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科教周刊)
专栏:

11天前,沉寂了几十年的周口店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唤回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关注——
人类起源:探索永无止境
本报记者 廖文根
  74年前,当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出现在位于北京房山的周口店时,中国,一度成为探寻人类起源的主战场;62年前,当记载人类起源最重要的物证——包括5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在内的周口店最有价值的文物神秘失踪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北京人”的命运。几十年来,探索人类起源的脚步在周口店、在全世界一直没有停止。
  11天前,沉寂了几十年的周口店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周口店再现“山顶洞人”
  新闻回放
2003年7月7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在京宣布:在北京周口店遗址附近的田园洞发掘出山顶洞人时期的晚期古人类化石(见图1)。
  2001年,北京市田园林场工作人员在周口店以南约5公里的田园洞发现了大量动物碎骨。今年6月16日,由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开赴洞穴进行发掘。考古队在已被近现代人类活动破坏的地层下发掘了鹿类和豪猪等26种哺乳动物化石,并出土了人类遗骸。这些遗骸多处于破碎状态,有一定石化,似属一个男性成年个体,其解剖部位包括锁骨、肱骨、桡骨和附有多枚牙齿的下颌骨等。
  经初步鉴定,上述人类化石在形态上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其伴生鹿牙经同位素测定距今约2.5万年,与山顶洞人同期。
  专家观点
  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距今10万—2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弥足珍贵,这一阶段是现代人类尤其是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的重要时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与争论的热点。田园洞遗址以及古人类遗存的发现,将为研究晚更新世晚期周口店乃至华北地区的古环境提供重要的资料,对东亚地区现代人类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此次发现“田园洞人”化石,是周口店遗址群发现的第二十七处化石地点,也是继发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之后,周口店遗址地区又一次发现古人类化石。
  此次没有发现人类头骨化石或碎片是件遗憾的事情。古人类的头骨化石或碎片的科研价值更大,更能反映地区和时代的差异,希望能在后续的发掘中找到。
  “田园洞人”与“山顶洞人”发现地点相距不远,此外,利用同位素初步测年结果表明,这些人类化石的时代约与“山顶洞人”同期。二者之间应该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山顶洞人”化石在抗战时期全部丢失,后来也一直未在周口店发现同期人类化石,此次发现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新发现的材料是北京地区山顶洞人时期仅存的人类化石实证。
  周口店“寻源”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的龙骨山上,距北京市区50公里。
  从1921年起,人类就开始了在周口店的“寻源”之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这里先后发现埋藏有各类化石的地点20多处。年代涵盖400万年前到距今1万年前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生活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属直立人的北京猿人、距今17万—11万年前左右的第四地点人化石、距今2.7万年前的山顶洞人。
  1.北京猿人: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独立主持,在第一地点(猿人洞)发现了距今约70万—60万年前的第一具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见图2),定名为“北京猿人”。1936年11月,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的主持下连续发现3个猿人头盖骨,加上由1929年出土的头骨碎片拼接上的另一个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的总数增加到5个(见图3)。1958年、1959年、1966年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又在猿人洞进行了发掘,总共获得一个头盖骨的前部和后部,下颌骨、上臂骨和小腿骨各一段以及6颗牙齿(见图4)。
  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平均只有1088毫升(现代人的脑容量则有1400毫升)。根据推算,北京人男性的身高只有1.56米,女性身高为1.44米,属直立人,过着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穴群居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经学会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2.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是1930年被发现的。从1935年起,在贾兰坡的主持下,先后发现3具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见图5),及盆骨和股骨等。同时出土的还有25件石器、磨光了的鹿角、140多件装饰品,如骨针、穿孔的贝壳、动物牙齿、河卵石,还有石珠和骨雕制品,以及47种哺乳动物化石。在人类分期中,山顶洞人是生活在2.7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在体质特征上基本和现代人一样,脑容量约为1300毫升至1500毫升,正在现代人脑容量变异范围内。男性身高1.74米,女性身高1.59米,也与现代人相当。经研究表明,山顶洞人已具有原始蒙古人种特征,时代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历史有多长
  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历史有多长?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
  只有科学才能给出答。
  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科学家阐明,人也是一种生物。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属于人科、人属、人种。在动物界中,人与猿类最为接近。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真正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证据,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达尔文认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最为接近,从而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长期以来这个观点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包括达尔文在内的早期科学家在人类起源中的证据,主要得自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都是间接的证据。人们需要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祖先留下的骸骨。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的人类祖先骸骨就成为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在发现北京猿人之前,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较早的人类化石绝大多数属于尼安德特人,年代一般不超过距今10万年。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使得科学家承认爪哇猿人(头骨化石于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被发现)是一种人类,人类历史一下被提前到至少50万年前,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于是人类学教科书普遍将人类的发展历史划分为猿人阶段、古人阶段和新人阶段,后来又将这三个阶段改为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与此同时,在1929年的挖掘工作中,在北京猿人洞内还时而挖出一些似乎被烧过和部分炭化的兽骨化石。经化验,这是人类用火活动的证据,北京猿人当时被承认是最早会用火的人。
  北京猿人将最早会制造工具的人和最早会用火的人的光荣地位保持了将近30年。1959年,英国的利基夫妇在坦桑尼亚的奥都伟峡谷发现了一具距今175万年的似人似猿的头骨和石器。这具头骨被命名为“东非人”。第二年,在同一峡谷的另一不远的地方发现另一种人的化石,1964年被命名为“能人”(见图6)。因为东非人的脑量太小,而能人的脑量是800毫升,比他要大,而且头骨形状和东非人相比与现代人相近很多,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是那些石器的制造者,经测定,能人的时代大约是190万年前。于是,古人类学家一般认为能人是最早会制造工具的人。
  探索仍在继续。1974年,美国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距今330万—28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1994年,还是在埃塞俄比亚,大约44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被发现;2000年,一位法国学者和他的同事在肯尼亚新发现一批6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最早达到了700万年前。
  在中国,人类起源的探索不仅局限于周口店。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前面和颜面部分的几块残片。经测定这个化石地点的年代为距今115万年。1965年,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元谋县发现了两颗猿人的上门牙,与北京猿人的门牙大同小异。这个地点的地层经测定距今约为170万年前。
  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在全世界乃至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中,“北京猿人”退居到晚辈的地位。但是,不论在出土人类化石的数量还是在与人类化石一起发现的石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动物化石的丰富方面,北京猿人遗址至今仍保持中国第一的地位,在世界上众多的像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产地中,至今也还没有发现在这方面能超过北京猿人遗址的。
  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猿人化石失踪
  1937年以前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化石,除了在20世纪20年代初运往瑞典的以外,全部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供科学研究之用。1941年,日本与美国关系紧张,为确保这批文物不会落入侵略者手中,决定将其运到美国暂时存放。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人类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国。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俘虏了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处的美国兵,北京猿人化石就此下落不明。(附图片)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第12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应先行
高学贵
  农村义务教育规模大、涉及面广,历来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难点和重点。
  为加速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缩小义务教育的城乡差别,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困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总体水平低、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在校生高峰和扩大普及程度的双重压力,基本办学条件不能满足需求;虽然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和所需经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缺口,拖欠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的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已有和新增危房数量大,改造资金缺口大;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严重短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多面广,如得不到及时资助,大面积辍学和失学在所难免等。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投入的问题。
  上述问题和困难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否则势必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以下主要就农村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在农村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并根据经济的发展逐步在全国推开。免费是义务教育的本质,我国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根据国情向学生收取杂费,对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在上个世纪末基本实现“普九”的目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首先在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应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收入有限,负担较重,生活条件有待改善。反观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构成,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市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负担不到2%。教育费用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开支项目,很多家庭一年的收入难以供养一个小孩接受义务教育。因此,现在是加快农村发展的时候了,理应首先在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从费用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小学在校生1.05亿人(含县镇),初中在校生5526万人,如果按照小学生每人每年200元、初中生每人每年300元计算(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的“一费制”的标准是小学每年160元,初中每年260元),一年所需要的经费为376亿元,只占我国2002年10万亿元GDP的0.376%,我国的经济能力是完全能够承担的。如果实行中小学教科书的集中采购,减少中间环节,那么教科书的费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下降,甚至降幅可达1/3以上。
  因此,在农村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不仅应该,而且可行。


第12版(科教周刊)
专栏:走近名人

叶笃正:人间正道是沧桑
本报记者 杨健
  叶笃正,安徽安庆人,1916年2月21日生于天津,1940年清华大学毕业,1943年获浙江大学硕士,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全国委员会主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主任,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如果有一本书,笔锋游走在天人之际、大洋两岸、新旧社会之间,写尽近百年的风霜雨雪、世间万象,你会不会觉得兴味盎然?
  “如果有一本书,透过雪泥鸿爪,预言整个地球的走向;洞察惊人之变,敲响醒世的洪钟,你会不会在悚然惊觉的同时,肃然起敬?
  “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那就是叶先生。”
  一个多月前,当87岁的中科院院士叶笃正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荣获国际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国际气象组织奖时,一位年过花甲的气象学家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科学——不能什么事都到时候再说
  叶笃正的童年在天津度过。那时候的北方,每年冬天要下好几场大雪,不像现在,严冬渐少,酷暑日多,而且越是高纬度的地区,这样的趋势越明显。
  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因为二氧化碳、甲烷等的不断排放,地球正像一个温室大棚,一天天地变暖起来。
  然而时光倒转20年,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是凤毛麟角。1984年夏天,叶笃正的美国朋友、气象学家马隆找到他,希望合作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那时候还谈不上研究全球变暖,只说全球变化。已经有证据显示,那么多的温室气体进入了大气层,它不可能呆在那儿不做事,它一定会引起变化。”
  “不过马隆的观点在美国很孤立,没多少人理会。就找到我,同时提出找一位比我们小一辈的年轻人,因为全球变化不是三年五年就能有定论的。”
  “我就找了符淙斌,后来又有陈泮勤。我们的压力也不小——大家认识不到这事的意义啊!甚至有的院士都说:什么全球变化,让它去变呗,关我们什么事?”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变化肯定会有,问题是怎么变?面对变化,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不能什么事都到时候再说。”
  “科学不能什么事都到时候再说”,这种信念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团结到了先行者的周围。到现在,无论是地球自转速度变化这样的高深学问,还是装修房子安窗玻璃这样的具体问题,都必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因素。人类第一次抢在了自然界大规模变化的前面,预测和把握自己的未来。
  成才——站稳了脚跟你才会飞
  预测和把握自己的未来,并非易事。叶笃正说,自己能有今天,得益于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
  作为一名清末道台的儿子,叶笃正的启蒙教育在私塾。后来上南开中学,校长是张伯苓。
  “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学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学生老在家待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信念,一个是科学理想。”
  “1935年,我进清华理学院,本来打算学物理。因为老打乒乓球,认识了物理系的钱三强。我大一,他大四。他说,有了好的数理基础,不如学气象,比学物理对国家更有用。就为这句话,大二选系的时候,我进了地理地质气象系。”
  10年后留学美国,叶笃正又幸运地遇到了罗斯贝。
  “你要问我:你在芝加哥学到了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要说有,就是我老师跟我的对话。他跟我说一句话:Factsarealltheimportant——事实是最重要的。但他又不局限于眼前,他往前看,从来都不就事论事。”
  这种治学精神的潜移默化,给了叶笃正打破陈规的勇气和洞察力。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也就是说,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夏天它是一个热源,冬天是一个冷源,它的影响波及几乎半个地球。大地形热力作用的研究由此起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每年冬天到夏天,或者夏天到冬天,气候都是慢慢变的。可是叶笃正发现,至少在北半球并非如此。它有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这些大胆开拓和杰出成就,奠定了叶笃正在世界气象学界的地位。
  祖国——一个挺胸昂首的梦想
  1948年叶笃正博士毕业时,拿到的是当时毕业生最高的工资。在气象学的小圈子里,他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可是出了这个小圈子,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一次,一个同学到芝加哥,要我帮着订旅馆。柜台服务生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说了一句话——WehavenoChineseroom.我肺都气炸了。他要说‘我们这儿没有你叶笃正的地方’,我还可以忍受,可他说的是‘我们这儿没有中国人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叶笃正几乎想都没想,就决定启程回国。
  “我回国是因为在国外受歧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是因为我崇拜毛主席共产党吗?坦率讲,我对他们并不了解。我只是觉得,新中国成立了,这个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可以为它做点事,也特别想为它做点事。”
  1938年,叶笃正在清华呆不住了,中断学业到山西参加学生救亡团。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仍然记得饿了几天几夜之后,在黄河岸边喝过的一小碗野菜粥。那是世界上最可口的饭食,那也是关于家国的最苦涩的记忆,它融在一个年轻人的血液里,拴住了儿子和母亲的心。
  “解放前30年,从北伐,到军阀混战,然后是蒋介石统治,日本人入侵,二次世界大战;解放后30年,先是思想改造,接着是反右,“文革”,蹲牛棚,当‘特务’。要说后悔,有段时间我真后悔,我干吗找这苦吃?可想起当年喝的那碗菜粥,还有比那更苦的吗?还有比那更香的吗?”
  几十年来,叶笃正获奖无数,望着这些耕耘的收成,叶笃正高兴,但谈不上激动。“我最激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开始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听到这个我是真的激动啊!激动得睡不着觉。咱们中国人终于站直了,为这,就是受再多的苦,也值。”
  (本文资料提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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