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东亚经济合作新阶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侯若石
主持人语
区域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大亮点。在亚洲地区，区域合作趋势正在蓬勃发展。分别于本月18日、19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和东盟与对话伙伴会议，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二次外长会议等都是亚洲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具体举措。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有哪些新的趋势？前景如何？亚洲债券是怎么回事？期望本期《国际周刊》能为您解答上述问题。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近年来，以东盟和中日韩（10＋3）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各国政府间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顺利；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进入官方讨论阶段；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积极拟议之中。应该说，东亚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为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亚经济地位不断上升
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5年的..4％增加到2001年的18.7％。由于各国加强经济合作，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占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3.8％增加到2000年的46.3％。它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增长扩大了本地区市场的规模；二是在本地区的市场竞争中，东亚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而来自地区之外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缩小；三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竞争中，东亚各国企业通过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加强合作，成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动力。
本地区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正日益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存近百年的“现代公司制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即生产链条）被分解。原在一个企业内进行的产品研发、加工制造、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业务，转移到全球不同的企业，形成了以生产链条为纽带的全球生产体系。主导这一体系的跨国公司，或把零部件加工制造转包给其他企业，如汽车业；或把产品加工制造全部转包出去，如服装业和电脑制造业。例如，运动鞋行业的耐克公司和电脑业的戴尔公司已不再从事产品的加工制造，而专门负责设计开发、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球零部件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13.2％增至18.5％。而在电子产业中，由全球生产链条生产的产值已占该产业全球产值的30％。
东亚国家的工业基础雄厚，适应了全球生产体系发展的需要。东亚企业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零部件或成品的主要供应商，是全球生产体系的积极参与者。2001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在服装、电子和汽车类生产企业中，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比例分别为33.8％、48.5％和65.8％。这项调查结果还表明，从出口增长、就业增长、产值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方面考察，参与全球生产链条的东亚企业业绩普遍好于未参与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全球生产链条引进的新产品、新生产线、新生产工艺、新管理技术和新的质量控制方法比未参与企业多。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新增长点，提高了收入水平，扩大了地区内市场。
东亚涌现国际分工新方式
依靠本地区的经济优势，东亚出现了国际分工的新方式，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东亚各国企业组成了本地区的生产体系。如在电脑制造业，新加坡制造电脑硬盘，马来西亚生产半导体芯片，泰国生产显示器，整机组装在中国进行，组织这一系列生产活动的是新加坡企业。再如服装业，服装的设计、质量控制、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由香港企业负责，布料在中国生产，而加工缝制则在越南、缅甸和柬埔寨进行。地区生产体系增强了东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由于零部件和成品在不同的东亚国家之间流动，地区内部贸易进一步发展。东亚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比重已经占本地区贸易总额的28％，大大高于18.5％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优势互补，东亚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提高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吸引力，地区生产体系也不断强化，推动了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
尽管这个体系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在经济合作中的整体性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展望未来，东亚必然要发展多领域的经济关系，从而推动更广泛的地区经济合作。
贸易自由化与产品标准化是大势所趋
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参与者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再局限于短期市场交易，而是发展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一个产品在多国生产，要多次跨越国境。为了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实现地区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开始正式谈判，是因为双方都是全球生产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制约零部件和成品在不同的东亚国家之间流动的因素不仅是贸易壁垒，还有进出口货物通关和商务人员往来的行政障碍所带来的成本。据估计，由此付出的代价使世界贸易少增长近1个百分点。因此，除了实行地区贸易自由化政策之外，还必须实行贸易便利化措施。
如今，产品竞争力不仅包括价格、性能和质量，而且还要符合各项标准。企业之间在全球生产链条的合作需要统一生产标准和产品标准，各行其是将使生产链条无法连接。标准化为生产链条的生产过程管理提供了便利。只有符合标准，供应商的产品才可以加入生产链条，减少了对生产过程监督的成本，节省了交易成本。因此，东亚各国必将为制定和实施有关标准开展合作。
生产体系合作加强了东亚各国的贸易关系，势必要求各国在汇率和货币方面加强合作；相互投资的增长要推动银行和资本市场合作，扩大和深化地区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在金融和服务业领域实现贸易自由化；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要求各国在技术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合作；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要求各国协调公平竞争政策，也要求各国反思现代公司制度治理，为适应全球生产体系的需要而加强公司治理合作。（附图片）
东亚地区贸易协定概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东亚一体化：以共同增长为目标的贸易政策议程》一书，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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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洲债券开始起步
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第二次外长会议上，亚洲18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11家中央银行于6月2日宣布，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建立一个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投资于东亚国家发行的美元债券，可谓是这一宣言的最好注脚。因此，用“有声有色”来形容当前亚洲各国关于亚洲债券市场的合作恐不为过。
要论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缘由，须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起。此次危机给东亚国家造成巨大创伤，至今尚未痊愈。危机过后，亚洲各国痛定思痛，深切认识到本地区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尤其是债券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地区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大量投向发达的西方金融市场。相反，本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却大量依赖区外短期流动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造成金融动荡。如果能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债券市场，充分动员本地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将有助于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危机，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亚洲地区的经济融合与共同繁荣。因此，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倡议，并迅速引起了政治经济界的关注。
近几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欧洲、北美等世界主要经济区通过实行单一货币、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多种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强化了自身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对区域外的经济体产生了巨大压力。亚洲地区必须加强自身的区域合作，方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亚洲各国，尤其是地域相连、文化相似的东亚地区，近年来通过加强相互贸易与投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为区域财政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利用10＋3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马尼拉框架会议等许多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积极探讨加强区域财政金融合作。也正因如此，类似发展亚洲债券市场这样符合各方需求的倡议才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进展。
所谓亚洲债券，是指以亚洲货币计值，在亚洲市场发行，主要面向亚洲投资者的债券。因此，完全意义上的亚洲债券市场应该包括3方面内容：发行亚洲债券；培育亚洲债券的投资者；完善评级、担保、交易、清算等市场基础设施。围绕这3大领域，有关各方提出了许多具体设想，其中不乏新创意。比如，亚洲各国联合以亚洲货币或货币组合发行债券、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划出一定比例设立外汇储备库以专门投资于亚洲债券、建立区域信用评级和担保机构等等。其中也不乏相对具体可行的提议，比如，建立亚洲债券基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在本地区以当地货币发行债券、加强区域内各国在债券交易清算方面的合作等。对于大胆的设想需要小心求证；对于相对可行的提议需要协商解决操作层面上的许多具体问题。总而言之，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懈努力。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清迈宣言》所表达的政治意愿，有了亚洲债券基金这样的可喜开端，我们自然有理由期待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取得更多的成果。
其实，亚洲的区域财政金融合作远不仅限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针对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在建立资金援助机制、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加强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3年前，也是在清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财长共同提出了《清迈倡议》，希望通过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在金融动荡时向受冲击成员提供应急资金援助，以此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机制的补充。这在当时被视为东亚财政金融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广泛关注。3年来，东亚各国通过双边谈判已签订了总计23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还有多份协定在谈判之中。这为东亚金融稳定初步编织起一张安全网。巧合之中有必然，两份恰巧同以清迈命名的文件，体现的是亚洲国家团结协作应对挑战的共识和努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亚洲区域财政金融合作还存在国情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等困难，但是只要亚洲各国共同努力，顺应时代需要的亚洲财政金融合作必将克服种种阻碍，结出丰硕成果。（附图片）
6月22日，亚洲合作对话第二次外长会议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迈举行。来自亚洲地区18个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在当天的会议上就地区安全合作、区域金融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等问题展开多边和双边会谈。
（新华社记者 袁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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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月十七日，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3）外长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外长们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强调深化10＋3合作的重要性。（新华社记者 王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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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盟方式值得称道
求同存异 循序渐进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区域组织，成立于1967年。到1999年，东南亚地区所有的10个国家都已成为其正式成员。36年来，东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区域组织之一。
东南亚10国虽山水相连，互为邻邦，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三大宗教汇集于此，而同时又存在着相近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因此，东盟的成功，特别是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成就，其根本原因是东盟从成立时起就一直遵循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将这个原则具体化，使之有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形成了被国际社会称道的“东盟方式”。
求同存异原则在东盟方式中体现为非正式性、非对抗性、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如“非正式”是成员国增强信任、表达理解和善意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载体，它将传统的面对面“谈判”变为表达善意、调解协商直至达成共识的过程。
在冷战期间，东盟在解决内部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成员国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例如，1968年东盟成立之初，沙巴主权归属问题导致菲律宾、马来西亚矛盾激化。东盟决定由泰国和印尼出面调解，使双方能够以地区和平的大局为重，协商和调解取得了成功。此后成员国之间发生的所有矛盾都通过这种方式达成谅解，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循序渐进”原则表现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共有的理解、忍耐、务实的精神。从成立起到1976年，东盟经历了10多年的磨合过程。到1971年，在成员国之间已经培育起初步的“东盟意识”的基础上，东盟提出了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概念，并通过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迈出了政治合作的重要一步。此后，到1976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东盟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两个文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约束性质，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12月通过决议，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东盟。
加强和深化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91年，我国已同东盟所有成员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出席了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并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单独会晤，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定了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有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11月签署了令世人瞩目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政治信任发展到了新水平。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面临非传统安全因素增加的新态势。东盟与中国都十分关注在本地区出现的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洗钱、国际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取得成果，其中包括2000年的《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2001年举行的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4国禁毒合作部长会议及其发表的《北京宣言》等。
协商对话带来的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形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也成为和平与稳定的坚实基础。10＋3与10＋1合作机制，在促进东亚国家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其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尤为引人注目。
东盟已经走过了辉煌的36年，但她还面临着新的考验。例如，协商一致的原则常常为议而不决所拖累，东盟论坛的对话性质，也缺少一个区域组织应有的机制化特征。但是，只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东盟完全有能力继续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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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东盟地区论坛
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盟国家看到，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单独应付来自地区外部的强大压力和挑战。东盟对安全的关注已经从国家层次扩展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1993年7月，第二十六届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发起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并邀请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和组织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参加论坛。1994年，东盟论坛在曼谷召开了首次会议，由此，论坛已成为亚太地区高级别、大规模讨论区域内各种安全问题的场所。
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的运作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从成立至今不到10年的时间，论坛已经确立起了初步的体制框架。在涉及地区安全的许多问题上，论坛成员间达成了许多基本共识，主要有：把“综合安全”作为论坛的基本原则，指出安全的概念不仅包括军事领域，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论坛遵循循序渐进发展的原则，其进程将分三个阶段，即：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发展预防性外交和探索对付冲突的途径。此外，论坛还提出了推进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如加强高层次国防接触、赈灾救援等。论坛引进了东盟的合作原则，强调协商性和一致性，这是论坛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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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亚洲合作对话
亚洲合作对话（ACD）由泰国于2001年提出，旨在整合亚洲现有次区域合作，促进全亚洲范围的对话与合作。
首次ACD非正式外长会议于2002年6月在泰国差安举行。东盟9国（缅甸未参加）、中、日、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巴林和卡塔尔等17国外长或其他部长参加会议。会议同意ACD应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从文化、旅游、农业、信息、交通、能源、人力资源开发、科技、教育等具体领域做起。各成员国根据各自优势，自愿牵头负责一些领域的合作。各方赞同ACD应吸收更多的亚洲国家参与，以真正体现亚洲色彩，但扩大成员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逐步进行。
第二次ACD非正式外长会议于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发表《清迈宣言》，并将ACD外长会议确定为一年一度的会议。第三次外长会议将在中国举行。
ACD是一个泛亚洲合作官方组织，它反映了地区合作的一种新趋势，体现了亚洲国家整体意识的增强，但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完善。（周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