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张成福 董克用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经验表明：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也是公共管理能力和效能的竞争。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管理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时代环境相适应的公共管理模式，国家的公共管理制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整体变革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改革传统的公共管理制度，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遏制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势头；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开始调整和转变政府的职能，政企分开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初步理顺了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的局面；政府的行政程序正在不断简化，行政行为正在不断规范化；等等。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公共管理制度从整体上仍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我国公共管理也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比如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应对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挑战、应对各种危机和灾难的挑战等。突如其来的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凸现了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也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建立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新体系，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要有国际化的视野、本土化的思考和行动，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中国社会不断进步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新体系。具体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体现。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也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从根本上讲，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判断公共管理是否成功、是否有效的标准。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管理要从以机关为中心转变到以公民为中心。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为要务，倾听公民的呼声，为公民的参与、诉愿和救济提供必要的途径。公共管理者要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对政府机关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有什么要求？如何做才能满足公民合法的期待和要求？我们是否为公民提供了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政府的施政是否以公民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为出发点？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选择权？我们是否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救济的途径？等等。
开放和透明的公共管理。民主治理，是以透明和开放为其特征的。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其他权利能否得到保证和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公共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资源被社会充分、有效地利用，无疑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政府信息开放和透明也是监督政府的一个有效措施。阳光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毒剂。因此，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要不断强化公开和透明。国家要在宪法和法律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共部门要主动地公开信息，以增加公民对政府事务和公共事务的了解；政府要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以增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要为公民了解政府的信息提供机会和途径。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充分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保障信息的安全和公共的利益。
具有回应力和负责任的公共管理。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信托者，公共管理者是护国的卫士，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及时回应公民的要求，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捍卫并实现公共利益，这是其政治责任；要尊重宪法与法律，忠实地执行法律，同时要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这是其法律责任；要切实履行职能和职责，在职能和职权的范围内行政，依照合法和合理的程序行事，并且要在公共服务的专业领域内追求卓越，这是其行政责任；要成为道德的典范，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公共管理中展现正直、诚实、仁爱、简朴、廉洁等高尚的美德，这是其伦理责任。责任政府的实现，既取决于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自觉性，也有赖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因此，强化和完善立法、司法、行政、社会、新闻、政党、公民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
公平的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普遍性和非排他性；人们也往往把政府视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公平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管理是由政府的性质和公共服务的性质所决定的。其基本的涵义在于，社会中的任何群体、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被排除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乃至整个社会的机制之外。具体而言，它意味着政府要维护和发展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政府要尽可能地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创造公平的机会，尽管每一个人掌握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存在差异；政府在其行政行为中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公平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管理，核心体现在政府对于社会困难群体所提供的服务上。政府要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面，保护困难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使其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健康、环境卫生、教育文化、住房、社会保障等），分享发展的成果。
有效率和高绩效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是否高效运作一直是判断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是否优良的标准，也是判断政府是否负责任的一个标准。高效率和高绩效意味着公共部门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管理的目标，意味着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重视金钱的价值（符合经济的原则）、重视时间的价值（符合效率原则）、重视结果的价值（符合效能的原则）、重视服务的价值（公民满意原则）。为此，要精简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精简不必要的管理层级和控制，简化不必要的管理和办事程序，消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公共组织体系内部要打破因职能分工导致的互不协调和割裂，重新整合管理的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建设电子化政府。此外，公共组织要建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与式和网络式的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并非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组织相互协作的过程。当代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政府环境的动态性和多元性，使得政府无法成为唯一的治理者，而需要建立参与式和网络式的公共管理体系。为此，要重新认识和确定政府的职能服务。政府的职能在于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调控宏观经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和管制市场，保证社会公平，保护资源和环境，为社会和公民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化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
法治化的公共管理。法治意味着秩序，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政府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规则行事，也意味着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只有在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不随意干预公民和企业事务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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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不断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唐铁汉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成功地抵御了苏东剧变、“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破坏活动、亚洲金融危机及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地把提高应对各种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
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危机管理的组织能力。建立一个集危机预、防、抗、救、建于一体，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依法运转、成本低廉的新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是适应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和切实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体制保证。一是要建立快捷和畅通的危机预警机制。目前，我国已通过颁布和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了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今后应将其范围扩大到各种危机管理，并进一步加以完善。要建立健全危机报告制度、举报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确定危机的“警戒级别”，针对不同危机级别制定相应的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预案。危机发生后，要根据危机的不同级别，发布预警通告。同时，加强宣传和教育，努力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构建抵御危机冲击的精神防线和群防群控体系。二是要建立高效的危机指挥决策机构。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危机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和对危机的统一领导，实行严格的危机决策和指挥的责任制。三是要建立和强化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有了这种专门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在危机发生后就能迅速由平常状态转入非常状态，承担起危机的紧急应对和处置工作，并根据危机的潜伏期、爆发期和危机后的重建期等不同阶段的特点，及时提出各种决策预案。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危机管理专门机构的特殊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自治组织、中介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形成预防危机、抗击危机和危机后重建的合力。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应对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是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面对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思想上高度重视，心理上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积极主动，从容应对。在应对危机的关键时刻和特殊时期，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成为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的顶梁柱，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主心骨。二是提高科学判断和果断决策的能力。面对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见微知著，审时度势，迅速科学地判断形势，实事求是地分析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状态、规模、形式、性质、强度和发展趋势等，认清造成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根源，准确地找出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焦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及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三是提高及时控制和有效处理的能力。危机和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行动坚决，措施果断，迅速有效地加以控制，谨防事态扩大、升级、转化，力争将其控制在始发阶段，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赢得有效化解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的主动权。要充分利用控制后赢得的有利时机，根据危机和突发事件的不同性质与特点，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学、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各种手段和资源，创造性地解决危机与突发事件。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把应对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一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紧急状态与行政紧急处置法律制度。国家建立紧急状态和行政紧急处置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在发生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紧急状态与行政紧急处置法律制度，把我国的危机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是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要全面总结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信息公开的经验教训，尽快出台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或行政法规，切实保障公民对危机和各种突发事件的知情权。三是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强化党纪政纪责任的举措深得人心。有鉴于此，在应对危机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要把各级党委、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在建立激励机制的同时，健全依法追究机制。这就要在相关立法中进一步确认和规范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以充分反映责任是权力的核心和本质的正确观念，体现建设责任政府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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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源于实践 与时俱进
——读邵景均《居安之思》有感
张研农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邵景均同志1997至2001年所写部分文章的文集《居安之思》，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幸先睹，览卷遐思，不由人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邵景均在1974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文章的撰写和文章的发表，事隔近三年。这中间经历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文章写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了简洁清楚的说明：“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1973年冬季写过一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多次受到江青的推荐和吹捧。
邵景均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干部，他在1974年3月写了《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一文，对罗文进行批判。那犀利的笔锋，像投枪一样，直刺“四人帮”的胸膛。今天，我们把这篇将近三年前写的批判文章，稍加删改，在这里发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邵景均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尽管他当时只有26岁，18个月党龄，但表现出来的党性原则和理论勇气是那样坚定执著，是那样令人敬佩。
实际上，邵景均写文章的时候，还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罗思鼎“文章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它实际所宣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修正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责任对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这是何等的浩然正气和堂堂正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邵景均的文章必然受到“四人帮”的扼杀、追查。一场“大祸临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没有遭遇致命的厄运。这要归功于基层党组织的保护。这是党心、民心的力量。邵景均向“四人帮”发射的投枪，反映了党心、民心。横行霸道一时、企图打倒一切的“四人帮”最终被党和人民彻底打倒了。
由此，邵景均也就和人民日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交往。20多年来，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理论部聘为特约高级编辑。在这些文章和工作中，展现的是他更加自觉地热烈地把自己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文如其人。一部文集，共139篇，80余万字，就是这种可贵可敬精神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胆忠诚，对祖国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
我和邵景均是在这5年间认识的。文搭桥，人相识，志相同，相遇贵相知。邵景均是人民日报的热心读者，更是多产作者；我先后具体负责人民日报的理论评论工作，是一名编辑。我们直接见面不多，电话交谈也不经常，但有限的一来一往总是印象深刻。可以说，话不在多，有理则明。从邵景均的文章和言谈中，自己学到许多许多，并以能够结交这样的朋友感到幸运和愉悦。
这些年来，有人总抱怨群众疏远理论、淡漠理论。其实恰恰是有的理论工作者疏远实际，脱离群众。文章当合为时而著，歌诗当合为事而作。处在伟大深刻的变革时代，现实生活中群众的理论需求是大大增强的，关键是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把道理说清楚说充分，作出有说服力战斗力的回答。
邵景均正是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他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紧跟时代，心系大局，关注现实，与时俱进。作文不浮躁，做人不功利，孜孜不息，默默耕耘。他的文章出手很快又不轻易出手，付出很多又不出言劳苦，追求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相统一，思想的深刻、文风的朴实和语言的通俗相统一。这个现实特征是他精神世界的表现，难能可贵，值得称道。
党的十六大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世界在变化，事业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思想理论建设地位更加重要，思想理论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与时俱进，善于思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完全相信并衷心期待邵景均同志做出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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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罗家坝遗址中出土的被称为“巴蜀国语”的印章。
新华社记者 苑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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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加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逄锦聚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应用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而言，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和更深远的意义。客观地认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现状，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既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出现了不少新气象。比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得到弘扬；实现了从书本到书本、注释经典著作的研究方式，向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学科发展进行基本理论研究的转变；初步形成百家争鸣、自由探讨的氛围。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大大拓宽。由侧重研究生产关系拓宽到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方式；由侧重研究与生产关系有关的经济规律、经济制度拓宽到研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范畴，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进行了科学界定。
确认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提出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认发展是硬道理，进一步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引入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范畴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总供求分析方法，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提出我国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确认我国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对资本、剩余产品价值、生产性劳动、资本积累、经济周期、虚拟经济等范畴进行了再探索，指出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和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特殊性。
对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进行了研究，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新现象。
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政策很难分开，以政治、政策代替学术研究和以学术研究代替政治、政策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创新不够和强调坚持、继承不够两种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三是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队伍亟待加强建设，研究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
努力方向
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在研究中，要努力做出两个区分：一是区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二是区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哪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殊制度、特殊事物作出的个别结论。
妥善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了人类经济制度变迁、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律，还包括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是基础，发展是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要创新而不可取消。研究基本理论，为其他经济学科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责任，也是其优势，必须坚持。任何试图取消或以别的学科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张都是不可取的。二是要坚持而不可守旧。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谈不上为改革和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进行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非科学的成分，但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它对市场经济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若干规律。所以，要吸取、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的科学成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封闭的、一概排斥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培养基本理论研究队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专业人才。要建立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真才实学和开拓进取精神的基本理论研究队伍。对这支队伍应从政治上、业务上和研究条件上给予关心和支持。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发展民营经济须依法办事
日前，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共同举办了“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研讨会”，来自首都经济学界、行政管理学界、法学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陕西等地的民营企业家代表与会。与会者认为，当前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精神，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空间方面仍需努力。首先，应赋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其次，建设诚信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的、可预期的经济发展环境；第三，对于一些民营企业发展不规范等问题，应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依法妥善处理，防范和化解矛盾。
与会者特别指出，发展民营经济须依法办事，不仅民营企业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地方政府也要依法办事——不仅要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而且要依法行政；既不能放任某些民营企业不守法的行为，也要尊重其合法权益。
（马宏伟）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探索创新经济学方法
程恩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经济学方法论与前沿研究”课题已经结项，其最终成果《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一书，已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一核心，分析了其具体与抽象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等方法，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包含丰富的规范分析方法，如制度分析、人的本质分析及公平与效率分析等，同时也是实证分析的典范，如数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分，但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思想。
在批判性地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方面，该课题从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主义”假设着手，考察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源流，分析了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在各个阶段的理论表现，探究了其内在的逻辑缺陷，并在评析系统观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非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学“理性”重建的初步构想。
该课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还注意借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生物学以及系统论等方面的方法和知识，努力突破传统方法论的局限，提出了不少有一定深度的新观点、新思想，对经济学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