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琮英大姐，走好！
——沉痛悼念百岁女红军陈琮英
2003年5月31日下午3时38分，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陈琮英大姐走过102年的生命历程，静静地去了。
坚强执著的女战士
陈琮英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夫人。她自幼丧母，父亲又长年在外，是随兄嫂长大的。因为长辈的姻亲关系，她和任弼时结了“娃娃亲”。24岁的陈琮英在步入神圣婚姻殿堂的同时，她开始受到任弼时的影响，投身革命。这一年，在丈夫的介绍下她加入了共青团，并开始作秘密交通和油印文件等工作，义无反顾地融入任弼时的事业与生活中。
1928年，琮英大姐有了第一个女儿“苏明”。然而，丈夫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生活撕得粉碎！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装扮成商人的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收账的，而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由陈琮英出面。按照营救部署，琮英得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对质。哪知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当日车票已售完。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了一辆拉煤的敞篷货车厢。深秋寒夜的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车厢角落的琮英和女儿，手脚被冻僵了，摇晃的车厢不时地将小煤块甩向她们。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而夭折。终于，任弼时得救了。
然而，打击接踵而至，此番获救不满一年，任弼时在上海再遭逮捕。1929年11月7日，当时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准备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像平时一样，他行前告诉琮英：“我12点钟左右回来吃午饭。”说罢，匆匆出门。然而，直到第二天清晨，仍未见人影，地下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告诉琮英：肯定出事了！陈琮英急匆匆赶到党中央机关。果然，李维汉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任弼时这次被捕，先被押在上海闸北路捕房，后转押汇山路捕房。受审时，他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由于他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身上除了一张电车月票外，别无它物。敌人抓不到证据，恼羞成怒，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来，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弼时被捕，周恩来亲自布置特科全力营救。一个多月后，琮英终又把丈夫盼回了家，抚摸着任弼时脊背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那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交通线，很绕路。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汕头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起旱，先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路途漫长而危险，此刻琮英大姐即将临产，实在无法随行，任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
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瘦弱矮小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艰难样子，任弼时很是心疼，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1931年3月12
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琮英生下女儿“远志”。出院后不久，组织上安排她带着女儿住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家。
这年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一夜之间，中共中央神秘地转移了。转移中，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和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找杨淑珍，声称呆一会就走。但到了深夜12点，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随即叛变，并出卖了陈琮英。
琮英大姐被捕了，被关押在龙华监狱，怀中抱着百日左右的女儿。铁窗中的琮英沉着、坚贞，毫不畏惧，不论敌人怎么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女儿一哭一闹，敌人就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半年后，由“互济会”出面营救下，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党中央安排她去中央苏区。为此，陈琮英把女儿从上海送回到湘阴老家托付给婆母抚育，自己只身奔向苏区。
1932年3月8日，在福建长汀，陈琮英与丈夫重逢了。在江西瑞金苏区，琮英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篇章——她由邓颖超、蔡云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中央训令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沟通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在南国暑热蒸腾中任弼时等率军突围西征。这时，琮英大姐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得兼！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两年前，她和女儿远志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家乡啊！可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可想而知的残酷。而事实正是这样，从此，“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红六军团是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的。为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他们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而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转战梵净山地区。
今天，梵净山是山高岭峻的旅游胜地，而当时却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几千人的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偏偏此时，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山崖。任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着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不离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步子越来越拖沓，越来越慢了。终于，她掉队了。幸亏，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了军团部的行列。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7月初，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不久，为了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促张国焘北上，按朱德的意见，任弼时即随朱德同张国焘一起行动。
这一段时间，琮英大姐随任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长征中后世闻名的“草地”。
过草地，对琮英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天日了。同志们为她找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木屋，底层本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才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琮英，就是一般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她安顿下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琮英与任弼时欣喜之极。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远征的到来，却也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草根的琮英大姐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鱼汤煮好他又亲自盛起，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琮英大姐和女儿远征从这没盐少油的白鱼汤中获得了无限生机。多少年后，琮英还经常和人们叨念朱老总的那声声呼唤！而远征长大后，一直亲近地称总司令“爹爹”！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不久，琮英与丈夫再度暂别：身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她则再度回老家湘阴，把远征送到婆婆身边，自己又返回延安。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将赴苏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此番远行，任弼时偕妻子同往。十几年生活在任弼时身边，十几年革命工作的锻炼，耳濡目染，琮英大姐在气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昔日的湘妹子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1940年2月25日，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一次面临与女儿的离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女儿留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又一次的骨肉离别他们是什么心情呢？两个女儿在老家，唯一的儿子生死不明，小女儿就进了“保险箱”吗？
3月，他们回到延安。任弼时很快加入到党中央的领导行列，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琮英大姐也恢复了她一向从事的机要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后，在延安他们度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日子。
不料，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琮英大姐与丈夫再度暂别：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这次分别，琮英很为丈夫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大夫给任弼时检查身体，诊明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赴莫斯科求医，为了节约开支和照顾孩子们，此行琮英大姐没有陪同前往。任弼时走后，琮英顿觉空落落。20多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还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任弼时兄长般的呵护。任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她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地是叮咛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就是在这封信5个月后，任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琮英大姐高兴地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率子女全家出动去接站。
他们又团聚了。然而，健康并未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又5个月，任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琮英心痛欲裂；琮英泣不成声！然而，琮英毕竟是在丈夫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任弼时去世后，她坚强地挺过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丈夫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起有4个孩子的家。1950年，她担任了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后因病长期休养。1978年，她以72岁高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质朴乐观的“布衣”夫人
陈琮英一生历尽磨难。百多年来，她遭遇了一个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但她始终心中满怀对红军不舍的眷恋，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始终以“布衣”自处，从不以“夫人”自居，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
孩子们长大后，渐渐地她也进入晚年，心境更自平和。红军女战士的经历是她心灵深处最眷恋的过去，是她精神世界的圣地。自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她没有机会再在军队中工作了，可是，她却无法割舍这份红军情结。内心深处她是那么想再穿上军装，再戴上军帽，再做一个女战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子里，她对部队的向往更是溢于言表。1965年，远志参军了。那时军装的式样、领章、帽徽的设计很像当年红军的装备。一天，远志回家特意穿上军装让母亲看。琮英大姐细细地端详女儿穿军装的样子，非常有兴趣地抻抻这儿，拽拽那儿，兴奋地笑着，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然对远志说：“远志啊，我也想穿军装！”听妈妈这话，远志才知道母亲有这样一个心愿，就说：“那你们几个老红军女战士还不联名给组织写信，让他们发一套军装给你们。”琮英开心地笑了，当然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明白军装怎么能随便要呢？
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琮英大姐的愿望得到了小小的补偿。那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琮英，她爱不释手地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
近几年，琮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得已她只能以医院为家了。但几次病危，坚强乐观的她又几次挺了过来，不到极度衰弱，她都坚持走一走，站一站，坐一坐！然而，这一次她实在挺不住了！
就让我们由衷地道一声：琮英大姐，走好！（附图片）
1、任弼时和陈琮英在延安窑洞前合影。任弼时回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41年9月，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照片选自《纪念任弼时》）
2、20世纪90年代初陈琮英与薄一波在北戴河。
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北上南下奋斗一生
——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廖志高于1935年在四川冕宁县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中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西康、四川、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是党的七大代表，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2000年8月在京逝世。今年5月20日是他90诞辰，人们十分怀念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跟随党中央转战南北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的革命运动屡遭敌人疯狂镇压，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被拘捕和杀戮。1930年考入设在西昌的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廖志高，受进步势力影响，积极阅读革命书刊，参加进步活动，进而成为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于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的支部负责人。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后进入西昌地区。廖志高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主动与地下党同学商量各回家乡迎接红军。他回到冕宁石龙乡，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群众插红旗、贴标语，迎接红军的到来。
红军总政治部途经廖志高的家乡，李维汉、蔡畅等同志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要他暂留石龙乡继续工作。红军攻占冕宁县城后，于5月23日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当时，党中央曾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些干部，会同地下党在冕宁、越西一带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会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根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安顺场和越西县城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一带还不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因而改变原定计划，紧急通知廖志高他们立即赶到安顺场随军北上。就这样，廖志高毅然离开家乡，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亘古未有的长征。
长征途中，廖志高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粮委、长征先遣工作团干事，中央直属警卫营地方工作组组长、党总支委员。每到一地他就抓紧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豪财物分给群众，同时为红军部队筹集粮款，补充给养，直到长征胜利结束抵达陕北。
193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工委，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邹风平、廖志高于12月14日到达成都后，立即分别同张曙时、罗世文接头了解情况。当时全川只有罗世文、张曙时两人分别联系和领导的80多名党员，分散在成都、重庆和宜宾、泸州等地。经他们商定，除了统战、情报工作需要的20多人外，其余全部移交省工委。另外，抗日救亡进步团体中还有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需要进行审查清理。为此，他们在平安桥天主教堂旁租了个小院，选定了几位党员，很快建立了省工委机关，着手清理党的组织关系。到1938年春，恢复了关系的党员达300多人，同时还以成都、重庆、南充、泸州为中心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为进一步大量发展党员和加强党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屡遭日寇狂轰滥炸，住在城内的南方局急需在市郊建立疏散地点。廖志高主动承担这一任务，作了大量工作，最后选定红岩嘴的一所农场，隐蔽幽静，躲避敌机空袭和防范特务监视都很理想；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思想开明，其兄为黄花岗烈士，三个儿女都是地下党员。因此，一经联系就慨然允诺。由于廖志高完成任务及时，南方局机关和领导同志在当年日寇“5·3”、“5·4”大轰炸时得以安全转移。后来经过兴建成为闻名遐迩的“红岩村”。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党中央和各直属机关主动撤离，分别组成“前方”、“后方”和“中央”三个工委。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少数精干人员留在陕北坚持斗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在中组部工作的廖志高被部里确定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报到时，任弼时找他谈话：“中央决定从各直属机关抽调干部270多人留在陕北，按军事编制组建一支中央直属队，番号暂定为三支队（又称AA嵛纵队），主要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保证中央顺利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个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陕北条件艰苦，支队责任重大。廖志高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挺进西南建设川康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和西南各省区领导干部配备时，鉴于西康省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经毛主席提名，中央确定廖志高去西康任区党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1950年2月，廖志高和刘忠率领六十二军进军西康。当时，西康是全国除西藏外最后解放的新区，又是藏、彝、汉等多民族省份，民族矛盾很深，袍哥帮会林立，国民党部队残余和潜伏特务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为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廖志高入康后，首先抓住社会安定这一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击溃和歼灭了胡宗南盘踞在康定、西昌的两股残余势力，完成西康全境解放，又立即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深入开展“剿匪肃特”，先后歼敌4.7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西康负隅挣扎和本省反动势力企图依靠胡宗南残部搞复辟的幻想。在汉区的民主改革中，廖志高从旧西康“烟、抢、匪遍地，军、警、特横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斗争和恢复经济等工作，很快就出现了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改善的新局面。
十八军进军西藏必经西康，所需军用物资数量大、时间紧，当时康藏公路尚未修通，只能靠人、畜力运输。西康刚刚解放，本省工作紧迫繁重，困难重重，但在解放西藏这一大局面前，廖志高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他通过夏格刀登等在藏区有威望和实力的上层人物出面，组成“支援委员会”，组织了7万多民工抢修康藏公路；组织牛马10万余头，为十八军驮运各种物资共26万余驮；帮助十八军购粮100余万公斤、牦牛2万余头和烧柴、马草1000多万公斤，及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西南局邓小平对西康团结上层和支援进藏部队的工作十分满意，他曾说过：“夏格刀登等人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哪个能办到？只有团结好上层才能办到。”
为了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加快生产建设和培养民族干部，廖志高和区党委根据藏彝地区实际和民族工作的特点，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藏民团和彝民团，充分发挥其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和干部学校的作用。中央给予很高评价：“建立民族武装，不仅能维护地方治安，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民族干部，西康省的藏民团和彝民团便是成效卓著的见证。”
川康合省以后，廖志高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第一书记。他在领导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探索总结，为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连续三年陷于十分困难境地。当时，廖志高分管农村工作，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他以对党对人民负责、有错必纠的精神，抓住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三年调整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停办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和允许私人养猪等一系列纠“左”措施，为调整四川农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三年增长30.9％。1965年2月，廖志高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认真履行领导职责，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使四川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受命主政福建鞠躬尽瘁
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临行前，他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福建工作的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谈话中指出：福建面对台澎金马，敌情严重；沿海是侨区，敏感问题很多；目前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下降，情况复杂，问题不少。去了以后一定要积极稳妥地认真加以解决。叶剑英还说：“你原来一直在西南大后方工作，现在到东南沿海前线，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加上你是四川人，对福建的历史和现状很不熟悉，语言又不通，去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一定要下决心克服困难，长期在福建干到老。从现在起，你就是福建人了。”几位老同志语重心长的嘱咐，给予廖志高极大的鼓舞。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批准廖志高赴京治病，身体稍有恢复。1977年1月12日，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对他身受“四人帮”打击迫害仍坚持斗争的精神慰勉有加，充分肯定成绩，要他尽快回福建主持工作。“重灾区”重建的艰巨任务再一次落到廖志高肩上。他回到福建后，不顾身体虚弱，对全省工作重新部署，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同时全面整顿，使全省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工农业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省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5％，1978年再增2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志高结合福建省的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和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指示。1979年初，他和省长马兴元提出“突破中间，武装两头”的设想，要求集中力量把轻工业搞上去，加快积累资金，用以武装农业和基础工业这“两头”。同年7月，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廖志高及时提出要加快“突破中间”的步伐，积极吸收外资、侨资，扩大出口创汇。为此先后组建了华福公司和华闽公司，兴办了与日本、美国合作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和厦门烟草公司，积极支持兴办其它对外合作项目，使福建省的对外开放迈出了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在筹建厦门特区的起步工作中，廖志高从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和筹组特区领导班子，都做了大量工作。廖志高在粉碎“四人帮”后几年的辛勤努力，为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工作，加上“文革”中两度遭受折磨摧残，终于彻底摧垮了廖志高已经十分孱弱的身体。1980年8月，他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经一年多治疗仍无明显好转，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调他到京任中组部顾问，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