好起来的。”他说，最盼孩子能学个技术，将来不用像他那样一辈子只能依附在土地上，一旦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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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链接
何谓失地农民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部分农民便随之成为“失地农民”。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大约需要250万亩到300万亩，按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每年大致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目前，有不少失地农民由于补偿不到位、就业无门路等因素，危及到基本生计，成为一大困难群体。
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土地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6—10倍；二是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4—6倍；三是被征用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鉴于各方反映补偿标准过低的情况，国土资源部曾发文指出：“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要以提供长期可靠的基本生产保障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各地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安置途径。”
（朱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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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让失地农民不再贫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段应碧
征地补偿过低、对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导致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基本生计
解决好一部分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关键是要完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切实加强土地管理
近年来，农村土地征用中暴露出很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由于征地补偿过低、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导致不少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基本生计。一些失地农民说他们的处境是：“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一些地方滥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乱征乱占耕地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土地是民生之本。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造成大量耕地资源浪费，影响农业发展，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还将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解决征地过多过滥造成一部分农民失地失业、陷入贫困的问题，关键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切实加强土地管理。
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一步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好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经济增长。
第二，要认真贯彻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基本准则，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财产权利。土地征用改变了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并使被征地农民永远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有利于带动农民富裕，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造成农民失地失业，扩大社会不公。这是真正关心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
第三，要完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明确征地目的，缩小征地范围。征地权是国家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应当严格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要把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征地与一般经营性项目用地严格分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确定的非农建设用地范围内，农民集体和农户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合作开发，也可以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后由农民进行开发经营。要改进征地补偿办法，做好安置工作。从土地对于农民的功能出发，给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不仅要使农民能够解决眼前生活，也要能够让农民有一笔钱用来重新安置就业，还要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当地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补偿费的分配办法也要调整，应当将土地补偿费主要支付给被征地农民。要通过政府安排就业、优惠提供国有土地让农民从事开发经营等办法，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和创业。各种征地项目，凡能安排劳动力的，都应首先安排被征地农户的劳动力。从实际情况看，现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服务设施，如收费站、加油站、商店、保安、物业等，完全可以多使用一些被征地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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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府买岗俺就业
近日，河南省方城县的下岗职工张文君得到喜讯：县政府通过买岗的形式，让她成了该县环卫站的一名正式职工。
方城县对人员编制较少、工作量较大的公益性单位调研后发现，这些单位确有余留岗位，但经费紧张，不可能为新增从业人员发放工资。针对这种情况，该县决定，公益性单位与失业下岗人员签订上岗合同，由县财政划拨专项资金，每月拨付再就业人员不低于全县当年最低月工资标准150％的工资。同时，县财政承担再就业人员除个人应缴部分以外的养老、失业两项保险金。
今年6月份以来，该县已购买了城建、交通等公益性单位的一些服务岗位，218名失业下岗人员借此实现了就业。（附图片）
图为拿到上岗证的张文君喜上眉梢。
李志杰 孙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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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续报道②
闻过即改 开门纳谏
郑州物价局不再管菜谱
本报记者 王明浩
7月28日，本报经济周刊刊登了《物价部门该不该管菜谱》的报道后，引起了郑州市物价局的高度重视。郑州市物价局党组围绕新形势下物价工作的职能和定位、价格工作如何紧扣发展主题等问题，从7月下旬起，先后8次组织召开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餐饮业经营者、消费者代表、经济专家、相关管理部门等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开门整风，广纳谏言。
通过讨论学习，郑州市物价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大杠杆、大规范、大服务”的理念，明确了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价格总水平的监测和分析上，抓好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违价行为的监督检查，定好规则，当好裁判，搞好服务。与此同时，市物价局着手对过去所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强调今后“该管的要管住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放权”。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郑州市物件局近日下发了《郑州市物价局关于餐饮业明码标价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强调：“餐饮业经营者应采取适合自己经营特点的标价方式进行标价”，“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对餐饮业明码标价的服务、指导和监督，任何人不得利用职权向企业推销商品，对违反者，按违纪论处。”《通知》要求：“以前郑州市物价局有关餐饮业明码标价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郑州市物价局开门纳谏引来叫好声一片。郑州市颐顺轩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顺说，市物价局在充分调研后出台了新规定，体现了较强的可操作性，我们非常欢迎和满意。河南财经学院副院长郭爱民教授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就是定规则，创造发展环境。“菜谱事件”说明，在转型时期，政府部门转变职能，给自己定好位，确实需要一个过程。缩短这一进程，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则体系，需要包括新闻单位在内的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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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与教练的一场争辩
张毅
约了一家陪练公司的教练帮我巩固车技。教练说，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车少人少，是练车的好地方。于是，车子开了过去。开发区的居民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市镇。傍晚时分，街上能见到纳凉和散步的人，街旁也有人摆了小摊。一切显得那么悠闲而平和。
“嗒嗒嗒”，一队人马呼啸而来又戛然而止，五六个“大盖帽”迅速跳下车，直奔超市前的广场而去。有城市生活常识的，都知道是城管大队的同志来了。一个卖羊肉串的很有经验，早就推着三轮离开了是非之地。剩下的乱作一团，多数被“大盖帽”截住。开始往车上搬东西，有人不让搬，就发生了争夺，不用“大盖帽”亲自动手，他们带来了几名五大三粗、袒胸露背的壮汉，没费太多力气就结束了“战斗”。围观的群众不敢说话，咿咿呀呀，用一些不成句子的感叹词表示不满。
我驱车在城管车队后面走。马路对过发现瓜摊，摊主似乎想分辩，“大盖帽”有提衣领的，有抓前襟的，你推我搡，摊主立马安静下来。西瓜在几名壮汉之间传递，从瓜摊上转到城管的车斗里。
车队扬长而去，市镇恢复平静。教练却来了牢骚：“这帮哥们儿忒严了！人家摆个摊儿碍多大事儿？！”
“这是依法行政，城管部门就是负责整顿市容市貌的。”我说。
“我就不爱听这个！”教练突然提高了嗓门，“摆摊儿也是勤劳致富，老百姓挣点钱不易！”
“市容市貌整顿好了，对发展经济也有好处，老百姓也同样得实惠。”我补充说。
“说深奥的咱不懂！”教练有些激动。“干什么都得分地方，你说长安街或者闹市区，不能摆摊儿，咱都赞成。就这地儿，摆张桌子、支个瓜摊，不挡道不占地的，我看还方便群众呢！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摸过来的！”
“地方偏，才说明人家工作细致。你说分地方，全市情况千差万别，怎么分法，总不能一条街道立一条规矩吧！”
“您这不是抬杠嘛！心里有老百姓，就知道该怎么做！”
“您再瞧瞧，执法就是砸摊子、抄家伙吗？动不动兴师动众、吆五喝六的，到底是给城市添光添彩，还是添堵呀？”
“……”我一时语塞。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越发觉得教练说得不无道理。市容市貌得有人管，行政执法也要认真，可是，一切政策条例都要实事求是，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有些事情，你做得绝对了，群众意见就越大，那就该好好反省纠正了。也正如那位教练所说，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就一定能把握好尺度，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