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卢中原在《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其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实际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将逐步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变化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摘自《财贸经济》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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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要素
李少军在《论国家利益》一文中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互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和采取何种方式，都有一个最基本的驱动因素，这就是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基本需求的体现，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具体目标。由于国家在对外政策行为中会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国家目标，而国家目标最终会变为国家的具体行动，因此，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国家行为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要正确处理与别国的关系，就必须正确了解其国家利益。有了对相关国家的利益的判断，国家才能更好地预测和分析其对外政策行为，并正确地制定对外战略。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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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开阔视野 扩展思路
——关于马克思研究的思考
庄福龄
长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
从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早期思想的研究上，研究的重点也大都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有些问题长期争执不下，对文本的解读也颇多歧议，而学术界以外更多的读者对此则深感晦涩；对于传播已久的马克思中晚期著作，较多地停留在注释、解读和一般性的阐发上，研究成果不多，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也很不够。当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早期思想仍然需要作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以更好地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规律，但是对于马克思中晚期著作，对于凝聚着马克思总结和反思成果而留下的笔记、手稿、书信等，不应停留在一般的推荐和介绍上，而应加强学术上的研究和探索，以填补马克思中晚期著作和思想研究中的空白。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早期限定在1848年以前，时间大约不过10年；而他的中晚期从1848年以后直至逝世，却有35年之久。从时间跨度和思想发展的程度看，其轻重比例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研究的比例不当，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把一个本该直立的“金字塔”倒置了。因此，要在研究和梳理的基础上，作出全面规划，调整各个时期研究课题的比例。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其中晚期的35年，是一个实践上不断进取、不断总结，视野上不断开阔、不断扩展，理论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精神上备受迫害却始终锐气不减、成就最大的时期。这是我们应当加强研究的时期。
1848年，是马克思同恩格斯向全世界奉献《共产党宣言》的一年，也是他们首次投入欧洲革命的时间。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挫伤他们的锐气，像《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马克思为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留下的不朽之作。1872年，他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中提出，《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还要求人们注意到《宣言》发表25年来的巨大变化，要与时俱进地看到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有些地方已被更加完备的思想所代替。10年后，他同恩格斯为《宣言》俄文版写序，提出开阔视野和扩展思路的要求，关注《宣言》尚未说到的美国和俄国的情况，指出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在这里甚至还进一步思考落后的俄国的发展前途问题，提出俄国能否突破他们原先阐述过的社会形态理论而出现例外的情况，并创造性地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在其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博览群书，撰写了大量的笔记和手稿，强烈地希望把毕生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和丰富的思想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写出更多、更富有新意的经济学、世界通史、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他始终遵循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前提的研究原则，追根究底地作历史考察，从每一单个问题中引出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新问题，不断扩充他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他批判地审查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作出和阐明过的所有理论，感兴趣的不是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而是尚未研究和说过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马克思完全沉浸在现实和未来的斗争之中，他一心一意想着的是，哪些是他要说的话，而不关心那些他已经说过的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中依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迫切需要构思并表达出来。因此，马克思根本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他以前写过的文章上面。”可以说，马克思的晚年进入了一个才华横溢、才思敏捷、朝气蓬勃、硕果累累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创造和创新精神，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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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在马克思诞辰185周年之际
高放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于1999年先后举行民意测验，卡尔·马克思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85周年、逝世120周年之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马克思不仅是思想家，而且还是革命实践家。他有一句震古烁今的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以身作则，奋斗不止，在参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总结出博大深邃的科学理论，又以其科学理论指导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开展解放自己的实际斗争。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独到的科学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科学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马克思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党章的起草。他们先后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他们受大会委托精心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深刻说明了党的世界观，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规定了党的战略和策略，指明了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积极投身欧洲1848—1849年革命。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迅即波及德、奥等国。3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他派代表分赴各大城市组织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联合会，散发由他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7条》。6月1日，他创办《新莱茵报》。报上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稿，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与背叛，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与动摇，支持法、奥、意、匈等国的革命。在革命低潮中，马克思依然坚持革命斗争。他利用报刊、工会、议会等坚持合法斗争，争取群众，培养骨干，整顿队伍，扩大政治思想和组织阵地。他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认真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用以提高党员和群众的认识。
马克思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工人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创建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是群众性的国际工人组织，在欧美16国建有支部。为了把各派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马克思起草了各派都能接受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德国通讯书记，并参加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出席了“国际”三次重要会议，指导了“国际”
四次代表大会，为“国际”起草过大量文件。他还积极参与“国际”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声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坚持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并且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同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马克思还大力支援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热情帮助民族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成长。他撰写的《法兰西内战》，系统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通称《哥达纲领批判》），阐发了他对未来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新看法。鉴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处于革命低潮和工人运动合法斗争取得新发展的新形势，在革命方式和道路等问题上，马克思晚年除了坚持早年的基本观点外，又有了新的思路。他认为，争取普选权，参加议会斗争，推进资本的积极扬弃和消极扬弃，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废除继承权，推行社会保障制，实现公共义务教育，缩短劳动时间等等，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都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一生中的革命实践活动可以归纳为两大项，即建设革命政党和群众组织，参加革命的实际斗争和理论斗争。作为革命实践家，马克思超过以前众多革命家之处在于，他要创建使人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世界，使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他的革命事迹和实践精神，尤其是他留下的经典名著，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他所积累的革命经验和所创造的科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经验和理论中，总结和探索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根源，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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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研讨会”提出
产权市场不发达制约着企业购并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与会者认为，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互补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但不能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就把它们对立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竞争，才能促使它们各展所长、发挥优势、不断进取，从而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是竞争的表现，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既有利于优化国民经济资源配置，又有利于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从而增强国民经济素质和企业竞争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国有资产的产权流动在政策上没有障碍，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也没有政策障碍，最大的问题实际是价格，产权市场不发达，就难以找到合理的购并价格。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有法律依据的产权市场，推动资源优化重组。（马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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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文化研究的新作
——评《中华文明论》
黄楠森
最近，王东撰著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一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卷，分别为《中华文明源头论》、《中华文明基因论》、《中华文明创新论》。这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中华文明的成果，是一部关于我国文化研究的新作。
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文明观，运用科学的方法，力图从哲学高度对20世纪我国考古新发现及考古学研究新成果作出新概括，进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新探索。作者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科技工艺史等诸多学科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华文明史的新颖观点。如提出“农业———新石器——陶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物质技术基础，铜器、城市、文字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三大要素，并对此展开了工艺史、技术史、冶金史、城市史、文字史的哲学思考。在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综合创新为主旨的文化哲学。同时，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论证和阐明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世界历史地位。
当然，作为研究范围较广、涉猎学科较多的学术专著，该书的有些观点和提法不一定十分成熟，但它提出的不少问题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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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哲学大会”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京举行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为广大哲学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研讨、合作的机会，促进我国哲学的发展和繁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京举行。这是首次由国内多家重要科研和教学单位发起、面向全国的一次哲学全学科大型研讨活动，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下设三个专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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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摄影：新华社记者 沙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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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研究课题完成
王君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开展的研究课题“缩小中国地区差距”已于近日完成。该课题结合中国的现实，从市场开放、转移支付和资源税三个方面，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市场开放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总体经济效率，然而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间是否相关？该课题的研究表明，尽管我国各地的市场化程度差距在缩小，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同步缩小。这说明，市场化与区域发展差距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起作用的因素，仍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条件、教育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等。
关于转移支付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转移支付是各国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通用手段。但在我国，缩小地区差距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而必须将这一手段与市场开放相结合，通过转移支付为各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课题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关于资源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往往是资源丰富的地区，资源税则是从这些地区获取的收入。怎样才能使资源税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又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课题组认为，要使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从当地自然资源租金的分配中获取更多收益，应当从调整资源租金分配制度着手，而不是片面地提高资源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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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从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谈起
李长福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呢？“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吗？这里面蕴藏着许多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实践的特征：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亦即人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改造环境，环境也按美的规律创造人。这一“双美”的标准，是人与环境相互改造应遵循的原则。绿水青山，是人在实践中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结果，即人改变环境的结果；金山银山，是人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成果，这一物质成果是保证人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从而使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物质条件。这后一个过程事实上也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改变。显然，人与环境的相互改变，都体现在按美的规律来构造上。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楼兰曾是位于我国新疆境内的农业发达的绿洲，是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唐朝以前突然消失了。关于古楼兰文明失落的原因，许多专家认为是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经济的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沙漠，结果导致沙漠吞噬了文明。事实说明：只顾金山银山，忽视绿水青山，人们所获得的金山银山的含金量就会大打折扣。到头来，不仅金山银山会大量流失，甚至花光金山银山也难以再现逝去的绿水青山。因此，破坏生态环境，不但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种种难以预料、难以弥补的危害。
那么，保护生态环境为什么如此重要呢？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产生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人类破坏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洪水泛滥、过度干旱、严寒酷热、瘟疫传播、空气污染等等，客观上就是破坏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哲学的角度看，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是人类的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都必须在自然界的演化、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人类如果按照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既能得到眼前的利益，又能得到长远利益，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能朝着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人类决不能把自己看成整个自然界的主宰或旁观者。
如果把大自然比喻成土地，人类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开出的最绚丽的花朵。土地肥沃，环境优美，花就会根深叶茂；土地贫瘠，环境恶劣，花就会枯萎、凋谢；离开土地，花就不复存在。可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保护环境”、“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论述，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遵循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做到“鱼”与“熊掌”兼得，不仅金山银山永存，而且绿水青山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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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
陈先达在《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为，人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所达到的程度往往是认识的界限。理论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凡是企求永远不变的最终体系的理论，反而或迟或早会“寿终正寝”。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人民群众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探索，不断为这一理论肌体注入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过程，又是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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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
吴树青在《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的十五大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党的十六大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这些年来，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不仅吸纳了下岗职工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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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成本比较优势机制在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仍然发挥作用
吕政在《论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一文中提出，成本比较优势机制在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仍然发挥作用。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继续存在，也由于劳动力供给大大超出劳动力的需求，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但是，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是相对的，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优势并不明显。企业办社会和人浮于事等大大抵消了这一优势。制造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低，虽然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但也有消极作用：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出；二是限制了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需求。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逐步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