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社会呼唤卫生安全
本报驻日本记者 孙东民
在非典肆虐的亚洲地区，日本列岛迄今成功阻止疫情登陆，仍保持一片“净土”。截至6月3日，日本国内共发现疑似患者53例，其中50例已被专家排除，另有3例尚未确诊，且症状轻微，仍在观察。
有项舆论调查说，日本没有发现非典的原因，半数人认为是“运气好”，另半数人认为只不过还“没有搞清楚”，1／3的人认为得益于“爱清洁”，还有23％的人认为是报纸的及时报道。
不过，日本也不是世外桃源。今年5月中旬，有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访日旅行者，回去后发现染上非典，这在日本曾引起一阵骚动。
来日本旅行的是位台湾医生，5月8日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入境，第二天因发烧吃了点感冒药后没当回事。13日回到台湾，15日因非典住进医院。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6日得到这一信息，但没有对外声张，后来在社会的压力下，于18日公布了患者在日期间所住饭店和详细行程，一时成了日本社会最关注的事件。此后有关人员对可能与其接触过的2788名人员包括所雇的司机、饭店人员、住宿者和旅行者作了追踪调查，结果有惊无险，所幸没有发现二次感染，日前日本有关部门发布了“安全宣言”。
作为经济发达国家，日本每年有大量人员出国作商务或旅行访问，据说仅第一季度就有90万日本人到过中国。尽管有如此大量频繁的流动，迄今却没有发现非典患者，很值得人们思考。
防治非典，各国都没有特效药。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却是实实在在的有效途径。
从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的长寿国。男性平均寿命后来虽被冰岛超过，但女性平均寿命连续17年保持世界第一（2002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8.07岁，女性为84.93岁）。日本人当然并不是天生长寿。日本过去有“人生五十年”之说，有资料统计，在15世纪前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2岁，直到16世纪下半叶，其平均寿命也还不到20岁。日本人平均寿命在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也不过40来岁。寿命短的原因，主要是疫病感染，许多幼儿过早夭折，而2002年日本的乳儿死亡率为3.84‰，低于美国的6.69‰。
寿命的增加，发病率的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富裕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日本气候潮湿，日本人有食生鲜食品的爱好，本来易得风土病，但反过来也养成了对清洁卫生的敏感与在意。日本火山多、温泉也多，洗温泉、冲澡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经常吃海产品、豆腐、酱汤、黑醋等传统食品，后来又喜欢上了牛奶、乳酸菌等食品，用于吃生鱼片的作料山葵（日式芥末）有强烈的杀菌作用。日本人对个人卫生特别注意，在家就餐一般碗筷分开。在北京工作过的竹冈说，过去日本人并不是很讲卫生，他小时就常常用袖子擦鼻涕。现在一到家就被催着洗手。主妇藤井对我说，别看是举手之劳的事，洗手漱口对健康十分重要。在东京都卫生局从事保健防疫多年的朋友铃木说，各村镇对下水道的管理很严，不合格的污水决不能排出。夏天是游泳兴盛的时节，检疫人员事先要对泳池和海面进行检查，对脏乱差的在报上公布。日本的小学实行中午供餐制度，对食堂工作人员的检疫要求十分严格。霉雨季节，保健所的人都必须事先检查。对餐馆、美容院等行业实行资格制度，从业者需要通过传染病学、消毒学、公共卫生学考试。
为了保持卫生和再生利用资源，日本很早实行垃圾分类集放，“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以及报纸等资源垃圾的堆放方法都有严格规定。记者的住处两边都有垃圾集放点，我注意到居民都能认真遵守，各类垃圾包装整齐，垃圾车也能做到定时定点回收。东京的乌鸦多，垃圾车均罩有蓝色网罩，以防被乌鸦啄食而四处散落。
地铁、电车是东京人主要的公交工具，这些年“禁烟运动”在东京这些场合搞得很认真。过去，日本社会对抽烟者实行过“给出路”政策，大一点的车站台上设有“抽烟角”，从今年5月起，大部分公交线路都撤了烟灰桶。而从去年秋天起，秋叶原、神田等繁华场所实行对走路抽烟者罚款的制度，街头干净了不少。
小公园也是东京的特色。东京的公园多是绿地，公园里挂着不许随便投放食品的牌子，遛狗者随身带着塑料袋，负责收走粪便。笔者住处附近有个花园居民小区，有专人负责打扫。这些人多是退休后再就职的老人，他们整天手里拿着抹布、水桶、扫帚在周围转，就是看到一片枝叶也要捡起来，甚至对水泥砖石都要蘸着洗涤剂拼命擦洗。不过在离小区不远的车站外休息处，乱扔烟头的现象也时有所见，干净实际是出于清扫、在于维持。
随着日本的老龄化与疾病结构的变化，如何改善健康与预防病症，克服“生活习惯病”成为新课题。日本有些地区曾有嗜盐的习惯，结果诱发高血压和脑中风。为了克服这种“生活习惯病”，日本大力提倡“减盐运动”，再配合药物治疗，患脑中风的人数现已下降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一半以下。
日本在2000年提出了以预防“生活习惯病”、减少壮年期的死亡、延长健康寿命为目标的“健康日本21”计划，对“生活习惯病”及其原因，在9个领域（营养、饮食、运动、精神健康、吸烟、酒、糖尿病、循环器官病、癌等）提出了以加强信息提供、推行终生保健、完备健康设施为主要内容“增进健康法案”，为增进健康提供了法律根据。
比起总结经验来，日本人办事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总结教训。所谓“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再就是注意措施的可操作性。事件发生后，政府要求尽快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应对手册，加强管理和检查。日本半数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决定加快信息收集和信息公开。近来，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开设了传染病信息中心网页，将非典作为“紧急疫情”置于显著地位。但据一项网上调查，仍有约84％的日本人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非典的应对措施上的“危急管理”混乱、上情下达迟缓表示不满。日本的“传染病预防法”规定，当出现疫情时，各地方政府要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制定相关“应急行动计划”。这次厚劳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对要否公布实情，何时公布曾踌躇再三；此外，社会上对于倾盆大雨式的新闻报道也有担忧之声，因为有引发社会恐慌之虞。（附图片）
五月二十九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城市公园有趣的一景：人与猴都爱护自己的后代。地处热带的内罗毕绿地覆盖率高，城区内的大片森林为猴子等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当地居民动物保护意识较强，人、猴和平共处。
新华社照片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东京的烟民越来越没了自由。从2002年11月起，如果在东京千代田区走路抽烟或乱扔赃物，要被处以最高2万日元的罚金，起码也要罚2000日元（合130多元人民币）。千代田地区是东京的中心区域，该区的生活环境条例规定，禁止在秋叶原、有乐町、神田车站等8处繁华地段走路抽烟，禁止在路上乱扔烟头、空瓶、乱吐口香糖等。图为人行道上的禁烟标志。
本报记者 孙东民摄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科学处理垃圾 美化生活环境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每年4月份，瑞典从城市到农村的大小社区就开始彻底清除寒冬留下的积雪和泥污。除了清洁公司的汽车大规模地清扫街道外，在许多林间小道上常会看到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一手提着垃圾袋，一手拿着长柄镊子，认真地把散落在草地上、树枝上的垃圾收起来。这些机动车进不来的地方，孩子们的劳动使环境恢复了整洁。除了孩子们自愿参加外，社区政府和学校也采取各类措施鼓励他们。例如，每收集1袋这样的垃圾，就可以到区政府换取100瑞典克朗现金，算作学生本班的活动经费。
在瑞典，人们自觉清洁和保护环境、科学合理地处理各类生活垃圾的观念从小就深入人心。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需要不停地消耗各类资源，产生各种各样的垃圾。垃圾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只一味地消耗资源，产出垃圾而不科学处理，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被垃圾充斥，各类有害病毒和细菌就会趁机侵入人体，危害人类健康。瑞典地广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20人。然而其对垃圾处理非常重视，决不让垃圾损害任何一处国土。尤其是分类垃圾处理，家家户户都自觉地遵守这些规矩。分类回收减轻了垃圾处理难度，并且大大增加了垃圾回收比例。
在瑞典百姓眼里，几乎所有垃圾都是可回收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就有意识地把各类瓶瓶罐罐分装好，攒多了就扔到分类垃圾回收点。在瑞典的社区中心或大的加油站旁边，总排列着一个个绿色的金属罐，每个体积约3立方米，供分类回收垃圾用。罐上分别标着：金属、有色玻璃、无色玻璃、报纸、硬纸壳、塑料等。每星期回收公司都派人把这些箱子里的东西运走，处理后重新利用。
除此之外，每个社区还专门设立一些大的垃圾处理场，居民们可以把废弃的电器和大件家具等扔到那里。对那些住别墅的居民来说，清扫院子、保持花园整洁成了他们周末休闲项目，因此产生的园艺垃圾被送到指定地点，粉碎后沤肥或制造纸浆等。
对于极少数易燃、易爆、腐蚀性强的危险品垃圾，如油漆、染料、酸碱等物品，瑞典人非常重视，极其仔细地包装它们，运到指定的密闭性良好的专门回收点。对于极难回收而又使用量大的电池，除可以扔到上述回收点外，还可以放到各大电器店里。
对于那些每天都有的衣食住行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瑞典人更是“严格保密”。对这些比较零散、形状多样的废物，他们一定要放入最严实的袋子，尽可能密闭保存，以避免洒漏和散发异味。这一点在天气热时尤为重要。这类垃圾也能废物利用。许多社区和垃圾处理公司签订协议，定期把生活垃圾送到垃圾处理厂高温焚化，这一过程产生的热量被储存，再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从路易十四不洗脸说起
本报驻德国记者心 江建国
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称为“21世纪的第一场传染病”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在我国被称为非典），虽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在全世界造成了数千人染病、数百人死亡，但欧洲大陆几乎未受侵扰，社会生活一切正常。如果探讨一番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为什么在同一场全球性传染病面前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人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点，即欧洲公共和私人卫生水平是欧洲迄今为止得以避免这场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一个初访欧洲的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应该是，欧洲很干净。不仅人头攒动的大城市清洁，乡村也清洁。而且一般地说，越是乡村越干净。
欧洲人的清洁习惯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而是在从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在与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其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克服了不少误区。例如就个人卫生习惯来说的洗澡就是如此。
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喜欢洗澡，如今罗马的卡拉卡拉大浴室的遗迹就是明证。据历史记载，1292年巴黎就有26座公共浴室（包括蒸汽浴），经营浴室是一门兴旺的行业。王公贵族们给仆人、手工艺人们的报酬中包括着洗澡的费用。但是到了15世纪欧洲闹起史无前例的鼠疫之后，惊恐的人们竟然错误地认为，洗澡是疾病入侵身体之源，导致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社会各界，尤其是宫廷和上流社会基本不洗澡，甚至不洗脸。当然，这里指的是不用水清洗身体。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认为，洗热水澡会使汗毛孔张开，从而造成体内各个器官完全置于来自外界的危险之中。人们认为，鼠疫通过空气传播，而一洗热水澡，毛孔完全张开，有毒的空气就会通过毛孔钻入身体。如今这些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不经的理论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欧洲。欧洲人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避免用水来清洁身体。例如当时代表欧洲文明最高水平的法国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每天早晨只用混合了葡萄酒的水洗手和漱口，却不用水洗脸，而是用洒了香水的干布擦。为了遮盖身体的臭味，则大量地使用香水。为了抵御所谓外来的通过皮肤汗毛孔入侵的“有毒的气体”，人们穿起紧紧把身体包裹住的衣服，而棉布和羊毛织品则因纤维间缝隙较大受到摒弃，主张穿丝绸等织得细密的纺织品，认为它光滑的外表有助于“毒物”滑落下来，不致侵入身体。直到18世纪3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水对清洁的作用，逐渐恢复了洗澡，但却仍然不洗头，而认为在头发上扑香粉会起清洁作用。如今在当年留下的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里，管理人员会指着某个小房间告诉你，这里是专门用于扑香粉的地方。一年中用去的香粉重量可以吨计。但是，虽然关于洗澡的误区延续了一个世纪，欧洲的公众和上层社会却认识到卫生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在苦苦探讨，尽管这种研究有时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共卫生也同样是疾病的威胁逼出来的。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口日渐增多，而垃圾处理还未摆上日程，终于导致霍乱频繁发生。1849年霍乱又一次在巴黎流行，死亡人数高达2万人，促使管理当局开始建立隐藏在地面之下的下水系统。1870年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创立了现代微生物学之后，卫生和健康的关系为人们日益重视。19世纪初，来自希腊语“与健康有关的”一词的“卫生”这个词正式见诸欧洲文献，专指一切保护健康的手段和知识，成为医学中一个新的独立的知识领域。而医学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也大为提高，在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的配备中的发言权增大，对公共卫生习惯的教育开始普及。从1845年起，法国诸如《家庭卫生》和《大众卫生》的书籍日益增多，详细地向人们介绍个人讲究卫生的方法。从1830年开始，法国小学教科书开始定期地加入卫生教育内容。说来令人感慨，卫生专家当时推荐最力的就是洗手。1884年，法国人莫宁在其著作中说：“应该多洗手，尤其是一回家就要洗。”19世纪末奠定了至今通行的卫生习惯的基本标准。
正如法国学者乔治·维加莱罗在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身体卫生史的著作中所说，清洁的历史是文明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因为个人和公众的互相影响越来越强烈。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国门内外看差距
本报记者 李学江
看一个家庭的卫生状况，只留意两个地方就够了：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厕所。记得初到英国留学时，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从一家报纸上得知有一处房子可以出租，于是几个中国留学生便联系前去看房。结果房主一见是中国学生便开始出语含糊，说不愿出租。中国学生问，不出租为何登出广告，不是有意戏弄人吧？房主无奈，才说明只是不愿意租给中国学生。原来，此房在两年前曾租给过5名中国学生。不料，他那原本粉饰一新的厨房，不到一年就变了模样：雪白的墙壁被熏染上斑斑屎黄；光洁的碗橱炉台都蒙上了厚厚油垢；厨房里的地毯几乎能将人的拖鞋粘住。几名中国学生听后惭愧得无地自容，解释说，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中国学生并非都是如此，并向他保证一定保持清洁，这才算将房子租了下来。
厨房洁净敞亮平心而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厨房卫生方面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有客观原因，主要是中国人以炒菜为主，讲究火候，油烟太大，免不了烟熏火燎；而外国不生产也买不到中国家庭用的强力抽油烟机。从主观上讲，一些中国人不很注重厨房卫生，当你走进正在烹调中的厨房，真可说是香味四溢，但同时还有油烟飘散，难免造成污染和油垢。这就需要常擦常洗，否则便只好“来客止步”。一般而论，国外不少家庭的厨房多洁净敞亮。这首先是因他们极少炒菜，多以水煮与生拌为主；偶有烧烤也都是在庭院中进行，所以厨房内仅有香味缭绕而不会有油烟扑面。但从主观上说，他们对厨房卫生特别讲究，每天必有个把小时收拾厨房，擦洗餐具，不到光洁鉴人不肯放手。
记者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因为要搬迁，两个月中观看了20多处出租房屋。记者有意进入厨房察看一番。到访之家厨房无一不是墙壁雪白，桌台洁净：多是一面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大小不等、平圆各异，但却都光可鉴人的锅勺之类；另一面墙壁则往往是一排壁架，铜盘、花瓶、小雕塑之类的工艺品琳琅满目；更有不少厨房是地毯平铺，踏上去让人有误入客厅之感。这些真令我们大开眼界，羡叹不已。
卫生间清香四溢如果说厨房折射着家庭和个人的卫生意识，那么公厕的卫生状况，往往能体现出公民的公德修养程度。在澳大利亚工作几年，因经常出差，从城市到乡村，所见公厕数以百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论多么偏远，凡有公厕，必备手纸，而少有异味。在洁净程度上令记者印象最深的要数悉尼情人港的那七八处公厕。国内来的团组多要到此处观光，听我如此称赞那里的公厕，一位老干部颇不相信。我便带他走进桥墩下的一处公厕。进门是一扇玻璃钢屏风，转过去是洗手间，左侧一溜人造大理石洗手池，池上一排明镜；右侧一排四个烘手机。再向里，马桶是一色淡雅的水磨石隔间；对面是齐胸高的不锈钢小便池，其下是一排数根不锈钢栅，人立其上，不会将残尿滴于地上。环顾四壁，不仅瓷砖到顶，且砖分七彩，拼成抽象图案；墙上点缀数个香精散发器，香气由此溢出。老先生左顾右盼，眼察手摸，处处光可鉴人，一尘不染；地板上也看不到半点的溺渍污痕。他只好服输，口中喃喃地说，“怪不得有报道说，国外有在厕所里举行婚礼的，当时我还真的是不信呢。”当然，这是前几年的事，如今北京的厕所也已今非昔比，正与国际“接轨”。然而，要是细察起来，小便池中仍时见横七竖八随手乱丢的烟蒂，而池下则是淋淋漓漓的尿痕。这就是如厕人的修养问题了。如果走入偏远农村，那里的卫生状况则有些不堪入目。
环卫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公众缺少公德意识，村镇政权不管公共卫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数月前去上海参观，只见城里高楼广厦，灯火繁华，颇有国际大都市的气派。但火车开出仅半小时，进入城乡结合部后，景观则为之一变：二层小楼的院墙外，池塘、洼地、堤岸边，几乎到处是垃圾累累：有玻璃瓶、易拉罐，有卫生纸、塑料袋，破衣烂衫、残羹剩饭，牛粪、鸡毛、猪骨头，各色垃圾应有尽有；更有人露天大小便。可以想见，一旦天热以后，蚊蝇成团、臭气熏天的情景。这与上海的大都市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令人难以接受。显然，我国农村公共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诸如垃圾处理问题、露天如厕问题、环保卫生等问题，都在乡镇领导的议事日程之中没有占有应得的位置。而在很多国家，解决这些问题却正是乡镇政权的重要职责。
记者在澳大利亚东南一带的广袤大地上走访过数十座村镇，令人难忘的是，所到之处都比城市里干净整洁得多：街道更为平直、宽敞、洁净，路面不见烟头、纸屑、痰痕，墙上没有非法小广告，更少了城里的喧嚣与躁动。房屋多为独门独院，家家庭院花木欣欣，处处公园绿草如茵，真有置身世外桃源之感。我们这些路过的中国人往往要发出“要是能在此买一方土地，读书养老该有多好”的感叹。
其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企慕他人，不如提高自己。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物质能力来改善包括农村在内的公共卫生设施，可以在缩小城乡间差别方面做些文章了。关键在于提高全民族的卫生意识，并将全民卫生问题真正纳入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六月一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环保节上，市园林局的工作人员在向市民免费发放一种四季常青的植物秧苗。当天，布鲁塞尔市政府有关科研机构举办各种活动，推广保护环境的措施和宣传环保知识。（新华社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