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一家以“挖人”为业的猎头公司，在与人才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一些中资企业在用人机制上的弊端深有感触——
这些企业为啥留不住人
本报记者 龚雯
在北京亚运村一幢涉外公寓里，记者找到了浩竹猎头中心。这家仅有8名员工、100多平方米办公区的专业猎头公司，创办3年来已成功运作了近百位高级人才跳槽，业内外名气响得很。然而，说起挖人，浩竹首席执行经理王常江竟是一肚子感慨。
某国企要挖一位总裁，浩竹建议企业提高薪资待遇，不料对方却说：“我们公司的总裁可是正局级！”
浩竹做过这么一单生意：某国有房地产公司总裁，名牌大学毕业，能力很强，也很敬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公司赚了大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管理人才。可他的年薪却只有10万元，每月奖励也是象征性的，而他许多老同学在同等职位上年薪已达百万元。随着公司效益递增，上面的“婆婆”越来越多，谁都要来插手，并且公司高层管理者多是上面委派，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管理体制十分不顺，总裁想干的事情往往干不成。当浩竹向这位人才伸出橄榄枝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岗位——跳到一家民营同类企业担任总裁，年薪百万元，拥有一定股权。跳槽后，他干得有滋有味，才华充分施展，使这家民企面貌一新。
王常江说，加入WTO以来，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中外企业纷纷把目光瞄准各类中高端人才。“我做过调查，北京的猎头公司多以外企项目为主，这还只是外企挖人的渠道之一。你算算，每年有多少人才流向外企？眼看着一批批精英由于国企用人体制、机制滞后而流失，作为猎头，心里并不太好受。猎头公司方兴未艾，我们挖人屡屡得手，某种程度上是‘受惠’于现行的用人制度。”
上海某知名国企曾委托浩竹挖一位总裁，但给的薪资并不高，浩竹建议这家企业提高薪资待遇，不料对方却说：“我们公司的总裁可是正局级！”王常江认为，跨国公司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科学合理的薪资体系，以及长远的福利计划、分红计划、培训计划等。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普遍难以体现人才的实际价值，薪资拉不开差距，特别是对高质量人才给予低价位回报，在人力资源逐渐开放的今天，这怎么能拴得住人？更谈不上吸引人了。
除了薪资和激励机制，一些国有企业的体制弊病也造成了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浩竹接触过一家愿出高薪聘总经理的国企，但猎头做该项目时发现，这家国企决策程序繁杂，效率很低，涉及主管和相关部门太多，内部改革没法推进，管理高层左右为难。浩竹感到推荐优秀人才去这样的企业，很可能是浪费人力资源，最终决定放弃此桩买卖。王常江透露，在他们运作成功的项目中，目前还没有一例是把人才挖到国有老企业的。
浩竹曾为国内某民营企业一口气“空降”了6名骨干，结果不久之后全部辞职
浩竹在挖人上交过学费，用王常江的话来讲是“教训惨痛”。
创立之初，他们曾为国内某民营企业一口气“空降”了6名骨干（其中2名来自外企），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行政总监等，薪水给得都不低，王常江满以为这批职业经理人从此将大展身手，给企业发展增色添彩。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之后，6人陆续辞职。原来，这家民营企业完全是家族式管理，老板（董事长）一股独大，连总经理身边的秘书都必须由老板指定。公司里很多人是老板同乡、亲友，遇事总是越级直接找老板，总经理和其他高管形同虚设。老板首先需要的不是独立、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而是他们得成为自己的铁哥们儿。这些职业经理人毫无安全感和成就感，只好走人。
王常江说，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尽管有机制灵活、舍得高薪聘人的优势，但在用人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这类企业不是挖不着人才，而是挖到了却难以人尽其才。他们管理基础、诚信基础薄弱，担任老板的企业家素质参差不齐，自己培养出的人才偏不识货，从外面引进的人才又不放心，老板甚至干扰职业经理人的工作，限制其发展，或者不按牌理出牌，把人才用过了头。
人才资源永远是第一资源。企业不但要有爱才之心，更要有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艺
从浩竹做过的项目看，IT、医药、金融、食品饮料等行业人才流动比较频繁，这些领域的国内企业多是竞争力较弱的，而影响其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人才尤其是中高端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流失导致人才短缺更趋严重，跳走的人常常是最不应该放掉的人，留下的却常常是最应该裁掉的人。
王常江说，空降兵很出色，但企业更需创造一个好的空降环境，绿草地最佳，相对平坦的空地也行，绝不能下面荆棘丛生，峭石林立，否则空降兵不摔死也得摔伤。说白了，最关键的，一是舞台，二是待遇，三是感情。要信任人才，充分授权，高薪相报，同时给予支持理解。如果一位总裁连对员工雇用、加薪、降职、解聘的控制权都没有，他在经营管理上怎么放得开手脚？如果一名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高级总监与一名普通生产工人在收入上相差不大，那些含金量高的人才哪儿来的动力为企业赚钱做事？
“当然，事业留人是第一位的，”王常江说，浩竹曾以高出几倍的薪资挖一名总经理未果，其原因就是这名总经理所在企业知人善任，让他在工作中自由发挥，身心舒畅。而这一点，正是众多优质人才最看重的。
王常江觉得，国内企业在选人、用人观念上必须打破陈条旧框，一切以能力为标尺，以效益为中心。一些企业委托浩竹挖人时，有的声称总监级人才超过40岁以上就不予考虑，使不少有才干、有经验的成熟人才无缘一试。
王常江以猎头的身份提醒中资企业：良禽择木而栖，人才资源永远是第一资源。企业不但要有爱才之心，更要有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艺，为人才打造良好的事业平台。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以人为本方能留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宝元
做好企业的人才工作，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理念；二要完善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三要建立健全民主制衡、协同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
人才问题日益显现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要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至关重要。但近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及大型跨国公司竞争过程中，由于制度性原因造成的人才流失、人才短缺和人才危机问题日益凸现出来。
首先，从人才形成机制来看，由于缺乏明确、系统、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战略规划及激励机制，中资企业在人才选拔当中，往往出现“人才显不出、留不住，庸才却占着位、请不走”的“劣胜优汰”的状况，企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下降。特别是行政性选拔委任或家族垄断，严重阻碍了企业人才的成长。
其次，从激励机制来看，企业薪酬激励决策自主权难以落实，薪酬项目结构单一、薪酬分配仍然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经营管理者享有微小份额的剩余索取权但却拥有巨大在职控制权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从整合管理机制来看，一些中资企业职代会、民主监督等制度安排形同虚设，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暗箱操作、内耗互斗，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一些改制企业机构重叠，无法实现有效整合、协调、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企业员工离心倾向较为明显，专业化、高素质人才流失问题突出。
制度创新才是根本
“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中资企业应积极引进，并在实践中树立这种新理念。不要一味地“眼睛向外”，热衷于高薪“猎”人、优惠政策“引”人，而要踏踏实实地去培养和使用好自己的内部人才。在战略管理层面上建立起激励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型人才整合管理系统。比如，海尔集团就有一套“整合人心”的内在激励机制。海尔非常关注并合理调节员工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形成周期和凝聚过程，通过“直接反馈”、“充分授权”等内在激励，形成了巨大的团队凝聚力。
彻底改变企业经营者索取权与控制权不对称的制度安排，推进薪酬制度改革，认可并维护企业家的价值，进而完善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本要素就是企业家，最稀缺、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必须尽快优化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创业环境。
为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创造力，中资企业还应继承早年“鞍钢宪法”所倡导的全员参与、民主化管理的优良传统，建立健全民主制衡、协同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7月——小灵通京城大放号
7月中旬前后，小灵通将正式在北京市区面向普通用户大规模放号，届时包括数据、铃声、图片下载等多项小灵通增值业务也将陆续开通，这表明北京移动通信市场新一轮竞争即将展开。单向收费、以市话的资费标准打手机，种种好处让小灵通备受市民青睐。图为一位顾客在北京一家小灵通专卖店用小灵通手机给朋友打电话。 李树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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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京沪高速在哪里
阿朱
近日乘汽车出京到山东济南公干，一路上心中在问：“京沪高速公路到底在哪里？”
从北京到济南当然要走京沪高速，但出京并无京沪高速，而是先上京津塘高速公路，然后从宜兴埠或杨村出高速，穿行天津，在人流和红灯中走走停停一个小时，才能上京沪高速。于是戏称，“京沪”既未全程高速贯通，不如叫“津沪”更确切。然而从济南返回，路标既无“京沪高速”，当然也不会有“津沪高速”，而是“京福高速”。走了一阵，大概在河北境内，同一条路的牌子又换成了“京沪高速”。这才恍然大悟，所谓“京沪高速”不是一条路的名字，而是一段段高速路组成的“九节鞭”。
中国虽然建设高速公路的历史不长，但公里数已居世界第二，到去年底，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5万公里。据说按规划，到2020年我们的高速公路将达到7万公里，那时该拿个世界第一了吧！如此神速的建设当然令人鼓舞，但管理上的不适却也带来不少麻烦。就拿京沪高速来说，查报得知，这是我国第一条国道主干线，全长1262公里，总投资393亿元，分20个路段分期建设。最早的京津塘高速公路1987年就开工建设，整个工程2000年底才全线贯通。也许，因为一段段开工，便一段段被命名。但既已竣工，就应统一名称，或者干脆还保留各自原先的名字。对常跑运输的专业司机来说，名字怎么叫无所谓，反正是轻车熟路。可对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在这样的路名面前，难免被误导，或者根本找不着北。
对高速公路的管理，有关部门比较注意大处上的改进，如收费站点的设置、货车超载等等，但对如路牌一类的细节则往往轻视甚至无视。在高速公路上，常见“XX出口1公里”的路牌，走出去几百米，仍是同样的“XX出口1公里”。这只是小小的偷工减料，还有错到荒谬可笑的。我们快进济南城时，见一高速路牌标着“济南——42公里”，又向前开几分钟，却见另一路牌写着“济南——48公里”。车上的人哈哈大笑，还没议论完呢，却又见“济南——18公里”的牌子。也许有人以为这是小事，但开车的人明白，路牌指示不清、指示太晚是驾车人的一大苦恼，不仅会让司机走错路，还是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
重建设也要重管理。高速公路建多了是好事，但管理不好却又给好事打了几分折扣。小小的路名、路牌，折射出管理上的粗疏。这种管理不改进，也许路修得越多，消费者的牢骚越多，事故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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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权威释疑
新政策影响买房吗
提问：最近央行对房地产信贷政策作出重要调整，个人贷款购买第二套及更多住房时，其贷款首付款比例将提高，利率也不再享受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请问这些房贷新政策是否会影响居民的住房消费？
解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信贷政策处 黄慕东
央行对个人住房贷款在利率政策上实行了特殊优惠。一是利率减档执行，即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按3年期贷款利率执行；二是在减档基础上再下调10％。根据各国经验，改善居民个人住房条件，通常由财政对居民购买自住房实行抵扣个人所得税予以支持。在我国，这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补贴义务现由商业银行承担了。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我们这次对居民个人购买第一套自住房的优惠利率政策未作调整，这就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了绝大多数居民的购房积极性。这次政策的调整不会对个人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影响。购买第二套或多套住房的，多数是用于投资，这就具有了经营的性质。从体现市场公平出发，对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不应再强制由商业银行承担这种义务，不应再无限制地享受住房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
当前，帮助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环境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央行信贷政策需要以此为重点，继续引导商业银行贷款投向。一方面要支持开发建设与中低收入家庭购买能力相适应的普通住房，另一方面通过继续实行个人住房贷款的优惠政策，支持中低收入家庭买房。人民银行正会同建设部、财政部研究建立全国性住房担保机构体系，以便向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个人住房贷款担保。在有效防范贷款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对经过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将会适当降低，即可以低于现在的20％首付款比例发放住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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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以来，重庆歌乐山的一些奶农纷纷倒掉牛奶——
企业换了，奶农苦了
魏星 范伟国
奶贱伤农
6月11日凌晨，重庆歌乐山镇新开寺村奶农刘华山将养了30个月的奶牛喂了个饱，一声不吭地牵着牛到了公路边。外地牛商的车早在路边等着，车上还装着两头牛，刘华山拍了拍奶牛的额头，把牛绳交给商贩，拿了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晨霭中。
“我真舍不得卖掉它！”6月14日，刘华山伤感地对记者说：“没办法，奶价太便宜了，多养一天就多亏一天。”同一天，奶农王友书将10公斤牛奶倒进猪槽喂了猪。她摇着头叹息：“唉，今年倒掉的牛奶算起来都有五六十公斤了，前年买牛借了两万块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由于奶价太低，3月份以来，王友书一家每个月都卖掉一头牛。
据歌乐山奶牛协会会长李顺攀介绍，歌乐山地区已有50多年养牛历史，是全国有名的奶牛基地，当地农民靠养牛卖奶致富的不在少数。但今年以来，歌乐山地区已宰杀或卖出奶牛500余头，倒掉牛奶10余吨。
奶源之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歌乐山当地牛奶基本都卖给重庆天友乳业有限公司。2001年，重庆市沙坪坝区为扶持本区的太易乳业，力促歌乐山镇政府与“太易”签订收奶合同。
去年初，歌乐山成为“太易”的奶源基地，然而，“太易”只能收购歌乐山每天20吨左右产奶量中的3—5吨，大量奶源仍然没有出路。
同时，“天友”因“太易”的进入而将在歌乐山收购牛奶的计划逐月减少，还将歌乐山所产牛奶作为公司的“线路奶”（即未被纳入基地计划的散户奶），每天以1.74元／公斤的价格限量收购15吨，超计划的牛奶只以1.5元／公斤的价格收购。即使是限量收购的牛奶，刨去收奶员赚取的费用，到奶农手里只剩每公斤..6元左右了。
天友公司原料分公司经理文平告诉记者：“天友不排除将歌乐山列为奶源基地的可能，但前提是只能为天友独家供奶。”就这样，在企业对奶源的争夺中，奶农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对于歌乐山奶农的遭遇，有专家指出，应当协调好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的关系，不能让农民承担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出了问题，企业不能一味地将风险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此更不能撒手不管。政府应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使奶源地的配置更加合理，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不少专家认为，从“倒奶事件”可以看出，发展订单农业、提倡产业化经营还需不断探索、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毕竟，发展订单农业、提倡产业化经营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通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增收，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