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科技之星
一位在基础物理学研究领域默默攀登的中国女性，首次让“女性诺贝尔奖”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李方华：“寂寞”五十年
本报记者 赵亚辉
李方华是谁？
李方华的名字从今年2月27日开始才广为流传。
这一天，这位71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在巴黎获得了2003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自此，这项被誉为“女性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项下第一次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后来这样赞扬李方华：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奖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它是为全世界女科学家设立的最高奖项。她获得这个奖是为中国争了光，是为中国女性争了光。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李方华是谁？
记者曾试图从互联网上寻找答案，但是关于她的资料并不多，而且95％以上都是关于她获奖的简单消息，似乎李方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打开中科院网站上关于她的简历，简单的几句话里却透出不寻常的信息：1950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56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基础物理学研究工作，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直到现在，她仍然在物理所一线主持研究工作。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基础科研的历程中，李方华是平和而寂寞的，没有喧嚣热闹的生活，没有大江南北的关注，没有官场职务的起伏。在基层科研的岗位上，一个中国女性一干就是50年。
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李方华十分平静：“对有些人来说，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确比较艰苦，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认为它其实对女性很适合。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物理学艰难，搞科研的时候又不在乎什么困难，不考虑提职拿奖的杂事，一心一意做就是了。”
“一心一意”的李方华创造性地发展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她是建立并发展我国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开展电子衍射测定物质单晶体结构的第一人，并在国内首次测定出了晶体中氢原子的位置，至今仍被国外同行引用。她与他人合作，开创性地把衍射方法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创建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中新的图像处理理论和技术。她建立了基于最大熵原理的解卷处理技术，为测定微小晶体结构提供了重要途径，这一成果被成功地应用于测定高温超导体等材料的晶体结构。
偶然和必然
李方华的研究方向，一般人开始都听不懂。她走上这条基础物理研究之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很小的时候，她就对一些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很入迷，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下雨以后会出现霓虹，为什么一个石头子扔到水里会起涟漪，为什么汽车刹车时人的身体会向前倾等等。上中学之后，她才知道居然有一门学科能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简直太吸引人了，所以上大学时就毫不犹豫选择了物理系。
留苏回国，开始十几年李方华从事的研究比较杂，与电子显微镜并没有关系。1973年，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李方华的一生，当时的物理所所长施汝为先生安排李方华调研晶体学的发展动态，这使她有机会看到关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报道，了解到显微像上能直接看见晶体中的原子团，敏锐的李方华对此非常兴奋。但她很快意识到，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分析方法有局限性，要用高分辨电子显微像测定晶体中的原子位置，事先必须对被测结构有所了解。就是从这时起，她开始认真考虑把电子衍射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她只能在业余时间看资料，在业余时间思考，更重要的是“我光看光想还是不明白，而国内又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实验”。
1977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方华听说北京器材公司要进口一台电子显微镜，她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参加电子显微镜的安装。那家公司在灯市口，而李方华家住中关村。她每天早上6点钟出发，8点钟到那里，天天“混”进去参加安装，掌握了如何操作。那里的工程师们为之感动，安装验收后将仪器每星期给她用一天。“本来说好是从早8点用到下班，但没人赶我走，我就不睡觉，经常24小时在那里用。第二天早8点他们来人上班我再走。这样我做了一些实验，拍下了一些照片。”这种状态的研究生活，李方华持续了3年多。
到了1980年，大阪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电子显微学家桥本初次郎到中国参加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成立大会，李方华回忆：“桥本初次郎先生看了我的墙展论文，感到很有意思。但那时我做的水平毕竟不高啊，他就邀我去他们那里，希望我在那里工作上两年。”然而当时李方华是副研究员，按国家规定不能在国外工作两年，此事便搁下了。但第二年，中科院物理所的领导出访日本，桥本初次郎对他们说：“我正在向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加拿大、英国、瑞典和中国的4位科学家来我们这里共同研究，李方华是排第一位的。”1982年，李方华终于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大阪大学。从那时起，李方华才有了机会进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实验和像模拟计算工作。李方华说：“如果我没有用北京市器材公司的设备拍下照片，人家不会邀我去。而在大阪大学的半年，对我后来的研究至关重要。”
在日本，李方华观察到许多显微像衬度的现象和规律，虽然其他专家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李方华却留了心。回国后，她推导出显微像强度的新方程式，建立了新的显微像衬度理论，为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建立了理论基础。李方华对此总结道：“机会不是一抓就能抓到的，许多机会都是环环相扣的，抓不住上一个机会，也就没有下一个机会。”
在李方华眼中，“偶然”其实就是“机会”，把“偶然”事件转化为“必然”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不把偶然当偶然。
“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思考”
“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思考。”李方花把一切零碎的时间都抓了起来，“不定什么时候就想出来了”。
这种习惯是李方华在北平辅仁女中读初中时养成的。她有一位数学老师叫张立蓉，每隔几星期就将四五个学生叫到家中，布置一些数学题，让她们围在大圆桌上做。布置完题后，老师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并不和大家讨论。李方华对此感触颇深：“每个人脑袋里都是要装东西的，装一些正经八百的问题和装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是大不一样的，张老师让我们集中思考数学问题，锻炼了思维能力，也养成了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
为了使成果得到国外承认，必须能用英语写文章、作报告。李方华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学习英语口语和书写。平常炒菜做饭洗衣服时，她都将生词本搁在身旁。走在路上也不停地练习英语句型。她的丈夫经常很担心地提醒她：“小心别撞车啊！”
思考是实验现象和理论之间的桥梁，当观察到实验像和模拟像的衬度随晶体厚度而变化时，她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证明这些现象有普遍性，最终推导出一个像强度公式，解释了这些被观察到的现象。在研究准晶体结构时，她的学生拍摄到一系列电子衍射照片，这是第一次得到反映从准晶体到晶体之间的连续转变过程的照片。李方华最终用相位子缺陷解释了这个转变过程，然后推导了准晶体与晶体之间关系的表达式。
在长期艰苦的科研工作中，李方华患上了心跳过缓的病症，今年安装心脏起搏器，她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在医院期间，她依然没有停止工作，停止思考，她还在主持着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和高技术新材料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研究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
在对科学孜孜以求的探索中，李方华的人生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贺信中所说，“几十年来，您一直从事衍射物理、电子显微学、晶体学方面的研究，辛勤耕耘，勇于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她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晶体学会理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电子衍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国电子显微学会理事长。她先后指导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各10余名，发表论文200余篇，共获国家级、中科院、中国物理学会等奖励9次。她受到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作特邀报告近40次，多次担任国际性学习班教员，应邀赴美、英、日等国十几所大学和研究单位讲学，获得高度评价。电子显微学方面最高级别的国际期刊《Ultramicroscopy》正在为她的70岁生日出版一个专集，这对一个科学家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面对过去的荣誉和成绩，李方华十分冷静：“没有和我先后合作共事过的合作者们、同事们和学生们的努力工作，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总之，这些荣誉属于许多人，许多方面。”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李方华始终坚持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科技人员的身份和大家相处，在工作、生活、经济上，有许多同志曾得到过她的热情帮助和关怀。曾与她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过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沈宝根这样评价她：“她能在国际上获奖，说明了她研究方面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她在科学道德、科学作风上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她一贯谦虚、热心帮助别人，指导学生也从无保留。”
李方华说，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后备人才。为了多培养一些专业人才，她在去年年底办了一个学习班，今后还计划陆续再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理论及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
今年2月27日，站在巴黎的领奖台上，李方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女科学家可以像男性一样登上科学的顶峰。现在许多年轻的中国人在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学习和工作。我希望他们都尽快回到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出力。”（附图片）
李方华院士近影。 本报记者 赵亚辉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为纪念和宣传《科普法》实施一周年，北京市科协、北京康复医学会等单位在社区举办了大型科普系列活动。这是北京市丰台区劳技教育中心航模电子培训班的学生在组装模型飞机。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迈向北极的足迹
本报记者 任建民
北极那岌岛，南边丹墨城。
气舟左右望，绵亘七日程。
盛夏冰海开，气舟乃纵行。
衣影吸其绿，万碧浸波澄。
舟穿众岛中，奇怪争逢迎。
辟道如江湖，忘在海中经。1908年5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的康有为来到北冰洋上的斯瓦尔巴群岛，“纵观山水，维舟七日，极海山之大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95年后，我国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将于7月15日从大连出发，乘坐雪龙号破冰船，前往北冰洋进行为期约74天的科考。今年10月，我国政府将在北极建立第一个常年科学考察站。建站地点就定在当年康有为游历过的斯瓦尔巴群岛。
记者1999年有幸作为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的一员，乘坐雪龙号前往北极，对于中国是否计划在北极地区建站，采访过当时的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陈立奇。他根据当时国家的极地考察政策和经费状况，认为没有在北极地区建站的必要。
时隔四载，中国要在北极建立固定考察站的计划却已提上日程。由此可见，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对北极科考的重视力度也在加大。
当然，政府的重视与民间的热情鼓动不无关系。中国人对于地球之端的北极有着无穷的向往。记者看到过一篇《中国人与北极的历史机缘》的文章，认为早在公元前汉代的东方朔就到过北极。当然，此文的依据仅仅是一本据称是东方朔自著的《海内十洲记》，其中对于地名的记载看来模糊不清，无法准确说明与今天的地名对应关系，因而受到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个别中国人的足迹开始踏入北极地区，他们大都是受国外邀请参与科研工作。从1990年开始，8个环北极国家成立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使北极科学研究走向国际化。1995年，以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科学家秦大河为代表，参加了该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北极科考，由此拉开了我国政府参与科学考察北极的序幕。第二年，国家海洋局代表我国进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作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我国科学家虽然参与了多次考察，但直至1995年之前，尚没有中国人自己组织的赴北极科考工作。1995年，一支由民间资助的科考队员出发前往北极点，他们在当地机构的帮助下，经美国、加拿大，于5月6日到达北极点。其中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5名科技人员与几名电视台记者，经过13天的艰难跋涉，步行抵达北纬88度的冰面。实事求是地说，由民间资助的考察队受条件所限，进行的科考工作是有限的，但对于中国北极科考的推动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
1999年7月1日，由财政部立专项支持的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从上海启程。考察队乘坐的雪龙号破冰船长达167米，排水量为2.1万吨。船上有直升机两架，124名队员中包括相关领域的科技人员以及船员、记者，可谓浩浩荡荡。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科考条件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船上当时有韩国、日本的科研人员随行，因为他们各自的国家还没有组织过专门的赴北极科考队。但与美国、加拿大甚至俄罗斯这些北极考察大国比起来，那一次的科考队就不算什么了。且不说美国在北极点有超大规模的常年考察基地，就是俄罗斯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的船由于破冰能力有限，考察队坐直升机最北只到达北纬77度18分的浮冰上。在船上听首席科学家陈立奇和船长袁绍宏讲起他们坐俄罗斯核动力潜艇直达北极点的故事，心中的羡慕自不待言。
2002年，以中国探险协会名义组织的又一次北极之行，激发起中国人对北极新的向往。这次民间出资300万元的考察，在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上建起了一个临时考察站，又一次凸现出中国人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精神。
北极科考，民间与政府互动，一波接着一波。民间走在前头，探索未知，提供信息，也促成了政府的决心。政府稳扎稳打，以其正规和严谨，为民间的热情和冒险赋予了实实在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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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论坛
到西部去 大有作为
赵艾
几年前，一个年轻人曾问我，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我说做人最难，他说不是，最难的是选择。又问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痛苦的是失去亲人：少年时失去双亲，中年时失去伴侣。他说不对，最痛苦的还是选择。
确实，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是最关键的选择常常只有几个，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
人在一生中可能有各种的机遇，但能不能把握住机遇，在于我们能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在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的时候，许多人选择了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服务西部、积极参与西部开发，这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西部是一个立体的、多元的西部，不仅仅有大漠戈壁，有“风吹草低见牛羊”，也是贫困和落后的地方。
因为参加西部开发工作，我经常到西部去，那里的贫困和落后给了我切身的感受。在此之前，我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做总裁，当时我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感到欢欣鼓舞。我所出差的地方，上海日新月异，北京日新月异，珠江三角洲日新月异，觉得中国进步很大。但是一踏上西部的土地，那种强烈的反差，确实使人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中国的繁荣绝对不应该仅仅是北京的繁荣、上海的繁荣、东南沿海的繁荣。西部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是3.64亿，相当于现在俄罗斯和美国的总和，而这么多人口还生活在中国比较落后和贫困的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是在西部，同时希望和潜力也在西部。
团中央和教育部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到西部地区基层奋斗成才、建功立业，意义深远，将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这种贡献可能在未来中国发展的5年、10年，甚至50年会逐步显现。
西部的希望寄托在有理想、有抱负的当代大学生和广大青年身上。西部地区的广阔天地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将为优秀大学生和有志青年实现人生价值、干一番大事业提供难得的机遇和用武之地。
到西部去，一定会大有作为。我坚信，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一定能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作者系国务院西部办综合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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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社会
日前，华北工学院两位毕业生在观看毕业典礼后的文艺节目。当天，华北工学院为1800名毕业生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 新华社记者 马毅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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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前沿
一艾滋病毒抗体结构破解
美国、英国和奥地利等国科学家在二十七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已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搞清了一对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中和作用的抗体“2G12”抗体的结构，并且发现，抗体的两个抗原识别结构彼此互相缠结。
科学家们说，这种排列方式使得该抗体能够有效识别艾滋病病毒表面的糖类。科学家认为，如果能以“2G12”抗体的独特结构为模板而设计出抗原，那么该抗原将有可能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2G12”或类似的艾滋病病毒“中和抗体”。在这种抗原的基础上也许最终可以开发出艾滋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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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前沿
人脑先天存在语法知识
德国科学家最近研究证实，人脑中先天存在一定的“普遍语法知识”，在此基础上，人类大脑的神经系统在学习各种不同语言时能作出相应积极反应。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证实：人类大脑中先天存在一种跨越不同语言的语法通则，语言获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普遍语法”向个体语法（即特定语言的语法）转化的过程。这将对进一步理解人类大脑如何形成语言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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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前沿
日本开发出六腿机器人
日本大阪大学的新井健生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肢体灵巧、能在地面高低不平、障碍物多的条件下工作的六腿机器人。机器人重约两公斤，体长六十厘米，腿长三十厘米，每条腿上有三个关节。所有六条腿从机器人身体的中心部分以放射状向四周伸展。在无线遥控装置的操纵下，机器人能够灵活地移动各条腿前进、后退和上台阶。即使在仰面朝天的情况下，机器人也能将腿伸向背后，支撑身体并站起来。在机器人的脚尖部位装上红外线感知器后，机器人便能在地面凸凹不平的灾害现场，搜寻幸存者。今后，研究人员计划给机器人装上数码相机，让它们参与救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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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前沿
失传绞胎陶瓷研制成功
一失传近八百年的陶瓷品种——绞胎艺术陶瓷近日在河北省易县研制成功。其研制者张保军介绍说，他将现代抽象设计融入绞胎工艺中，使点、线、面、色彩、虚实及现代构成在绞胎中得以体现。
绞胎是唐代诞生的一种名贵的陶瓷品种，它是用红白两种泥料糅合在一起，拉坯成形，再入窑烧制而成，其花纹似木纹和旋转纹。任何一种陶瓷艺术均是在表面进行处理和装饰，而绞胎艺术则是在陶器还未成形之前，其创意图案已经设计存在于泥土之中。拉坯成形后的图案贯通于陶器的内外壁，工艺难度很大。绞胎的制作工艺于宋代靖康之变后失传，保存至今的绞胎文物只有数件，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陕西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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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前沿
我研制成硬脑膜修补材料
一种在颅脑损伤和脑瘤手术时必不可少的硬脑膜修补材料在哈尔滨问世，这种人工硬脑膜以海洋生物提纯原料为主，目前已成功完成动物实验。硬脑膜是一层紧贴在颅骨内侧和脑组织之间坚韧的膜性组织，“它像一张密不透水的报纸”保护着脑脊液。这种硬脑膜修补材料售价仅相当于同类进口材料的五分之一。（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