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中国山水的审美境界
李健强
浏览中国山水画史，你会发现历史上每个朝代著名的山水画家对山川景物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真切的感受，对于形与神各自有着不同的体验与感悟。由于每位画家对自然有着不同的内心感受，形成了每位画家不同的笔墨程式。如，同是画北方山石的荆浩、关仝、范宽、郭熙等，彼此都有着不同的笔墨语言，对于山石结构有着不同的理解。再如，同是画南方山石的董源、巨然、黄公望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画史上正是有着无数的不同，才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各异的山水画。
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两个人同去一个地方面对同一座山写生，画出的作品有着不同的风格，或雄强深厚，或温润秀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与学养，面对同一座山心灵会有不同的感受。山水画是最心灵化的艺术，中国山水画受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影响至深，注重个体心灵的体悟，常常于静寂观照中，求返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节奏，以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山水画创作并非是对一山一水作客观刻板的自然描绘，而是把山水作为传达情感的载体，来抒发画家自己内心的情绪，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去创造一幅意境幽深、气象万千的胸中丘壑。中国画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夫画者，从于心者也”。都强调了心在创作中积极的主导作用。王微的《叙画》里说：“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在这话里王微根本反对绘画是写实和实用的。绘画是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的心。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的视野，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笔墨虽出之于手，实根于心。“心源”才是形成不同绘画风格的根本所在。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都有着彼此不同的内心感受，一个画家应时刻重视“观照”的体验，庄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一个画家在生活中不能只把见到的风景视为一种感觉的真实，面对眼前的自然，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应目而会心，培养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一种心智敏锐的目光，并把你内心不同于别人的感受用笔墨进行强化，在精神上有一个升华，这样才能构筑并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而非简单的样式。因此在山水画创作中，不能“得其形而遗其气”仅作到外表的形似，必须达到“气质俱盛”，借笔墨抒写画家自己胸中浩荡之思、奇逸之趣。创作中强化主观感受，实际上是强化人文精神。中国人面对自然，往往把自我融到生活中去，又把生活看做一种境界，追求一种自然精神里的人文境界。中国山水画里所表现的心灵最深处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中国山水画是最空灵的精神表现，心灵与自然完全合一。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最切近自然，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
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中写道：“得其性情，山便得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挂脚，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南宋邓椿《画继》曰：“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这是将自然人格化，一草一木都是生命之所在。倪云林面对三五株枯树，不只是画树本身，而是通过他与树的对话，把他在其中感受到的某种心情传达给你，使你感到真实。恽南田题画说：“写此云山绵邈，代致相思，笔端丝纷，皆清泪也。”山水成了诗人画家抒写情思的媒介。正是这样，画家和自然的对话，必然浸透着情绪。刘勰《文心雕龙》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人与自然和谐的沟通，可带给人一种情绪和心境。一张山水画，不只是对自然简单的解释，而是通过笔下的一山一石，真正深情而忠实地用笔墨诉说着你的经历与思想，并在笔下灌注一种纯真的生气，一种天地间的真气。
山水画讲因心造境，都是强调心的作用。常言说，静观自得，静观是种精神，在静观中将自然中的一山一水，用一条线、一方空间、一种笔法升华为一种境界。境界是人格的体现，是学养的体现。心胸博大者，画不可能气短；内心清净者，笔下不可能有浊气。清方薰曰：“笔墨之妙，画着意中之妙也。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一个山水画家应读万卷书，养浩然之气于胸中，行万里路，天下名山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千山万山归为一山，实乃胸中之山，笔落纸上，心游万仞，树石云水，俱无定形，妙悟通时，工拙一致，达到一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圆融无碍的境界。米友仁曰：“画乃心印”，写心应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心量广大，无有边畔”，一山一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6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亦庄亦谐见精神
——观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
陈旭光
说实话，对于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是带着“戏看”的“期待视野”断断续续地观看的。但渐渐地，就有些欲罢不能的状态了。及至到后来几集，颇有让我不断拍案惊奇之处。正是峰回路转，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而悲喜交集，“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这部电视连续剧有几处情节发展颇出我之意料，然而，细细一咀嚼，又不能不承认——实在又在情理之中：一是喜来乐之妻胡氏，平日里醋劲十足，老是欺负喜来乐，但关键时刻，却深明大义，挺身而出，愿代夫去死。其中闪现的巾帼须眉之英气，令人有回肠荡气之感。退一步想想，喜来乐早先时候的受气也就很值了。二是一向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喜来乐，最后竟然面临着不得不亲手药死自己的好朋友鲁正明的艰难选择。而药死他竟然是作为维新志士的鲁正明自己的愿望，竟然是为了救更多的维新志士。作为医生的良心与国家政治良心或民族良心发生了过于残酷的矛盾冲突。三是与王天和狼狈为奸，或者说为王天和为虎作伥的卢忠，竟然“士为知己者死”，忍辱负重为病入膏肓的王天和低声下气地请求喜来乐为之看病。其四，喜来乐最后又与处处与他唱“对手戏”的王天和碰在一块，这从某种角度讲，虽未能脱俗于大团圆之善有善报的大结局，但还是颇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喜来乐最后仍以治病救人的医道天职为王太医开方，但病入膏肓的王天和在得知救自己命的汤药是喜郎中开的时，竟然发誓死也不吃他的药——主要原因不在于因为自己累累施恶于他，没有脸面，而是不甘心在生命的最后一着还是不敌老对手喜来乐的较劲和负气——就此一命呜呼。这倒也颇有悲壮的味道。
如果把上述我在观剧过程中的几个意料之外在学理层次上再升华一下，其实很直观很真实地反映出《神医喜来乐》的成功之处：其一，作品巧妙地把轻松的叙述风格与社会历史缝合起来，把一个乡下土郎中的命运沉浮与中西文化的对比与思考，与近代中国维新还是守旧的国运盛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大结局的最后一集，让观众在悲喜交集和感慨万千中感受到那种欲说还休的浓烈的历史沧桑感，田魁的继续当部长，孟老板的继续发财，这些颇有意味的点睛之笔，令人想起老舍的名剧《茶馆》。我甚至觉得，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还颇得几分《茶馆》的神韵呢。
其次是主题意蕴上的复杂性。诚如编剧周振天自述的那样，《神医喜来乐》写了民间中医瞧病的奇招怪法，又想借用中医、中药这个载体，来写清末民初社会底层百姓在皇权、强势重压下，猥琐与倔强相混，蛮愚与狡黠交织，于苦难中寻欢乐的生存状态，进而想引发读者对近代中国人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格的思考。这样的主题追求指向，恐怕是前述几部戏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所不曾自觉追求的。
其三，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深度性和复杂性。先看喜来乐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主角。这是一个既有大智慧，又特会耍小聪明的“神医”，更是一个凡夫俗子，他有七情六欲，老来花心却惧内。可以说，李保田那张过于皱纹迭起的脸上闪现出来的那种平民智慧和纯属小人物式的“愁眉苦脸”是特中国化的，也正是我们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最具有人格深度和中华民族文化蕴含的魅力之所在。主要人物如此，就是那些次要人物，也塑造得各有“闪亮的风采”。毫无疑问，比之那些在近几年的电视荧屏上过多的表情单一而空洞、装腔作势的皇上、太后或格格，电视剧中的其他人物，无论是赛西施，还是卢忠或田魁，都并不过于脸谱化和扁平化。
其四，人物塑造上角度的新异性。一般而言，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塑造形象主要依靠戏剧性冲突、动作和语言等等，当然不太容易挖掘和展现人物的心理深度。而心理深度——有时候则是很难表现也很少表现的颇为另类的心理——恰恰是一个成功复杂具有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所应有的。就这部电视连续剧而言，剧中对王天和这个形象的塑造尤为深刻和成功。在这一点上编剧是有着自觉意识的，他曾自述，在写喜来乐的同时，我还写了与他较劲较了一辈子的宫中太医王天和这个人物。同行是冤家这句老话，发生在手艺人中间无非是争饭碗，但是发生在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身上，就不只是饭碗的问题了，在这时，衬托着知识的光辉，你就会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人性中另一面的表现。
总之，《神医喜来乐》是一部亦庄亦谐，有着通俗喜剧的风格外观而又发人深省、令人唏嘘感慨的历史作品。它既有很强的观赏性，但这种老少皆宜的观赏性之获得，却并没有以牺牲历史、社会思考和审美品位为代价。这正是此剧之最为成功之处。
第6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儿童文学的探索之路
谭旭东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上个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先后发出要重视“三大件（长篇小说、电影、儿童文学）”和“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指示，既极大地鼓舞了辛勤耕耘在儿童文学园地的广大园丁们，也吸引了一批成人文学家们加盟儿童小说创作，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各地作协和少儿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扶植和培养下，陆续涌现了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儿童文学新秀。进入新世纪的最近三两年，中国儿童文学更是跨入了艺术探索的新时段。
张扬人文精神和儿童生命关怀的儿童文学写作成为主流。近几年来，大部分作家坚持严肃的人文写作姿态，他们的创作以关注儿童的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立足点，以古典主义的情调、浪漫主义的语言、现代的儿童观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极力张扬作家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把幻想的、唯美的、纯净的儿童本质还给儿童，让儿童在符合自己思维和想象力的空间里寻找快乐。这种占主流地位的儿童文学创作不排斥儿童文学的游戏意味，更不放弃人文关怀的承诺，既关注儿童的当下生活，也关注儿童的历史生活，还勾画儿童未来的生活蓝图。有人称这种创作为“人文写作”，其内涵是张扬一种更为广阔和深远的人文关怀精神。
曹文轩的《草房子》、《红瓦》、《根鸟》等小说里一直回荡着“悲悯”情怀。曹文轩认为：“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遗余力地浇灌出一朵朵善之花，用它们的美慰藉人们的心灵。他用平静的眼光观望着人性的弱点和生命的残破，让人们在无奈的叹息之余依然不放弃对美和善的执着。金波以“少儿十四行诗”，邱易东以《地球的孩子早上好》等儿童诗佳作给当代儿童唯美而深沉的审美世界；王宜振的《21世纪校园朗诵诗》也是这几年少有的儿童朗诵诗的结集，其中的68个篇章，有的是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欢呼，有的是为祖国的繁荣而欣喜，有的是唱给大自然的歌，有的是献给红领巾的诗，还有的是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旋律。这些校园朗诵诗，有的如同山涧的淙淙流水，丁丁冬冬奏响清亮的音符；有的宛如青春手中的大鼓，擂出少年儿童人生理想的律吕……刘先平的大自然小说突破了“动物小说”的范畴，将艺术的目光延伸到了大自然更为纵深的地带，表现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发现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追寻。对身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包围圈的人们来说，大自然小说仿佛是一剂提神醒脑的良药，让人回归宁静家园。
他们摒弃为市场写作的意念，他们试图以严肃文学创造者的身份担当起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重任。
走都市青春流行路线的时尚写作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亮点。“时尚写作”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儿童文学的时尚写作并不奇怪，它的出现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与都市少年的浪漫阅读需求紧密结合，“它在拒绝陈腐价值和寻找新的价值之间躁动不安地挣扎”。儿童文学界“时尚写作”的重要范例是“花衣裳作家组合”。2001年4月，饶雪漫、伍美珍和郁雨君三件“花衣裳”在江南的春天里第一次手牵手，她们具有较好的高等教育背景，她们在儿童文学的纯美旗帜下，开始飘扬亮丽的花衣裳。花衣裳组合鲜明风格而冲劲十足的创作、不断进行品牌开发的理念，有利于开发和培养相应的读者群，更有利于促进写作和出版市场的联动。“花衣裳”在网上拥有很高的点击率和很旺的人气，网上的主要人群也是青少年，组合里主要作家的作品都在网上网下联动，写作具有较强的互动性。花衣裳的时尚性是与青春性、文学性有机结合的，也值得儿童文学评论界研究。
值得警惕的商业写作和需要引导的低龄写作。商业写作往往是先有市场，然后才有创作，作品尚未出世，宣传广告已经先行策化并已出场。儿童文学界的商业写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即有苗头，90年代成为一些作家固定的创作取向，儿童文学界悄悄转向以营利为第一目的的商业写作的人不少，但明确打出“商业写作”招牌，坚持“商业化写作道路”的先锋是杨鹏，后来南方的李志伟遥相呼应。作为儿童文学新生代的实力派作家，他们对儿童文学的商业价值及商品属性深有体会并不惜利用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策划行为。
“低龄写作”近年来不单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话题，在整个社会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它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受家庭熏陶。二是一些有才气的中学生将学习、生活中的所感或特殊生活经历出版成册。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深圳少女郁秀出版的《花季·雨季》，“哈佛女孩”刘亦婷现象，金今的《再造地狱之门》等等。三是出版商的商业炒作，他们看重青少年的创作潜力主动为他们出书。如韩寒出版的《三重门》、《零下一度》，蒋方舟出版的《正在发育》都是如此。低龄写作本来不足为奇，中国古代就有早慧儿童作的“神童诗”。在当今人们生活奔小康，教育由“应试教育”朝“素质教育”转变的现代环境下，少儿写出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完全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可由于“低龄写作”的韩寒们的文化背景、语言素质深受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背景的影响，特别是那种反叛、调侃的游戏心态的影响，一些出版商认定此为巨大商机并借助媒体肆意炒作，成为新世纪文坛一个令人注目的焦点。某些评论家认为，这种反叛是“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事实上，韩寒们的文学中，反叛不过是一种市场资源。他们有反叛，却没有创新，也就是说，他们在否定了传统之后，自己不可能提供新的东西，他们所做的只是强化自己的油滑与断裂。从表象看，他们是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希望，事实上，他们能否成为中国文学的未来连大肆吹捧他们的出版商都心存疑虑。但“低龄写作”也不是一无是处的，由于身处其中的优势，一些“低龄写作”文本用独特的目光打量现实世界，用不受束缚的笔描写现实和虚幻的理想，大胆地倾诉和剖析着自己的心灵，因此引起了许多少年儿童读者的共鸣。
当代儿童文学的地域写作和网络写作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乡土依恋”情结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情感之源并自然形成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当代儿童文学地域写作的典型范例是云南“太阳鸟儿童文学群体”。云南地处边疆，有独特的西南文化根基和突出的边疆民族特色。“太阳鸟作家群”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是对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和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美学追求所作的形象性概括和诗意表达，它的代表性作家是乔传藻、吴然、沈石溪、钟宽洪、康复昆、辛勤和张祖渠。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乔传藻和吴然的动物和植物题材散文，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乡土气息、地域风情和童年情结相交融，有不同于其它地域作家的艺术美学风格。四川、重庆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具有地域写作的群体性特征，由于四川、重庆地处西南之隅，山水秀美，加之巴楚神巫文化的浸润，使得其浪漫主义色彩天然养成。陕西李凤杰的儿童小说也具有西秦文化特色。
网络写作也是儿童文学界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一些作家和诗人在网上从事儿童小说、散文、诗歌的写作，并建立自己的网站和主页，吸引读者浏览。网络写作带来了儿童文学的网络题材的出现，科幻作家星河多是结合时下最火热的网络内容，如《网络游戏联军》、《决斗在网络》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品对虚拟世界的描写正切合我们对网络的真实与虚拟的思考，那就是，网络是虚拟的，人是真实的，当人机联网将真实融进虚幻之中时，便获得了释放于物质形体以外的自由。由于当下网络文化的主力军和主要参与者是青少年，网络所给予的那种另类的自由与无限可能性的体验，使他们很容易在网络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里找到共鸣，所以，网络写作和网络题材的表现无疑会成为更多的作家和评论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写作的繁荣气象，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将会在新世纪里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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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关于“人性化处理”的辨析
陆泰
继“戏说”作法之后，“人性化处理”又成为时尚模子。《江南》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沙家浜》，对京剧《沙家浜》的主题、内容及具体人物整个儿颠了倒，作品抹掉了当年新四军东进抗日中伤病员与敌顽强斗争的史实，引起社会、文艺界强烈反响。
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作者深入生活，拥有大量的新四军伤病员武装和带领人民与日寇、伪军英勇战斗的丰富材料，采访了许多真人真事，将众多生活原型加以艺术概括而形成了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等英雄人物典型，同时也刻画了胡传魁等反面人物形象。敌我界线分明，个性十分具体，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的情景和人物。如果说人性，应是万众一心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之性，那才是历史事实下中国人敌我、善恶分明的人性，悍卫国土的英雄、无畏的人性。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各自体现了具体人性，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而小说《沙家浜》作者却离开了历史真实和社会性，不顾民族存亡的历史条件下最突出的敌我斗争的阶级性，以“人性化角度”去注释所谓人的本性，将郭建光丑化为无智无勇、猥琐不堪的病人，失败后成了光杆，“只有依靠”胡传魁而存在；机智的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胡传魁倒成了炸敌堡的好样的……以“人性化”为外衣，改头换面，改变具体人性的内涵，更有甚者，通篇写的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种种关系，“戏说”在这里更活跃了，“人性化处理”比戏说更进一步。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小说用混淆了黑与白、敌与我的“人性化”来亵渎人物原型，这也反映了当今文艺领域里时尚的“人性化处理”在认识和把握上的混乱和失误。
如何认识和分析人的本性？诚然，文学艺术创作确实需要研究探索人的本性，但应该是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去实践，使人的本性和本质更真实生动具体地得到描绘和反映。而不能像小说《沙家浜》那样简单地以“人性”为幌子，将歪曲历史、生活，扭曲人物品格说成是“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人性化角度创作”的。还理由十足地说成是“否定‘高大全’和符合历史环境”的注释，经如此处理，本来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完全变了样子，被“虚美”到肉麻程度的一些非文艺的庸俗因素使灵魂的探索失去了本应有的深邃内涵，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时尚创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因而人性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不能以人性名义，将历史剧《白毛女》中的喜儿、黄世仁、杨白劳颠倒个来说“人性”，将黄世仁给以“心本善”的“翻案”，《沙家浜》亦如此。我们过去有段时间内，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那是不科学的。然而，人的社会属性毕竟是人性的现实基础和决定因素，如果借口“人性化”名义，连起码的历史、生活事实也不顾，连创作起码的道德底线全不管，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分析和认清人性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一切人性论，只是反对那种纯自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该只去张扬描写人的自然本性，不应该一味追求所谓超历史、超社会，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更不应该自己无知或虽有知又热衷于历史、现实、人物作颠倒式的涂饰，搞那种概念不清的“人性化处理”，更不宜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心理需要或市场效益而蹂躏人的本质。小说《沙家浜》作者、编者自认为这种颠倒、歪曲才合乎“人性”，才是“人的真实情感”，实际上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兽性，这样缺乏历史概括力和洞察力的乱涂“人性”，完全是对那个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具体人性的扭曲，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探索。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分析历史现实生活，分析创作题材意义，科学地认识把握人性化题材，要注重人性的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避免出现小说《沙家浜》式的抽象人性的创作误区。总之，单纯以所谓“人性化角度”、“人性化处理”的观点、方法是不科学的。优秀的作品总是要从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真实丰富程度去作探讨的，一切进步的健康的文化产品总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人格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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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童年歌谣（国画） 巴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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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揭晓
“华文青年诗人奖”是一个面对用汉语写作的优秀青年诗人的奖项。此奖每年评选一次，旨在推出诗坛新秀，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经过读者推荐，专家评审，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办的“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于本月初最终产生了三名获奖者，他们是：浙江青年诗人江一郎，广西青年诗人刘青，四川青年诗人哑石。“华文青年诗人奖”自去年开始设立。经几个月的读者推荐，根据获得推荐票数的多少，确定前四十名优秀青年诗人进入评审范围。（林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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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场无韵笔》出版
翁扬的文艺评论集《文场无韵笔》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文章力求在选题上抓住那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作品的具体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从新的角度揭示作品的内容和特色。发扬了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针对文艺领域内某些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展开分析，达到扶正祛邪、颂美斥恶的目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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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中国作协向抗击非典第一线医务人员赠送诗集《同心曲》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作协金炳华、王巨才、吉狄马加等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向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赠送诗集《同心曲》和十万元捐款。中日友好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对此表示感谢。诗集《同心曲》集中展示了五十二位作家、诗人创作的抗击非典的优秀诗作，中国作协以最快的时间编选出版，并作为特殊礼物奉献给广大医务工作者。据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批诗集《同心曲》一万册将于今日开始陆续送到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手中。赠送对象包括北京市治疗非典定点医院和广东、山西、内蒙古、河北、天津等地治疗非典的医院。（徐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