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制度建设和创新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
王保岸
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这一要求，不仅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刻逻辑，而且昭示了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制度条件。因此，深化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创新，充分释放经济活力，已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宏观调控制度创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一些实质性的改革仍有待推进，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的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突出表现在：一是发展中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法，按部门、条块分配建设资金。计划审批的权力运作与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变化无法实现耦合。同时，审批权力与风险责任脱节，资金分配与投入效果分离，不可避免地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和建设资金的巨大浪费。过多地以行政性手段配置资源直接伤害市场经济的发育，并将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二是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比较普遍，在市场准入、资金渠道、销售许可等方面仍然存在行政管制及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现象。三是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领域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率明显偏低，这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运行效率与质量，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延缓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
实现宏观调控体系的制度创新，最根本的是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引导性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首先，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改革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由计划审批制改为项目备案制，不再直接运用行政手段分配政府预算资金。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完全以市场方式解决。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实现项目代理人制度。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的建设责任，取消计划部门无责任、无效率的审批立项等中间层次。一些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准公共项目，由政策性金融工具承担筹资职责。这样，不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建设中背离市场、结构失衡以及资金分配权责不符、分配行为与风险承担不对称等问题，而且对消除寻租空间，促进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制度性意义。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竞争性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是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健全监管与运行体系，尽快改变传统体制下被动防范金融风险的局面；二是加快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把商业银行改造成投资主体多元、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三是适度发展股份制中小金融机构，允许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入股，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第三，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垄断行业转向依靠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通过科技创新和市场化手段谋求利润最大化。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微观经济制度创新
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主要是通过公司制改革确立的。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事实上仍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以传统的产权结构形式运营，还有不少属于“翻牌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依然任重道远。
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权多元化进展缓慢，即使一些上市公司，也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甚至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运营机制僵化，创新能力不强，这与企业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科学，否则，就不可能形成追求创新和长远发展的企业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三是人事组织制度的行政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和任期制度，造成经营管理层的短视和谋私行为。四是过去的一些改革成果正在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如落实企业自主权和委托经营后，一些企业的经理层为维护既得权益，想方设法阻止产权多元化改革，致使一些经营业绩尚可的企业失去了资源优化重组、拓展市场的机会。
深化国企改革，首先还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是应该大胆探索在国企人事组织制度中如何体现党管干部的问题，参照国际惯例完善人事制度。二是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抓”与传统意义上的“管”有本质区别，不能把“抓”与“管”等同、与“放”对立，“抓”应是抓深化改革，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该放的权力和利益必须放。既然“小”的一“放”就活就强，那么“大”的如果“抓”了反而不活，只能说明没有解决“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三是解决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尽快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和改组，推动各种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相互融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突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随着经济发展与生产力要素的发育，长期以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经济，严重影响着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成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障碍。从近几年我国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在人均不到900美元的GDP水平线上，就出现了低水平过剩的问题，与国际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才出现的现象相比提前太多。这说明城乡二元格局已严重压缩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空间。环顾国际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实行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格局。如果长期采取固定农民的办法，农业现代化中最基本的规模化、生态化、机械化都无从实现，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遏制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延缓现代化的步伐。
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尽快在经济立法、公共财政政策和人力资源管理上突破城乡二元格局，从根本上推动农业减员增效，推动农村人口流动和产业发育。为此，首先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形成产业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支柱产业。要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强调政府部门的规划管理作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劳动效率的提高等，都要求尽快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第三，加快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实践证明，长期稳定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符合农民根本利益，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家庭农场是普遍的经营方式，这说明家庭经营农业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但是，我国目前的家庭承包经营规模之小也十分少见。因此，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应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加快规模化步伐。第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农村融资体系。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突破目前的城市财政格局，从支出改革入手，加大支持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农业结构优化的力度。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二是建立农村教育文化发展的财政供给制度，解决农村主要靠农民自筹资金办教育的问题；三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四是加快农村融资体系建设，解决当前农民、乡镇企业和龙头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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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展现我国新闻评论百年历程
王君超
胡文龙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九五”研究项目——“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已经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该课题以历史为经，以事件、人物和新闻评论作品为纬，史论并举，以论带史，着重研究了我国大众传媒新闻评论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创新历程、改革现状和未来趋向，既对中国新闻评论的师承源流、衍变轨迹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剖析，也对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革新历程和发展趋向、新闻评论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关专家评价该课题成果：钩沉探赜、谨严笃实，融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该课题成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报刊评论的发端与兴起：评述和阐发了中国报刊评论的发展脉络和轨迹、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人物的写作成就和特色及其对后世新闻评论的影响。对有关报刊新闻评论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对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章士钊、于右任、宋教仁等有关报刊言论的理论创见与实践经验，均有独到的阐述和概括。
第二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报刊的新闻评论：论述了有关报刊新闻评论对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政论家的报刊政论活动及其创新经验、写作特点，评析和概括了毛泽东有关报刊的理论创见与实践经验。对于这个时期的著名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的社评及其主笔张季鸾、徐铸成等的言论成就，也作了较为全面、求实的评价。
第三部分，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30年间的新闻评论：尊重历史真相，对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30年间的新闻评论，进行了有根有据、务求详实得体的评析。
第四部分，我国新时期新闻评论的革新与趋势：论述了我国新时期媒体言论的时代使命，专栏评论与评论专栏的复兴、革新与拓展的具体发展和经验，客观评价了林放、范敬宜、储瑞耕等当代著名评论家各自专栏评论的特色。此外，还论述了当代杂文的发展，当今广播评论与电视评论的演变、革新与发展趋势以及网络言论的兴起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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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将中国北京市的明十三陵和江苏省南京市的明孝陵收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图为北京明十三陵石牌坊。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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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据实写史
韩大成
实录、直书，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实录，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只有这样去写历史，才能彰善瘅恶，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谈迁（一五九三年至一六五七年）所写的《国榷》，就是据实以书的史学名著，一直为后代史家所推崇。今天，为了写出信史，我们对之认真地加以参考与借鉴，仍是非常必要的。
不以成败论人记事。元末群雄角逐中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和明玉珍，“俱田间布衣，仗尺剑起事。”而有的史书却把朱元璋一开始就称为帝；而把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与之相争称为“入寇”，称其政权为伪汉、伪吴、伪夏。谈迁认为，这是歪曲历史，“大非孝陵逐鹿之意。”在《国榷》中，谈迁把朱元璋家贫为僧，从戎为大元帅、吴国公、吴王以至称帝，都据实以书。
如实记录史事。谈迁突破封建社会为君亲讳的陈规，为事涉帝王与明初大政的胡蓝之狱翻案，认为二案原因根本不是功臣宿将们“图谋不轨”，而是朱元璋为巩固皇权一手炮制的“狗烹弓藏”的悲剧。通过“钳忌滋曼”，杀四万多人，“而帝之寝食少安矣”。对朱棣篡改实录，诓称朱元璋早想立他，病危时还派人召他等等，谈迁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永乐时饰说也”。“（朱棣）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将自己的篡位说成合法。对朱棣又改建文年号为洪武，谈迁认为，这样做，“孙蒙祖号”，将建文所为记到朱元璋的账上，使本为叔侄权力之争的靖难之变似乎变成了“父子（相）争”，真是荒唐之极！故《国榷》中仍用建文年号，并如实记述太祖病重时“谕曰燕王不可不虑”。可见谈迁为写真实历史，是如何的一丝不苟。
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客观，不虚美，不隐恶。谈迁认为朱元璋“戡平祸乱，平一天下”，行俭朴，严宦寺，惩贪暴，励农桑，“民安其业，吏称其职，海内殷富”，“功德至矣”，“方册所载，未之有也”。与此同时，对朱元璋严刑酷法，兴胡蓝之狱与空印、郭桓二案，使“市血陈殷”、“死徙遍天下”，则斥之为“殆同秦隋”。对朱元璋分封诸王造成的尾大不掉的后果，则批评说：“故孝陵之杯土未干，逐鹿之战继之”。谈迁称赞张居正改革，“信赏必罚，捷如风雷”，“威行万里，坐致富强”，“严考成，核名实，
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其不足之处，是“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路”，“威权震主”。二者相比则是“功十而罪一”。这些论述，都是公正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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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摘
与官员谈学习型领导
学习型社会由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组织、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组成。学习型社会中的各级领导者必定是学习型领导。“工作—学习—创新”圆舞曲是学习型领导的主旋律。
领导工作：从管理中脱颖而出
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功能，主要解决效率问题。领导活动也是一种管理活动，主要解决方向问题。领导职能也包括在管理职能之中。但领导活动不是一般的管理活动，而是高层次的管理，领导者是高层次的管理者。
领导者不但应该正确使用“硬”权力，而且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软”权力，即非权力性影响力。一个领导者“软”权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硬”权力的影响程度。越是高明的领导人，就应该越善于运用“软”权力。
领导者的观念是观念领域中的领导者。领导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会影响到千万人的价值取向。领导者尤其要重视在组织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领导活动开始于确定最终目标。制定战略规划是现代领导者的首要职能，也是其他领导职能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应该是创造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它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
领导过程是领导者率领千军万马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要驾驭全局，一方面要求领导者在总体上对干部群众的实践活动进行跟踪，出现偏差能及时加以纠正；另一方面，领导者要就各方面工作，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作出总体安排。
改善领导者的学习
知识越多越好，然而知识是无限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讲究效益，以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收获。提高学习效益的一条捷径就是建立优化的知识结构。
当代人才应建立起“T”字形的知识结构。“T”字中的一横表示一个人要有较宽的知识面，一竖则表示有足够的知识深度，它意味着现代人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集中精力、高度投入，有效地把能量聚焦到一个中心上。
罗马俱乐部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学习可以分为维持性学习与创造性学习两种。维持性学习是学习应对现存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而创造性学习是另一种可以应对变革以及解决未来问题的学习方法。一般管理者大都善于进行维持性学习，但领导者还应该善于进行创造性学习。
学习型社会的新观念是：工作不仅光荣，而且快乐；学习不仅重要，而且快乐。学习型领导要建立起“工作学习都快乐”的新观念。
在学习型组织中，团体是学习的最佳单位。团体学习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是一个提高成员互相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可以发挥团体智慧，使学习力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团体学习，领导者的学习成果可以推广扩散到成员中去。
领导者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领导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根本制度、体制和具体制度，其中具体制度属微观层次，如工作制度、学习制度等等，它的创新与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密切关系。
领导者的开拓创新集中体现在特色发展上。京剧界有句谚语：“一招鲜，吃遍天。”意思是说，有了特色才能走遍天下。创造性地解决本单位、本部门难题的过程，就是发展特色的过程。创造特色既要考虑到本单位、本部门的优势，又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需要。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独辟蹊径，才能出奇制胜。
（摘自孙章、丁宇澄著《与官员谈学习型领导》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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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发展社会学》
吴忠民、刘祖云主编的《发展社会学》一书，近日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主要流派，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如贫困问题、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等，作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观点。（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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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张汉林 王红霞
在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之际，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the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CEPA）达成了。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面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形势所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CEPA与WTO规则的一致性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协议，彼此消除贸易、投资等壁垒，实现经济贸易进一步融合的过程。CEPA的实质内容是货物、服务分阶段逐步实现自由贸易及投资的便利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众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带来一系列动态利益。而非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则不得不接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贸易和投资流向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发生贸易战时，非成员有可能被边缘化，而且非成员的谈判实力、报复力量通常较小，可以选择的应对措施也少。
截至2003年6月，除我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香港、澳门、台湾以外，WTO成员均至少参加一个区域贸易协议，而多者则达30个以上，区域贸易安排遍布各大洲和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不是一种安排取代另一种安排，而是对WTO的重要补充。在一定意义上说，GATT／WTO的局限促使其成员寻求区域贸易安排，而WTO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协定中均规定其成员可签订更高程度的自由化协议。
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需要
当前，各经贸强国都在通过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自身的经济安全战略。美国除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外，还与多个经贸集团和国家签订了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这些举措与多边、双边的经贸安排相结合共同构成相互支持、与国内各种资源和优势有效整合的立体、综合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相对良好的环境。欧盟也形成了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和基础的经济安全战略体系，并在向其他地区扩展。
缺少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是不完善的。近几十年的国际经贸实践表明，双边、区域、多边经贸关系是不可替代、相互支持、相互制约、互为补充、共同协调发展的。不能指望仅依靠双边、多边或区域经贸关系安排三者中的某一项就能解决所有的经贸发展、经贸关系以及经济安全问题，而只有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才能使一国在不同经贸利益需要条件下，选择使用不同的策略和工具，掌握主动。
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首先，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作保障。一方面，要从国际上获得牢固、稳定的资源供给，仅靠双边或在WTO中的合作是不够的，需要在区域层面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安排。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的大小及稳定的产销关系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采取措施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外部市场通过适当的体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内部市场，可大大减少市场交易的风险和障碍。其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发展稳定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现代化也意味着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是这一进程的重要载体。
CEPA有利于两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两地都因此获得巨大利益。但过去，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两地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加快两地经济的融合。而两地更深层次的经济融合，仅靠市场推动是不够的，需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协调，作出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性安排，从而为两地经济整合注入新的活力，使两地经济从天然联系走向理性的协调与交融，使区域资源配置朝整体优化方向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配套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各展所长，互补不足，形成综合比较优势。
两地经济深层次融合将巩固香港多元化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从香港的固有条件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香港不能也不应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而应充分发挥和不断提升其服务业的优势。过去20多年，内地一直是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香港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内地的改革开放也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使香港逐渐从制造业基地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体和多元化的国际经济中心，也带动了香港经济20多年的快速增长。当前，香港经济新的转型同样必须依托内地，借助内地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为内地提供高增值的服务。
两地经济深层次融合有利于提升香港的中介服务功能。维护和提升香港的中介地位关系到内地的长远发展战略，关系到香港国际经济地位的巩固。CEPA有助于香港在三个层次上提升其中介服务功能：第一个层次，为珠江三角洲服务。香港可以扮演珠三角国际商贸中心的角色，促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成为具有生产制造、现代物流、专业及金融服务、旅游娱乐、消费和个人服务以及信息中心等优势的现代大型经济区域。第二个层次，为内地其他地区服务。现代科技的发展令时空压缩，香港与较远地区交往的阻力大大减少。第三个层次，我国10年内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又已与俄罗斯及中亚四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香港不但可以作为内地的中介，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争取成为这些区域集团的中介。
两地经济深层次融合有利于“前店后厂”和加工贸易模式的升级和转型。CEPA使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得以突破，有利于创新合作模式。目前“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加
工贸易开放型经济循环系统，随着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发展，可以逐步提升为跨国的加工贸易体系。香港全球营运能力的增强与内地技术和加工配套能力的不断提升，将促进香港和珠三角共同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贸易加工基地，形成以香港为营运中心的大珠三角开放型经济循环体系。
内地与香港实行服务贸易一体化安排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香港与内地的服务业是互补的。按WTO的产业划分，香港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6年的92.6％上升到2002年的96％。内地的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潜力巨大。同时，香港已实现从工业化城市型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并在这种转型中形成了较具国际竞争力的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银行、保险、证券、物流、分销、房地产、通讯、旅游、教育等产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内地的优势则在于劳动力成本低，服务市场规模大、潜力大，资源相对丰富，特别是已初步形成对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有巨大需求的市场结构及地区产业呈梯度发展特点的经济，这为两地服务业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