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这桩官司为啥打了5年
——江苏高能集团总裁薛频谈民营企业创业环境
本报记者 顾兆农
“如果企业是国有的或集体的，这官司结局不会是现在这样，也不会拖到今天。”
“官司虽然打赢了，但不久前我们还是向最高法院进行了申诉……”没想到，5年过去了，这次采访民营企业江苏高能集团总裁薛频的时候，让他唠叨最多的，还是南京东王府园小区的官司。这桩打了5年的官司，让薛频筋疲力尽，满脸无奈：“唉，还是太年轻气盛了，要是当初就把这哑巴亏给咽了，也不会耗费那么多的精力。官司虽说打赢了，但真是得不偿失！”
为开发东王府园住宅小区，高能集团在1994年与南京市白下区政府所属的两家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之所以要合作开发，是因为自己姓“私”，在当时很难拿到土地开发的批文和地皮。此后，高能按约支付给对方1700万元的保底利润，而对方提供的土地却少了4000平方米，这让工程无法按原计划实施，被迫停工。并导致了300余户回迁户8年无归处，直到今年初才得以安置。
对此，高能公司多方交涉，要求对方要么退钱，要么补地。然而，当时尽管地方政府反复协调，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1997年底，高能公司将一纸诉状交到了法院。
没想到，接下来官司从一审到二审，再到驳回重审，一拖再拖，竟持续了5年。硬撑了这么长的时间后，高能公司最终在去年底打赢了这场官司，但官司的实际结果却让薛频没有一丝的高兴。法院判被告赔偿798万元，而这远远不能弥补高能的损失，更让人感到纳闷的是，竟然让胜诉的高能承担了大部分诉讼费用。薛频说：“很明显，对方是在以拖延的办法消耗高能，进而逼我们撤诉。拖延一天，不算别的，光利息我们就要损失1万多元。”到现在，高能集团已损失利息3000万元。
“如果我们企业是国有的或集体的，这官司结局不会是现在这样，也不会拖到今天。”薛频感慨。1998年，南京市白下区的一位副区长就公开转达了有关领导的指示：“如果让高能公司打赢这场官司，岂不是让国有资产流失了？那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领导持有这么荒唐的观点，官司打了5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能集团和它的香港子公司同时收购一家煤气公司，煤气公司对作为“民企”的高能满腹狐疑，却同意让戴着“外企”帽子的高能子公司收购
1984年，薛频就创办了这家企业，如今高能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6个子公司、14个分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的股份制高科技企业集团。但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还是常常让薛频苦恼不已。
同样是参加一些工程的招投标，对民营企业，发包方常常会特别要求提供更多的资信证明材料等，但对国企、外企等，就没有这样的要求。薛频早就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注册资本是1000万港元。去年，高能集团和它的香港子公司同时在某地洽谈收购当地一家煤气公司的事宜。“你们是民营企业啊？”对方恍然大悟似的，满腹狐疑。接着，就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相反，有了外企的“光环”，高能的香港子公司却十分顺利地收购了煤气公司。
就像种树需要土壤和足够的空气、水等基本条件一样，一个企业的发展、一方经济的繁荣，不仅要靠自身的经营和努力，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有公平合理的创业环境。尽管遇到不少挫折，但薛频还是充满信心：“高能能在19年前从200元起家发展到今天这样，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创业环境在不断得到优化。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对民营企业要在‘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我相信，我们民营企业的日子会越来越好。”（附图片）
压题照片：高能集团在1994年与南京市白下区政府所属的2家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东王府园住宅小区的合同，但之后对方提供的土地却少了4000平方米，工程被迫停工，导致300多户回迁户8年无归处。图为1997年区政府就拆迁问题的说明，如今依然清晰可见。一位回迁户感慨，整整等了8年，才结束了在外面东挪西移的生活！（本报记者 顾兆农摄）链接①
中国的创业活动
2002年，中国的创业活动十分活跃，每百人当中就有12.3人在创业，这一数值在亚洲高于日本、新加坡，低于韩国、印度和泰国。
生存型创业是中国创业活动的主导类型。2002年，18—64岁的积极参与创业的中国人当中，有60％是为了生存而创业，另外40％是因为有吸引力的机会而选择创业。而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英文简称，全球创业观察是反映全球创业活动态势变化和特征的研究项目，2002年，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该项目）的调查，2／3的创业者属于机会型创业，剩下1／3是生存型创业。
在行业分布上，中国的创业机会更多地集中于零售、旅馆和餐馆。在地区分布上，中国的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陕西这几个省市是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链接②
中国的创业环境
总体上讲，中国的创业环境在GEM的37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二十三位，属于中等水平。具体分析如下：
创业环境中的优势有：有形基础设施和进入壁垒（市场变化大、进入市场的成本相对较低）上比GEM平均水平高，在文化和社会规范方面具有局部优势。
创业环境中接近于GEM平均水平的有：政府政策（地方政府对创业的积极政策、税收优惠）、政府项目（政府项目中的资金和政策类支持项目）和研究开发转移（新技术从发源地的转移）。
创业环境中的弱势有：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直接支持、中央政府的创业政策、新企业审批）、政府项目（政府项目中的服务型组织）、教育和培训（创业和工商管理教育）、研究开发转移（研究开发转移的条件和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环境（为创业企业提供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文化和社会规范（社会文化中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关系）等。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附图片）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鼓励创业才能全面小康
——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本报记者 田俊荣
只有走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充分鼓励创业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鼓励创业势在必行
记者：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让人们想干事业，干成事业，有何重要意义？
蔡昉：从广义上说，创业就是“干事业”。
从狭义上理解，创业就是组合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性活动。创业的内涵不同于就业。就业者只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创业者则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比方说，工人在工厂工作，他提供了自己的劳动，因此是一种就业行为；而工人下岗后摆油条摊，他就组合了自己的劳动和少量的资本，因此是一种创业行为。
假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这样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不断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但不太重视就业，结果使另一部分人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增长缓慢，进而导致人均收入增长不快，并且收入分配不平等。第二种模式则是：职工工资不一定提高得那么快，但就业覆盖面很广，结果一样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并且收入差距还比较小。全面小康是一种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因此我们应当选择高度重视就业的第二种模式。
就业离不开创业。一个社会的创业者越多，这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组合就越丰富、越活跃。提供生产要素的就业行为也就越容易。因此只有走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充分鼓励创业的道路，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政策和体制环境待完善
记者：目前我们的创业环境如何？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完善？
蔡昉：创业环境有不同的层次。它首先指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环境，即它的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因为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环境里，创业活动借势而为，将开展得更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身处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热土上，创业环境是比较好的。
其次，创业环境还指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创业环境还有待完善。
第一，劳动力市场扭曲、价格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人为提高了创业成本。一方面，户籍制度排斥劳动力流动，由此带来了对城市劳动力的保护，使其价格被人为抬高，让组合生产要素的创业者望而生畏。
另一方面，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使劳动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再加上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使他们往往被迫接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没有良好的预期。农民工的不稳定使创业者很难组合生产要素，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
第二，政府管理部门还没有把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工商、城管、卫生、税务等部门和一些拥有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现在进行的是以规范为主、规范重于服务的管理。拿一些卫生检疫部门来说，他们对辖区内的餐馆、食堂是否会造成食物中毒等十分关注，至于辖区内有没有餐馆、食堂，能不能满足餐饮需求，他们一般不会关心。应当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行以促进创业为中心、服务和规范并举的管理。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对非公经济另眼相看，对不熟悉的经济活动心存疑虑，妨碍了这些经济主体的创业。
第三，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创业需求。应当采取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多种措施，来解决小规模创业活动的融资难问题。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繁荣重于市容
留源
日前，有媒体报道，南方某省会城市的城管部门对该市的一处违章露天集市进行了强制性拆除，并表示，要把这块地方建成绿色休闲广场。至于拆了市场后商贩们到哪里去经营，则没有交待。这是一则再平常不过的消息，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每天都可能在一些地方发生。
城市当然要美化，要有绿地、广场。但是一些地方为建绿地、广场，对市场一拆了之，而不考虑那些小商小贩的饭碗，不帮助他们开辟新的就业渠道。摆个小摊、开个门脸，卖个针头线脑、蔬菜瓜果和烤白薯什么的，既维持了自己的生计，又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小本生意人的就业和创业也是实现经济繁荣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还有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等待就业，这就决定了就业是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正确处理市容与繁荣的关系，要市容也要繁荣，繁荣重于市容。“一拆了之”式的市容建设，不利于扩大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会使市容建设缺乏长久坚实的基础。
当然，笔者无意去袒护“违章”，违章了可以去纠正，简单的取缔或拆除不能解决问题。要知道，之所以很多摊点、集市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存在需求。而需求是不能被人为取缔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拆市场，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对能够保留的加以科学的引导和管理，对确需拆除的，也要考虑小商小贩的饭碗，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辟新的经营场所。
摆正繁荣与市容的关系，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首先要文明执法，多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管理市容。目前，野蛮执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卷菜摊子，踢果篮子，撅秤杆子”，严重侵犯群众合法权益，损害政府形象。要加强对执法者的监督管理，决不允许粗暴执法。
做生意要合法经营，要有营业执照，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目前却大量存在着“游击队”式的没有任何管理的摊位，除经营者法律法规观念淡漠之外，合法经营的门槛高、岗位少也是许多商贩违章经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降低相关税费标准，减少他们合法经营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开辟更多的合法经营场所，增加有管理的摊位数量，特别是要在居民社区里适当增加有规划、有管理的摊位。
尽管大都是为了谋生，小商小贩们摆摊设点也是在干事业、在创业。他们有谋生的权利和用合法劳动获得幸福的权利。我们在为那些开企业办公司的创业者呼吁营造良好创业环境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他们。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那样：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给他们多一些创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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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非典时期更要关心困难群众
非典时期，海南昌江县的芒果一度从每公斤6元下跌到0.5元。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帮助困难种植户——
这茬芒果特别香
本报记者 贺广华 吴刚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有近4000户芒果种植专业户，陈涛算是个小户。4年前，政府为让生活较为困难的陈涛一家过上安稳日子，扶助他种了50多亩芒果。4月下旬，因风湿病不便外出的陈涛在家坐等收购商上门，不成想一连等了好些天，眼看着芒果都快熟透了，还是没人问津，这让老陈急得不行。
就在他快要绝望之际，县芒果协会会长易石林来了。“老陈，真是对不住，现在闹非典，客商不敢来，我们也出不去，价格一天天往下跌。”老易知道，要是这茬芒果烂在树上，陈涛一家老少的日子还真是没法过了。困难再大，这忙也得帮。
“多亏易会长上门收购，还要感谢政府免了8％的农业特产税，使我家收入比往年还好些呢。”老陈说起这事，满口称谢。
远离县城的十月田镇困难户袁亚强也种了些芒果，他从未跑过市场，更没钱租车把芒果运出去。“眼看着芒果就要烂地里了，政府带着客商、开着大卡车来了，把地里的芒果全收购了。”袁亚强说起这些，感激之情同样溢于言表。
昌江县芒果种植面积近10万亩，产量超过5万吨，被誉为“中国芒果之乡”。同时，昌江也是海南有名的贫困县，像陈涛这样的困难户还有好几千。主管农业的昌江县副县长钟昌美介绍说，非典疫情给全县瓜果菜的外销造成严重影响。4月初，昌江芒果刚上市时，平均每公斤卖到6块钱，可到4月下旬，芒果价格一路狂跌，有几天5角钱一公斤都没人敢往外拉。
果农急，运销商急，政府更急。昌江县和海南省有关部门立即制定了芒果销售应急方案。县农业、供销、税务、工商等职能部门责任到人，分头服务：组织本地销售专业户自主销售，同时发动销售大户请外地客商前来收购；免除芒果、香蕉等农产品的农业特产税；给运销商和货车司机发放“健康证”、“绿色通道”等特别通行证；协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紧急发放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芒果协会直接到田间地头去收购，对基本没有销售能力的贫困种植户，一律以高于市场0.1—0.2元的价格收购。
现在好了，像陈涛、袁亚强这样的上百户困难种植户，这茬芒果收入都不错。易石林说：“眼下‘台农1号’、‘贵妃’、‘鸡蛋’等昌江品牌芒果都卖了好价钱。‘台农1号’更是抢手，外地客商已要不到货了。”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到港一游
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香港、广东的旅游警告后，深圳旅游业重新启动。近日，深圳市旅游局组织了“拥抱自然、跨越之旅”等活动。图为游客从深圳市东湖公园出发，准备到香港旅游。（单增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