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大地·读书天地)
专栏：
勿忘人民的记者——读《人民记者穆青》
王全书
穆青同志是我熟悉和钦敬的新闻界老前辈。经典之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他塑造的一系列先进人物形象，还有他那些具有前瞻性的新闻报道名篇，都对我的工作和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读了张惠芳和王昉合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记者穆青》一书，对穆青的认识就更多更深了一层。书中以丰富翔实、生动感人的内容，记述了穆青同志几十年来在新闻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与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同甘苦、共欢乐的人生轨迹，表现了他坚定的党性和鲜明的个性。特别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的赤子深情，更是感人至深，许多地方读来令人心动眼热，催人泪下。
作者在书中只截取了穆青记者人生的中段，也是最辉煌的阶段，集中展现了一条主线：穆青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把新闻工作当作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的武器，奏响的始终是激越高亢的主旋律。
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是怎样写成的”、“早春吹来希望的风”、“站在时代的潮头”、“为人民呼唤焦裕禄”、“寻找活着的焦裕禄”等章节，可以看到每逢重大的历史关头，穆青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呼唤出时代的最强音，在人民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引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响。他所描写的一个个人物典型，无论是县委书记焦裕禄，还是植棉能手吴吉昌，植树老农潘从正等，都既是当时引领人民群众在困难中看到的希望和阳光，又是超越时空、照亮后人、激励人民奋发向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穆青以敏锐的目光，洞察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和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的新创造、新事物，以新的典型参加新时代的大合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反映农民科技兴农的《抢财神》到九十年代初反映南方改革大潮的《风帆起珠江》，从反映城镇化建设的《苏南农村第三波》，到反映农业产业化的《跨世纪的创业》，穆青的新闻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导向性。这正是一个新闻大家的高明之处，是值得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认真研究借鉴的。穆青有一个十分朴素而又非常强烈的愿望，即无论写什么，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人民建立骨肉深情，是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的素质；这种深情，永远是触动人们心弦的感情结。这也正是《人民记者穆青》之所以感人的力量所在。
大凡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能让人掉泪的都是人性中的亲情、爱情、友情，而在《人民记者穆青》中，让人流泪更多的却是穆青与采访对象、与普通农民、寻常百姓的情谊，这是现今新闻和文学作品中极为鲜见的。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石。穆青以“勿忘人民”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勿忘人民”的“百姓情结”，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与日俱增。从河南这个视角来观察，他在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不可谓不忙，但仍然不断回来采访，到父老乡亲中畅叙家常，他年逾古稀，老而弥坚，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写出了《人民呼唤焦裕禄》等振聋发聩、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穆青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采访作风也很值得称道。我们从《人民记者穆青》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还到扶沟、鄢陵采访；回郑州的途中遇上堵车，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虽然又冷又饿，却因怕影响服务员休息，只啃了一个苹果充饥；到山区采访，一碗清淡的面条就吃着很香；采访途中，为了赶路，在路旁小店的烧饼炉里买几个热烧饼权当一顿饭。难怪人们称赞他是“八路军的腿，老百姓的嘴”。
《人民记者穆青》写了穆青怎样当记者，更写了他的为人、他的人格魅力。作者把穆青写得人情化、人性化，谦虚随和、以诚待人、宽厚容人、平易近人，令人可亲可信，可敬可爱。他惜才、重才、育才、用才。许多青年新闻工作者向他索要成才“秘诀”，他总是说，要想学会“作文”，必先“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品质修养的首要要求。能够做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是做人的最高准则。
穆青有一诗句：“赤子深情终未改”。他弘扬主旋律的新闻实践，他“对得起老百姓”的记者使命，他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风貌，都是全国新闻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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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举重若轻地表现历史
丁元昌
风头正健的迟子建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令人瞩目。她的长篇新作《越过云层的晴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别具一格，饱含着“诗的意蕴”，含义隽永，抒情淡雅。
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条惹人喜爱的大黄狗涅槃的故事。它跟随过六个平凡而奇特的主人：在人前从不说话却喜欢与狗说话的勤杂工小哑巴、年复一年含泪给陌生男人生孩子的上海女子梅红、只身从大城市躲到偏僻的大烟坡擅长作变相术的文医生、对水性杨花的母亲恨之入骨的酒馆女老板赵李红……它通晓人性，仿佛是个不愿说话的人，心里什么都明白，知道主人个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它与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至它拍电影死去时，仍深深怀念着每一个深爱的人。
迟子建煞费苦心地找了一个新颖的叙述者大黄狗。佛家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迟子建相信这一点，用一条大黄狗来讲述它跟随的六个主人及其周围人物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用轻灵的笔触描写沉重的历史。化重为轻，以轻盈的姿态对待沉重的历史，迟子建也逐步积累了这种富有表现活力的艺术经验。她曾在具有经典性的短篇小说《花瓣饭》中，出色地把那个给人留下“伤痕”的时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风波。但她觉得意犹未尽，兴致盎然地精心构思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她的笔下，“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假如她还是一味地以控诉的方式来表现这段生活，那么她只能步人后尘，装腔作势地表述他人的经验而已。对于一条不懂人情练达的大黄狗而言，作者的表述自然与那些医生、老板的感觉不完全一致。以轻松平和的方式处理那场浩劫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或许比那种哭泣文学更具有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
用一系列零散的细节描写取代情节结构的作用。作品的散漫、松弛、美妙的讲述中，展现了东北金顶镇一带历经浩劫后的巨大变迁和风土人情。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却饱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把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在精彩的带血迹的细节描写中，沉重地唤起人们对灾难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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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荐书
《鲁迅的最后10年》
林贤治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作为现时代的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地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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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荐书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所谓“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书中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作者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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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重点新书
读大师文选，理解大师
——介绍《赫尔巴特文集》
袁正梅
每个学科都有几个奠基性的人物，他们以自己开创性的工作和工作方式奠定或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而且学科每一新进展都与对这些人物及其活动的再思考或重新理解有关。对于教育科学来说，德国的赫尔巴特就是这样的大师。他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并影响了他以后的教育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和由此而激发的教育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接近和认识教育学科的大师——赫尔巴特，聆听他的教诲，大有裨益。
我国教育学术界对赫尔巴特并不陌生，我们也知道他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但由于语言和资料的限制，我们多数人都是通过他的《普通教育学》来理解和认识他，而对于其哲学、心理学的思想理解并不多，只是一鳞半爪。这影响了对于教育学大师——赫尔巴特的全面认识，而且离开其哲学、心理学思想，我们很难准确、深刻地把握其教育学思想。因为，恰恰是赫尔巴特的哲学和心理学为其教育学提供了某种目的和基础。赫尔巴特的哲学特别是其实践哲学的思想，是理解其教育目的的钥匙。而心理学是其教学论思想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方面，我们把赫尔巴特看作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而要把赫尔巴特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思想联系起来，全面地理解赫尔巴特，对于我们大多数教育研究者来说，直到今天才有可能。浙江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六卷本的《赫尔巴特文集》，其中哲学共两卷，教育学三卷，心理学一卷。至此，文本中的赫尔巴特的形象具体且可感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
赫尔巴特认为，对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解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前提。像许多重要的教育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杜威一样，赫尔巴特进行了多年的哲学思考，并把教育学作为这种思考的某种实践关怀的体现，而其教育学又在某种程度上扎根于其哲学思考。杜威说，“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从这点来说，所有的有实践关怀的哲学家都同时应该是教育家。即使是严肃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康德，也开过“教育学讲座”。赫尔巴特于1808年接任了柯尼斯堡大学康德哲学的教席，在那儿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并达到了他学术的高峰。赫尔巴特的哲学思想受康德和费希特影响较大，并表现出更强烈的实践关怀。比如，在哲学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在普通教育学中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的哲学论述：“假如在单个人身上没有多样性、哲学和道德品格的统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兴趣的多样性能令他获得用以恢弘其精神力量的广袤土壤。”我们甚至还可以将此与其在心理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多样性的精神官能”的论述联系起来。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其哲学和心理学的密切关系，其教育学思想是有根有本的；并进而感受到，教育学家全面的知识和能力是其教育学思想合理性的根本。我国时下的一些“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并以一管之见自美且傲人的研究者之与赫尔巴特，不仅有点像《庄子·秋水篇》中的河伯将“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而且就其德行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毕竟，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偏狭，必将导致教育实践和人的偏狭。
真正的教育家是关怀实践的，并具有强烈的实验精神。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必须加以示范和实习。他定期向有关教育当局汇报他的实践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赫尔巴特文集》中教育学卷三还向我们展示了赫尔巴特在教育试验方面的成就，完全能使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学家，并很好地反映了赫尔巴特的全面的教育学思想，表现出了选编者很高的专业水准。
此外，文集的译者都是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专家，拥有很好的德语知识和德国文化素养，因而翻译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即使比较难译的哲学卷，也几近信、雅、达，从而使得原本晦涩难懂的赫尔巴特显得容易接近了。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赫尔巴特已经从德语世界走入并存在于中文世界，这是教育学界的大事，也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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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著简评
人类学新知
——《人类学通论》评介
黄剑波 雷亮中
由庄孔韶主编、汇集国内人类学主要教学与科研机构的三十五位学者共同编写的《人类学通论》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系统、完整地介绍了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及各分支学科，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
这本专著内容上将人类学是什么、文化定义等基础的知识涵盖在内，体现了通论性著作要求，满足学科教育的需要。同时亦如作者所言，“百余年来，从人类学的基本原则的阐述，到人类学原则向多方领域的渗透，都反映了这门学问发展的多种机会和多重成果”。因此，该书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的通论性人类学著作包括了近年来人类学在许多领域和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诸如历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文化撰写等是国外通行教材中没有详细论及的，更是国内研究所欠缺的。
书中反映了当前人类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以及前瞻性课题。其中包括“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的讨论以及民族志撰写的争论，族群理论，历史的人类学研究，社会性别研究，文学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方法，人类学对于健康和病患的理解与治疗模式的研究等。全书各章节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华生等人关于中国和东亚地区麦当劳的研究，明茨关于“甜与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相信，通过此书，读者既可以了解人类学理论脉络，也能把握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的各种动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不仅有国内外理论由简入繁、深入浅出的论述，同时也有中国人类学的科研实践和田野研究成果。例如，关于人类学理论变迁，作者对以往常见的理论述说模式重新整理，提出理性———进化论时期、实证——结构论时期、理解——相对论时期的三阶段模式。又如，关于影视与文字互补和不可替代之主张，以及提出“真”、“性灵”和“趣”对“分享人类学”的重新诠释是作者多年拍摄实践与研究的总结。再如，此专著还介绍了当前几位大陆和海外中国学者在婚姻、家庭、人口、关系、人情和面子等论题上的本土最新理论诠释。
《人类学通论》颇具吸引力的导言已经在学界和大学生中间产生了影响，加上上述系统的学科理论方法论陈述、吸收中外学科成果知识，以及严谨的论著学风，相信这本专著不仅能推动中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也会对国内人文社会领域的相关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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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婚姻看历史
涂石
汪玢玲著《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多种学科角度出发，对中国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婚姻形态，作了历史分析，对民族通婚、多种多样的婚俗民情，以及它们在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作用等，作出了如实的撰述。而我认为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还不是这些，而是它敏锐地提出了几千年来始终萦绕人们脑际的男女不平等思想为什么会那样根深蒂固地存活于人们和社会生活之中、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何在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它顺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说服力地揭示了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作者抓住重点，突出各个朝代婚姻关系中最具特点的状态加以探讨。这样，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时期，都既显现出各自的时代特点，又贯穿着受剥削制度制约的一条婚姻历史长河中的共同特点。作者认为，父权制的萌芽是与对偶婚一同产生的。它的基础是聚积一定的财富，而且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女，从而把世系由女系转移到男系，这时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权的坚固基础。为了血统的纯正，妻子又必须过着防范森严的贞操生活，丈夫高居于统治者地位，主宰大权，女子已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男子在经济地位上的绝对优势，妇女首先在家庭内部形成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对象。随着财富的增加，权势的扩大，一些民族首领逐渐占有社会剩余物资而成为奴隶主，为了贪欲，更不断征伐，掠夺财物和奴隶，于是在夏代初期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阶级，原始社会宣告解体，中国妇女被压迫的历史也从此开始了。
周朝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秩序，利用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组织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确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加系统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下的婚姻关系首先是多妻制。在宗法制度下，男权继承制，首先是嫡长子继承制得到重视，无论政权和家业都是父子相继，男子不但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家庭的统治者，这样势必形成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
作者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婚姻特点时指出，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走向衰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前期。这时奴隶主的兼并战争，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动荡，妇女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婚姻制度也极其混乱。
秦汉时期更有秦王朝对妇女的奴役和杀殉、后妃体制的建立和宫廷荒淫的残暴，唐代出现了后妃体制的完善与官妓的盛行，五代时期妇女缠足开始了，妇女开始成为男子玩赏的对象。宋初婚姻，因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婚姻仍按财论娶，但女子却有再嫁自由；及至理学兴盛，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观念统治森严，致使妇女完全失去历史前期某种开放风气，封建礼教主宰了妇女生活，扼杀了妇女自主权利。
历史发展到元代，虽然婚姻关系中的一些陋习有所改进，但宫妃制仍盛行，妇女缠足、贞操观念也强化了。明清婚姻制度基本承袭两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制度，其间虽出现过明末反礼教思潮、明清之际同情妇女思潮之涌起，但中国婚姻关系的真正历史转折却起始于辛亥革命前的反缠足与兴女学，以及“五四”运动前后的女权运动，彻底摧毁两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制度、确立新型的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则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社会发展到现代，虽然女性已经完全取得了女人的地位，新中国真正给了中国妇女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男女平等的地位，但旧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种种男女不平等的遗留仍然在人们心灵深处和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地存活着，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远远没有取得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步。这就是《中国婚姻史》为我们勾勒的两千多年来的婚姻关系发展史；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正是封建社会制度、封建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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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一得
别浮躁，好父母！
——《好妈妈，慢慢来》读后
陈赫
当前中国大多数、也许是绝大多数年轻的父母（不仅仅是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似可以用下面几个字来概括：高，期望值过高；快，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代，代替孩子设计他的成才之路；溺，溺爱，生活上的关怀看似“无微不至”，实际上一切包办代替，几乎达到了泯灭孩子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天性！
《好妈妈，慢慢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帮助中国的年轻父母修正以上观念和做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慢慢来”在其语境中有对立的参照，那就是“急于求成”和“欲速则不达”。因此，“慢慢来”不是“慢吞吞”，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好妈妈”应该是广义的妈妈，她应该还包含着爸爸。中国从封建社会一直流传下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玩，对于孩子可能就是“目的”，其实，许多小动物就是在玩耍当中学会生存的手段的。因此，在创造条件让孩子“玩个够”的同时，父母应该领着孩子“玩出点名堂”来，这就是通过玩来培养孩子的兴趣，培养孩子自由的发展。
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多阶段、多目标、多途径的随机决策过程。每一个决策点都有若干个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每一步的决策都将可能遇到几个概率分支；每一个概率分支又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状态。因此，孩子的成长不可能像机械加工那样按图施工，因为，孩子既是“被加工者”，也是“加工者”，没有孩子自觉的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慢慢来”是“慢功出细活”——要容许反复，要容许退步，要有足够的时间让“灌输”变成孩子自觉的需求。孩子的成功之路不是父母“设计”出来的，与其企图给孩子设计一条万无一失的成功之路，不如让孩子在失败和挫折当中吸取教训、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激励他的求知欲望，形成“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强烈信念，并落实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追求之中。
学识、能力的培养还只是孩子教育的一半，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否则学识、能力可能变成对社会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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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一得
风雨“四凤楼”
——读长篇小说《四凤楼》断想
颜廷奎
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的长篇小说。租界是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出现在我国通商口岸的一个历史的怪胎。上海的十里洋场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天津的八国租界犬牙交错，异彩纷呈，欧陆风格的小洋楼竟与北京古朴典雅的四合院成为北方建筑的双璧，闻名于世。本书以四凤楼命名，显然是抓住了天津租界的特征。在海河之滨的形形色色的小洋楼里，各国的领事、洋行买办、姨太太、律师、警察、地痞流氓、娼妓舞女、封建遗老、下野皇帝、失宠政客、归隐文人……种种角色，可以说应有尽有，丑态恶行，交织出末世之章。
《四凤楼》以天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码头搬运工连喜喜一生的命运为主线，着重写他四十五岁时，怎样一夜之间从一个“扛大包”的变成四凤楼的主人，从一个穷光蛋变成腰缠万贯的宝丰洋行买办，从一个未尝过女人味的光棍汉变成身边美女如云的风流人物的奇遇，勾勒出租界和洋行体面人物的媚强凌弱、阴毒狡诈、骄奢淫逸、贪婪无度的种种嘴脸。故事跌宕起伏，情节离奇，刚才还“山重水复疑无路”，旋即便“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环环相扣，悬念迭生，使人们在愉悦的阅读中，汲取了丰厚的历史营养。这是历史通俗化的结果，亦是历史小说的高境界。
但既然是小说，光有故事还仅仅算有了梗概，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能否站立起来才是作品成败的核心。《四凤楼》的主人公连喜喜，是一个流着山东人的血液、生着东北人的侠骨、有着天津码头工人豪气、染着租界洋行买办恶习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他由工人摇身一变而成为洋行买办后，便全然不顾冒名顶替的危险，大肆敛财，发泄性欲，与租界巨头、警察洋奴沆瀣一气，哪里还有一点穷苦人的品质呢？然而把他的这些恶行与他后来的报复曾经奸杀其母的刘家、惩治害死其舅的“瑞记”联系起来看，我们便可以找到答案：性格使然。连喜喜性格的内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便是复仇。他仇视所有的有钱人，仇视使他家破人亡的个体，仇视在他穷困潦倒时对他睥睨、蔑视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现在却趋之若鹜的女人。这是未曾启蒙的原始冲动，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便会与东北人的粗犷豪爽、码头工人的行侠仗义合而为一，一发而不可收了。情节是性格的必然发展。连喜喜从穷困到发迹，从辉煌到败落，正是其性格演绎出来的悲喜剧。
作为租界的标志，海河两岸的小洋楼已近百年。风雨剥蚀，有的破败了，有的依然屹立，这是天津独有的人文富矿。《四凤楼》的作者用小说的钥匙开启了一扇门，我们不妨进去看看，我想，每个人肯定会各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