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六大报告 贯彻十六大精神
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当代拓展
主要观点
突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地位，突出上层建筑中先进文化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目的是代表历史前进主体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与创新。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特色和重大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最新进展。
十六大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和主线，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适合那个时代要求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深入领会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要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深刻理解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牢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与创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唯物史观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个精辟论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上层建筑中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内容构成来看，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论断，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理解其所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思想基础，才能全面、科学、深入地把握其丰富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三个代表”是在内涵上密切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性和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明确的定位，而且对怎样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外部因素和条件作了深刻揭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通过不断调整和改革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体制性障碍，为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突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地位，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鲜明地提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突出了上层建筑中先进文化即先进意识形态和精神力量对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反作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以信息和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目的，是代表历史前进主体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上深刻揭示党的性质和宗旨，鲜明地提出党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树立起党同群众关系的旗帜。我们党是执政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党的执政地位，也关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前途命运。这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唯物史观应用于执政党建设上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和重大贡献，就是它深刻把握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最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组织。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是新的历史条件对党提出的根本要求。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是讲的一般生产力，而是特别强调先进生产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纵向看，总是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之前势所必然，在取得革命胜利、执掌政权之后就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集中体现在能否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
文化是一面旗帜，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当今世界，各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成败得失，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能力，取决于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取决于民族凝聚力。一个民族不大力建设先进文化，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没有创造力和凝聚力，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不可能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先进文化在本质上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趋势的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必然要求。
鲜明地提出我们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社会空前发展和进步，同时也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从社会多样化的基础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阶层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明确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强调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论断为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更有力地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与发展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不提出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群关系的基本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十六大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和主线，根据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对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执政为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所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和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党执政的高度提出的党群关系的新观点。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六大报告还强调，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的碰撞、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妥善处理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所以，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十六大提出要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多方面权利和需求上。说到底，“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因此，十六大明确要求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目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全面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全面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至上价值观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深从具体来
邵景均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能停留在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必须不断地深下去——认识要更深刻，改革要更深化，工作要更深入。只有切切实实地深下去，才能扎扎实实地把握实质，取得实效，推动实践。那么，怎样才能深下去呢？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具体化。
一具体就深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深刻的理论，就没有创造性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的问题，还必须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新认识，找到好办法。我们之所以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深刻的理论，就在于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它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创新的环节，使之具体化。如果没有结合具体实践而进行的创新，理论就会成为抽象的教条，也就必然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只有紧密结合具体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项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更加生动、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管用。
一具体就深化。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改革不断得以深化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对改革大局进行总体谋划的同时，善于抓具体。抓住了制度的具体弊端、体制的具体障碍、机制的具体缺陷，就抓住了深化改革的切入点。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怎么使之不断完善呢？这就要抓住具体问题，大胆进行改革，包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突破一个难题，改革就深化一步，社会也就前进一步。
一具体就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目的是推动各项工作，使之更加深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工作深入的标志，不仅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具有扎实的工作作风，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实践中，而且主要在于能够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具体分析才能找到具体办法。衡量工作是不是深入，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具体抓、抓具体。深入，就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针对具体问题，拓展新思路，拿出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等。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问题，那么所谓工作深入就没有到位，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就会落空。
为什么一具体就能够深下去呢？原因就在于，具体不是空说，而是行动；不能大而化之，必须真抓实干。也就是说，具体所面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和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我们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实践出真知。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对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形成真理性认识，产生深刻的理论。实践出智慧。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过河的桥或船，不断深化改革。实践出成果。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才能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心协力地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取得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成效。
第9版(理论)
专栏：
公共财政：经历非典考验
高培勇
如何评价我国财政在非典冲击下的表现？可以认为，幸亏初步打下了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基础，才得以在非典肆虐的情况下做出比较令人满意的反应；只有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步伐，财政才能在未来的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有更加令人满意的表现。
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就正式列入国家改革议程的角度讲，始自1998年末，至今不足5年的历史。而且，设定的目标也处于“初级”层次——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但即便如此，这几年来围绕公共性，即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个核心，财政收支的理念及其体系的运作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界定财政职能，凡是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要全力支持或创造条件积极进入；凡是不属于或不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或创造条件逐步撤离。这一理念已经进入了财政收支的具体运作层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突如其来的非典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需要领域，政府必须积极发挥作用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体系随即启动了一系列的应对性措施。
在支出一翼，先是由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从各自财政预备费中分别拿出20亿元和50亿元设立防治非典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救治患者、购置医疗设备、发放医务工作者补贴、储备药品和物资以及快速诊断试剂的开发生产和科研攻关。随后，又公开作出承诺，对非典患者，其医疗救治费用能够纳入公费医疗体系的，一律由公费医疗“埋单”；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的，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困难居民一律实行免费救治，由各级财政“埋单”。时隔不久，财政部又作出决定，对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在收入一翼，已先后出台了多项有关防治非典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境外捐赠的防治非典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在防治一线工作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国内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非典防治工作的捐赠，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对受非典影响比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及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减免征收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定额。
应当说，财政收支领域推出的有关应对举措符合公共财政的发展方向。作为仅仅初步完成了框架性构建的我国公共财政体系，能够在如此的突发性事件面前做出如此迅速、与政府角色和公共财政职能相匹配的反应，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不能不视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
但也应当看到，这次非典疫情所折射出的东西，有一些需要引起注意。比如，非典暴露了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安全建设投入上的长期欠账。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医院，特别是农村基层医院，至今仍依靠传统的“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计维持日常的医疗服务。可以想见，凭借如此的医疗条件和物质基础，且不说非典这样尚不为人类所认知的突发疫情，就是一般性的疫情来临，恐怕也难以应付。
思考起来，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收支深陷所谓“生产建设财政”格局之中，无暇顾及或腾不出足够的精力来料理类似公共卫生这样属于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久而久之，社会公共需要领域便成了“贫瘠之地”。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早一些走上公共财政的轨道，倘若我们快一些实现财政收支格局向公共性的转变，我们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就会进一步增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十分重要，对于今后应对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各种突发事件更具有打基础的意义。所以说，在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步伐，并以此为核心，谋划眼下防治非典和长远应对各种公共风险或危机的大计，是一个更能够触及根本且可能产生立竿见影之效的重要举措。
可以预计，随着非典防治工作的进展，人们对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意义的认识将越来越深刻，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步伐的呼声将越来越强烈。财政的功能定位界定清楚了，财政职能同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了，我国财政才能倾力打造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扮演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目标相吻合的角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各种突发事件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9版(理论)
专栏：
精神的力量
魏波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人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但人又不是仅仅靠一日三餐来生存，精神是生命之树的强大支撑。一个人，用精神可以奏出生命的华彩乐章；一个民族，靠精神可以创造灿烂的文明之花。非典考验着我们，同时也锤炼着我们的精神品格。
抗击非典需要科学精神。祸福相倚，忧乐随行。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总是难免的。我们不要设想生活没有灾难，而是应该设法应对灾难，用智慧战胜灾难。科学是人类战胜灾难、掌握自己命运的工具，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念。今天，我们碰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是道德、法律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在用科学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培养和实践科学精神最为根本。我们需要更加深刻地领会科学精神的实质，并落实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抗击非典需要奉献精神。非典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对死亡的威胁，广大医护人员义无返顾，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沂蒙老区的乡亲们虽然刚刚脱贫致富，但当国家有难时，他们一如战争年代，再次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献出赤诚的热血。这就是奉献精神。这种奉献，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怀，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从中看到了生命绽放出的美丽花朵，感受到那悲壮的牺牲所给予我们的强大震撼。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
抗击非典需要团结精神。战胜非典，政府的努力至关重要，同时需要上下一心、步调一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此时此刻，人们更加认识到了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内涵，更加认识到了团结互助、和衷共济的意义。非典让我们感受到金钱换不来的友爱与真情，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人民更加团结。危难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暂时的困难，但同时也会对民族的意志进行锤炼。战胜病毒侵袭的肌体会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而人的精神将在历练中得到升华。在无数艰难困苦中培育出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第9版(理论)
专栏：
法律是有力保障
郭立建
战胜非典，靠科学、靠精神，也靠法制。将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并及时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非典防治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传染病防治法及相关法规的贯彻执行，是我们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打赢抗击非典这场硬仗的有力保障。
法律明确了公民在防治非典中的义务。防治非典是一场人民战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群防群控至关重要。传染病防治法等明确规定了公民在非典防治中的义务，如必须服从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等。通过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让群众明确自己在非典防治中的责任、义务，增强依法防疫的自觉性，对于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赋予行政主体在防治非典中的职权和责任。法律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具有预防权、通报和公布权、疫情控制权等。当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政府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等紧急措施；可以针对该病种采取隔离病人、宣布疫区、封锁疫区、紧急调度医护人员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行政主体不能放弃、转移自己的职责。如果行政主体及其有关人员因惧怕被传染，放弃职权、逃避责任、玩忽职守，从而造成疫病流行的，轻则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就真正实现了职权法定，程序合法，权责统一。
法律为惩治其他影响非典防治工作的违法行为提供了依据。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有少数人借非典之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掺杂使假和制售伪劣防治非典产品欺骗消费者等。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治工作。有关部门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或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为夺取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9版(理论)
专栏：短文苑
群众的口碑最珍贵
周平军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这是民间的俗语，反映了群众的心声，体现着深刻而朴素的道理。只有心中始终装着群众，真心为群众做好事，才会得到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评价是公正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等心中装着群众，因而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在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们又见到了那亲切的身影——共产党员。他们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当安与危、生与死的选择摆在面前时，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勇挑重担，顽强奋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抗击非典的支柱，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展现着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尽管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可我看得见他们胸前的徽章，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党员形象！”这是一名非典患者的由衷之言，也是亿万人民对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共产党员的最高礼赞。
“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切切之心、拳拳之意，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之情。一位大学生在《隔离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座不垮的大厦，必定有挺拔的栋梁；一个不倒的巨人，必定有刚直的脊梁。”群众是讲实际的，他们不需要“形象工程”，更反对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他们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工作、真心实意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的党员干部。
群众的口碑，就是群众的评价。倾听群众的呼声，就必须关注群众的评价。实践证明，只有尊重群众，服务百姓，才能赢得群众的赞誉；只有用群众赞誉树起的口碑，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