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纵深报道
在科学的旗帜下
——中外SARS防治科研攻关启示录
本报记者 杨健
①突袭靠小分队，大仗靠集团军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危机小组首席科学家，克劳斯·斯托尔博士正在组织的是一场真正“全球化”的电话会议。来自13个著名实验室的病毒学专家们通过现代通信技术临时组成这个虚拟实验网。在这一刻，这些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的科学家只有一个念头：与时间赛跑，与正在迅速蔓延却又无迹可寻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赛跑。
斯托尔博士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为基础建立起这个实验网，他要求大家“将获诺贝尔奖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念头抛在脑后”，全力以赴探索SARS病原。
斯托尔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底。病毒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谁走在前面，谁就有可能获得无上的荣誉和雄厚的研究基金支持，所以在以往每一次流行病暴发时，分享数据和样本常常不可能。“从骨子里讲，科学家都是爱竞争的，”斯托尔说。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收到邀请的实验室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邀请。从3月17日起，斯托尔每天主持电话会议交流最新的发现。基因序列、照片和其他数据发表在一个网站上，试剂几小时内就从世界各地迅速运到需要的合作者手中。
在这些“病毒国际刑警”的快速联动下，凶手很快就露了马脚。冠状病毒被发现并分离出来，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几乎是同时公布了它的基因全序列。到4月17日荷兰伊斯拉谟大学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完成“科赫推定”的最后一步时，这种病毒作为SARS元凶的身份已经确证无疑。
谈及一个多月以来的合作，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詹姆斯·休斯说，“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将数据和智慧聚集在一起，科学家们仅用数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一种全新致命疾病的病原确认工作，而对1975年出现的莱姆病，确认病原体花了7年；1981年出现的艾滋病，也到1984年才最终确认病原体。
作为协调人，现在该是斯托尔博士考虑分配荣誉的时候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他打算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3篇文章：一篇由香港的3个小组署名，一篇由德国研究者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署名，一篇由发现副粘液病毒的小组署名。可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已经事先约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撰写文章，而后者决定自己单独来干，这差点让斯托尔的完美计划泡汤。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最终表示将同时发表这4篇论文。
点评：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声明中所说，新发现应当归功于全球13个联合行动的实验室，“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合作是战胜新疾患的惟一办法。”但斯托尔说的也是实情：“从骨子里讲，科学家都是爱竞争的。”在临时构建的实验网上，各地专家时时刻刻关注着同行们的每一步进展——既从中获取最新的信息，也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激励和刺激。
从战略层面讲，没有合作，人类不可能在认识SARS的道路上行进得如此迅捷；而从战术角度看，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怎样将这种“竞合”模式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包括斯托尔在内的所有科研组织者一个长久的课题。
②哨兵，队伍中最亮的眼睛
在各个实验室的成员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欢呼雀跃时，并没有忘记那些在关键时刻发出预警的有识之士。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作儿童寄生虫病研究的卡洛·乌尔巴尼医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乌尔巴尼从2000年起被派驻河内，负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
2月26日，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收治了从香港来的肺炎患者——美籍华人陈先生。接连两天的抢救无济于事之后，医院请来传染病专家乌尔巴尼进行会诊。刚开始，乌尔巴尼和大家一样，以为陈先生患的不过是严重的禽流感。但9天之内，与陈先生有过接触的医护人员全都身染重病，绝大多数相继去世。
最先警觉的是乌尔巴尼，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性传染病，他将其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3月9日，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紧急约见河内的卫生官员，建议彻底隔离这家医院，加强医护人员的服装防护。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当地媒体向全球发出了疫情紧急警报。
在这种情况下，乌尔巴尼医生坚持每天到那家法国医院指导医务，提取化验样本。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乌尔巴尼说：“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出，那我到这儿是干吗来了？难道是参加鸡尾酒会吗？”“你应该知道，我们不能自私自利，应该多关心其他人。”
3月29日，这位46岁的意大利医生终于没有逃脱病毒的魔爪，撇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和钟爱的事业，在泰国一家医院长眠不醒。
一盏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但它跃动的火焰照亮了人们战胜病魔的道路。3月12日，就在乌尔巴尼染病的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健康预警，称“在医务人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尚未确认的流感状疾病”。
3月15日，日内瓦当地时间凌晨2时30分。正在熟睡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米切尔·里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该组织驻马尼拉地区办公室的同事在电话那头急促地说，一位染病的新加坡医生正乘坐一趟航班前往法兰克福，同机15个国家的400名乘客均有被传染的危险。
事不宜迟，20位卫生专家迅速集中到日内瓦开会讨论应对措施，而飞机正一步步逼近法兰克福。上午9时30分，当飞机擦着跑道降落在机场时，头戴护目镜、身穿防护服的专家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他们第一时间登上飞机，将那名32岁的医生和他的两名旅伴带到一个隔离房间里，进行防疫检查。“这是我们第一次跑在了病毒的前面”，米切尔·里安庆幸地说道。
就在这一天，由乌尔巴尼命名的这种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定为“SARS”。该组织还少有地向全球发布旅行警告，描述SARS的征候，建议旅行者如果在飞机上发现有人有类似症状，应赶紧向机场人员报告。而当天在日内瓦参加紧急磋商的专家中就有斯托尔博士，他正是在那时决定组织起一个遍布全球的研究协作网络。
点评：事实上，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流感计划的负责人，斯托尔早在去年11月就得到了SARS的第一条线索。当时他到北京参加一次中国流感疫苗政策例行会议，广东省的一名卫生官员向他描述了佛山地区有几人死于一种异常严重的肺炎。世界卫生组织获取了这种病毒的样本，但“它看上去与正常的流感病毒一样”，斯托尔没太把它当回事，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把它当回事。
尽管没有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忆及此事，想必他们都会后悔不迭。好在有像乌尔巴尼这样的专家，他们不仅有着敏锐的判断力，更有高度的责任感。凭借他们的引领，后来者叩开了病毒未知领域的大门，这也是人们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之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为乌尔巴尼所致的悼词中所说的，“如果没有他提早识别出这是异乎寻常的疫病暴发，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深受SARS的侵害。他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留下了一笔鼓舞人心的遗产。我也衷心希望你们明白，因为他在战胜疾病的斗争前线所做出的贡献，他必将以一位英雄，最佳和最真实意义上的英雄名义被世人永远铭记。”
③向真理的进军中永无败者
世界各国科学家们为SARS的防治倾尽心力，他们工作在重灾区的中国同行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紧迫。一场艰巨的战斗在临床医疗和基础医学两条战线打响。
2月12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专家前往广东疫区采样。与此同时，以设在该所的全军微检中心为核心，病毒、细菌、流行病、电镜、病理等多个研究室共同组建起一个科研攻关集体。
9天后，他们从4份样品中找到了衣原体。这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2月18日的发现完全吻合。
从2月13日首次拿到标本之后，72岁的洪涛就再也没有休息日了。他每天晚上都是10时以后才回家，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午夜12时以后。除了对大量电镜照片进行分析，他还前往广东，亲自解剖了3具病人尸体。在他看来，SARS的致病源是一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
但就在此时，军科院的同行经过一系列查证，认为SARS的病原体也许是冠状病毒。这一结论后来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洪涛院士仍然表示，虽然“不能肯定衣原体是患者的重要死因，但根据对以往病例的研究，单凭冠状病毒不至于那么‘凶狠’。”“很可能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样因子同时或先后作用导致病人死亡。”
在此时作这样的表示，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天要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洪涛说，科学就是讲究证据。从他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证据都指向衣原体。
感觉到压力的不只是洪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衣原体的消息传来之后，广州医学院的钟南山院士认为衣原体并非SARS的病因，因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按衣原体思路进行治疗是无效的，而SARS的临床症候也与衣原体肺炎不同。在当时，持这种论点同样需要勇气。
类似的争论发生在国际病毒学界。研究起始阶段，斯托尔博士提示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副粘液病毒上。这是一种两年前在胸部感
染的荷兰儿童身上发现的新病毒。香港威尔士医院的科研人员在53例SARS患者中的25人身上找到了这种病毒。3月18日，德国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实验室宣布，获得了副粘液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这一消息立刻通过网络传遍全球。然而后来的进一步分析否定了关于副粘液病毒是SARS病因的猜测。
从SARS被发现的那一天起，这样的争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SARS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吗？它是新近重组而成的病毒还是独立进化而来？它会不会通过水和食物传染？已有的抗病毒药物是否对它有效？一些重症患者得以康复是不是因为服用了广谱抗病毒药物？
在疑惑的笋壳被彻底剥开之前，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只能说“也许……”而随着这笋壳在科学论争的风雨中一层层脱落，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的，是真理的身影。
点评：一个苹果击中了坐在树下的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开水顶起瓦特的水壶盖，他发明了蒸汽机。亚里士多德说，不给物体一个力，它将不会运动；牛顿说，你错了，外力将产生加速度，时间是均匀的，质量是恒定的；爱因斯坦说，你错了，只有光速才永恒不变。
我们从小所受的科技史教育，几乎都是这样一些经过逻辑整理后的知识灌输。如果不看科学家们堆满麻袋的手稿，我们会以为科学的进程就像印好的定理证明过程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所有当初的烦恼与困惑、奋斗与艰辛都似乎不曾有过。
SARS的研究过程展示了一部正在书写的手稿，它的每一处涂改、每一次删节，勾画出的都是一段活生生的科技史。人类迈向更高一级台阶的每一步都不平坦，科学的辉煌背后凝聚的，是智慧与未知的激烈碰撞和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在逼近真理的进军中，永远没有败者。（附图片）
1、中外专家共商SARS防治对策。
2、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进行科技攻关。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快乐·尊重·成功
——诺贝尔奖获得者寄语中国青少年
本报记者 廖文根
●从探索中寻找快乐、幸福
●尊重他人、不给他人造成痛苦
●读书、接受教育和努力工作，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科学研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你总是可以进行一些不同的尝试，它从来不会使人厌倦。有些人在遇到困难时就泄气，但我在计划遭受挫折时从来不着急，我会开始设计下一次实验，整个探索的过程都充满了欢乐。”这是1958年和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F·桑格最近致中国青少年信中的一段话。
4月25日是生命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发现50周年纪念日。应“探索生命的螺旋——纪念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发表50周年”科学展览筹办者的邀请，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中国青少年及家长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P·伯格在信中说，“研究工作本身给了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欢乐kk新的发现、开创新的事业和进入无人涉足过的新领域，都使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愉悦。这种巨大的幸福不仅科学家能够得到，从事文学、音乐、艺术甚至商业的创造性工作，也可能获得类似的回报。每一个愿意在已知的知识和经验之外的新领域里冒险的人，都有可能获得这种幸福。这种冒险、极富挑战性和诱惑力的生活，值得我们为之竭尽全力。”
“我向青少年和青少年的父母们建议：一、请尊重他人，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他和你一样，也是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人。二、请尊重他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惟有让其自立，才能使其自尊。三、不要给他人造成痛苦，不论伤及的是肉体还是精神；在你伤害他人时，也将给自身造成伤痛。”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J·多塞说。
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S·奥尔特曼说：“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学习，并培养我对学习的兴趣。他们认为：读书、接受教育和努力工作，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我相信，这些道理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至理名言。”
“拥有骄人科学历史的中国，正在造就出一批最优秀的研究者，但还有更多的潜能有待开发。”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T·R·切赫对中国科学的明天充满信心。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学子放假不停学
五月四日，山西省太原市外国语学校一名学生在汾河公园自学英语。自太原市各中小学校因控制非典疫情的蔓延放假以来，多数学生都坚持自学，不误学业。（马毅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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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周谈
科技队伍建设中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
冯长根
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是他们自己学术生命的不同表现，学术交流是他们学术生涯的记载。为了推动学术交流工作的创新，提高对于科学技术交流在促进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汇聚一支具有一流水平的科研队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应该从理论高度进一步深刻认识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科技工作者进行科研时的工作态度的核心是尊重客观，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评议和重复试验的严格检查。逻辑推理、尊重客观、同行评议、重复试验，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思想路线和作风，引导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作为这一基本思想路线和作风在学术交流中的反映，有一个价值体系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始终伴随着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根据这个价值体系的特征，可以把它称为“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成就，总是在被同行认可之后，才会被社会上其他的各种体系所认可。同行们的认可，无论是在科技界的广泛范围内，还是在本单位范围内，总是伴随着发生在各种学术交流之中或之后。
“同行认可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现代理念。没有“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就谈不上科技界和学术界的真理、标准和秩序，就谈不上科技工作者学术生命的价值。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参加学术交流的基础性目的有3个：1.发表科研成果、成就、理论和学术意见，追求同行认可，提升自己的价值。2.结交新老同行朋友，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讨论、协商与合作。3.了解同行特别是一流科学家最近的研究动向，了解最新的科研趋势。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得到同行的评价和认可。要通过学术交流，使更多的优秀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必须学会按照“同行认可价值体系”的规律，开展学术交流。
“同行认可”是国际上学术界科技评价的基本标准。国际上的科技专家历来十分重视与同行的交流、同行的认可以及自己在同行中的声誉。国外的科技工作者在本专业相关领域一些重要的学术交流会场，往往十分活跃，不但积极与会，而且十分关注会议交流内容，认真提问，热情讨论。在招待会上，在会间休息时，或在学术论文张贴处，喝咖啡等各种场合，总能见到这些专家们在一起讨论。他们往往成为同行的“熟人”。其中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成了同行专家们最认可的人，有的最终成为科学大师，成为本领域公认的最著名的专家。
中国要从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就要有一批学术大师，中国科技工作者要成为国际同行认可的科学大师，必须遵守“同行认可”规律，按照“同行认可”的规律积极参加国内的特别是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我们现在特别倡导全国性学会设立“学会奖”，在国际上学会奖比国家奖更有权威，这就是因为学会奖直接体现了“同行认可”原则，直接与同行的评价相联系。
“同行认可价值体系”既是基本理论旗帜，在实践中也有重要意义。在克服当前科技界一小部分人的浮躁情绪，反对科学技术界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提倡科技工作者要为科学技术献身方面，“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举办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时，要采取措施，让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认识到，在撰写、发表、宣读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要有“同行认可价值体系”的观念和思想，要为增加在同行中被认可程度作努力。不认真参加学术交流，只重视发表文章，不重视参加会议，或者与会后又不发言，只重视自己的发言不重视别人的发言，不重视或者根本没有热情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与同行开展提问和讨论，不仅不会增加自己在同行中的学术价值，反而有损于过去已经积累的这种价值。要认识到，本来能写一篇文章的科研成果，拆分成了2—3篇来发表，不光质量下降了，而且还使自己的学术威望下降，也是不合算的。一定不要追求有了一个结果或者几个数据就拿去发表。要认识到，不仅仅论文的结果，一篇学术论文用没用参考文献，是否介绍同行的工作，该致谢的是否致谢了，署名的作者是否真正对论文负责任，都是论文水平的表现，是社会上同行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一个科技工作者建立起被同行认可的价值往往需要10年20年甚至一生的漫长时间和积累。要鼓励科技工作者珍惜自己在同行中的声誉和价值。
有了“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这种评价理念，我们才能从更为深刻的层次认识到为什么要重视提高当前学术交流的质量。我们要围绕学术交流中存在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按照它的规律，千方百计地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活动。科技社团在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时，要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多方面增加科技工作者在同行中的认可程度，提升科技工作者的学术生命价值。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使得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使得一批重量级科学大师出现在本领域。（作者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科普报告热校园
本报记者 赵亚辉
4月中旬的一天，杨禹吃完午饭就匆忙赶到阶梯教室。距离医学专家韩启德院士的科普报告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教室里已经来了不少占座位的同学。杨禹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他告诉记者，“这些专家的报告很难听到，而且这次报告的题目又这么吸引人，错过这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下午3时，有200多个座位的阶梯教室里已经聚集了300多人，一些人自己带着椅子坐在走廊上，还有一些人干脆站着。这里正在举行中科院科普办公室组织的《科技在我身边》大型科普系列讲座的首场报告。这次系列讲座的内容都是精心策划的，主要由院士、首席科学家讲述科技发展的热点话题，已经列入计划的题目包括克隆人、转基因、载人太空飞行、水稻基因组计划等，既有学术含量，又通俗易懂。
首场报告的主题是《20世纪现代医学的回顾与展望》，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教授。来听报告的大都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他们大都是看到了前一天贴在校园里的海报自发来的。整个报告过程中，不时传出掌声和笑声，记者发现没有人中途离场。一位化学专业研究生的话代表了大多数听众的心声：“虽然我们不是学医的，但是这场科普报告讲述的基础知识对我们很重要，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知识面，启迪我们的思维，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
科普讲座的成功似乎没有出乎组织者的预料，中科院科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科普讲座的现场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对于高水平的科普活动，人们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现在的提供量。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校的学生对这种高水平的科普报告有兴趣，许多老百姓也十分关心这些科技知识。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过去，我们的科技工作比较重视科技创新、产业化，对于科普重视不够。自从去年年底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之后，科普工作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很多人的观念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科技工作者们都意识到：科技普及与科技创新，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体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正像人的两条腿、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