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

  主持人的话
  我国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主力军,本期的讨论者都来自这支队伍,其中既有国企员工,也有民营企业家。在《我的爱心要求“回报”》这个故事里,我们还会了解到一位化名“于遥”的企业家所创立的一种独特机制。
  “弘扬奉献精神大家谈”开栏至今,很多读者在来信中提出弘扬奉献精神应该加强机制建设,要用机制来推动奉献精神在全社会的良性循环。下一阶段的讨论中,欢迎各界读者就“于遥”所创立的机制发表观点,同时也期待着读者朋友推荐更多有价值的做法或设想。倡导奉献,需要我们共献良策、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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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弘扬奉献精神大家谈

奉献精神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本期主持:本报记者 刘莉莉 嘉宾主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文静
企业家的义务、职责与奉献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安泰集团董事长 李安民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否在奉献,应该理清义务、职责与奉献三个层次。
  依法纳税是首要义务
  说到奉献,一些办企业的人会说自己纳了多少税。其实,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义务是带有强制性的,不履行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纳税实际上是支付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费”,如果没有税收,这些资源就会枯竭,从而损害到每个个人和企业的利益。因此,纳税是企业对国家和社会必须承担的最基本义务。我们安泰集团这两年就上缴各种税金超过1.5亿元,这只能算是尽义务,不能自称是“奉献”。随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壮大,缴纳的税也会越多。
  竞争求胜是第一职责
  都说办企业要不怕竞争,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自己兴办企业的近20年里,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如果不追求利润,不能在竞争中求胜,企业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壮大发展。每个岗位都有其特定职责,而作为企业家,其第一职责就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追求利润,竞争求胜。这话听起来有点冷酷,更有人会觉得这与奉献仿佛是矛盾的。其实,只要企业合法经营,通过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等科学手段,降低成本,扩大优势,把弱势的对手挤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这本身就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有益的行为。虽然,这还不能算是奉献,但却是企业家的职责,而且是第一职责。这是企业家奉献社会的基础。
  奉献是企业家的高境界
  我认为,奉献是企业家一种高境界的诉求,有这种境界的企业家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而不是为了功利目的,如:宣传企业或是树立个人形象。
  捐资助困、先富帮后富是企业家弘扬奉献精神的现实渠道。企业家比一般人更有条件去扶贫济困,同时,企业家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良好社会风气也能起到一种带动作用。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深深认识到,为扶贫救灾、兴办公益事业捐款赠物固然重要,但单纯捐款救济,只能救急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投资办厂,帮助贫困乡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输血”为“造血”,才能帮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光彩事业”就为我们民营企业家投身公益事业、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曾参与开创了“光彩事业”,同时也积极带头回馈社会。截至2002年底,安泰集团为光彩事业已经投入资金3000万元,为社会公益事业资助1180万元。但是我本人和集团员工从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中感受到了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价值,这是一种无价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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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弘扬奉献精神大家谈

在奉献的大潮中,有你、有他、也有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孙研
  1999年6月,受信息产业部委派,我到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永和县挂职做副县长,开展为期两年的扶贫工作。作为一名年轻党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对生活、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的人生旅途中,从此多了“永和”的影子。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充分发展。但在思想领域,有的人更加看重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而忽略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通过这段时间的扶贫,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本质,那就是消灭贫困,共同富裕。
  记得我到永和县工作的头一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旱灾,当地几乎颗粒无收。全县领导班子想尽一切办法募集救灾物资,我们公司员工也纷纷捐款捐物。为了将这些饱含深情厚谊的款物送到群众手中,把党和国家的温暖带给老区人民,我在春节前夕组织了一系列慰问活动。在发放现场,好多村民立即将拿到的衣服穿在身上。他们那感激的眼神让人感动。一个村民激动地说:“天大地大,不如中国共产党的恩情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还是社会主义好。”此情此景,使我深深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好”的深刻内涵。
  我原来只接触过移动通信这一个行业,在两年琐碎而具体的基层工作中,在处理方方面面问题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才能将工作做好:一是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承上启下,将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细化到工作实践中;二是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地制宜,将扶贫项目开展得切合百姓利益;三是要处理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集思广益,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
  无论是我,还是前三批扶贫工作组成员,都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国家和部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因此,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对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吃饭只求能饱,出行尽量不用车或少用车。有时下乡,我们6个人挤在1辆吉普车里颠簸;有一次在深山里面考察了一整天,行程100多公里,步行了7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山路崎岖,我们坐的汽车滑到了山坡下,几个人不顾危险,硬是奋力将汽车抬回到山路上,然后继续前进……在与百姓的频繁接触中,我渐渐能够听懂当地方言,经常在民家土窑里,与百姓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为的就是广泛沟通,使扶贫工作能够做到百姓的心坎上。两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语言一一描述,我只知道,只有以苦为乐,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良心。
  回到北京后,我常常想,其实奉献精神一方面体现在辛勤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大收益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无私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创造不可衡量的社会价值上。在无私奉献的大潮中,有你,有他,也有我。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多一点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注,我们的社会必将更加完善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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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考验 为国分忧
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根生
  企业家应追求经济效益,但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家不讲奉献不行!
  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家的天职,否则企业就无法创造利税、回报股东、支付员工薪水。但是,在国家民族遭遇困难的时候,一个企业家必须首先考虑为国分忧,做出奉献。关键时候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是对一个企业家道德良知的检验;而作为一名党员企业家,非常时刻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是对党员奉献精神的测试。
  非典时期,我们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杭州发生非典疫情之日,胡庆余堂药店门口立即有上千人排队。当时药材原料价格疯涨,1斤金银花平时20元,当日就涨到280元。药品价格涨不涨?按照省物价局的规定,原料涨了,药价可以涨一点,不涨,每服药要亏2元钱。一天卖出3万多服,至少亏6万元,疫情持续10天、20天,要亏50到100万元。
  这笔账算完,我们又算了另外一笔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平时讲“三个代表”,关心群众利益,这个时候要体现到行动上。如果药价跟着原料不断上涨,会有什么后果?如果老百姓一方面配不到药,一方面药价不断上涨,不是要造成社会恐慌吗?
  一种为国分忧的责任心让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涨价。公司200多种药品、30多家连锁店、所有消毒防护用品,都不涨价。这个决定让企业做了大大的赔本生意。但这个抉择是值得的,胡庆余堂没涨价,全省所有药店、药厂都没明显涨价。
  古人讲:“修合无人晓,诚心有天知”。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奉献精神的企业家,是不成熟的,也是短视和跛脚的。(本报记者鲍洪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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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身边的故事

我的爱心要求“回报”
吕琛 李锋
  浙江余姚市有一位化名“于遥”的民营企业家,他从2001年开始每年通过中间人给市总工会职工帮困基金送去20万元,指定用于帮助在大中专院校求学的特困职工子女。“于遥”承诺,他将总共赞助80万元。不过,“于遥”要求每位受助学子与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一份“道义助学”协议。
  协议的关键内容是:受助学生参加工作后,要把以往所得助学金归还给职工帮困基金,以重新资助困难学生。受助人若遇失业、患病或不可抗力的意外情况导致收入中断时,可暂缓归还;因患病、受伤致残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无力继续归还助学金时,经审核同意后可予以减免。
  “于遥”表示,他搞“道义助学”,一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想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他坚信,受助学生踏上社会后,会把信任和爱心传播下去,这比单纯感激他个人更有意义。
  严格说来,这份协议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可“于遥”并不认为自己在冒险。当然,受助学子也要遵守一些“规定”,比如每学期至少要向“于遥”汇报一次学习情况;基金管委会将每年核实受助学生的家庭实际经济情况;毕业后,管委会还将对受助学生的生活状况进行跟踪调查。
  余姚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叶华珍认为,受助学生家庭贫寒,再加上受人资助,往往会有自卑心理,而“道义助学”能让受助学生产生一种被信任感,有助于他们在心理方面良好发展。市慈善总会的袁先生则认为“道义助学”不失为社会救助的一种新方法。
  目前已有20名余姚籍学生成了“道义助学”的受助者,他们在校表现良好,许多人还担任了班干部。他们说,能够得到经济资助、顺利完成学业固然高兴,但最大的感动还是“于遥”给予他们的这一份信任。
  在浙江某高校就读的小叶说,没有什么比被别人信任更感动的事情了。“道义助学”让她明白了什么是责任,她有责任把“于遥”给的这份信任和关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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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稿撷英
  对于奉献,我的理解是:首先,奉献态度要好;第二,不仅献出算奉献,交付也算奉献。这一点对我们企业来说更重要。我们提出“服务与业务双领先”,为的不就是把优质的服务交付给客户,让他们觉得钱花得值吗?在提供服务上,在处理企业内外的问题时,一个良好的态度往往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一种奉献。——王柏林
心中多一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父老乡亲的牵挂,就不会沉沦于物质享受,就多了一份前行的力量。其实,点点滴滴的奉献也在于日常的修养。 ——周智奉
献要的是实际行动。在我的头脑中,大家的每一次捐助、每一次为新的更高目标而拼搏、日复一日地投入工作等所有的努力都是奉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心忧天下胸怀大局而后动,这是我理解的奉献。——李秋中
家庭需要奉献,企业需要奉献,社会更需要奉献。所以,要想使社会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奉献应该从每个人做起。——缑冰
(以上作者均来自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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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兴安岭——
森林边缘退缩200公里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9日电(记者姜在忠、殷耀)记者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时了解到,由于过去几十年间不停地毁林开垦,导致大兴安岭南麓森林边缘退缩了200公里。
  大兴安岭脚下的嫩江曾是森林和草原的分界线,但过度开荒种地使林缘由嫩江边不断向北退缩。大兴安岭集团公司环保局副局长周魁伟说,50年前嫩江边都是森林,现在林缘退缩到了加格达奇以北的阿里河、松岭一带,大兴安岭南部林缘后退200公里是保守的估计。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毁林开荒耕种的情形让人触目惊心。大杨树林业局1964年建局时境内全是森林,可现在境内却有近500万亩耕地。当地群众把毁林开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脱裤子、扒衣服、摘帽子”:即先开垦岭下林地,再开垦岭坡山腰林地,最后岭脊林地也被毁而开垦。
  大兴安岭南麓经历了3次毁林开荒的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队成建制转业,建立农场开垦种植,各地也成立了不少农场。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外来人口涌入林区,开荒种植。第三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地方政府借国家农业开发之机鼓励开荒。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大规模的毁林开荒虽已被制止,但一些耕种者在耕地过程中仍在蚕食着森林。
  大兴安岭森林的萎缩,已使其生态功能严重下降,林区出现了水土流失、河流干涸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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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热线

如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问:本报“服务热线”刊登《职业资格证书有哪些用途》(2003年6月30日第五版)后,不少读者来电询问,在当地如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答:要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必须参加相应等级的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可向当地(省、地市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提出申请,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也可授权其管辖的职业技能鉴定所(站)接受报名。职业技能鉴定分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经鉴定合格者,由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对于准备参加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全国统一鉴定职业(工种)的人员,可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网站(www.osta.org.cn)查询有关信息,也可向当地(省、地市、县级)劳动保障部门咨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刘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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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区新事

郑州——人民调解书有了法律效力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为法律依据,郑州市日前诞生了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民调解书,开创了街道办事处调解委员会作为“准法官”调解“办案”第一例的纪录。
  2003年2月,一家房地产商在郑州市紫荆山路上开发两幢商住楼,工地上产生的大量烟尘、噪音影响居民生活,同时居民们担心该楼挖地基可能会影响他们目前住房的质量。双方虽多次协商,始终没有达到令双方满意的结果。居民多次阻挠施工。
  今年5月13日,房地产商向人民路街道办事处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随后,小区157
  户产权人公选并授权6名居民代表参加调解。
  经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当事人公开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调解委员会就此作出调解书。一场曾闹得不可开交的纠纷,很快平息了。
  法学界专家认为,过去基层调解即便形成调解书,往往在诉讼中也会被推翻重新认定。自去年11月1日《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生效之后,基层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便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后再产生诉讼,这一调解书内容可直接作为审案的依据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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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瞬间

两岸接力救同胞
  7月29日上午11时,由马祖开来的直航客轮抵达福州马尾港,73岁的陈丽珍老人在马祖医护人员的护送下上岸,早已等候在码头的福州医护人员护送老人直驶医院抢救。陈丽珍老人今年3月前往马祖探亲,后突然发病,生命垂危,经两岸同胞的通力合作回家乡接受救治。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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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湖北清查干部虚假学历243份
  据新华社武汉7月29日电(记者唐卫彬)今年以来,湖北省对干部学历、学位进行集中检查清理,共清查出处以上干部虚假学历、学位243份,有效地遏制了干部在职学历、学位教育中的不正之风。
  据统计,湖北省共有县处级以上干部29038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在职学习取得学历、学位的有22964人。通过检查清理,共清查出处以上干部虚假学历、学位243份,占检查清理人数的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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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发现燕国最北边城
  本报长春7月29日电 记者江山报道: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二龙湖燕国古城址的一期发掘研究日前已基本结束,考古专家认定,二龙湖古城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北部的边城。
  二龙湖古城遗址自1987年开始发掘。专家介绍,这一古城遗址的发现,不仅把燕国的北部疆域向北推进了约100多公里,也把中原政权对东北腹地的开发推前到公元前3世纪,对研究当时东北地区民族分布及政权归属关系与社会经济状况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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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乐亭滚滚浓烟殃及村民
  河北省乐亭县汀流河镇东石各村附近的恒安实业有限公司开工生产4年来,每天滚滚浓烟排放到空中,使周边的农田和村庄被黑烟笼罩。二氧化硫和灰尘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使庄稼枯黄、果树落叶,农作物由于光照不足而减产,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图为该企业排出的滚滚浓烟。(李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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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法禁止攀爬“野长城”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邱红杰、孙晓胜)北京攀爬“野长城”的爱好者应向这种行为告别,因为这很快就会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将于8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明文禁止攀登未批准为参观游览场所的长城。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境内的长城有629公里,不少地方堪称为明长城中最精华的部分,但北京地区的长城大部分处于自然状态中,这些长城被俗称为“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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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保姆将持证上岗
  据新华社深圳7月29日电(记者李南玲)29日成立的深圳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表示,今后协会所属家政企业的保姆将持证上岗。
  目前,在深圳从事家庭服务的正式注册企业约200多家,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质量、工种都远不能满足各层次消费者的需要。深圳家政协会成立后,将和教育单位合作,培训具有专业技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家庭服务工,合格人员给予上岗证。同时,制订家庭服务工统一等级标准,统一发证,持证上岗,逐步形成普通保姆和持证等级家庭服务工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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