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艘船和一座城市
——“哥德堡”号的辉煌与梦想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6月6日是瑞典国庆日。今年的庆祝高潮不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而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的铁拉诺瓦船厂。上午11时，在瑞典国王、王后和数万群众的注视下，当今世界最大的仿古木质帆船“哥德堡”号被缓缓拖出船坞。这一盛况通过国家电视台直播到全国，从而迎来了国庆庆典的高潮。2004年10月，这艘船将沿着250年前的线路，重新驶往中国，完成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梦幻之旅。届时，哥德堡市一定又会成为全瑞典乃至整个欧洲的热点。
早在200多年前，哥德堡市的命运就和隶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商船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哥德堡市拥有北欧最大的港口，在瑞典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的历史并不长。1621年，位于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市正式建城。直到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前，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港。
18世纪，中国正处于清朝康乾盛世，精美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吸引着无数欧洲人的目光，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纷纷成立从事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但这些公司都在政府保护下进行垄断贸易，利润格外丰厚。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商人开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瑞典。那时，瑞典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有了限制皇权的宪章，商业行为得到保护，关税水平也非常低。拥有天然良港的哥德堡市立即成了这些冒险家的乐园。
苏格兰贵族克林·坎贝尔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携巨资来到哥德堡，与当地富商尼古拉斯·萨格林和亨利·雪尼一拍即合，由具有良好上层关系的雪尼出面做政府的工作，终于在1731年获得政府特许，成立了从事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协议，当局授予该公司独家与东印度地区（包括好望角以东所有国家）从事贸易的特权，每个协议执行期为15年左右。
垄断特权使东印度公司短期内暴富。第一次航行，公司就赚了90万克朗，数额与当年政府财政不相上下。而其中只有2万克朗用来缴税。为避免外界的嫉妒和中伤，公司董事们商定，所有公司财务资料都要保密，每次商船返航之后账目要付之一炬。所以，没有人知道公司到底赚了多少钱。在今天，销毁财务账目是违法的，而那时他们却找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当时公司的大多数货物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商人买走，在这些国家，进口这类“第三方”的转口货物是违法的。
东印度公司是瑞典第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自1731年到1813年，它承担了瑞典与中国的全部贸易。该公司船队曾132次远洋航行到广州。而“哥德堡”号则是公司船队中最大的一艘商船，于公司成立当年建成。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号满载着货物从中国返航，在距离哥德堡港口900米的海上触礁沉没。当时，船员全部获救，货也抢救出来近1／3。拍卖后，扣除所有的损失和成本，这次航行还得到了14％的利润。后来，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商船，继续从事对华贸易。
自成立一直到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兴旺发达，是当时瑞典最大企业之一。公司以哥德堡为基地，分支机构扩展到全国，雇员超过1000人，成为当时资本家和政府合作的典范。近百年中，东印度公司创造了引人注目的财富，为瑞典带来了工业化的起步。城市围绕着利润丰厚的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扩张，人口迅速增加，英国、荷兰和德国的富商纷纷前来投资，使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变成国际贸易的先驱者。
东印度公司的创办者和他们周围的人当然也积聚了大量财富。公司董事萨格林竟拥有个人资产200万克朗，而那时整个瑞典政府的国库只有100万克朗。他们发家致富后，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财富的这座城市，纷纷慷慨捐赠，并带动其他商界名流，使哥德堡成为一座“捐赠之城”。对哥德堡的城市发展意义重大的查尔摩斯理工学院和萨格林医院就是他们捐资兴建的。
然而，当时瑞典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东印度公司。那时的瑞典王国还不像今天这样以贸易立国。许多瑞典人对东印度公司占瑞典低关税的便宜忿忿不平，并认为公司出口瑞典的木材、铁矿和铜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等奢侈品，是不道德的。当时的历史学家约翰·阿肯豪茨说，这种进出口生意将毁了瑞典人的士气，“使用热带国家的商品会使我们懒惰，毁掉我们勤劳勇敢的传统，毁坏我们的健康”。
幸运的是，今天的瑞典人不会再这么想了。正如瑞典西约特兰省省长约兰·本特松在新“哥德堡”号下水典礼致辞中所说，“今天的‘哥德堡’号将成为承载瑞典历史以及未来文化、商贸的一面旗帜”。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楢川村和它的老村长
刘延州
30年前，即中日建交后不久，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随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长野县木曾郡的一个小山村———楢川村，写了一篇报道，题为《友情满山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30年后，人民日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将其近30年登载的有关中日往来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书题为《永远的邻居》。我的那篇报道有幸被收录其中。
重见此文，把我带回30年前，让我回想起文章外的许多关于楢川村的人和事。
在一般日本地图上找不到楢川村，但是提起“木曾漆器”则人人皆知。大约300年前，这里的村民开始制造漆器，因当地山上盛产的桂树、桧树材质细密，宜作漆器的木胎。但这里并不产生漆，他们制造漆器用的生漆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可以说，从楢川村生产漆器起，生漆就把这个日本小山村和中国联结起来了。
那天，在主人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村里的漆器一条街。只见临街两旁都是漆器店，店里摆着各种漆制食具和家具，有漆碗、漆筷、漆桌、漆柜等。据介绍：全村共有200多家漆器作坊和商店，全村千余户人家，70％—80％都与漆器生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楢川村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1958年5月，因当时的岸信介内阁纵容亲台的右翼分子在长崎市制造“撕毁中国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几乎全部中断。楢川村的漆器业者也因中国生漆供应断绝而陷入绝境。为了生存，他们举行集会，喊出“打倒岸内阁”的口号，并到东京首相官邸游行请愿。1960年周恩来总理知道日本部分中小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后，决定给以“个别照顾”，继续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生漆、甘栗、中草药等）。楢川村从而绝路逢生。
那天，我们还参观了木曾漆器工业协同组合的原料仓库。里面满满地堆放着用木桶装着的生漆，都是中国湖北、四川等地生产的。漆业协同组合的人说：“两国建交了，今后我们不必为生漆的供应担心了。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我们的照顾。”
在这次访问中，我认识了楢川村长泷泽重人，他同时是楢村日中友协支部会长。这个村的日中友协支部就是在反对岸信介内阁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时，他是村公民馆职员，由于受到村民们的爱戴，自1963年起连续几届当选为村长。
听村民们说，在日中两国签署建交联合声明那天，全村如同过节一样。村政府、漆器作坊和商店，都挂起两国国旗，贴出“祝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标语。白天，大家收看来自北京的电视广播，晚上泷泽村长主持举行了庆祝酒会。
我们去楢川村那天，两国建交虽然已过了一个多月，但是感觉到村民们仍处于欢庆的喜悦之中。那天，楢川村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既是欢迎中国代表团，又是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招待会。泷泽重人以村长和日中友协支部会长的双重名义致词，他说：“日中邦交的恢复决不是日中友好的终点，而是日中友好的新起点。”接着他又说了一段深深印在我心里的话，他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给贵国造成了莫大的灾难。今天，我们要决心防止军国主义，决不允许那样的侵略战争重演。”他的讲话，博得村民和中国朋友一片掌声。
此后，我在驻日本期间同老村长每年新年都有贺年片交往。1988年我卸任回国后，仍有书信往来。1990年4月初他来信说：“楢川村正编写《楢川村志》，希望将日中邦交正常化那一年，你问楢川村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友情满山村》的报道收入其中。”又说，不久他将访问北京，如能找到那时的报纸，请复印一份交给他。同月底，我前往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拜会了他。
虽然相隔18年再次见面，但他同我头脑中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身板挺直，热情憨厚，只不过头发已一抹银白。他大概已有70多岁了。他说，他已退休，现在只有一个楢川村乡土史研究会会长的头衔。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有我的文章的人民日报送给他。他连忙感谢说：“对于楢川村来说，这是珍贵的资料。那是我们村在日中复交时，也是战后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值得保存在《楢川村志》里。”
我们坐下来，谈了中日复交后楢川村的新变化，谈了楢川的日中友好活动。
这以后，泷泽从日本还来过几封信，大约1993年后，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2000年，我有机会重访日本。在我预定拜访的人中，有泷泽村长的名字。临出发前得到消息：他已故去。我不相信他那样好的身体会突然逝世。到东京后，我又请日本朋友同楢川村联系。当晚，接到一位友人来自楢川村的确切电话：“泷泽老人于1994年在长野县因一次车祸不幸故去，享年76岁。”
泷泽村长是我认识的一位普通的日本地方行政官员，一位热心日中友好活动的人士，又是一个日本老兵。战后有许多过去的日本兵参加了日中友好运动，在不同的领域，为日中邦交的恢复，为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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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特的家庭博物馆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 李景卫文／并摄影
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韦斯特伯里小镇，有一座名为“白宫”的博物馆。这座科莱姆斯家族的家庭博物馆很有特色，令人心驰神往。
“白宫”系英国流放囚犯托马斯·怀特所建。1770年，库克船长登上这片南太平洋大陆以后，为人满为患的英国监狱找到了一条出路。1788年，17岁的托马斯·怀特随第一批囚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年复一年，囚犯越来越多，怀特于1841年东拼西凑，集资建了一座“接待”新囚犯的监狱，并称其为“怀特宫”。日子久了，人们逐步淡忘了怀特，只按字意把它当作“白宫”。“怀特”即英文“白”字音译。
1969年，现任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科莱姆斯的母亲科莱姆斯太太买下这座当年的监狱，既作家庭住房，又作收藏之用。她收藏了许多17和18世纪的英国橡木家具、火烧熨斗、手摇搅拌机、巧克力机，以及中国古瓷器等。不过，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她的娃娃馆。馆内有一座科莱姆斯太太亲手建造的英国村舍风格娃娃楼。娃娃楼取材木条、木片，无一钉一铆，老太太用胶水、剪刀和刻刀历时40余年，一条一片搭建而成。娃娃楼虽为“微缩景观”，但楼高6英尺，分上下4层20个房间，厅、堂、房间、厨房、厕所、洗衣间样样齐全。上下左右各房间内窗纱轻垂，家具逼真。衣柜、写字台上有数不清的大小抽屉，大的可以放下一把小剪刀，小的小到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地方有四五层抽屉，层层推拉自如，供娃娃们放些金银细软和针头线脑。娃娃楼是大大小小娃娃们的“家”。众多的布娃娃，小到几厘米长，大到十几厘米高，个个传神，成组成群，讲述着各自的故事，令人百看不厌，流连忘返。
克里斯·科莱姆斯和哥哥蒂姆·科莱姆斯跟母亲一样，善于收藏。他们的兴趣集中于车辆。兄弟俩从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购得几十辆早期的自行车、马拉车、葡萄酒车等。在介绍那些爱车时，克里斯·科莱姆斯馆长登上一辆马拉消防车。他脚踏警铃，叮当作响，给人一种呼啸千里，十万火急的感觉。
谈起收藏老车，蒂姆·科莱姆斯津津乐道。他说，前些年在北大当外教的时候，看上了颐和园内摆放的一辆外国敬献慈禧太后的汽车，很想收藏。好一个收藏迷呵！（附图片）
上图为娃娃楼。左图为“白宫”面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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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旅人心语
在北欧社区享受悠闲
杨叙
不管多么虚无缥缈，我们都不能不承认，社区———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它自己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形成的氛围和性格。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想起作家刘墉先生写过的那篇《挺胸》：“美国人的挺胸是健康；英国人的挺胸是矜持；德国人的挺胸是自信；中国人的挺胸是风骨。”这话不错，推而广之，北欧的社区也有一种用时间和细心才能体会出的内在个性和韵味，那更多的不是热情洋溢，不是率直爽朗，而是悠闲，从骨子里透出的悠闲，宁静、飘逸、平和。我想，它应该是北欧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北欧百年以来的历史所共同铸就的特点，只有远离战争硝烟、在人烟稀少的原野上伴着海洋生存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于漫不经心中便能流露出的轻松与悠闲。
我和先生在哥本哈根和在北京一样有天天晚上散步的习惯。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沿着海勒鲁普区的一条条街道随着心意四处闲逛。那时，渗透在哥本哈根整座城市的那种悠闲便会慢慢地、一丝丝一缕缕地散发出来，好像花朵静悄悄散发芳香般地感染着你，陶冶着你，甚至改变着你。到海边去自不必说，大海的气质能让人哪怕在最忙碌的工作日也生发出旅行者的闲情逸致；到森林里去也不必说，只要双脚踏上那厚厚的经年落叶，所有的郁闷和压力会在瞬间一扫而光；就是到繁华的商业街去，都能感受到哥本哈根人的轻松和优哉游哉。
夏天，每次走到商业街上，总能看到一家小铺子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次次如此没有例外。我们好奇地探头去看，看明白了却加倍好奇，原来这是一家卖冰棍儿的小店，严格说是一家卖“softice”的小店。“softice”是北欧人最爱吃的一种冰淇淋，通常是用蛋筒放在机器下压出层层叠叠的冰淇淋，外观就像北京常见的火炬冰淇淋一样。不过北欧的“softice”要丰富得多，除了蛋筒分大、中、小号外，蛋筒里的内容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可以放上各式冰淇淋球，可以加一块威夫巧克力，也可以插上手指巧克力棒，这些东西的外面又可以任意选择加上奶油、果酱或者五颜六色的糖粒。不过“softice”再好吃，也没必要兴师动众排着长龙买呀，这家店的门外每天晚上总少不了一二十人排着，他们穿着短裤，套着T恤，高的矮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队伍蜿蜒一直排到街上。这真让我们想不通，说起来我们这辈子排的长队可不少，改革开放以前，生活品经常短缺，我排长龙买过芝麻酱，买过火柴，买过肥皂，也买过电器大件。现在国内经济突飞猛进，市场繁荣，物资丰富，买什么也不用排队，只是偶尔还见到电视上报道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排成了长蛇阵。可是买冰棍儿排队，我还真是第一次碰见。
为了解开疑惑，我们不止一次问过那些排队者，他们有的说这家店的“softice”好吃，有的说这家店卖得实惠，还有的摇摇头说不为什么。我们不信，觉得这些回答太没说服力了，隔几天又去问，结果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后来，我们索性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耐上半天的性子排到里面，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卖“softice”的是个老头儿，60来岁的年纪，他不像是做生意赚钱，倒像是找点事解闷儿。面对每一个顾客，他都露出自然亲切的笑容，“嗨，伙计，来个朗姆酒的冰淇淋球怎么样？再加点草莓酱？”要是碰见熟人，他还会调侃一句：“加两块巧克力？老兄，小心你的肚子吧。”老天，这要是赶上从前排长队抢购东西的时候，还不把人急得口舌生疮、毒火攻心？可是这老头儿，还有我周围的所有顾客没有一个人着急上火，他们有的插着裤兜，有的抱着胳膊，聊着天，微笑着，然后举着冰淇淋走出店门，走进北欧夏季的温柔。当我也举着冰淇淋走到海边时，海风阵阵吹来，拂动了我的头发，一滴乳白色的奶油滴下，洇湿在我的衣襟上，心情也像奶油一样舒适得快要融化……那一瞬间，我忽然大彻大悟：用悠闲的心境去享受生活的细节，这就是哥本哈根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北欧社区那种独一无二的性格。
从此，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零钱，我和先生也总是信步而来站在队尾，插着裤兜，抱着胳膊，不求好吃，不图便宜，只是为了享受那份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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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散记
前往纳尔维克
边红
纳尔维克是挪威北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城，居民只有几万人。她既是一个港口，也是个旅游城市，冬天是滑雪胜地，夏天又是欣赏独特峡湾风光的好去处。每年夏天，都有一周数班的豪华游轮，从挪威西南部的斯塔万格、卑尔根等地出发，沿挪威西海岸北上。船上的游客可一路观赏风光，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一周抵达纳尔维克。
前往纳尔维克，除了走水路，当然还可以走陆路，从瑞典北部的基律纳乘火车便是一条比较独特的线路。这条铁路地处高寒险峻地带，从百年前建成到现在，它一直肩负重任，那便是将基律纳铁矿的优质铁矿砂运到纳尔维克港口，货轮再将铁矿砂运往各地的钢铁厂。由于火车要穿越高山峻岭，经受风雪严寒的考验，又要途经欧洲最大的森林公园阿比斯科国家公园，穿行风景奇丽的挪威西部峡湾，因而吸引了不少游客。
那是一个夏末的清晨，我们从基律纳坐上了开往纳尔维克的火车。这天天气不算太差，时阴时晴。从基律纳到阿比斯科森林公园的100多公里，一路比较平坦。两旁是茂密的桦树林，长得不高，高过火车的都不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不时有飞鸟掠过水面。树梢已披上浅黄色，远处绵延起伏的山峦，仍是白雪冰封。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不时见到奔跑的小鹿和野兔。
快到阿比斯科时，天下起了雨。在阿比斯科车站，有不少肩背大旅行包、脚蹬大头靴、身穿防雨衣的野外旅行者下车，又有成群同样装束的人上车。在这群行色匆匆的旅行者中，有不少六七十岁的人，他们与许多年轻人一样精神抖擞，大步流星地走在山路上。雨，在不停地下着，但路上的行者毫不在乎。阿比斯科国家公园是许多欧洲游客的神往之处。游客们在高山湖泊钓鱼，在湍急山涧漂流，在千仞峭壁攀崖，或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公园内徒步行走，风餐露宿，只为呼吸这里甜丝丝的清新空气，享受密林信步的山野情趣。
离开阿比斯科，火车开始上山，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大约以30公里的时速向上爬。抬眼望去，蜿蜒的铁路向山顶延伸，好似一条腰带系在群峰上。淡淡的云彩飘过，使得铁路时隐时现，为本来就已十分险峻的铁路平添了几分神秘。翻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火车进入了挪威境内。窗外已很少能看见树，只有光滑的大石头。但不时能看见建在光秃秃大石头上的红色小木屋，那是挪威人度假的居所。火车不断穿越山洞，山洞的两头有铁板搭成的棚，那是为了在冬天防止从山上滚下来的积雪阻断铁路。坡越来越陡，火车在山顶蛇行前进。突然，一座残破的桥映入眼帘。那是一座已经废弃的铁路桥，孤零零地横在山谷。
关于这座桥，还有一段历史。二战时期，德军占领挪威，从基律纳到纳尔维克的这条铁路，是德军的一条重要运输线。挪威抵抗运动准备炸断这条铁路线，地点就选在上述那座铁路桥上。当时，他们已顺利地在桥上多处埋了炸药，想让它彻底消失在山谷里。就在一列德军火车隆隆开近的时候，抵抗战士开始点燃导火索。谁知因为天气太冷，导火索被冻住了，怎么也点不着。老天不遂人愿，挪威人只得作罢。这座桥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后因年代太久成了危桥，人们又重新建了一座铁路桥，但一直没将那老桥拆掉，由它孤苦伶仃地立在那儿，作为二战历史的一个见证。
离开那座老桥不久，前面出现了弯弯曲曲的峡湾，依稀能看到一些集中的民居了。纳尔维克已经不远。天空变得亮了起来，山坡上有了绿意，峡湾两旁不断有瀑布飞泻而下，形成几条夺目的白练。
纳尔维克的这段峡湾，二战中曾是德军与盟军决战之地。1945年，盟军与德军舰队在纳尔维克之外决战，纳粹舰队因不敌强大的盟军舰队而向峡湾撤退。盟军步步进逼，连续追击十几海里，击沉了数艘德舰，并将最后的几艘德舰一直逼到峡湾上游的浅滩，使其搁浅为止。德军弃舰循山而逃，但最后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直到后来，德军被击沉的军舰一直留在峡湾，有些甚至就搁在浅滩上。
从基律纳出发，约4个小时以后才到纳尔维克。两地相距不过150多公里，以现代的铁路运输技术，150公里的路程仍需跑4个小时，其路途之险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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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交官亲历
南非政要恩佐印象
陆苗耕
阿尔弗雷德·恩佐是南非非国大的一位元老，1994年5月任新南非政府第一任外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6年，他曾访华。新南非成立以来，他多次对我国进行访问，为中南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亲自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并出席我大使馆开馆仪式。1999年6月引退后，继续为增进中南友谊而努力。恩佐平易、朴素、务实的品格博得人们广泛赞扬。旅居南非来自大陆的华人俞大夫，不止一次地向我称赞恩佐。俞大夫在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恩佐外长。恩佐对中国传统医学很感兴趣，就直率地提出希望到俞处就诊，并表示因工作忙难以预约，恐怕要搞“突然袭击”。俞大夫表示随时欢迎他光临。俞大夫告诉我，恩佐外长确实是个大忙人，常常利用工作空隙时间，冷不防地打电话提出前来就诊。每次他总是轻车简从，除司机外别无他人。恩佐外长毕竟70多岁了，长期辛勤工作，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俞大夫建议他最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他总是说，新南非百废待兴，外事工作尤为繁忙，实在难以抽时间考虑自己的身体。俞大夫说，恩佐多次就诊是利用从国外出访归来，见缝插针进行的。他一出机场先与俞大夫通电话，然后不顾旅途劳顿，直奔诊所，一边躺着接受治疗，一边用手机向曼德拉总统汇报访问情况。
我与恩佐外长多次接触，亲身感受其人格特点。1996年3月，恩佐外长执行南非政府一项重要使命，赴北京与我国磋商两国建交事宜。这是新南非政府首次派出内阁部长访华。我们到机场送行。见到我们，恩佐外长疾步前来握着我的手，非常愉快地说，大约10年前我访问了贵国，此次又有机会目睹北京的新貌了。艰苦斗争的岁月，在他非常富有非洲人特点的黝黑脸庞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睿智与真诚。关于此次访华任务，他坦诚地告诉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新政府交办的使命，同中方充分地交换意见。他表示，本人将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并持乐观态度。到北京后，他就投入了3天的紧张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其它。回来时我们到机场迎接，他见到我们就兴奋地说，中国政府热情友好极了，江主席、李总理都接见了我，双方谈得很好，我将尽快向上汇报。
我到开普敦总领馆赴任后不久，1998年12月20日，恩佐外长应邀来总领馆做客。此时已值圣诞节期间，按当地习俗，人们都与家人亲友欢聚，公务和对外活动被停止。此次恩佐外长是破例到外国使团做客。他穿着一身夏日休闲服，上身是红蓝颜色斑驳相间的短袖衬衫，显得十分轻松洒脱，同我一边握手，一边高兴地说，老朋友又见面了，我这一路上交通顺畅。中午，我们设宴款待，感谢他百忙中光临总领馆。我们边吃边聊。他认真地说，我在家里不是家长，因为我不掌勺，所以小辈与母亲特别亲近。我插话，中国有句俗语，“（孩子）宁肯跟要饭的妈，不愿随做官的爸”。他点头称是，紧接着风趣地说，他“擅长”的是“涮锅洗碗”，和小辈们一起干活，觉得很愉快。这话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没想到堂堂外长与家人小辈们相处竟如此富有人情味。恩佐外长吃东西也很随便，没有什么不吃的食品，只要菜一上桌，总是美美地品尝，不住地称好，还非常幽默地说，夫人虽在家掌勺，但吃不上这么美味的中餐。他尤其喜欢我们做的麻辣豆腐。宴请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恩佐外长高兴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