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
娄奕娟
任何民族的兴盛都伴随着文化的强力发展。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强大，不仅要看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要看它的文化是否繁荣和具有创造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纳入我们党的本质内涵，这既是对先进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深刻认识，这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的宽阔视野、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
文化对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可以凝聚人心，传递社会共识，汇聚民族信念，可以促进民族的创造精神。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和品格高尚的民族文化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在文化复兴的蓝图上，民族文化是其最核心的内容。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我们有机会见识和欣赏来自全世界的各种优秀文化，保持对这些文化的尊重并进行建设性的吸收也是一个先进的健康的民族应有的胸怀。但是，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就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独特风格，中国历史上就有“文化中华”的说法，文化具有地缘性的精神创造和综合，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民族身份最醒目的表征。我们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应该是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文化，应该是有机吸纳了传统文化的因素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品格的民族文化。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先进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唯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需要，也是先进文化的内在本质要求。有无创新精神，是决定我们党能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是人类发展的灵魂，有没有创新精神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需要创新，理论需要创新，而民族文化更需要创新。民族文化要留存和发展，要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必须进行创新，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体现时代特色，反映人民心声，真正起到凝聚民族精神和传达时代足音的作用。我们党非常重视文化创新，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创新和形成文化创新体系的问题，并把其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首先，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逐渐式微，影响力日弱，但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因处于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混乱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一方面还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创造适应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在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种所谓的“文化震惊”现象，民族文化处于一个断裂的时期。其次，除了要面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民族文化也经历着巨大的嬗变。在上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近代中华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遭遇到了失败。进入21世纪，西方的文化霸权仍然是民族文化所不得不面临的对象，强势文化的入侵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话语的混乱，这使得民族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挑战日益激烈，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的存在形态和传播渠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今社会的信息革命、网络文化和传媒形态也使得文化的形态和功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使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要解决好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关系。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几千年来，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命脉，也是世界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中，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把文化的创新内容与民族的传统习惯结合起来，真正解决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民族文化的创新首先要弘扬传统文化，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充分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其次，创新要有选择性。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全面复兴，一定要有所选择，创新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有所发展和突破。传统有传统的负面效应，某些传统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会阻碍新文化的发展。要对传统的负面效应进行系统清理，超越传统的力量，实现时代的跨越。第三，创新要有前瞻性，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前瞻性。具有前瞻性的民族文化才能实现它的可持续发展，它可以预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要求，以不断超越的理论品格充实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还要解决好本族文化和他种文化的关系。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民族性和多样性是它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而有生命力，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各种民族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根据已有的传统和现实基础，在内容和形式上始终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和其他文化有着很好的交流，既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影响了其他很多文化的发展。但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大举侵入我国，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目前，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盛，我国的民族文化要创新发展，必须认真对待他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实现和他种文化的良性互动。
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要求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和历史的高度，尊重和认可他种文化，吸收、综合他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立场，以民族文化为主，不能轻易被他种文化改变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一方面，要看到当代中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要囿于传统、抱残守缺，而要冷静辩证地分析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实现对他种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21世纪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纪，我们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和“拿来主义”的勇气，对他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批判地加以吸收；要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要有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方向。文化融合不是丢掉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恰恰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还必须立足当下，体现时代特色。当前，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社会逐渐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许多新兴的文化形态都是民族文化所需要面对的对象，网络、传媒、信息等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变。民族文化的创新，必须重视加强对新生文化形态的研究，不了解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形态，就无法对创新的内容和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也就不能在民族文化的本体中注入新鲜血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需求。
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光辉璀璨，人类对文化创新的探索也永无止境。文化创新是一项异常宏伟的工程，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只要我们不断培养创新意识，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从国情出发，确保文化创新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有实力也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强健的文化基础。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抗击非典英雄之歌
英雄性在向文学凯旋
滕云
在我们的通常思维中，英雄，大多生长在绿色苍翠的军营，缔造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和平年代，英雄何在？回顾一段时期来的经历，我们另有启示。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应当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火光。但我们是否还认识到，归根到底，国民精神是引导文学的火光？几个月来的全民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向我们昭示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义无反顾迈进隔离区和重症病区的医生护士们，以集体和个体的生命形式，燃亮了普普通通的人们心性中被日常的凡庸琐碎遮蔽、难得一见的崇高精神、奉献精神与英雄主义的光芒。非典时期使普通人平凡心性中不凡的另一面，临到了爆点、燃点、光点。再看看白衣战士们年迈的父母、相濡以沫的伴侣、年幼的孩子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吧。再想想亿万人民群众、平头百姓们，为何仿佛一夜之间，一反往日“各人管各人”的常态，成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衷共济与非典相搏的“集体的个人”。
生活与人性是倏然生变的吗？文艺家们是易感和敏感的，他们到一线采访，在自己生活周围体验，于是一批非典时期的创作产生：诗、报告文学、画、雕塑、歌、舞、戏剧、小说……国难当头之时日，这些作品迸发着引导国民精神的火光。但明显地，非典时期的文艺创作，其光源不在自身；是英雄的、昂扬的、壮丽的民族精神、国民精神、时代精神，首先成了引导文艺家们的精神火光，然后他们写了自己的动情与感悟，向读者呈示自己灵魂经受的洗礼获得的澡雪。
媒体刊发了不少作家的非典感言。我印象中王安忆说得尤为恳切深刻。她如是说：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往往忽略英雄性，觉得人都是凡人。通过这次事件，我对人性里面的英雄性有了一种信心。不是所有文艺家都能认识到并承认自己对人性的失察和偏视的。许多作家秉持的文学“人论”，止于把人都看成凡人，热衷于只把人写成凡人，以为这就是文学人性论的奥义。许多作家习惯了对人的英雄性“往往忽略”。对人和人性的这种错解，酿成了由来久远、近年尤甚的“非英雄化”乃至反英雄化的纷纭论说，酿成了以所谓“人性化写作”之名，行消解崇高、消解英雄之实。
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抗非典斗争再一次向人们指证：一切非英雄化的理论是灰色的，而人民群众平凡中浸润着英雄主义的生活实践，却是常青的生命之树。王安忆的非典感言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她认识到英雄性原就植根于人性中，并且她对此怀有了一种信心。的确，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只在哲学玄思的层面去解说人性与英雄性的关系，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难免偏失。通常的认识误区是：人的英雄性是外在于基本人性的，是与基本人性对立的，特定条件下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与绝大多数人的普遍人性是不一致的。
让我们拿全民抗非典的客观现实比照一下吧。当严重的非典疫情使医护人员一批批倒下去，却又有一批批前仆后继顶上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很清楚，他们的英雄行为是融入了职业行为的，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职业行为才能见到他们的英雄行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是融入恪尽职守的，他们的牺牲精神是融进岗位责任感的，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恪尽职守和岗位责任感，才能见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非凡的英雄性与应当应分的职业道德全然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关系，是同质同构而非异质异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年轻的小护士与德高望重的老院士比肩而为疫情肆虐中屹立的“不倒的南山”。他们一个个镇定从容慷慨救难，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自己舍生忘死。倒下的嘱咐战友：请记住我倒下的地方，请绕开危险的“雷区”！让我的鲜血成为后来者的“警示牌”！请在我身上启动治疗非典的试验！请允许我出院后重返一线……你分不清这是他们留下的医嘱，还是为人民为医学献身的誓言。病区外一位妻子日夜默祷，当接到丈夫殉职噩耗时她热泪和着悲情为亲人送行：“20天的等待叫我抱憾终生，20年的夫妻让我此生无悔。”这就是我们的白衣战士，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一切都本于人性之真，哪里有丝毫的矫饰！他们原本普普通通，他们的日常行为日常心情原本普普通通，然而普普通通的人们体内就有着民族脊梁的基因积淀，普普通通的人性里就有着英雄性的因子蕴蓄。常态中的潜隐示人以平凡，非常态中的迸发光照人间。还用得着论者煞费心机去构筑什么“人论”或“人性论”的理论框架吗？平凡英雄们的行为与生命，就是最好的人论或人性论的证言。
非典时期的人生，结晶着；非典时期的人性，升华着。非典终会过去，然而非典时期的人生结晶与人性升华，被文艺家们感受了、接受了，从而使文艺家们对人生与人性的观察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人性与英雄性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莫辜负了这一场全民抗非典的斗争对我们的灵魂洗礼与文学启示啊。
但愿我们的文艺家真能融入并超越非典时期对人性、民族性、英雄性的感悟，并贯彻到后非典时期乃至更长远的文艺创作实践中。让我们相期相约，为着今日和明日真正的人性与英雄性向文学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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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南烟雨地 流水过人家（摄影）
黄震／上海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文化的自然美学范畴
——读《美在自然》有感
汪春泓
蔡钟翔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作，主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特约数十位对美学范畴素有研究的学者，分别对某一理论范畴各写一部专著，作个案性的深入全面的阐发，这样大规模的美学范畴清理，是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必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认识。他所著的《美在自然》即为丛书中的一种。
《美在自然》分上下编。上编主要是历时性的追溯，明确地将“自然”归诸“道家思想的精髓”，从老庄论自然谈起，尤其指出《庄子》更进一步推演了《老子》的自然论，认为庄子的自然论是非常接近审美的，“他所推崇的自然超越的人生，就是一种艺术的人生、诗化的人生”，这样就找到了开启“自然”作为审美范畴的原点与方向。而自然论在汉代的承继，蔡著以《淮南子》和《论衡》为代表，分析它们与老庄之学的同与异，指出它们对老庄之自然论各有发展和修正；而自然论的重头戏更在魏晋时期。蔡著紧扣“自然”这一范畴来叙述魏晋玄学，写得清通简要，辨析了王弼、郭象、阮籍、嵇康等玄学家的独特性，并不断言道家自然论在此时才浸润到文艺领域，这是合乎实际的。由此而下，蔡著论述了“自然”作为美学范畴和理论在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特点，大致分：魏晋南北朝：自然论的发端与成熟；唐代：自然论的拓展；宋代：以平淡为美的自然论；明代：叛逆型的自然论；清至近代：自然论的总结。将“自然”视作发展与变化的理论范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自然观，这就避免了范畴研究中那种以论带史，过于平面化凝固化的弊病。
蔡著下编包括：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自然的美学内涵、自然的制约因素、自然的相关范畴四个章节。将“自然”的美学内涵归结为“无意”、“无法”、“无工”，确是精当而全面的概括。蔡著洞察中国诗学纷争的关键所在，比如历代都对诗歌创作的兴会与学养、情性与功力以及无法与有法、天工与人巧等相互关系争论不休，所有矛盾的各方都不敢否定自然，而是以自然为标榜。所以围绕自然理论范畴的探讨就汇聚于上述诗学纷争矛盾的两边。蔡著在“自然”总目下，来审视这些矛盾，认为文艺创作中的自然境界，当然要实现文艺的特殊性，讲究“兴会”与“情性”，然而还必须重视创作主体的道德人格及学养功夫，因此在阐释“自然”时，蔡著是将“兴会”、“情性”与“修养”、“学力”结合起来谈的，这才是完美的自然理论，避免了公安、竟陵以及过分拘泥宗经一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历代文献材料众多，蔡著总是能够抓住最精粹的有代表性的言论，对非常复杂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与交待，由此，读者可以得到评判诗学纷争的较佳切入点与思路。蔡著采取打通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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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与中国文化
孙鹤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实用的局限而成为一门艺术，是由于汉字的构成特点及其书写工具和载体等因素决定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这简单而抽象的线条如何会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呢？毛笔的使用是首要因素。汉字史上，起源最久远的成字工具是契刀和毛笔，但使用时间最长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与甲骨刻辞同时出现的殷商甲骨书辞即为明证。当契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后，毛笔的制作工艺和书写功能却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毛笔的特性是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当然，此“软”指弹性而言，非软弱之意。随着遣毫之时的提、按、顿、挫、疾、徐、迅、缓，产生出极尽变化的线条造型，分割出大小兼存的块面，营造出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另外，为中国书法所采用的书写载体，也规定着它能够具备艺术感染力的特性。汉字的书写载体历经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多种变迁，韧性强、质柔软的安徽宣州纸最终成为理想的书写载体，笔墨挥洒其上，交融渗化、黑白浓淡之间情趣并出。可以说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与这种书写材料的应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书法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之独响，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代表，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状如算子的等量排列，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它的功用。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互为生发，彼此衬托；一字一行，小大参错，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有雄强浑穆之气象，又有意态潇洒之奇逸，刚中带柔。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老子》云：“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淮南子》云：“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宋克草书《杜甫壮游诗》、董其昌草书《白居易琵琶行》、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拙朴的甲骨文和端严的金文，给我们描绘了商周先民卜问上苍“此受又（佑）？”时的虔诚神态和镌刻“子子孙孙永保用”时的郑重神情；中正匀衡的秦刻石，给我们表明了四海之内初统于一时，始皇经营秦帝国的良苦用心。即使是从某个汉字的书写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民族文化的内涵。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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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史榷略》出版
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的新著《影史榷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辑，收入了作者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探讨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时文。第一辑《中国电影艺术史——提纲补叙》构想了一个以艺术表现为核心、兼顾电影商业性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的内在规律，提出了大量的新见解、新评价。第二辑《初期电影研究》资料丰富，是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的典范。第三辑收入了作者纪念电影百年的重要文章，论述了电影的产业属性、现代电影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摆正电影产业属性与艺术属性的关系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第四辑专题研究，收录了作者的艺术家个案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将给思考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人们提供历史镜鉴，同时也将会促动我国电影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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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飘逝的狐影》出版
作家范明乐的小说集《飘逝的狐影》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本书共由《冬天的故事》、《飘逝的狐影》等六篇小说构成。作者的文字朴实、生动，吸收了传统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特色，因而和读者有着良好的亲和力。作品背后深藏着作者对于过去和未来的严肃思考。（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