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故事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三年前，我偶然听说赫尔穆特·斯特恩这个名字。听其他德国朋友介绍说，他是犹太人，在纳粹肆虐的年代在中国避过难。这几年来，有关当时许多犹太人逃到中国上海的经历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和世界公众所知，我以为他也是这批难民的一员。岂知结识他本人时，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哈尔滨度过这段艰难岁月的，他还在扎兰屯这样一个许多中国人也未必知道的偏僻地方生活过。这样一番罕见的经历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结识他的时候，他把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回忆录《弦裂》送给我。两年来，我几次翻阅这本记载着一个德国犹太人沉重的命运和他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的书，当然也多次从他的嘴里听到更多的没有写下来的故事。
斯特恩于1928年7月生于柏林，几天前刚刚庆祝了他75岁的生日。他的父亲虽然酷爱音乐，却不得不为生计在银行担任职员。斯特恩生不逢时，刚刚出生就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父亲失业、生计窘迫的打击，继之而来的是希特勒1933年的上台和随后对一切进步力量和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斯特恩的父亲眼见在德国已经没有活路，决定带领全家流亡。在当时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拒绝接纳德国犹太难民的残酷现实下，斯特恩的父亲在碰了无数钉子之后，决定前往中国。当时只有10岁的斯特恩从地图上找出中国的位置之后，甚至为他家比别人走得都更远而感到一丝骄傲。他当然不会料到，何等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在等着他们。1938年11月，在希特勒法西斯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帝国砸玻璃之夜”，发出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信号之后，斯特恩的父母带着他离开柏林，经由意大利、埃及、埃塞俄比亚、也门、印度、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于12月底到达上海。由于斯特恩的父亲认为涌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太多，坚持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有十分活跃的犹太人社团。就这样，斯特恩一家从上海经由大连到达哈尔滨。斯特恩当然不会料到，他们一家在哈尔滨会一直呆到1949年，哈尔滨会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不久前，斯特恩先生还对我说：“你想想看，从10岁到21岁，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在哈尔滨度过，我怎么能忘得了哈尔滨？”
但是，他之所以忘不了哈尔滨，并不是因为那段生活有什么美好之处。恰恰相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虽然犹太人没有受到像在德国那样的大规模迫害，然而，作为世界的弃儿，也决没有人去关怀和照顾他们。他们只能艰难地自己求生。斯特恩自小像他的父母一样具有音乐天赋，5岁时先从母亲学习钢琴，9岁时又学习起小提琴。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团里他跟其中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此后，这成了他毕生的职业；也是在这里，他和同为小提琴学生的中国人结下了毕生的友谊。他对我说，在哈尔滨时期，他主要生活在流亡在当地的犹太人和其他欧洲人中，跟当地中国人没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同作为被压迫者，他从小目睹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苦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对我讲述过他亲眼看见日本侵略军在哈尔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任意抓劳工的情景。作为欧洲的犹太人，虽然他躲过了被任意逮捕、杀害的命运，但他也如同哈尔滨人一样，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求生存。他为中国人的婚礼奏过乐，在酒馆奏乐助兴，父母则担任私人音乐教师，勉强糊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统治下，哈尔滨的欧洲人同样处在日本统治者的严密监视之下。斯特恩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着，当时欧洲人住的每座楼房里都安插了一家日本人。这家日本人就是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覆灭，被迫害的命运很可能就落到他们一家的头上。1942年，斯特恩从“满洲国”到北京治病，正好遇上日本侵略军搜捕欧美人，斯特恩因为是“德国人”才得以逃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斯特恩的父亲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很可能是被他的日本学生告了密。
令斯特恩忘不了的是冷酷时代的温暖友情。他在北京的“最美好的经历”是和北京的一个“骆驼祥子”交上了朋友。这个青年人力车夫带着他转遍了北京，和他一聊就是几个钟头。我曾经问斯特恩，他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回忆中国流亡岁月？是像很多犹太难民似地怀着感激之情，还是什么别的？斯特恩说，那倒不是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当时的上海也好，哈尔滨也好，统治者是日本人，并非中国政府。犹太人能在这里挣扎着活下去，既不是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更不是日本统治者的仁慈，而是钻了当时战争的一个空子。他说，“满洲国”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自己国土上“难民”，跟犹太难民一样，共同的被迫害的命运让他感到，“我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就是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
1949年，斯特恩和其他犹太难民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他先后移居以色列、美国，最后于1961年重新回到德国柏林，并荣幸地通过柏林爱乐乐团的考试，成为这个著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余年。他还担任过乐团理事会成员，为此而获得德国国家服务勋章。
斯特恩回到了他的第一故乡，但却忘不掉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便急切地寻找机会重返哈尔滨。1979年，机会终于来了。在柏林爱乐乐团访问北京之后，斯特恩终于回到了哈尔滨“省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来到北京，已经30年没说过的中国话突然又复苏了。在哈尔滨，他不仅与乐团的另两位乐师为听众演奏了久违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讲了课，辅导了音乐工作者，还会见了许多当年的老朋友，寻访了那苦难岁月的踪迹。据当年一位陪同他的女士回忆，当他来到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面前，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他的大胡子流淌。
自此之后，这个“哈尔滨人”就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家乡，帮助中国。他回到德国之后，利用各种关系说服经济界对中国提供各种帮助。而他本人，则以其艺术家的眼光在中国发现艺术新秀，在德国帮助他们找赞助，让他们到欧洲深造。他先后帮助了12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来德国深造，其中有小提琴家、黑管演奏家、歌唱家、钢琴制造师等等，如饶岚、范维汉、施岩等等。他奔走在德国各个经济、文化机构之间，筹资为中国的音乐团体提供乐谱、乐器、乐器零件、奖学金等等。他还组织德国音乐家到中国巡回演出。他有多少中国朋友，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1994年退休以后，他开始活跃在另一个舞台上。他利用亲身经历这部教科书深入中小学，向青年一代讲述新纳粹仇外排外的危害，进行历史教育。他甚至不顾危险，亲自与有极右思想的青年座谈，帮助他们转变思想。他对我说：“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纳粹和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人越来越少了，早晚有一天会全部故去。我们得抓紧时间让后一代、后几代了解这一切。”他还告诉我，当年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各国犹太人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出版刊物，而且定期聚会。“上海犹太人”也是如此。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割裂的一个部分。让人高兴的是，他的回忆录由旅德翻译工作者李士勋翻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记得斯特恩先生的话：“我是你们中的一员。”（附图片）
上图为斯特恩先生。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玛雅文化的兴衰
许宏治
得悉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玛雅展厅在闭厅整理将近3年后近日重新对外开放，我慕名前往参观。
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是墨西哥一座享有世界级盛誉的著名博物馆，规模宏大，藏品丰富。它的23个展厅全面生动地介绍了墨西哥古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墨西哥56个印第安民族的文化、艺术、生活、宗教，等等。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墨西哥时曾到此参观，并留下题词：“人类文明的奇葩。墨西哥人民的骄傲。”
玛雅展厅是人类学博物馆两大重点展厅之一，设在馆内一楼。展出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展厅以丰富的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古老的玛雅文明的辉煌成就。这次重新对外开放后，展出的文物从以前的400多件增加到700余件，其中有100多件过去从未展出过。
玛雅文化是世界著名的古文明之一，也是拉丁美洲三大古代印第安文明之一。它是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摇篮，对后来的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玛雅文化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过程大约从公元前18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524年，可分为前古典期（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300年）、古典期（公元300年至900年）和后古典期（公元900年至1524年）等三个阶段。其全盛时期约为公元400年至900年。
玛雅展厅展出的大量出土文物和复制品以及图片、录像等，显示了50多处考古地点的发掘成果，使我们对古代玛雅人的历史、生活习俗等增加了了解。而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古代玛雅人在彩陶、壁画、雕刻、建筑、文字以及天文、历法、医学和数学等方面所达到的高水平。玛雅人制造的陶器、玉器等，工艺非常精细。他们的雕刻和壁画作品，特色鲜明，形象逼真。他们建造的许多建筑工程，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技术精湛。古代玛雅人在数学、天文等领域所达到的成就，欧洲人无法望其项背。他们使用“零”的概念比欧洲人要早800年。他们很早就掌握了日食周期以及日、月和一些星辰的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精确度很高的历法。
参观了玛雅展厅以后，我不禁为古代玛雅人创造的灿烂文化所折服。玛雅文化的宝库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如此完美地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保存了无价的文化瑰宝，同时也为整个人类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
然而，一个至今未得到确切解释的千古之谜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过去的玛雅文化，在公元10世纪初期突然神秘地衰落了。到11世纪以后，才由从墨西哥高原南下的托尔特克人与剩下的玛雅人一起，在尤卡坦半岛北部地区部分地复兴。但与玛雅文化的全盛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便更加一蹶不振了。
记得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玛雅文化神秘消失”的说法。当时误以为玛雅文化和玛雅人都已像恐龙一样无处寻觅了。来到墨西哥以后才知道并非如此。玛雅人并不是恐龙。他们至今仍是墨西哥56个印第安民族之一，居住在尤卡坦半岛等地。虽然他们人数不多，而且纯粹的玛雅人更少，大多数已经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民族混血，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方面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
但是，玛雅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毕竟是衰落了。老祖宗虽然留下了无价之宝，但后来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成就，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发明、新的进步和发展。所谓玛雅文化的衰落，其实主要就表现在这里。这恐怕也是衰落的原因所在。一种文化不管过去曾经如何发达过，如果没有新的创造和成就、进步和发展，就会停滞和走向衰落。关于玛雅文化衰亡的原因，曾经有过种种揣测，有人说是因为环境变化，有人说是因为战乱所致，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我认为，后世儿孙固步自封，未能发扬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取得新的成就、新的进步和发展，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也有人提出过，玛雅文化缺乏对外交流，它的封闭状态也是其衰亡的一个原因。此说似也有一定道理。各民族优秀文化、先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确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与更新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种交流，就会走向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以致逐渐衰亡。因此，创新和交流，是一种文化能够长盛不衰的必要条件。今天的墨西哥文化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不断融合，从而产生并得到发展的。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埃塞俄比亚独特的文字与历法
山人
位于“非洲屋脊”的埃塞俄比亚有3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自公元前8世纪建立努比亚王国，公元前后建立阿克苏姆王国起，历经扎格王朝和阿比西尼亚王国，以及后来的分合与统一。埃塞俄比亚最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军队曾在1896年阿多瓦战役中打败欧洲部队，它是非洲唯一没有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人们常说埃塞俄比亚的疆界是真正的“由勇士的长矛和弯刀刻下的”。辉煌的历史令埃塞俄比亚较好地保留了其独特而富有种族多样性的文化特点。
埃塞俄比亚生活着闪族、库希特族和奥罗莫族等多达80多个种族，如此多的种族使用几乎如此多的语言。据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使用着近83种语言和200多种方言，使用最多的是阿姆哈拉语、奥罗莫语和提格雷语，官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9个州有权决定自己的工作语言。
在文字上，北部地区使用的阿姆哈拉语和提格雷语十分独特：这两种语言都是由古埃塞俄比亚语——吉兹语演变而来。吉兹语字母表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字母表的国家，因此吉兹语字母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语字母。吉兹语有33个辅音，每个辅音又可与7个元音搭配，构成231个字符的字母表。可惜的是，在一般埃塞俄比亚人中间已很少能找到会这种语言的人了。虽然吉兹语语言只在一些东正教堂的神职人员中使用，但吉兹语的字母表却被广泛地用于阿姆哈拉语和提格雷语。有专家研究认为，吉兹语字母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有相似之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的吉兹语字母表也与时俱进有了一些变化，除增减了一些字母之外，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原先的书写顺序：吉兹语原先像农民耕地一样从右写至左，然后再接着从左边写到右边，堪称世界一绝。如今则统一改为从左至右书写。
像文字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历法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埃塞俄比亚的新年从9月11日开始，这一天意味着春天到来。埃塞俄比亚历法比西历（公历）要晚7年8个月，或者晚8年。如，西历的2003年6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历法中应当是1995年6月23日。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埃塞俄比亚历法规定每年都有13个月，其中12个月为30天，还有一个月是5天（闰年为6天，每四年计一次闰年）。这个只有5天或6天的月在埃塞俄比亚称为“小月”，即“PAGUEME”。在浏览埃塞俄比亚旅游小册子时，人们有时会看见“欢迎来埃塞俄比亚享受13个月阳光”的语句。
除了历法，在每天的时间划分上也显得怪怪的。虽然埃塞俄比亚也是将一天划定为24小时，但它却是以日落和日出来区分两天的分界，而不是以午夜12点来划分。因此，我们的上午7点，在埃塞俄比亚是白天开始的1点钟；而我们的晚8点，在埃塞俄比亚则是夜里2点。有人解释说，采用这种计算时间的方法可能与埃塞俄比亚靠近赤道，白天与夜晚的时间相当，全年的日起日落没有太大变化有关。而不了解埃塞俄比亚时间上的这一特点，就可能会在约会时闹出笑话。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印度看芒果
本报驻印度记者 张静宇
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印度，出产的果品种类繁多，但印度人惟独对芒果钟爱有加，不仅将这种口味甘甜、营养丰富的水果奉为“果中之王”，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各个土邦国王室的专用贡品，而且对芒果的认知早已远远超越其自然属性，升华到了文化的高度，形成独特的印度“芒果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首都新德里每年都要在7月上旬举行盛大的芒果节。印度各地的果品生产商都会将他们引为自豪的芒果品种带来现场向公众展示。形状不同、颜色各异、大小悬殊的各种新鲜芒果摆满上百个展台。大的似椰子，重量以公斤计；小的可比核桃，一个不过几十克；“面相”粗糙的，表面疙疙瘩瘩像个未长熟的木瓜；“面皮”细嫩的，让人有弹指即破的感觉。望着这一盘盘红如火、绿如翠、黄如金、黑如炭的各式芒果，几乎每一位参观者都会啧啧称奇，连呼大开眼界。
与数百种芒果摆在一起的，还有以芒果为原料制成的各种腌菜、酸辣酱、糖果、果汁、果脯、果酒和果酱等。今年的芒果节现场还免费发放一种用未成熟的芒果制成的饮料。据说印度民间在盛夏有喝这种饮料的习惯，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把它当作消除暑毒的特效解毒剂。在芒果节主办者的眼里，这些特色产品代表了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的多种印度传统文化信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大力弘扬。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组织各种芒果知识竞赛、卡通芒果表演、芒果厨艺论坛、芒果种植历史评说讲解等活动，突出强调芒果节的文化内涵，强化公众对“芒果文化”的感悟和理解。
印度人将芒果视为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代印度人相信，芒果作为一种人工种植的水果，最早出现在亚洲南部的印缅地区。他们根据目前存世的古印度建筑雕塑和印度早期文学作品中关于芒果的形象化记述，推断自己的祖先开始种植芒果至少在4000年前，与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当地特有的印度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并且执着地认为，目前全世界其他地区种植的所有芒果，最初都是由一位名叫文桑的中国人于公元632年至645年访问印度期间，发现并引种到印度以外的国家的。
据印度农业部门统计，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芒果产地，年产芒果10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全世界已知1595个芒果品种绝大部分在印度境内，在其他国家种植的不过区区41种。难怪印度人提起芒果，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尽管印度并没有定芒果为“国果”，但事实上芒果在他们心中早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无论在世俗文化或宗教文化中都有特殊的象征意味。
印度人将芒果花称为春天的灵魂。他们为每一种芒果赋予特定的名字，其中很多芒果的名字与宗教信仰或神有密切关系。印度许多佛教或印度教寺庙里都种有高大的芒果树。成熟时节，庙里的僧侣会挑选出品相和品质俱佳的芒果贡奉在佛祖面前。前来进香祈祷的善男信女也常常带来他们家乡的芒果，表达对佛祖的敬意。前不久，印度农业研究所用印度教一位女神的名字为他们新近培育的一个芒果品种命名，一种看似普通的水果就这样与一个地区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到了一起。
时至今日，芒果作为一种吉祥之果，在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由于印度大部分地区都适宜种植芒果，从南到北，芒果的收获季节长达半年，因此芒果在很多地区成了民众生活中的日用品。他们在婚礼中，喜欢以芒果树枝叶搭建通向婚礼大棚的通道或牌楼。如果哪个结婚庆典上缺少了芒果树的装饰，会被认为这对新人的姻缘不够圆满，婚后生活难以幸福。人们用芒果做菜，作贡品，在有条件的地方，每天还会用新鲜的芒果树叶接来清水，在日出时分淋洒在神龛前面。
随着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印度的芒果也逐渐为更多国家的人民认识和喜爱。一些珍贵的稀有芒果品种不仅在东南亚地区声名显赫，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受到欧洲人的推崇。印度独立后的历届政府领导人在与外国政要交往时，都喜欢用芒果作为赠礼。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就致力于将印度芒果以及“芒果文化”推向世界。在他的倡导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脑或知名人士都曾经收到过印度领导人赠送的芒果极品——“阿尔芒索”。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马来西亚新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
普特拉贾亚是马来西亚计划中的新行政首都，经过6年多的规划建设，现已是颇具规模的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也成为马来西亚一处最新的旅游景点。
马来西亚总理府、副总理府和政府各部从1999年起，已陆续迁入普特拉贾亚办公。近两年一些由马来西亚主办的国际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及休闲设施和交通体系已基本配套。目前全城仍处处可见大兴土木的繁忙景象，充满活力。
普特拉贾亚距吉隆坡约25公里，位居吉隆坡市与吉隆坡国际机场之间。整个城市面积广阔，山林起伏，宏伟壮观，其中70％是绿地，环境清幽宜人。
①坐落在市中心广场一侧的新总理府。
②远眺公务员住宅区。
③面积达160公顷的湿地公园和人工湖。
④可容纳1万人同时祈祷的清真寺。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伟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