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时政广角
责任·协作·效率——透过非典看转变（下）
本报记者 王比学
经过抗非典斗争的洗礼，我们看到了革除陋习的新气象，更看到了政府部门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出现的新面貌。
强化责任，注重协作，讲究效率，是近一个时期政府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展现在社会、群众面前的良好形象。
强化责任，及时推出应急举措
非典期间，运转缓慢、敷衍塞责、奖罚不明等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20日至今，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有120名领导干部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
非典让一些领导干部不得不重新审视那种迟缓和懈怠的工作作风。
除此之外，危机中，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一系列体现高度责任心的应对举措从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推出。
6月2日，广东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是“强化政府责任，规范行政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河北省，一个包含“强化县级以上政府责任”重要内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实施办法》已于5月底付诸实施。
湖南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四川建立了疫情定期巡回排查制度，福建启动了预警预报防治应急机制，山西构筑起预防、报告、救治“三道防线”……
非典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表现出“坦率的精神”。
坦率的态度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政府负有向社会公开信息的责任。只有公开信息，才能给政府以公信力，才不至于造成百姓的恐慌。过去，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总是习惯于对外、对上报喜不报忧。在非典初期，有些地方也曾出现过瞒报、漏报的现象。但通过改革疫情公布方式，及时发布信息，很快稳定了民心。
各地方、各部门在此次危机处理上的高度负责态度，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注重协作，现代文明注入新内涵
在非典期间，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筑起一道防御灾难的坚固屏障，神州大地处处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协作精神。
抗击非典中，地区与地区携起了手——
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来自广东省具有防治非典经验的医护人员北上奔赴北京。
4月23日，“北京用血告急！”消息传到山东，当地迅速组织了“支援北京急救用血一日捐”活动。一时间，滴滴热血，带着齐鲁大地儿女的一片深情，流入了首都人民的血脉中。
抗击非典中，部门与部门携起了手——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圆满结束。今年是恢复高考以来考生人数最多的年份之一。在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特殊形势下，如何做好考生的安全防护工作，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不仅仅是考生及其家长和学校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件大事。在两天的考试中，我们看到各地教育、医疗、防疫、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在有条不紊地通力协作。
在北京，为尽可能防止考生受感染，公交公司专门配备了专车接送考生；为了让疑似患者能正常参加高考，有的地方专门设立了一个人的隔离考场，场外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抗击非典中，军队与地方携起了手——
随着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为紧急支援北京抗击非典，全军各大单位火速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迅速进驻北京小汤山医院。全军最早收治非典病人的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从2月2日起就开始接收非典病人，医治任务十分繁重。临危受命，院党委还是抽调了由62名精锐骨干组成的队伍急赴北京小汤山医院……
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非常时期，各地、各部门统筹协作，和衷共济，给现代文明注入了新的内涵。
讲求效率，改进传统工作模式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了高效运作的能力。
20多天，制定颁布一部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到10天，就建起一座拥有千张病床的野战医院——小汤山医院；不到两天，成功止住了北京食品药品抢购风潮。
这种转变，这种效率，令人耳目一新。
非典使各种会议、活动大大减少，可工作依然在有序运行，只是方式变了。政府部门原来那种布置工作靠开会、传递信息靠文件的传统工作模式，被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电子政务代替。
北京电信部门电视会议室天天爆满。小到几个人的商务谈判，大到百人会议，与会者通过电视电话就可以办成。北京通信公司的数据表明，非典期间，北京视频电话会议业务量增长了200％。北京市丰台区地税局今年4月新办的352户税务登记中，有57.9％是在网上完成的。
现在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打官司，足不出户就可将证据材料以电传、电子邮件的方式传递到法院，完成证据交换。
在北京市人事局举办的2003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会上，毕业生只需登录网站，就可与用人单位见面，实现网上交流。招聘人员也只需轻点鼠标，一份份简历就会跃然眼前。传统的求职招聘活动因非典被网上招聘代替。通过网络，无需面对面，一样可以保持畅通交流的渠道，而且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非典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也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灾难过后，痛定思痛：重要的是要把因非典而转变的好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延续下去，变成一种常态，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机制。
我们期待，我们更坚信：我们的付出不会白费，非典过后的社会将会更加文明，更加进步！
第10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环境育人在警营
武警安徽总队重视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在大力营造读书学习浓厚氛围的同时，还充分发挥驻地盆景、根雕、花卉等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引导广大基层官兵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盆景、根雕艺术，装扮、美化警营，丰富部队文化生活。石大正 张世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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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政部推进“星光计划”
第二批12159个“星光老年之家”建成
本报北京6月10日讯 记者潘跃报道：全国第二批“星光计划”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资金投入总计将达46.4亿元。这是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的。
截至今年“五一”前，已经在全国城市社区中建成的第二批“星光老年之家”12159个，比最初计划申报的超出了990个，完成原计划的108.86％。另外还有1718个在建项目也可望在近期内完成。这样，第二批“星光计划”最终建成的项目总数可达到13877个，比最初计划超过了近1／4。
今年民政部本级福利金用于资助第三批“星光计划”项目的资金为3.7亿元。根据第三批“星光计划”的实施重点将转向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政府所在城镇老年福利设施和场所的建设上，同时兼顾一部分乡镇敬老院的改扩建，目标是为县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一批综合性、多功能的福利服务设施和场所。
民政部启动实施的“全国社区老年人福利服务‘星光计划’”，旨在全国的城市社区和90％以上的农村乡镇建立起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设施与活动场所，以就近就便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为居家养老提供帮助，为社区照顾提供依托，为老年人活动提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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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志刚案庭审直击
新华社记者 肖文峰
6月5日上午9时整，随着法槌重重落下，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天河区法院、白云区法院分别开庭审理。
乔燕琴等12名被告人故意伤害孙志刚致死案，在庄严肃穆的广州中院四楼第二审判庭里进行审理。这是一个能容纳100余人的审判庭，当天到庭的除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外，还有一支18人的庞大辩护人队伍挤坐在公诉人的对面。能容纳102人的旁听席在开庭时已座无虚席。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在他另一个儿子孙志国的搀扶下，坐在左侧旁听席的后方。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晓明宣读起诉书。乔燕琴等12名被告人分别来自山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河南、贵州等全国多个不同省份，年龄在17岁至31岁不等，其中原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护工、被告人胡金艳（20岁，河南人）为女性。8名直接殴打孙志刚的被告人中，年龄最大的钟辽国与年龄最小的李文星曾在此案前分别因盗窃罪、抢夺罪被判过刑。
起诉书宣读完毕后，本案审判长郑允展开始逐一对被告人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接受公诉人讯问的是被告人乔燕琴。乔燕琴今年只有21岁，是山西省离石市人。对一些关键的问题他总是说“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了”。他称孙志刚被打他并不知道，当时他在一楼护理室吃玉米，吃完后就下班回家了。但之后对其他11名被告人进行的法庭调查显示，大多数被告人均指乔燕琴说谎，他才是殴打孙志刚的主谋。
本案第二号被告人李海婴对殴打孙志刚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却否认他是主要的指挥者。他向法庭交代说，乔燕琴是向全房的人下达打孙志刚的“命令”的，大家在殴打孙志刚时也是同时开始的。但之后，同房其他被告人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的供述显示，李海婴是206室的“老大”，他在当时的过程中第一个冲上去对孙志刚进行殴打，并且有指挥打人、安排望风等情节。
由于在法庭调查中，李海婴仔细描述了殴打孙志刚的具体过程，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捶着胸口，痛哭失声，难以继续听下去，在儿子孙志国的搀扶下离开法庭。
8名直接殴打孙志刚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表示，进入救治站后，他们都有过被护工及先进入救治站的同房病人殴打的经历。
法庭调查进入质证阶段。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均无异议。控辩双方还对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是否属于立功表现，吕二鹏是否属主动投案等问题进行了辩论。至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法官宣布休庭时，已是5日晚近8时。
6日下午3时，孙志刚案继续开庭。法官专门针对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3被告人的立功、自首等争议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法庭调查和辩论，并由检察机关出具了一些新的证据。
一小时后，审判长郑允展宣布休庭，本案将择日宣判。
9日下午3时整，孙志刚案正式宣判。法庭宣判后，本案的12名被告人大多数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少数表示与律师商量后再定。
庭审结束后，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在庭外对新华社记者说：“志刚已经死了，希望我们国家再也不要出新的孙志刚了。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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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峡连线
非典潮退 政争潮涨
——台湾一周新闻述评
本报记者 孙立极 武侠
孙立极（北京）：各种渠道的信息表明，台湾非典（SARS）疫情转缓，你身临其境，感受怎么样？
武侠（台北）：是的，到10日中午，全台当日新增SARS临床诊断病例4例，累计686例，已经连续14天零死亡病例。6月8日，阳明医院发生群聚感染，这两天数字增加。在此之前，已经连续5天新增可能病例为零。
孙：最近，看到一张端午节台湾美女吃粽子大赛的照片，看来台湾民众已经摆脱SARS恐惶，开始恢复多姿多彩的生活。
武：不错，岛内百货公司纷纷推出各种打折促销活动，台北市疫情最严重的万华地区，从7日起密集推出10多项活动。台北街头又出现久违的人潮，铁路、公路和航空客运的旅客也都在增长。尤其股市反弹强烈，到6月4日，加权指数较4月底暴增530点，本周涨势不变，到6月10日，加权指数较4日再增140点左右。
孙：可是SARS还没有完全控制，在这方面，同胞们还有什么动向和举措？
武：台北一位社会人士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有幸没有感染SARS，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病。他认为，一些因生活在都市中本来就相当疏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隔膜了，人们面临心灵的重建。再有公共卫生体系、人们的卫生习惯，这些不光关系到个人的健康，而且关系到社会安全。疫情尚未结束，岛内有识人士已经提出各方面的重建建议。
孙：随着SARS疫情趋缓，病魔的威胁开始消失，经济、政治、生活等都开始恢复常态，政治纷争又起，2004年的大选已开始热身。
武：是的，有人认为连宋之间有密约，说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私下约定，一旦连战当选“总统”后，国亲两党合并，宋楚瑜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且2008年接任总统一职，以及其他职位均有分配。
孙：这种事情的有无好像没有多少意义，是联盟，内部当然会有分工，至于当什么，即使有密约，也经不住时间和形势变化的冲击，恐怕这事件还是动摇“泛蓝”团结的成分多。
武：所以国亲两党除了竭力表明绝无此事外，还紧锣密鼓安排了一系列活动，6月6日，亲民党宴请连战等国民党政要，次日，国民党籍县市长集会，也扩大到亲民党、新党等整个“泛蓝”阵营。
孙：看来，国亲两党真正吸取了2000年败选的教训，对“团结”两字呵护有加。
武：不过，国民党多年累积下来的问题不少，民进党要想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并不困难。6月6日，台北“地检署”以贪污、侵占、背信等罪嫌对中华金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泰英提起公诉，并求处重刑16年。据检方调查，刘泰英涉嫌12起案件，经手或侵吞佣金高达7亿余元新台币，造成国民党党营事业损失近百亿元新台币。
孙：曾任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泰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记得此案从去年10月，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前夕被揭出后，一直一波三折，此时起诉，对大选相当具有影响力吧？
武：对，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地检部门利用移交刘泰英的空当，秘密讯问了2001年即已审结的“兴票案”，而据说，这一案件就牵扯了曾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宋楚瑜。
孙：对宋楚瑜个人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我想更严重的是对国民党整个党团形象的伤害。黑金泛滥在国民党历史上一直都是不光彩的一笔，经过3年蛰伏之后，国民党力求重塑形象，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刘泰英案件让民众一次又一次地重温国民党当年的黑暗腐败，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岂能不受影响？
武：各党团几乎每个举动都不乏选举考量。“立法院”本会期结束，结果由于党团相互制衡，多项重要法案遭到封杀，本会期单纯法律案仅通过53件，比第一会期少1／2。
孙：听说台湾又有人在炒作护照添加“台湾”字样，这和炒作“推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公投”一样，也是出于选举的目的，利用悲情打动选民。
武：不错，2004年选期渐近，选举更是渗透到政坛的方方面面。花莲县长上月去世，出现空缺，这几天，补选县长已经成了党团较量的焦点。各党团均调集人马奔赴花莲，期望大选前先赢下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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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贾建民谈SARS风险认知
本报记者 王尧
SARS危机暴发以来，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贾建民在香港及内地四城市的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对有关SARS的风险认知及评价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人们SARS高风险意识的成因和各种误区的揭示，对危机管理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以下是本报记者对贾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贾教授，我们注意到您选择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答：大学生是公众意见的积极表达和代表者；相对于其他职业和社会群体来说，具有良好的统计可比性，样本数据也便于收集。五城市各有特点：香港、北京同为调查过程中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广州是SARS病毒最早侵袭的地区，上海是受到严格保护和控制的地区，成都则作为一般内地城市的代表。
问：调查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答：调查显示，人们面对SARS风险表现出群体恐慌，对感染率和死亡率产生非理性的过高估计。
对SARS的风险意识和适度的担心是人们面对这一危机的正常心理反应，但是过度的担心和非理性的风险意识会给人们造成焦虑、惊恐、无所适从的心理压力和情绪病，甚至引发社会大范围的群体恐慌。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政府和有关机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种有效机制，向人们指出这些风险认知的误区，帮助人们正确地评价SARS对人类的威胁性，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
问：这种“过度的担心”有何具体表现？
答：“过度的担心”是有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作支撑的。举例来说：在谈及SARS时，内地大学生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死亡；在香港、广州和成都，大约有40％的受访者曾经怀疑自己感染了SARS；五城市的受访者都把SARS列为未来一年威胁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头号大敌，担心它会卷土重来。
问：人们这种非理性的风险意识的成因是什么？
答：过往的风险研究已经显示，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SARS而言，人们的高风险意识主要来自于SARS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因素。另外，人们往往因缺少参考体系，而不能理性地评估SARS这种新的风险。事实上，香港每年因（一般）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超过3000人，是目前香港因SARS死亡人数的10倍，而肺炎只是香港的第四号杀手。
问：针对这种“非理性”，政府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答：SARS疫情暴发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应对措施，每天公布SARS疫情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日公布疫情也会给大众造成危机感，但这是基于真实的心理感受，减少了不确定性以及流言的放大影响。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逐渐削弱甚至消除对SARS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感受，政府和媒体还有必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引导，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宣传工作。
调查显示，在各种疫情信息中，人们对负面数据（如感染率、死亡率）的敏感度要比对正面数据（如治愈率）的敏感度高，负面的信息更多地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强化对治愈率和新增治愈人数的宣传。
问：随着SARS疫情在各地的逐渐消退，各级政府目前都在准备一系列的经济重建活动。事实上，SARS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造成了社会心理和民众信心的创伤。对此，我们应该如何作为？
答：政府的重建和推广工作应该包括恢复心理健康和重建民众信心。为使国际社会恢复对中国的信心，开展一些国际推广活动是必要的，例如领导人互访。与此同时，政府也应在全社会继续广泛开展公共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巩固在防治SARS行动中以沉重代价换来的成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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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沧海
台湾同胞，真棒
两岸抗SARS，不时传佳音。历经艰难险阻，宝岛的SARS疫情终于拨开乌云见太阳，同样奋勇抗击SARS，同时惦念彼岸亲人的祖国大陆同胞，感到由衷的宽慰。台湾同胞在搏击SARS中所展现的勇敢和坚强，爱心和奉献，更让祖国大陆同胞骄傲。我们要说，台湾同胞，真棒！
由于防范不严，协调不力，SARS病毒脱缰肆虐宝岛的时候，有人惊恐万状，有人畏葸不前，有人逃避责任，这是人的本能的自然反应。但是，绝大多数台湾同胞，在危急关头还是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险的伟大精神，理性战胜恐惧，果敢战胜犹豫，胼手胝足，毅然面对，谱写出一曲新世纪的壮丽篇章。
我们看到，强烈的责任感和庄严的使命感，激励着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SARS的第一线。前赴后继，恪尽职守。陈静秋、林永祥不幸感染SARS，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蔡子修、陈雅惠在感染SARS痊愈后又重返火线，更多的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
我们看到，身处险境的台湾同胞，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救世主，一切只靠自己，自觉自愿组成一支抗击SARS的生力军。在大街小巷测量体温的有他们，主动通过电话安慰被隔离者的有他们，编发赠送防疫手册的有他们。默默无闻，用爱心送去温暖和希望，送去慰问和敬意，送去安慰和帮助。人溺己溺，人饥我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企业家一次捐出2亿新台币（约4000万元人民币）作为疾病研究之用，有企业将数百万资金捐给收治SARS病患比较集中的医院。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时候，许多人到医院门外给医护人员加油打气，还将亲手制作的口罩和面罩分送到医院……
我们看到，岛内的志愿者在非常时期表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5万人之多的男男女女，忙碌在抗击SARS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用爱心和劳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也唤醒了全社会的爱心、责任心和公德心。南投几位志愿者赶到台北隔离场所当清洁工，他们的心声朴实无华，但更加感人肺腑：“大地震时别人帮过我，现在别人有难，也该我帮别人了。”
这就是台湾同胞，我们的骨肉兄弟，在抗击SARS中所展现的民族美德：直面人生，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平凡中蕴涵着伟大，普通中包含着崇高。
SARS疫情趋缓，但未到最后胜利。前有曾得意于一时的“三零”教训，后有严防死守大功告成的宝贵经验，还需再努一把力。祖国大陆同胞衷心祝愿台湾同胞，早日取得抗击非典战役的全胜。
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