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魏众 张平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极化”现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失败和社会不稳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全球经济收益的分享——对国家层次的考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
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最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世界贸易排名中，我国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升到2002年的第五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个人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出口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带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我国居民收入和分配得到双重改善。我国居民普遍分享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随着加入WTO，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不仅指贸易，而且包括投资、产业开放、人才流动等一系列非歧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引入。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而从分配的角度看，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多方面的：（1）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2）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而被拉平；（3）宏观要素配置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机制趋于合理，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将得到改善；（4）加快非市场性的歧视政策的修正，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挑战也来自多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化速度加快，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在产业调整中失业的可能性加大；（2）沿海和内地、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将拉大；（3）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4）产业保护等政府调节政策将受到限制，国际分工会加大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摩擦失业。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改善就业和资源配置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普遍受益。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警惕和避免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两极化，进而引起经济动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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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管制与自由的辩证法
张宇燕
对城市居民而言，虽说使用抽水马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估计许多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考虑过抽水马桶水箱的容量问题。然而在阅读美国政府管制文献时，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个“大”问题：不仅政策辩论中它一再被提起，而且居然有一个联邦管制条例，禁止房屋建筑商在私人住宅内安装水箱容量超过1.6加仑的抽水马桶。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怎么会事无巨细地连抽水马桶的水箱大小都要管？这还不是特例。美国的水果不仅价格相对于收入而言不贵，而且好吃，还特别漂亮：不论是苹果、橘子，还是桃子、西瓜，不仅个头大，而且大小都非常近似，以至于它们大多是按个数而不是按重量卖。后来了解到，美国农业部明文规定，像桃子和橘子等种类繁多的水果，其大小只有达到了联邦标准后才可进入市场，而那些不够大的、数以百万磅计的鲜美水果，便只好烂在地里。美国农业部管得可真够宽的！
刚到美国时，我的感觉是在美国开公司做生意太容易了。可是当仔细地查阅了美国企业所受到的联邦管制条例的限制后，又为中国的企业感到“庆幸”了。假定你雇用了1到3个人，就已经有5个联邦法律或管制条例等着你了，其中包括规定加班和最低工资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以及避免工资歧视的《平等收入法》。如果你准备再多雇1至6个人，那么你就必须再遵守旨在避免歧视外籍劳工的《移民改革法》。如果你的雇员在10至25人之间，那就还要受到另外7个法律或条例的制约，其中包括《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民权法》、《健康保护组织法》和《退伍军人再就业法》等。当你的雇员超过100人时，还有3个法律或条例让你不得不服从，比如《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告法》，规定必须在大规模解雇员工之前的60天发出通知。在美国，对小企业的经营具有约束力的管制规章，2000年竟达1000条之多。在1976年—2001年期间，美国生效的联邦管制规则总数多达13.8万个，如印刷成册大约有140万页！让人多少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投资额平均占到社会总投资额的1?/5，其中2000年为19.2％；美国联邦政府所有和经营的“国有企业”，比如联邦邮政、国家铁路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创造的产值在过去的40年间平均占美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2000年为12.3％，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
这样的事实，使人不由得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性质的理解发生了动摇。但渐渐地又走向了否定之否定，尤其是在了解了美国近20多年来在政府管制方面所做的改革之后。自从1973年以来，美国的政府管制可以说经历了一场“革命”，其核心内容是用成本—收益方法逐步取代命令—控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每一项管制立法或条例进行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不是以往的可行性分析。只有经受住了这类分析的提案才可能获得通过并生效。而且，以往的联邦管制规章或法律也要依此重新审理，以定取舍。
尽管美国的政府管制由于随意性和太浓的利益集团色彩而一直受到猛烈抨击，但从整体上仍能看清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有的只是政府管制和法律制约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没有政府就没有市场，没有管制就没有自由。作为引申，人们还能悟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经济不仅是受管制的市场经济，还是试图通过市场来改进管制的市场经济，所谓放松管制、取消管制以及再管制，无非是要提高管制质量、改进管制效率而已。或许由此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命题，比如，区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准，不在于政府是否介入经济生活或介入的深浅，而在于介入的方式是命令式的还是市场的；再比如，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欠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往往就在于政府是否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功能提供了全面而有效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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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
——《国共关系史》简评
何仲山
黄修荣撰著的《国共关系史》一书，最近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00多万字，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出版是国共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面展现了国共关系的历史。该书上卷从国共两党的建立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酝酿、建立、分化以及破裂等；中卷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形成、成就以及谈判与斗争；下卷从全面内战的爆发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过程，国共隔海对峙局面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湾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该书通过翔实可靠的史料和缜密严谨的分析，多方位、全景式地再现了国共80多年的关系史。
集中体现了国共关系研究中的丰硕成果。国共关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非常活跃，大量文章、著作相继问世。作者长期从事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该书是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博采众长、去粗取精的结果，既吸取了史学工作者对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又补充了近年来新公布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新变化中的国共两党关系进行了详尽研究，这也使该书颇具新意。
充分论证了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道理。该书通过无可辩驳的史料，论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国共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可乘之机，第二次国共破裂导致两岸分裂，从而说明国共两党合作对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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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面中突出特色
——《城市现代化研究》简评
金矢
朱铁臻撰写的《城市现代化研究》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现代化理论、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角度探讨城市现代化问题；从世界和中国的城市起源、成长过程的角度，探索城市发展规律，认识城市本质，把握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时代特征出发，探索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以及产业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探索城市文化、社区建设和城市社会保障理论；立足于城市发展新趋势，探索现代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机构的变革。
该书不仅对城市现代化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且在论述中特别强调以下观念：城市现代化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城市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城市即文化，文化是城市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针对当前一些城市存在的缺乏个性的“特色危机”，作者提出，特色美是现代城市形象的基础，是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市没有特色就没有吸引力，没有竞争力。
该书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城市现代化进行研究。在比较中，作者不局限于罗列一些表面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而是追求透过现象分析本质，从共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中探明矛盾的特殊性，以使城市现代化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对城市这个以人为核心的复杂的多功能系统的认识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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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
——《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简评
明真
郑志国撰写的《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作者探讨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性质和科学意义，认为它是研究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理论，说明了人们如何以劳动为基础进行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规律的概念、原理和方法。
劳动作为商品价值实体是否具有一元性，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对此，该书在做出肯定回答的前提下进行了新的论证。指出，劳动作为商品价值实体之所以具有一元性，不仅因为抽去使用价值的差别以后，劳动产品就成为商品的唯一属性，也不仅因为劳动在生产中发挥着创造性、主动性作用，而且因为只有按照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来进行交换，生产者才能获得比较利益。劳动决定价值具有深刻的利益机制、产权依据和历史条件。
基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该书把各种服务、知识性产品和劳动力及其生产部门的总和称为第三部类，并分析了该部类的劳动及其价值问题。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虽然有劳动数量增加的贡献，但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质量来推动的，社会劳动变化与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并不矛盾，相反，它能够科学地说明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此外，该书还分析了资源综合利用和联合产品价值、资源循环利用和再生产品价值、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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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美丽的小三峡。 新华社记者 周衡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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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刘邦”为何找不到“韩信”
——浅谈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任
兰国锋 孙晓路
司马光云：“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这充分表明了良将贤臣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基于这种认识，如今的企业老板们便到处寻找像韩信那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军，结果却总是良将难求，心愿难偿。什么原因呢？是韩信太少，还是没有发现找韩信的诀窍呢？答案应是后者。
古今“韩信”多得是，能否识人是关键。胸有百万雄兵的韩信，先是见弃于项羽，后又不被刘邦重用，幸被独具慧眼的萧何发现并力荐成功，才协助刘邦开创了汉朝基业。春秋战国时期，因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的平原君赵胜，在秦军大兵压境围攻赵都邯郸时，因凑不齐20名前去请求楚国出兵救援的随员而着急，毛遂大胆上前自荐并立了大功。事后，平原君深感识人不易。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不是没有“韩信”可用，关键是能否真正识别人才并推行正确的用人政策。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还有许多“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一些企业在选拔经营管理者时，存在着重上轻下、重外轻内、重洋轻土的现象，忽视从企业内部或基层去发现、培养、重用那些有发展潜力和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这不能不说是阻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门槛过高不足取，不拘一格贤自来。很多企业的招聘广告列出了类似下面的要求：应聘中高层职位的人才必须有5—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年龄在30—45岁之间，最低本科学历等。殊不知，这像一道无形的大门，把许多可塑性强、潜质颇佳的人才挡在了企业之外。被誉为管理奇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以不拘一格选任人才而闻名，如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执行官丹尼斯·达默曼就是从基层直接提升到公司总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在参加IBM全球销售经理会议时，发现一个正在台上演讲的新面孔讲得很好，马上将其从低级职务提升为IBM总部的销售总经理。经济学家厉以宁说，经验也有两面性，用好了是财富，用不好是包袱。所以，不能片面地强调经验、年龄、学历，而应当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老板胸怀很重要，德广量宏招才俊。企业老板要想招来“韩信”，首先自己要有较高的境界、素养和度量。古人云：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如果老板没有统帅的眼光、胆略、魄力和胸怀，就很难在企业内搭建起适合“韩信”发挥聪明才智的大舞台。现实中，因企业的文化、治理结构、人事矛盾等问题而使人才难以施展才干、抱憾而去的事例时有所闻，让人图唤奈何。
市场机制不完善，更需努力引凤来。我国人才市场的发展较晚，许多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信息渠道不畅通，使得一些有潜力的人才无从得知准确的企业信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职位；一些有活力的企业无从得知优秀人才的信息，也很难找到能干的“韩信”。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也不完全取决于企业，但企业只要有识才之眼、招才之方、用才之能、育才之责、容才之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引来“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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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以公共政策创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
王维平
市场取向改革带来的发展和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些单个企业无力承担的社会工程，那些单个经济部门无利可图而不愿涉及的领域，那些投资风险过大的产品，那些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的投资，那些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建设项目，就只能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所提供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基础设施。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三类：实现社会公正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的精神公共产品。而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公共产品，其有效供给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导、调节、支撑和保障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多，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强，从而对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社会矛盾、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而建立的社会生活依据，是提供给社会经济领域的行为规范、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工具，是政府体制的函数。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政策供给的科学性、针对性、及时性、有效性等几个方面的要求，而要实现这种有效供给就必须不断推进政策创新。
总政策即大政方针不能变，基本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变，具体政策有的要相对稳定，有的要不断调整，新政策应有计划地出台，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政策创新可以定义为政策尤其是具体政策向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方向所做的调整，以及对新的政策问题的探索过程。政策创新的目的是使政策决策更科学，政策过程更规范，政策目标更精确，政策手段更完善，政策灵敏度更高，政策内容更具体，政策效果更明显。政策创新的思路包括以下几方面：
政策手段创新。政策按其手段特征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具性政策，即常用的财政、货币政策等，这些政策工具的效能要不断提高；第二类是目标性政策，即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政策，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和流动的管理政策、扶贫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要不断完善和创新；第三类是制度性政策，指对经济、社会行为或具体制度选择的许可或限制、禁止政策，这类政策对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至关重要。
政策过程创新。这是指通过政策决策系统的不断创新，使政策问题的捕捉、政策决策的程序、政策内容的设计更能反映社会需求，更能体现民意，更科学、合理、透明，使政策产品的质量得到切实保证。政策过程创新的目标是实现政策过程现代化，它应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政策形成和完善的社会化、政策传播的信息化三要素组成。
政策内容创新。这首先是指努力使政策的内容具体化、细微化，从一般指导原则变为可操作的规范；其次是指研究和出台那些正在执行中的政策的接续性政策或称追加政策，以有效应对由于政策的设计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政策执行后的派生问题，填补政策规定和措施的盲区，避免出现政策真空和政策失效。
政策主体创新。市场经济是无数市场主体的活动，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实践。应该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或总政策框架内，在政策过程科学化、透明化的前提下，鼓励各政策主体进行政策创新，以利于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意识，调动多方面的政策创新积极性。
在政策创新的四个方面中，政策过程创新是前提和保障，政策手段和内容创新是核心，政策主体创新是创新活力的源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换，通过政策创新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