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略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意义
张国祚
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正在全党兴起。这既是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战略举措，也是近年来全党全国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的继续和深化。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意义，是继续深化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
不是三句简单表述，而是系统的科学理论
有人说：“三个代表”是三句简单的话，能够称得上是系统的科学理论吗？这样提问，说明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为了走出误区，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三个代表”内涵丰富，是党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虽然“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才3年多，但它贯穿于党的全部奋斗历程，而以它为名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3年前。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全方位地奋力开拓，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十六大报告把这些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并强调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是简单的三句话，它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容。
“三个代表”深刻反映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成果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以“三个代表”来命名这一理论成果，当之无愧。理论的名称与理论的内容有联系，但并不等同。主要有两种情况，或理论名称涵盖的内容大于理论本身包括的内容，或理论名称涵盖的内容小于理论本身包括的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以为这些理论的形成作出卓越贡献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命名。显然，这些创始人毕生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必然多于他们所创学说的全部内容。再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则不是以它们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而是根据其理论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来确定的。在这一点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类似之处。仅从“三个代表”三句话表述来看，并没有包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但它却是其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突出表现在“三个代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应着物质文明，它是基础，因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物质基础和保证，离开了这个基础和保证，发展先进文化就会失去依托和后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应着精神文明，它是灵魂，因为先进文化既能深刻反映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实际，也能引领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趋势，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努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对应着政治文明，它是宗旨，因为无论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只有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创造者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正是这些辩证统一，紧紧围绕着“两大根本问题”，贯穿于13年来党的十条基本经验，反映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
老祖宗没有丢掉，新思想与时俱进
有人说，“三个代表”中无论哪一个代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都说过，没有什么新意。也有人说，“三个代表”不讲阶级、不讲共产主义理想，这是背离了老祖宗。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它们忽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毫不动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强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至关紧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意义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强调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等。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密不可分；强调要处理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了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勇于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能用死的本本去框活的实践，而只能根据变化的实践去发展本本。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毫不含糊；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毫不含糊。一是从民族、国家、政党、社会的发展需要出发，论述了创新的意义，指出创新是“灵魂”、是“不竭动力”、是“源泉”、是“先导”、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创新的客观必然性，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三是强调用实践来检验一切和“三个解放出来”。13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讲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崭新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成就辉煌。什么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新实践？新实践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这样的新实践，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为国际背景；以改革开放为国内背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总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印证、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总结、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深入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品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通过考察时代主题，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党员队伍状况，明确党的中心任务，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创造，从而使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新高度，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又不断指导新的实践。正如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所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行动指南崭新发展，写上旗帜理所当然
有人说，“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邓小平理论仍然管用，为什么又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上党的旗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理解以下几个方面：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制约和规定这个主题的许多重要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党以创新的理论思维正确把握历史机遇，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冷战结束后，世界两极格局解体，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然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还很不安宁。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既要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和交流，又要趋利避害，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党能否带领人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国家能否在扩大开放中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十分严峻的新考验，需要有新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创造性地指明了当今世界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鲜明地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党总揽世界形势，加快发展自己，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矛盾的双方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迫切需要我们党以创新的理论思维妥善处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正凸显出来。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需要推进社会信息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完善；对外开放需要不断提高层次；市场秩序、社会治安和党风政风等方面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新反映。这就要求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制定更好的解决社会矛盾、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深刻揭示了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为我们妥善处理和正确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邓小平理论仍然是我们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但这并不妨碍推进理论创新，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三个代表”概念提出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评价一种理论是否可以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应该根据它形成的时间长短，而应当根据它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是否满足实践要求、是否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已经成熟。真正的科学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出发，科学地回答了邓小平理论没有充分回答或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坚持邓小平理论，又谱写新的篇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正是因为全面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生机勃发。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亟需的科学理论，把它写上党的旗帜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人才意识：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
李永忠
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如果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人才意识就应是领导干部的第一意识。毛泽东同志说过，“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与人才紧密相联：出主意要靠人才，用干部得找人才。可以说，人才意识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
人才意识是一种大局意识。近年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站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规划措施，逐步确立了人才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宏观布局。这一新的人才观，是从大局的角度提出来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谋一域，当谋全局，谋全局，必重人才。“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千百万优秀人才，呼唤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涌现。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正是这种大局意识的体现。以大局意识看人才，处处有人才；以大局意识用人才，事事见人才。
人才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出主意，用干部，既关系重大，又殊为不易。主意有上中下，干部有好中差。靠自己出主意，即使是诸葛亮，也难抵三个臭皮匠；靠自己干工作，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因此，为政之道，要在得人，乃是至理名言。清代思想家魏源说，“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这就说明，无论得人还是用人，都离不开强烈的责任意识。心中有责任，眼里才会有人才；责任感越重，人才意识也就越强。没有责任意识，要么所用非才，要么才非所用。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从哪里来？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来自远大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有了强烈的责任意识，才会有思贤若渴的爱才之心，伯乐相马的识才之智，海纳百川的容才之量，知人善任的用才之艺。
人才意识是一种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今时代，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更新不断加快，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已为历史，“江山常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才是现实。这就要求在人才问题上必须具有创新意识。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人才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当年能者，如今未必能；今日优者，明日未必优。因而，人才没有终身制，必须通过创新实现发展；人才工作不能停顿，必须通过创新实现突破。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也是人才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伟大的事业，需要众多优秀人才为之奋斗，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像邓小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努力培养、吸引、使用人才。不断增强人才意识，既是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必要前提，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拒绝泛市场化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梁小民
2001年4月12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条社会新闻。一位名叫苏珊·斯蒂文的妇女，儿子急需换肾，但她的肾不适合儿子。医生建议苏珊把肾捐给不相识的人，作为交换，她的儿子排在等待换肾者的最前面。结果两个病人都换到了肾，恢复了健康。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母爱挽救了两条生命”。
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歌颂母爱的伟大。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根据这件事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写了一个案例，以证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他认为，普通人有一个肾就可以生存，即人的两个肾中有一个是闲置资源，而美国每年约有6000名肾病患者由于换不到肾而死亡。如果允许肾这样的人体器官自由交易，由市场机制调节，病人生命得到挽救，卖肾者增加收入，岂不是一桩双赢的交易？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或者说是不是应该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切社会活动？关于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主张，早就有人提过，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人体器官不能交易，首先因为生命是有尊严的。捐赠器官是一种崇高行为，不能让金钱亵渎——人们可以无偿献血，可以死后捐献遗体，但不能出卖作为生命一部分的器官。人体器官交易为社会伦理所不能接受。而且，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交易，卖方一定是穷人，买方一定是富人，实际上等于富人用金钱购买穷人的生命。穷人的生命同样珍贵，不能用金钱来剥夺。人体器官交易还会引起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如人体器官走私，或为了获得器官而杀人。在各国都不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今天，仍存在猖獗的人体器官走私，如果这种交易合法化，还不知有多少人要因此而失去生命。
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确可以双赢，但这种交易亵渎了生命，为社会伦理所不容，不能合法化。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交易，也不是一切活动都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那些违背道德的交易（如卖淫）、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交易（如买卖野生动物）都是被禁止的。市场原则只适用于法律、道德所允许的经济活动，市场机制并不是调节社会活动的唯一机制。
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切，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是一种泛市场化行为。所谓泛市场化，即把市场交易运用于一切领域。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市场化程度不够，一些该由市场调节的还没有交给市场；另一方面也存在泛市场化现象，一个例子就是高薪养廉说。公务员应该有与自己地位和贡献相称的工资，他们的辛勤劳动理应得到合理的报酬，而且报酬也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但这并不等于高薪养廉。高薪养廉实际上是一种市场交易原则，即用高价去购买廉洁为公的行为。把市场交易原则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不可取的。廉政作为一种高尚行为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也不是用钱就能买来的。政治生活中不能通行市场原则，应该讲政治、讲责任、讲道德，而不是讲金钱。
泛市场化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歪曲，最终会葬送市场经济改革。曼昆把人体器官交易作为一个案例，仅仅是为了证明交易的双赢，是说说而已的“黑板上的经济学”，没有实用意义。所以，尽管他现在担任有相当决策权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却没有把允许人体器官交易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如果认为市场原则无所不能，一切都要市场化，就会后患无穷。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把市场化变为泛市场化，就迈出了那谬误的一步。
第9版(理论)
专栏：干部说干事
抓落实的“五字诀”
郑雪碧
能不能、会不会抓落实，是检验领导干部是不是有本事、肯实干的试金石。抓落实须在“敏、谋、快、敢、实”五个字上下功夫。
敏，就是反应敏捷，早认识，早谋划，具有抓落实的政治敏锐性。一是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做到见事早、定位准、有主见，运筹于前，把握战机，不失时机。二是有敏锐的洞察力。思维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提出并解决问题。三是有敏捷的行动。每当一项工作来临，在第一时间就作出反应。
谋，就是吃透上情，摸准下情，找准上级决策精神与当地实际、群众愿望的最佳结合点，增强抓落实的创造性。一是搞好决策谋划。首先认真学习中央的大政方针和上级的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和任务，把握上情；同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在此基础上选准突破口，抓住薄弱环节，创造性地制定可操作的措施，达到上情与下情的有机结合。二是搞好责任落实。明确责任是克服惰性和依赖性的有效办法。通过责任落实，摒弃上急下不急的“贴饼式”抓落实的方法，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摒弃“一把手”事必躬亲的“保姆式”抓落实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三是搞好力量调配。要学会谋篇布局、排兵布阵，善于抓关键、抓要害、抓主要矛盾，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四是从群众中寻找思路。办法在实践中，点子在群众中。要拜群众为师，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挖掘出来，不断增强抓落实的创造性。
快，就是主动出击，以快制胜，增强抓落实的时效性。对定下的事、看准的事、形成共识的事马上办，决不拖泥带水、推推拖拖。推和拖是最省劲的方法，遇上难办的事，能推则推，推不出的则拖。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就是拖出来的：问题由小拖大，局面由稳拖乱，矛盾由简单拖复杂。因此，必须以快制拖，限定时限，强化责任，事有专管之人，人有专管之责，时有限定之期。
敢，就是敢于负责，敢于碰硬，在急难险重的工作中，勇于冲锋陷阵，增强抓落实的坚定性。有无私无畏的精神，才有无坚不摧的力量。领导干部如果害怕矛盾，躲避困难，矛盾只能越积越多，以至积重难返。对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事，要敢闯敢试。
实，就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增强抓落实的实效性。一是抓全程。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抓开局，也要重视抓过程、抓结尾。不能容易的就抓，难抓的就放，“硬骨头”就绕，搞半截子工程。二是抓全面。典型引路是抓落实的有效方法，但有的人往往只抓点、不抓面，以点代面、以点掩面，这是抓落实的大忌。应该以点带面，切实把主要精力放在全面落实上。三是抓死角。抓落实须有一股认真劲，敢于较真，注意防止“灯下黑”。要把群众关注的热点、社会生活的难点、实际工作的薄弱点，作为工作的重点。四是一抓到底。抓而不紧等于没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抓落实须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不能抓抓停停、忽紧忽松，而要反复抓、抓反复，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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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曹建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形势新情况，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扩大视野，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手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和适应生存环境变化过程中培育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文化是由企业自身的历史传统、行业特点、人员素质、发展水平和所处社会环境决定的。它是与企业同时存在的一种文化，既包括以提高企业家和管理者水平为目的的经营文化、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也包括以提高员工思想道德水准为目的的精神、教育、娱乐文化，能够长期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文化，既有民族文化所赋予的共性，又有其地域、行业的个性。经济的发展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支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的面貌，文化反过来又会深刻地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企业行为并非纯经济行为，在生产、经营、服务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文化精神因素，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一种为企业员工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来凝聚企业、协调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极具文化氛围，具有较强的人文精神，理应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应当看到，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各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但又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从目的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任务相同，都是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服务。从内容看，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企业精神，激励员工奋发向上，使企业与员工组成“命运共同体”，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在市场竞争中共谋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对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企业规章制度等教育。因此，企业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的实现形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充分认识文化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济、法律、行政及企业的现代化经营管理等相互结合，同时大胆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充实、丰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贴近时代脉搏，把握员工心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具有文化内涵。
当前，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观念滞后、方法和手段单一等问题。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日益多样化，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和方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现代化、形式多样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为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变单一的教育方式，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为员工提供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