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15版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手记

俄城,永久的哀思
本报记者 温宪
  如果不是8年前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悲剧,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城对许多人来说仍将是陌生的,因为它太平常,也太偏远。
  地形像一把砍刀的俄克拉何马州被称为美国的心脏,有着2000多口油井的大油田、包括波音军机制造在内的一些大军工企业和印第安人“五大文明部落”,成为这方地界最为鲜明的特色。但直到现在,作为首府的俄克拉何马城与首都华盛顿之间没有“点对点”直航班机,两者间的空中交通需择道转机。
  一到俄克拉何马城,喧嚣即刻远去,涌来的是一种略感异样的静谧。刚到6月末,白日的热浪就已严重地阻遏着人们出行的脚步,夜晚的小城更显空寂,令人诧异其40余万人口莫非均在夜间弃城而去。夜色冥茫中,忽见一处灯火闪烁,虽人影憧憧,却绝无喧哗。“你一定要在晚上到那里去看看,”载我路经那里的当地主人特意停下车来说道,“感受会很不一样的——那里就是当年发生大爆炸的遗址处。”
  应允了主人的建议,等于应允了又一次心灵震撼的体验。身临其境时,早已尘封的一幕人间悲剧再次活现在面前:1995年4月19日上午9时02分,一辆装有3200公斤炸药的卡车在俄克拉何马城默拉联邦政府大楼门前被引爆。9层大楼的瞬即坍圮,无情地夺去了168条生命,另有伤者数以百计。“凶手一定是来自中东地区的外国恐怖分子!”曾有人愤愤地猜测说。然而,铁的事实证明爆炸案的主凶为曾经参加过1991年海湾战争,并因此得过奖章的白人老兵麦克维。海湾战争的勋章不能改变麦克维回国后失业、流浪的生存状态,渐为偏执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他以极端手段向政府泄愤,而受害者却是那些无辜的男女老少。2001年6月11日,在印第安纳州特里霍特监狱的死刑执行室内,三剂毒针结束了“孤独之狼”麦克维的生命。
  为了永远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在默拉大楼遗址处建立国家纪念园和纪念中心博物馆便成为当地人民的共同心声。“在来自23个国家的624个方案中,由遇害者家属、幸存者、救援者、公共事务官员和设计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最终选定了布泽尔合作设计公司的方案。”带领我参观国家纪念园和纪念中心博物馆的肯·汤普森先生介绍说。汤普森的母亲便是大爆炸中的遇难者之一。他在述说往事时,眼眶内数次充盈着令人心酸的泪花。
  俄城国家纪念园建成于2000年4月19日,其东西两端分别建有两道“时间门”。东门上端刻有“9∶01”的字样,象征着未发生大爆炸前的时间——1995年4月19日9时01分;西门上端则刻着“9∶03”,意味着当日9时02分发生大爆炸后,俄城的一切从此不再一样。两门之间轻淌着一汪“映思池”。一池如镜的碧水似乎在轻轻地抚慰着人们心头的创痛,轻柔的乐声更令人肃穆沉思。“映思池”的南面便是最为令人惊心动魄的“空椅地”。那一片绿草地正是以美国已故巡回上诉庭法官艾尔弗雷德·默拉命名、面积为2.924万平方米的联邦政府大楼所在地。草地上分9排摆放着168把空椅。椅摆9排象征着9层大楼,每排的椅数与每层楼死亡人数相等,其中19把小椅子代表着遇害者中的19名孩子。所有椅子上部均由青铜与石头雕刻而成,椅下部的玻璃基座上刻有死者姓名。一到夜晚,所有玻璃座中的灯光闪亮,象征着168座希望的灯塔。灯火在“映思池”中随波摇曳,更添一分忧思。“空椅地”的四周有一条由花岗岩铺成的小路,那些花岗岩便是默拉大楼中的遗物。
  “空椅地”的东头矗立着一道曾支撑着默拉大楼的“幸存墙”,北面则挺立着一棵“幸存树”。就像一位历史老人,这棵已生长80年的美国榆树见证了悲剧的发生,且幸存了下来。悲剧往往是人类爱心的催化剂。在大爆炸发生后,俄城发生了许许多多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围绕着“幸存树”的是一片“援救者果园”,并镌刻有“我们向那些勇敢、有爱心的救援者,无论其远近,致以永久谢意”的字样。“援救者果园”的北面便是纪念中心博物馆。为了寄托永久的哀思,纪念中心博物馆门口处的一面墙上还嵌满了全国各地儿童寄来的纪念画。
  对整个世界来说,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的悲剧不啻为一声警钟。斗转星移,此后这个世界发生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情更令人震惊,也更发人深省。与“幸存树”相邻的一面墙上,至今留有俄城救援第五队成员1995年4
  月19日当天于愤怒之中用黑色染料喷在上面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耐人寻味:“我们要调查真相;我们寻求正义;法庭需要真相与正义;受害者为此哭诉;上帝要求这样!”(附图片)
  俄克拉何马城国家纪念园一景。图前方为“空椅地”,图中有水处为“映思池”,图后方石台围起的便是“幸存树”。 温宪摄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环球漫笔

“密室”里的爱情
蒋元明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水下城市”,低于海平面1至5米,沿海修筑了防水堤坝,建房是靠向下打木桩当地基;一座王宫下边,是1.3万多根木桩支撑着,如同海上建石油钻井平台。全城水网密布,水路达100多公里,1000多座桥;在一处地方,一眼望去,可见一顺儿的7座桥排列。
  因为是水城,陆地特别金贵。据介绍,二战后住房紧张,就规定建房每户临街的宽度不准超过6米,所以家家户户的房前屋顶上都有一个钩,用来向上吊大家具之类的东西;因门小,走廊窄,物件大了搬不进去,只好走空中,这是阿城的一大景观。当然,富人区不受这个限制,面宽可达40米。市长官邸也在那一带。
  游览这座“木桩支撑的首都”,最好的办法就是坐船,水路四通八达,船上有广播介绍景点,而且还有中文,就像我们几年前坐船过三峡听广播一样。可三转两转,你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地形相当复杂,难怪犹太小姑娘安妮一家能藏身这里两年多。要不是有人出卖,说不定她能活到今天。
  船到一处,广播中说,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是临街的一座4层楼,楼后紧贴一座3层小楼,那就是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藏身的密室……
  密室的故事,早已广泛流传。安妮,1929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4年后因受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全家迁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后德军又占领了荷兰,她一家又转入“地下”,藏进密室。躲藏在这里的除安妮一家4口外,还有彼得等4个犹太人。小安妮从13岁起开始记日记,两年多时间里,写了几十万字。1944年8月4日,纳粹警察突然爬上楼,将这8个犹太人押走,关进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侥幸活到战后,于是父亲才有机会将女儿的日记出版了,密室的故事遂闻名于天下。
  安妮的日记,完整地记录了她的密室生活。但是,当日记出版的时候,她的父亲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将日记中有关爱情的内容全部删除。一个花季少女,整天躲在小阁楼里,不能上学,不能下楼去玩,无聊无奈,还很痛苦。她所有的基因都被压抑了,唯有一种活跃起来———与她同样命运的小男孩彼得成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时常到楼下与我搭讪,但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脸涨得通红,他也真够难为情的了。可妈妈不允许我到楼上去找彼得。”她幻想能与彼得在沙发上亲吻一下,“那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因为爱,小安妮心中充满了快乐、希望和理想,她把当时的歌星、影星的画片贴满了自己卧室的墙头,希望自己永远年轻漂亮,好有机会去好莱坞拍电影。她还想当记者、作家,出版自己的日记,等等。
  少女没能等到幸福的时刻,就和彼得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漂亮的女孩被剃光了头,身上爬满了臭虫、跳蚤,还染上了病,死神一步步逼近。她夜里冒死爬到铁丝网去与那边的女友倾述悲惨,泪流满面。她没有了爱,没有了希望,只有痛苦和绝望,最后惨死于黎明前的黑暗……
  我对纳粹德国的惨绝人寰的犹太人政策一直不理解。侵略者、占领者,无非是为了抢夺、霸占一切,而土地,特别是人,则是最重要的财宝,他们却要将它彻底灭绝掉。纳粹不仅枪杀反抗者,还令人发指地把手无寸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统统投进毒气室,除了变态的仇恨,我找不到别的答案。变态的仇恨,能生出邪恶,泯灭人性!
  走下游船,但见游人如织。世界各地的人来到阿城,为密室的故事悲叹,为安妮的灵魂祈祷。
  一个德国小男孩写下这样的心愿:“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再不要像安妮那样担惊受怕。”
  安妮不能复生,像安妮那样生活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的孩子,今天还有成千上万!(徐鹏飞画)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烽火忆当年
——访抗日华侨战地记者庄明崇(下)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伟
  徐州突围
徐州会战最高潮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内防守主将是孙连仲部的池峰城师长。日军包围台儿庄,中国军队四方增援形成反包围,内外夹击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池峰城师在庄内先挨打后出击,伤亡惨重,我和龙炎川前往采访池师长时,一路见到死尸遍地,伤兵呻吟不绝。我们爬上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拍照,后来刊登在曼谷华侨日报周刊上。战役期间我们采写了不少报道,通过汉口记者站发往南洋报界。
  “正当我们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日军突袭徐州以西的砀山,切断陇海铁路,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徐州,只剩东面方向的连云港出海口。几十万中国军队面临反胜为败局面,各自突围。我们就近加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征麟将军的参谋处一同向西南突围。第一晚吃了不少苦头,情报不明,盲目乱闯,有两次误入日军火力射程内,灯光直照,机枪扫射,我们仓皇撤退。幸而敌军分散,不敢穷追,我们才得脱险。以后两天昼伏夜行,大部分时间奔波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麦田里。最后遇到一支整编部队,乘他们的军车到信阳车站,改乘火车南下汉口,回到了自己的记者站。”
  武汉历险
“徐州突围后,中国军队更处于劣势地位。所谓‘武汉保卫战’宣传大于实际,当局并不像徐州会战那样集结大兵团准备决一雌雄,只是尽量巩固武汉外围,争取经营重庆及大后方的时间而已。
  “在敌机频繁的轰炸中,武汉军政机关逐渐向后方疏散。我们记者团本部也由张赫兹负责迁往桂林。
  “日军由九江沿长江两岸迫近武汉,一路似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弃守。我于23日从汉口乘一艘破旧渡轮西撤,船上挤满军眷、散兵和难民。其他团友则设法乘火车南下,我们的目的地都是桂林。
  “我乘的渡轮当天傍晚刚到60里外的排铺,忽有两架敌机飞来,轮番轰炸扫射,船上顿时乱成一片。敌机明知这是一艘没有武器装备的民用船,仍肆意屠杀。幸亏船长临危不乱,尽快将船驶向岸边,活着的乘客纷纷跳水,挣扎上岸。这时天色已黑,寒风凛冽,随身带的简单行李物品都在混乱中遗失了。我穿着浸湿的棉军服,随着人群找到邻近的区公所。那一晚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好心的大娘替我把衣服里的湿棉花抽掉,连夜烘干后缝成一套夹衣裤。次日区公所为我和一位伤兵安排了一只小船,沿江进入洞庭湖,一直送到岳阳,算是脱离了险境。”
  后方轶事
由岳阳辗转经长沙、衡阳,渡湘水到达桂林,庄崇明与其他团友会合。
  “当时桂林有许多抗日救亡工作队和各类团体。我们常参加《大公报》范长江、《新华日报》陆诒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活动。武汉弃守后,变相的投降论等消极论调抬头,很多人担忧抗战坚持不下去。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言论非常积极,令人振奋。
  “桂林遭日军空袭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救亡演剧队’的表演艺术家金山和王莹来看我们,他们正在筹备出国到南洋一带巡回演出,募捐抗战。这时空袭警报骤响,我们赶紧跑到附近岩洞躲避。金山安慰王莹说:‘别怕,有我在。’很有点大丈夫气概。
  “如果记忆不差,桂林国民党《扫荡报》有一位查良镛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谁知半个世纪过去,他竟成了香港的大儒商和武侠小说大作家金庸。我虽不认识查良镛,但对查家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因为我去昆明读书,就是金庸的大哥、西南联大教务长查良鉴先生把我编进联大预修班的。
  “在桂林游荡了小半年,觉得已失去战地记者的味道,又经不住远在曼谷的父母多次来信催促,即珍重惜别沙场余生的记者团同伴,赴昆明求学。早在武汉就已熟识的著名作家、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白薇大姐为我给云南大学的楚图南教授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帮了大忙。楚教授是老一辈共产党人,非常爱护进步青年,他让我住在他家里,并积极设法为我安排学业。”
  华夏情怀
抗战胜利前,庄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曼谷,一面仍热心新闻事业,一面经营起佛事用的香烛生意。几十年来,他始终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在与一些华人老友聚会时,话题也离不开中国。
  1990年他来中国旅游,专程到汉口去寻找华侨战地记者团本部所在的河街。河街当年毁于日军炮火,重建后已面目一新,如今那一带已无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此后他又多次赴华游历,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蓬勃发展,对比当年的满目疮痍,他每每感慨:变化实在太大了!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但丁的廊桥遗梦
邢世嘉
  来到意大利,当然不能错过佛罗伦萨。情诗王子徐志摩将这座城市译作“翡冷翠”,听听这样的名字,便足以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美好遐想。她的确是一座比翡翠更无价的艺术名城!
  这里产生过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但丁、薄伽丘、伽利略等历史巨人,也正是这些巨人的伟大创造,使得这座城市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当你走进这座城市,你会感觉到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充溢着艺术的气息和人性美的光芒。当你在“大卫”的雕像下流连、在米开朗琪罗广场漫步、在众多艺术馆和教堂徘徊时,千万不要忘记到阿尔诺河边去走一走。
  贯穿全城的阿尔诺河上,横跨着很多座造型优美的古桥,每座古桥都记录着一个昔日的传说。最为知名的,是位于三圣桥下边的老桥,那是阿尔诺河上的唯一的廊桥,像一条“空中走廊”,把乌菲齐美术馆和比蒂宫连成一体。这座饱经沧桑的老桥建于古罗马时期,1177和1333年曾两次受到洪水侵袭,只剩下两个大理石桥墩。现在这座造型典雅的三拱廊桥是1345年在原有的桥墩上重建而成,桥面过道两侧坐落着三层错落有致的楼房,桥面的中段两侧留有约20米宽的空间作为观景台,这一别开生面的设计使得整个大桥显得奔放而和谐。1944年夏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诺河上的十座古桥中的其它九座都被纳粹军队炸毁了,唯独老桥安然无恙。
  不过,这座古桥之所以出名并不全在于它古老而传奇的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曾经演绎过另一个版本的“廊桥遗梦”,而它的主人公正是被世人所仰慕的伟大诗人但丁。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阳光洒在阿尔诺河上,波光闪闪,把河上的廊桥(那时的老桥还是古罗马时期的模样,桥面和桥廊都是木料所搭)和桥畔的行人映衬得更加光彩夺目。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少女在侍女的陪伴下向老桥走来。此时,但丁正从廊桥的另一头迎着少女走上廊桥,两人在桥上不期而遇。但丁凝视着少女,既惊喜又怅然;而少女却手持鲜花,双目直视前方,径直从但丁身边走过,仿佛没有看见但丁。但她的眼里放射出的异样的光芒和脸上泛起的潮红却透露出少女情动的信息。
  这是著名画家亨利·豪里达在他的油画《但丁与贝特丽丝邂逅》中所描绘的但丁与贝特丽丝相遇并一见钟情的情景。画中手持鲜花的少女就是诗人但丁的梦中情人贝特丽丝。
  其实,这幅油画所描绘的仅仅是但丁初恋的开始。贝特丽丝最终并没有嫁给但丁,在但丁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已被迫嫁给了一位伯爵,不久就夭亡了。贝特丽丝带走了但丁的梦想,也把美丽和哀伤留给了但丁。但丁是个对爱情矢志不渝的人,他一直爱恋着她,永志一生。这样的哀伤和思念,成就了他早年诗作《新生》。
  但丁在《新生》中抒发了自己对贝特丽丝的一片纯真的爱恋之心后,继而将他的恋人描绘成追求天国真理的化身,她的灵魂飞向天空,得到了新生。即便到了晚年,但丁对贝特丽丝的那份执着依然难以释怀,他在《神曲》中,又把贝特丽丝描绘成集真善美于一身、引导他进入天堂的女神,以此来寄托他对贝特丽丝的美好情感。爱情催生了《新生》,《新生》又为他晚年创作《神曲》作了情感和素材的准备。而这一切都源于廊桥的一次邂逅。正是在廊桥的这一次相遇造就了但丁“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最初一位伟大的诗人”(恩格斯语)之地位,同时也造就了旷世诗作《神曲》。
  重温但丁的爱情故事,难免让人黯然神伤,但诗人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正因为如此,那幅悬挂在但丁故居的油画及其背后的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追求纯真爱情的人们,并指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那座被当地人称为老桥的廊桥,领略但丁爱情的真谛。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中学生看世界

在欧洲看“街餐”
江苏省南通中学 黄锐
  从欧洲回来已经快半个月了,虽然没有爸爸所说的“十大感想”、“八大收获”,但多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都说欧洲与中国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建筑艺术和街道风格就与中国大不相同,但这还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其实,中国与欧洲国家更深层的差异还在于不同文化底蕴和生活理念。
  回来后,我和爸爸聊得最多的要数欧洲的饮食文化了。爸爸刚从加拿大和美国回来,聊起这些兴致甚浓,交谈中,我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法国的街餐。“街餐”这个词,恐怕连《辞海》中都没有——这是我在总结欧洲之行时灵机一动蹦出来的。“街餐”,顾名思义就是在靠街的餐厅外面,也就相当于在街边的露天餐厅吃饭。
  “街餐”在欧洲就像我们在国内呆在家里吃饭一样普遍、普通。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欧洲国家环境优良,即使在街边也没有多少污染物,不然谁敢在路边吃主餐?二是欧洲人思想开放,追求生活中的浪漫情趣。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也有“街餐”啊,——大排档!错了!街餐是正式的“meal”,而并非草草了事的快餐。因为它在室外,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不必像在餐厅里那样小声地说话、轻轻地笑,但也不能太大声,总的来说能让人感到轻松自在,无拘无束,还能欣赏到街景和过路的马车,因而,使得吃饭也变得更具浪漫气息!
  晴空万里,正是享用“街餐”的好天气。我们到埃菲尔铁塔边的一家中餐馆用餐,想亲身体验一下“街餐”带来的愉悦和浪漫,可外面的座位早已定满,我们只好在厅内就坐。出得门来,看见了那些在店外街边正津津有味地用餐的食客,忽然想到这幅画面似曾相识……对呀,在我们欧洲五国行的首站——德国的托斯道夫市(南通的友好城市)的广场边的冰淇淋店外不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吗?还有,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是如此。我忽然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不正是欧洲的饮食文化的一个特色吗?
  终于有了一次吃“街餐”的机会。嗯,真的和在室内的餐厅里用餐的感觉不一样!
  欧洲之行不仅让我感受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同时还领略了一种别样的文化,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从欧洲国家的饮食文化中我发现环境保护的另一个功效:只有创造出优良的环境,才能让我们有资本吃“街餐”。
  编者点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个别人的一些陋习往往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形象,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在反复提醒人们注意改正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现代文明习惯。黄锐同学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观察学习人家的长处,这种精神是很可喜的。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河内塔影
  (张景德摄于越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