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时空

历史剧媚俗何时休
夏春涛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接二连三地热播,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却不得不让人感到忧虑。
  在这些历史剧中,清宫戏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孝庄秘史》等,《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更是被拍成了系列剧。它们在创作手法上或正说,或戏说,但都清一色地聚焦于帝王将相,而且侧重对帝王的形象进行重新刻画:皇帝励精图治、心系苍生、深明大义、明察秋毫,身边虽佳丽如云,却坐怀不乱,仍然苦苦追求纯真的爱情。经过编导的这一番演绎,封建帝王暴戾、专横、纵欲的一面被淡化甚至抹去了,而封建盛世的光环却被无休止地放大了。在《还珠格格》中,小燕子入宫认亲,皇帝与草民居然可以同为一家,上下尊卑之间的壁垒和分野在诙谐幽默的剧情中轻松地化为乌有。难怪许多中小学生看后会感到困惑:原来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竟是如此的可亲可敬,这与教科书上所说的不一样,究竟谁更可信呢?
  与上述清宫戏相比,一些清末民初的历史剧也过多渲染历史的阴暗面,描绘权力倾轧,声色犬马,男女恋情,或者对几位备受关注的历史人物进行戏说,或者对一些革命派、维新派人物进行贬损。
  诚然,在过去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脸谱化评判的模式曾经风行一时,正面人物被一味地美化、拔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时下这些历史剧却又陷入另一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模式,即简单地对过去的正面、反面人物分别添加一些负面、正面的描写,美其名曰“使过去泾渭分明的历史人物立体化、复杂化”,但在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上明显缺乏分寸感,在对历史深层次的内涵或底蕴的挖掘上也不够重视,从而呈现出矫枉过正的倾向。既然是历史剧,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观众在娱乐放松的同时从中领悟到一些历史哲理,这应当是此类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实质,谭嗣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此外,过去学术界片面强调革命或阶级斗争固然流于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主要论断都是错误的。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这一点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在不少历史剧中,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变得模糊了,而帝王将相的形象却越发光彩夺目;《康熙王朝》的主题歌甚至声嘶力竭地喊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在宣扬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再就具体情节而论,作为历史剧,尊重最基本的史实,避免闹出“关公战秦琼”一类的常识性错误,这应当是进行艺术虚构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说戏说类历史剧在典章制度、礼仪、服饰、习俗等方面出现不少硬伤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所谓的正剧也出现大量的硬伤就不免让人大失所望了。对此,某些编导以电视剧是艺术作品、允许虚构作为托辞,但同时却又宣称自己的作品“廓清了历史迷雾”,这就不免令人费解了。更何况诸如将直隶省说成是河北省、孝庄太后自称谥号之类的错误,已经远远不属于是否虚构的范畴。
  总之,艺术虚构必须把握好分寸,绝不能信马由缰,否则历史剧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神韵,并在无意中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至于一些描写男欢女爱的情节或暴露镜头,则明显反衬出某些主创人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媚俗”心态。
  我无意反对拍摄清史题材的电视剧,也无意强调艺术作品一定要承载政治宣传的功能,但即便是纯粹娱乐性的作品,总不能背离发展先进文化的宗旨吧?平心而论,以清史为题材的电视剧也有立意和艺术水准较好的作品,有些则属于瑕瑜互见,但上文所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编导在创作态度上的不严肃和历史知识上的捉襟见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在清宫戏的推波助澜下,皇帝坐在金銮殿上神采飞扬、群臣唯唯诺诺的镜头如今已经堂而皇之地被嫁接到广告当中,“宫廷”、“皇室”也成为商家招揽生意的流行用语。我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不会被某些人视为“国粹”?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和忧虑。(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名著争“穿”时尚衣
章海霞
  时下,名著的“面孔”已变得越来越俏丽,“打扮”也越来越时尚,它们以更加符合现代人生活节奏和审美理念的形式花样翻新,大受年轻人青睐。一种比手掌还小的“迷你”名著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各大书店热销,它囊括了东西方古典及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大部分经典之作,封面大多设计得典雅、秀美。它看起来就像一块结实漂亮的小砖头,你可以随便揣在口袋里带走。
  “迷你”名著主要消费者是中学生及大学生。某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是文学爱好者,此前买过不少名著,但厚厚的“大部头”总是让她望而生畏,往往看过几页就被“束之高阁”。迷你名著系列则从包装上消弭了她与书的距离,一本虽厚却乖巧的《堂·吉诃德》,她仅用一周就“啃”完了。
  不少成年人也是这套书的忠实读者。有人说:它小巧,但又不失厚重、端庄,不仅自己可以读,更可以当做一份不错的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有的读者对“迷你”名著版本爱不释手,认为这是名著出版的革新,符合当代人力图便捷的生活理念,只要抽出一点时间,以形式讨巧的“迷你”名著轻易就能将你俘获、给你滋养。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读完的“大部头”名著常常让人们“又爱又怕”,以往重内容轻形式的图书策略正在遭受颠覆,多家资深出版社共同选择了“迷你”系列就是明证。
  那些鸿篇巨制的大部头,摇身一变成了一本本巴掌大小的“小精灵”。名目繁多的32开、大32开本的中外名著,被极具商业头脑的出版商一经营,成为业内人士形象称谓的“口袋书”。“口袋书”之所以得宠,因为比起那些传统版本、一本书足有一公斤以上重量的“庞然大物”来说,它小巧、玲珑、精美、独特。每本只有学生字典的一半大,可以随时装在衣服口袋里,价钱只有几元钱,物美价廉,由于开本缩小,分量减轻,把玩手中,品文章、赏风情,让人其乐无穷。再加上其方便携带,出差旅游、等车时间都可阅读,捧在手中举“重”若轻;开本小了,成本降低,每本价格比传统大部头便宜十几元到几十元。小小的“口袋书”,在不经意间,搅起图书市场一片涟漪,让名著也玩起了时尚!
  但也有人认为“口袋书”的原著被出版商严重缩水,名著应有的完整性遭到硬性切割后,很可能伤及经典作品的风格特点,这样的版本似乎更适合作为名著的普及读物或文学爱好者的“名著指南”。(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央歌剧院将《费加罗的婚礼》改成中国版
  排演外国经典、创作中国歌剧齐头并进
  本报讯继举办《生命之歌——经典艺术歌曲演唱会》、《祝福北京,祝福明天》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之后,中央歌剧院近日全力以赴开始新一轮创作演出。
  眼下中央歌剧院正在排演的是《费加罗的婚礼》和《图兰朵》。排演时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如将经典喜剧《费加罗的婚礼》改编成精华版,使原来的三个多小时演出缩减为两小时,演唱和对白完全使用汉语,中国观众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懂看懂。《图兰朵》的舞台设计、服装等也完全中国化了,这一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此番真正成了“来自图兰朵故乡的歌声”。
  除搬演改编外国经典歌剧之外,中央歌剧院目前正积极创作两部中国歌剧。一是被称为东方“茶花女”的《杜十娘》,一是表现盛唐气势的《太平公主》,这两部作品都汇集了一批顶尖的创作人员。排演作品时,歌剧院将排出王霞、幺红、马梅、殷秀梅、刘维维、黄越峰、戴玉强、聂建华等最好的演员阵容,并将改以往的歌剧豪华气派为精装版,降低成本,方便外出巡演。
  歌剧如何适应市场需要,如何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这是中央歌剧院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今年起,中央歌剧院将在中国歌剧的创作和观赏上采取一系列新动作,重视推广和普及歌剧,将学生请进剧场,努力培养青年观众;在借鉴外国歌剧艺术的基础上,使用中国观众喜爱的戏剧结构,在题材、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民族特色,让中国歌剧能够自如地表现当代中国生活,自如地表现中国题材。
  歌剧如何贴近观众,吸引观众,中央歌剧院的一系列新动作,值得人们抱有审美的期待。(刘郁)(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点评

别在概念上玩花活
杨建锁
  时下,一部作品如果没有一个标签式的概念,似乎就跟不上时尚的节拍,似乎就不能勾动受众的眼球。
  文学作品打出“探索性”、“试验性”的概念,有的则被赋予“美女文学”、“行走文学”、“官场小说”、“黑幕小说”的旗号,甚至还涌现出一个“主持人文学”的说法。更别说一些文学评论动辄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流派概念解构作品。最近,又听说冒出一“犯人小说”的提法。影视作品当然不甘人后,像什么“偶像剧”、“商业娱乐片”、“纯情剧”、“情欲片”之类的名称五花八门。本来冷冷清清的话剧也变得嘈杂,诸如“先锋剧”、“爆笑民俗剧”、“活报剧”等一个比一个新鲜。音乐和绘画更是概念多多,譬如:有“主题音乐”,也有“无主题音乐”;有“现实主义”绘画,也有“超现实主义”绘画,等等。一时间,圈里圈外概念飞舞,令人眼花缭乱。
  缤纷的概念中,有的能顾名思义,有的却不知所云;有的是原装的舶来品,有的是典型的中国制造;有的先锋前卫,有的玄妙另类;有的是作品未出概念先行,有的是作品已朽概念不走。前段时间有位当红女主持也迫不及待地跻身出书者的行列,可书稿未写完,出版社就喊出其将奉行“平民主义路线”的概念,仿佛女主持出身皇室贵族。有的概念源于创作者自定义。比如京城刚刚上演的一部话剧叫《黎明三十分》,剧组主创人员称这是一部“全感剧”。而有的创作者自定义还不够精彩,个别人再锦上添花,比如曾经热播的电影《英雄》,就被人赋予了“暴力美学”、“思想复辟”的概念。形形色色的概念一如暮春的落英,有的恪守本分,有的却已超越了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功能,沦为作秀和炒作的工具或利器。最近有部电影叫《大鸿米店》又一次遭遇“雪藏”的命运,据说就是因媒体爆炒“情欲片”概念令人浮想联翩所致。该片导演委屈而无奈的样子着实叫人心疼。但这是概念惹的祸,还是对炒作者的现世报?
  概念化的文艺或曰文艺的概念化像雾像雨又像风,个人有各自的见地和说法。有人说是大势所需:好马配好鞍,作品配概念。有人说是画蛇添足:素面朝天最是真,作品无须概念衬。有人说概念化是浮躁的表现;有人说概念化是理性的回归。有人说概念化是新潮流;有人说概念化是新媚俗。有人说概念化是新方向;有人说概念化是伪艺术。观点与观点碰撞,理念与理念对决,各有各的诠释,各有各的理。惟一无须争论的是,概念毕竟已呈纷纷扬扬之势扑进人们的视野,并成为文坛艺苑的一道异景奇观。
  景观,容易使人关注,也容易使人迷失。在概念飞舞的文坛艺苑,我们感到,一部作品如果标榜的概念无关痛痒毫无价值,概念何以盛行?事实上,概念确实给一些将入冷宫或降至冰点的文艺作品增加了热度,而一些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和质量往往不被人在意。这就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残酷现实:对于一些作品,外行看得热火朝天,内行却看不出门道。与此相呼应,文艺界可能取得了概念的大丰收,但并没有取得创作的大丰收。文艺创作没有诞生像概念一样充足的精品,更没有诞生像概念一样充足的传世经典。这是文艺的悲哀,也是文艺创作者的悲哀。
  愿今后,少一些煽情的概念,多一些耐看的作品。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青岛文艺领域尝试“制作人”制
本报记者 宋学春
  7月以来,一部名叫《庄大妈》的室内情景剧,在青岛市话剧院青话小剧场演出火爆,前来观看的市民络绎不绝。这部新创剧目是青岛市话剧院首次尝试运用“制作人”机制排练的话剧。据有关专家评价,舞台“制作人”制是对文艺领域体制的改革,只有在戏剧创作中引入市场风险机制,主创人员风险共担,才能为观众送上好戏、为好戏找到观众。
  《庄大妈》述说一名老共产党员、街道居委会主任庄大妈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她对社区的热爱,对周围人的关心,折射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该剧以细节动情、形式时尚和方言出彩。
  在舞台艺术创作上,排戏、演出历来是政府投资,生产者不问市场,供需脱节。青岛市话剧院的制作人敢吃“螃蟹”,决定做一把舞台剧的“制作人”。
  据悉,在这次“尝试”中,青岛市话剧院本身不投一分钱,但作为扶持将为制作人无偿提供场地、灯光等,而整部戏的大小事务,包括剧本修改、演职员的选择、设计方案的定稿、制作的预算审定、日常管理以及经营的方略等,则全部交由制作人来掌控。至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以院长与制作人,制作人与演职员的合同形式来确定,其收益也将按比例进行分成。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国小说学会
 首届学会奖在津颁发
  本报讯 记者陈杰报道:近日,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在天津颁发。在中国小说学会2000至2002年度小说排行榜的基础上,中国小说学会近期评出了首届学会大奖:长篇小说获奖者为陕西作家红柯,中篇小说获奖者为江苏作家毕飞宇,短篇小说获奖者为天津作家杨显惠。三位作家各获得一辆家庭型轿车。
  评委认为,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旗手》以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强劲的现实还原能力,全面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画卷,塑造了一位出自民间、具有多元性格的回族传奇英雄形象。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等作品,以轻逸、冷静的叙事话语,生动、准确、细腻地展示了中国女性在不同历史境遇中异常丰富的内心体验,以及她们对抗现实苦难的韧性。在包括《上海女人》的《夹皮沟纪事》系列小说中,杨显惠以含蓄节制的风格,通过一些幸存者对三四十年前历史事件的重述,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与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乃至从容,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观艺录

还民间文化以鲜活的灵魂
王长安
  很早就知道《孔雀东南飞》,和穿开裆裤的伢们“摔黄泥炮”时喊的口令就是“五里一排排”——那时,把“徘徊”当成“排排”。后来知道了它是我国第一首叙事长诗,再后来又知道它的故事就发生在皖水之滨的天柱山下。然后,真正读到它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了,这还是读了游国恩等著的《中国文学史》后才去寻而读之的。说实话,读它的感觉真没有此前“道听途说”和朦胧感悟的那样好。看来,活的文化自有它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主观构架。
  在为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做的古典名著黄梅戏系列戏曲广播剧已推出了《汉宫秋》、《桃花扇》和《长生殿》之后,一股强烈的冲动使我认为接下来应当着手的该是《孔雀东南飞》了。剧本很快写出来了,尽管在焦母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前人所没有的新意,强化的是人性本身的冲突,还特意虚构了放鸭子的雀姑与放牛小伙的“桑濮之恋”,以反衬爱欲的原始性。但这种创作本身就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深刻吞噬了生动。虽然文学剧本在《上海戏剧》发表,也获得一些好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把它被之管弦。
  10多年前,因为撰写《黄梅戏通论》的需要,为了证实我“黄梅调发生在湖北,黄梅戏产生在安徽”的论点,我考察了安徽沿江一带叙事文学传统,《孔雀东南飞》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我发现长诗所叙述的内容、所体现的精神,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物态环境下的民俗状态和民俗理念。那里的人们把“难缠”称作“搅”,焦母之“焦”正谐其音。把受气的媳妇呼作“苦枝子”,农耕文明女性证实美德的“善织”,在这里变成了“难织(兰芝)”。无论善恶,皆自本能,而无须修饰。相传,焦母生三子,仲卿居中,因兄、弟早夭,母倍惜之。竟在仲卿与兰芝的卧房中增置一榻以监视仲卿,不令过于房劳。这种民风、这种心境、这种欲念,都自然成为那里人们的叙述主体,从而呼唤了戏剧体裁的诞生。由《孔雀东南飞》奠定的叙事文学传统,使本属歌唱形态的湖北黄梅采茶调流到这里即发生质变,故事因素的介入,令其在安徽“羽化”为黄梅戏。儿时“五里一排排”的误读,其实正是对它质朴、漫幻的民间气质“呓语式的直诉”。
  2000年春天,安庆的一位朋友有意将长诗在不断有人搬上舞台后再次搬上舞台。便约了我及另几位同行一起去瞻仰焦仲卿墓,一起去登天柱山。回来后,觉得原剧本无法体现焦刘爱情的那种神性、那种呓语式的“童心的直诉”,便将此事搁置了。这种搁置其实是一种窖藏。2002年夏,上戏校友罗怀臻来皖,此话题被再次提起。通过又一次实地感受,我们感受到那时的生活就是诗,那里的灵性就是戏。于是决定抛开以往所有的改编,完全用童心去体悟这个既久远又近切的故事。我们很快合作完成了黄梅戏《孔雀东南飞》剧本。与此前一切该题材剧本不同的正是那呓语式的“童心直诉”。这里,爱,童话了,是一种“心灵之约”;死,超然了,是一种“死亡之盟”;婆媳矛盾诗化了——新婚之夜洞房的卧榻上竟神奇诡异地摆放着3只枕头!焦刘两家的侍童竟分别叫做“东奔”、“西跑”;仲卿身边竟还有着“3位姨妈”——多房看此一棵独苗!这些,都是极民俗、极草野、极童心的。仿佛真是“五里一排排”的童年“呓语”的一次形象化的“直诉”。
  在全体剧组人员的努力下,新编黄梅戏《孔雀东南飞》已于今年4月在安庆首演,反应堪称良好。至此,我与《孔雀东南飞》约40余年的情结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述。我也由此觉得民间的文化应当还它民间的存在方式;直觉的形象感悟也应当由直觉予以还原。只有不放弃童心,才能读到纸载文化之外那看似虚无的真且活的述体。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金黎随笔》出版
  河南作家马金声(金黎)的杂文、随笔、评论集《金黎随笔》,日前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多家报刊上发表的杂文、随笔、评论文章及近期写出的“俄罗斯见闻”等。全书包括人生奥秘、社会透视、艺海探谛、域外随笔4辑,对社会、人生及文艺作品,作者表示了独到的见解。(安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诠释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
  齐涛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通史》近日由泰山出版社出版。全书利用叙述体的笔法,从远古时代政治的萌生写到新世纪之初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读者铺就了一幅漫长的政治文明的历史画卷。
  《中国政治通史》的作者们站在时代前沿,以当代史学家的眼光关照审视中国历史,剖析政治文明,将属于价值层面的政治理念文明、属于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文明以及属于实践层面的政治行为文明一一展现开来,脉络清晰可辨。
(崔升平)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北京将摆网络文化盛宴
  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这是我国首届以“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信息产业”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此次博览会由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办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办,其参展商涵盖了网络设备商、内容提供商、游戏厂商乃至与网吧相关的企业。
  此次盛会将首次推出大力发展我国IC产业的概念,其次是由此延伸的网络文化,再次是泛指为包括网络咖啡屋在内的下游产业。据悉,自从网博会消息发布以后,已有来自韩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近上百家厂商与主办方签订了参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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