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15版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现场即景

牧场农家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 李景卫/文并摄影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火车站边上的星期天农贸市场,一位年近六旬的农妇坐在摊位旁,向过往人群推介面前摆着的鸡蛋、家庭制作的果酱和咸菜。她叫琼恩·万斯,是堪培拉以南60公里开外英吉拉拉牧场的女主人。在听她介绍家庭产品时,我提出到她的牧场参观采访,她顺口答应。
  一个月过后,我驱车南下,绕过重山叠岭,来到万斯太太的英吉拉拉牧场。走至门前,见栅栏门上挂一块牌子,上写“出售”二字。我有些纳闷,于是拨电话确认。电话里传来万斯太太的声音,带着些激动,“我马上开车来接你。”可见面后,她竟想不起我是谁。过了一会儿,她才恍然大悟:“哎呀,你说要来参观牧场,我以为你是来看牧场、谈生意的呢。想起来了,你是那个记者。说实在的,我真的把你当成来买牧场的了!”
  “你干吗要这么急着卖掉牧场?”我的采访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开始了。“你看看这种天气,牧场怎么能经营得下去?”她反问式地回答。是啊,很多农场和牧场都经营不下去了,拍卖的拍卖,关闭的关闭。万斯太太的牧场只是其中的一个。气象部门说,这是百年未遇的大旱。头顶上,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烘烤着大地和万物;脚底下,271公顷依山岭蜿蜒的牧场热浪升腾。放眼四周,不见任何牛羊的踪迹。
  万斯太太请我坐上她的汽车,边介绍牧场,边去寻觅羊群。她说,20年前,她和丈夫买下英吉拉拉牧场,当时是一个奶牛场。随着羊毛在国际市场上走俏,夫妇俩做出重大决定,改养牛为养羊,并为羊种的选育和草场的改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些辛劳每年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现在,牧场有山羊1500只,绵羊750只,安哥拉羊500只。可我们在牧场上行车10多分钟后,却看不见一只羊。天气太热,羊都躲起来了。于是,她驱车朝山坡下的树林行驶。在那里,我们终于见到了羊群,一只只蜷曲在稀疏的树荫下。万斯太太说,往年草美羊壮,羊毛高产优质。绵羊一年剪一次毛,只均产量6公斤;山羊和安哥拉羊较绵羊个头小,不过毛长得快,一年剪两次,年产毛量与绵羊相同。但去年以来,干旱严重,牧场寸草不生,不但影响羊毛产量和质量,而且还要添水加料,成本飞涨。即使旱情马上解除,牧场一时也难以扭亏为盈。
  离开羊群,万斯太太领我参观她的场中之场——养鸡场。约500平方米的大棚下,养着500多只蛋鸡,全用小麦、大麦、豆类等纯天然饲料喂养,每天产蛋300只左右。她说,养鸡场是牧场主体经济的补充部分。在近两年的干旱中,养鸡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一大部分日常开支。养鸡场旁边是一片菜地。同样由于干旱的原因,一棵青菜也没有。万斯太太所卖的咸菜还是干旱前的产品。
  参观完养鸡场已是正午时分,万斯太太请我到她家里用些茶点。她沏上浓茶,端出几种自己烤制的点心。我边品尝香脆可口的点心,边参观万斯太太的“农舍”。这是一座完全与城里一样的洋房,室内陈设也相当现代化,只是多了一股泥土的芳香。墙上挂着几幅人物画作,看上去笔法不俗。万斯太太说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她打算卖掉牧场后,到堪培拉买幢房子,继续拿起画笔,与万斯先生一道安度晚年。我插问:“怎么没见万斯先生?”她说,他到医院看病去了。他的腿有老毛病,不能持重,牧场的活主要由她和女儿、女婿做。万斯太太对到城里生活很乐观,她说牧场至少要卖100万澳元(1澳元约合5元人民币),加上多年的积蓄,经济上应该非常宽裕。医疗有保险,没有什么发愁的。
  临别时,万斯太太送我出门。房前不远处有一口大水塘,虽然水位很低,但水草鲜嫩。一群美丽的野鹅引人注目,它们在岸边觅食,在微波细浪间嬉戏。我以为这是万斯太太多种经营中的又一个项目,她却解释道,这是几个月前飞来的一群野鹅。可能是干旱破坏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它们就飞到这里。自它们飞来以后,牧场就关闭了排灌系统,停止从水塘里取水浇地,以免这些野鹅无处栖身。与她挥手道别间,我由衷地敬佩她这普通农牧人的高尚情操。(附图片)
  题图:英吉拉拉牧场的羊群。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老照片续写新友谊
龚铁鹰
  获悉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着一些天津的老照片,于是天津友协决定在2002年夏组团访问欧洲时,前去观看并争取复制这些图片。因为2004年是天津建城600周年,也是中法建交40周年。届时若能在天津展示这些老照片,既可以从中感受一个城市的沧桑巨变,也可体味今日中法友好的可贵。
  临行前,中国驻法国使馆通知我们,法国外交部已同意让我们去档案馆看这些照片,但是档案馆的地点在法国南特,距巴黎380多公里,需要4小时的车程。很快法方又进一步为我们提供方便,在我们到来之前,将这些图片拿到了巴黎的外交部,这一消息实在让我们一行感到振奋。
  我们如约来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这是一幢建于19世纪中叶的大楼,它外表是第二帝国时期的装饰艺术,至今已有近150年历史了。在巴黎的暮色中观看这座雄浑的建筑,想到100多年前在天津建租界、设领馆的法国人就是在遵照这座大楼内官员发出的指令行事,感慨颇多。
  进入楼内大厅,一位中年女士迎候我们。她引导我们办理入门证件、安检,走过长长的走廊,我们来到楼内的档案馆。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的一张大桌子上,摞着几个8开的硬纸壳档案盒,女士示意,盒子里就是我们要看的老照片。
  解开其中一个档案盒边的细绳,里面是一本以硬纸皮封面装订的本子,再翻开本子,每一页上粘贴着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看着这些照片,我们仿佛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在一座仗剑而立的西方塑像前的基座上坐着6个西方的孩子,一个中国旧日的士兵站立在前面(见图2);堆满货物的天津海河铁桥旁的货栈;天津的法国教堂;繁华街道上戒严的外国军人;部队营房前拔河的士兵和观看拔河的穿西服戴礼帽的中外“绅士”;航拍的天津法国公园(见图1)……
  照片有3本,其中一本是当时法国在天津设立的工部局的建筑外观和内部布局的照片。另两本是当时天津街头景象,反映了那个时期不堪回首的一幕。引起我们兴趣的还有一本当时法国人在天津活动的档案目录。我们和这位女士商谈获取这些照片的方式,她表示要和负责的官员商量,待我们回国后再联系。我们提出了几种方式:或赠予天津以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或通过交换相关资料的方式获取,或购买。
  自从在法国外交部看了照片后,法方就没有了消息。经过一段长久的等待,今年3月,我收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寄来的邮包,打开一看是一张光盘和一本资料,光盘里面是精选的有价值的73张天津老照片,资料是复制的那份新中国成立前法国人在津活动的档案目录。信中说,法国外交部决定把这些资料赠予天津,但他们希望在复制或处理这些照片时务必注明出处和相关信息。经过我使馆和法国外交部的友好洽商,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终于回到天津。我向驻法使馆询问相关信息:接待我们的那位女士的姓名?答:依莎贝尔—纳唐女士;和他们商谈的情况?答:情况比较复杂,就是一个双边的联系工作……
  时代真是变了,我们进入的那座法国外交部大楼曾经是指挥法国人侵华的场所;那些照片记录的是外国租界遍布天津的旧日景象。时光荏苒,在中法友好的今天,这些旧图景演绎的是感人的故事,续写的是中法人民的友好情谊。(附图片)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格瑞娅
王海鸰
  格瑞娅有一头浅栗色的浓发,鬈曲着披在肩头,细看,里面已有了参差的白丝,45岁了。她告诉我她很早就离了婚。离婚后儿子由她带着。父母健在,同她住一起。作为回报,我也跟她说了我的家庭情况。说这些事儿时我们正浸泡在著名的古巴巴拉德罗的海水里,那海清澈得如同刚换过水的游泳池,可以看到脚下粉末般的柔软白沙。格瑞娅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所学外语是俄语,曾在苏联留学5年,做过外交官,英语亦能说些;而我的外语水平仅限于有数的英语单词。即使这样,也没能挡得住我们如此深入的交谈。直觉着,如果有机会相处下去,我和格瑞娅会是朋友,我们是同一类人。人和人能不能深交,类型似乎比国籍比种族更重要。
  格瑞娅现在古巴文联工作,被派来陪同中国文联作家代表团,代表团共4人,团长,翻译,再就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和我。古巴是我们出访的第二站,上一站是法国巴黎。巴黎很美,但在想象之中,古巴不然。想象中的古巴溽热闷湿,街上都是古巴女排那样的长臂黑姑娘。真实的古巴天蓝海蓝树绿,阳光明媚空气清爽。最出乎想象的还是古巴的人,尤其是姑娘,不论白黑,随便拎一个出来就是美女。身材好得出奇,鼓胸细腰长腿自不必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臀。那臀可说是古巴女孩儿点睛的一笔:饱满小巧浑圆紧致,曲线流畅地向后上方微翘,充满了灵动的弹性。她们肯定也深知这点,一个个下着矮腰浅裆的仔裤,上着后背镂空的鲜艳胸衣,挺胸翘臀,与古巴美丽的风景交融相映,引得前来观光的外国男士举着个相机不停地拍照。
  在古巴呆了3天,行前格瑞娅为我们送行。晚餐时大家聊了很多,其中聊到了古巴的经济。
  古巴现在尚穷。每月每人供应8个鸡蛋5磅大米,供应之外的物品,需去自由市场高价购买,颇像中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购买高价物品大都需用美元。格瑞娅月工资仅400多比索(古巴币),合十六七美元,而一双中筒丝袜还得要4.5美元呢,若没有其它收入,她便无法维持她、儿子及父母的生活。于是,帮人翻译东西,做手工艺品卖给外国游客,给人看孩子,以此增加一点收入。惟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有一所属于自己的200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于1992年买下,用了100美金。那年正是古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种甘蔗的古巴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致使当时1美元竟可兑换到150比索。学经济出身的格瑞娅隐隐觉察到这种情形的危机,当机立断,用她仅有的100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
  晚餐结束时11时,我回房收拾箱子,脑子里一直想着格瑞娅。我太知道一个单身母亲的艰辛了,太想给格瑞娅一点实质性帮助了,惜乎本人因记错出发日期仓促出门,一路的花销还得靠同行各位接济,翻遍箱包,拿得出的只有几打丝袜。3天里,我注意到格瑞娅每天都会换不同的衣服;腿上,永远着长筒丝袜——贫穷、艰难中她在努力保持体面、尊严,但我拿不准她会否接受我的心意。与同行的北大教授说起此事,他也很想送她点什么,却也有着同样的顾虑,生怕伤害到她。
  凌晨3时,格瑞娅带车准时接我们去机场,分手前,我与教授分别拿出几打丝袜和100美元送给格瑞娅。她在沉默中接受了我们的微薄馈赠。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逾越节遐思
黄培昭
  逾越节是犹太民族最古老的节日,每年犹太历的1月14日至20日(公历三四月间),犹太人都要隆重庆祝这一节日。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距今约3500年以前,流亡在埃及的犹太人的祖先受尽法老的欺凌。他们的首领摩西在上帝的帮助下,历经艰难险阻,终于率众离开埃及,从此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逾越节是犹太民族为了缅怀祖先、倾诉苦难、庆祝在上帝的庇护下获得新生而确定的节日。时至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仍对逾越节极为重视,逾越节第一夜的晚宴,更是阖家欢聚共度良宵的重要活动。
  去年逾越节之夜,来自摩洛哥的阿什丽·纳赛尔在以色列滨海城市内坦亚的公园饭店找到了一份当招待员的差使。可她上班刚一小时,一名巴勒斯坦自杀爆炸者便闯进这家餐馆,引爆了身上的炸药。顷刻间,饭店里血肉横飞,原本喜气洋洋过节的人们,一下子坠入了死亡和灾难的深渊。爆炸袭击造成29人死亡,约100人受伤,这是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阿什丽侥幸从爆炸中捡了条命,但她的右臂却完全丧失了功能。一年来,她频频出入医院,承受了5次痛苦的手术,但嵌入体内的金属片仍没有取完,在精神和肉体双重痛苦的重压之下,这位34岁的女子毅然离开了令人睹物伤情的公园饭店。
  转眼又是一年春草绿。今年的4月16日,当又一个逾越节到来之际,那次爆炸事件的幸存者,以及其他遭受恐怖袭击的受害人再次聚集到公园饭店。当一轮明月自东方冉冉升起时,大家围坐在修葺一新的餐厅里,重续一年前未吃完的节日筵席。桌上摆满了逾越节的传统食品——煮鸡蛋、莴苣、鸡翅和精制的无酵饼……一切都和去年别无二致,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原本健全的肢体残缺了,原本正常的生活打破了,心灵的创伤难以抚平,任何美味佳肴都抹不去他们对往日的痛苦记忆。
  由于以色列安全部门高度警戒,今年的逾越节总算没有听到自杀爆炸之声,然而巴以双方的交火声却不绝于耳。以军借口缉拿逃犯,攻入西岸城市纳布卢斯和加沙南部的拉法等地,一名记者和数名巴勒斯坦人不幸罹难。在伊拉克战争硝烟散尽后,被强压下去的巴以矛盾再度浮出水面,给节日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逾越节在希伯来语中叫“Pesach”,意为“超越”、“保护”之意。史载,当初上帝为了报复法老对犹太人的虐待,决定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为防误杀,上帝让摩西转告所有犹太人,将宰杀后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样,上帝看到门上的红色标记,就会“逾越”而过,使犹太人安然无恙,逾越节遂因此而得名。
  然而,岁月悠悠,几千载匆匆逝去,可笼罩在中东大地上的仇恨却并未消散。巴以间的恩恩怨怨把这两个民族已折腾得精疲力竭,无谓地纠缠下去实在得不偿失。我常思忖,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才能逾越隔阂,逾越仇隙,不再相互残杀伤害,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但愿这一梦想能够成真。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书窗

国外新书《亚洲设计原动力》
  “亚洲设计”的说法,始于1991年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的国际工业设计研讨会上一位日本专家的论文。10多年来,“亚洲设计”的构想凝聚了日本、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许多设计学专家学者,成立了“亚洲设计研究中心”。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极大地鼓舞了亚洲的设计学专家学者,他们从经济、能源、环境、城市规划、设计人才网络等多学科的角度,把自己对“亚洲设计”的追求和设想汇集成书,于2003年2月在日本出版。
  《亚洲设计原动力》一书由日本著名设计学专家网本义弘、经营信息学博士刘钢编著,由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发行。(于青)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吉隆坡之晨
  (薛培原/摄于马来西亚)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拾贝

加拿大的“公用巴士”
  大凡到过加拿大的旅游者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正放弃乘私人汽车,自愿加入到乘“公用巴士”的人流中。这是加拿大人观念更新和环保意识加强的结果。
  加拿大的“公用巴士”不同于世界其他城市中的公共汽车,它是一种会员式的出租车业务。用户只需向设有这种服务项目的公司交一定的入会费,并填写一张登记表,公司将你的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输入电脑后,你就可以享受公司提供的“公用巴士”服务了。从这时起,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也不分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拨通公司专用的服务号码,公司就可以通过专用的服务网络通知离你最近的“公用巴士”前往你处,提供服务。一般情况下,用户叫车后,“公用巴士”能在3至15分钟内到达。
  起初,只有多伦多、渥太华等几座大城市有这种“公用巴士”服务。很快它的方便、快捷和有利于环保的优点即得到更多的人们的认同,于是一些中等城市也开始效法。“公用巴士”受到青睐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费用低廉。用户交纳入会费后,每次用车都是按实际用车时间收费,假设你一个月用三次车,每次半个多小时,其费用总共不会超过40美元,比乘出租车便宜了近一半。一位日前放弃了私人汽车而加入“公用巴士”行列的律师深有感触地说,乘“公用巴士”后,再不用为油料费、汽车保养费、维修费、保险费等费心了,只要有一部电话,一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袁文良/编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情系日本汤面
王芝
  回国已快4个年头了。每到北京寒气逼人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留学日本的日子,想起教我不能忘怀的日本汤面,日语谓之拉面。
  初到日本,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听不懂的日语可以学,而不会做饭却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困难。那时,刚好也是冬天。我住在福冈的宿舍里。从语言学校回来,心情有些许沉重,上午的考试成绩历历在目,重新学一门语言,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有些力不从心。回到宿舍,望着好几天没洗的锅碗瓢勺,真不愿意再吃自己做的饭了。中国北方人的胃天生对面食的亲近感,让我想起了二丁目街角的拉面铺。很多次路过,都没有停脚,但是不知怎的,却印象极深。没有许多有名店铺人头攒动的景象,却能看到从里面出来的食客满脸惬意的表情。我决定去光顾那家拉面铺。
  说是铺,其实是个不大的摊子。掀开两扇小布帘,里面热气腾腾的。老板是个典型的日本老人——干瘦的小老头。有别于其他店家的大声吆喝,当我进店的时候,他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方式点头说道:“欢迎光临。”我抬眼环视小铺,里面散坐着几位客人,像是刚刚下班的上班族。日本男人有个习惯,下班后并不直接回家,而是到居酒屋喝一杯,或是在外边吃点拉面什么的。
  说起拉面,可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在日本各地又演化成不同的风味。福冈,最具代表性的拉面当属猪骨汤拉面:细细的面条,浓浓的骨头汤上漂着鲜绿的葱花,两片已经煮制好的日式叉烧肉片,半个鸡蛋,还有日本的干瓢(干葫芦瓢制成),光是看着就够吊人胃口。于是,我也点了一碗。然后,在离老板最近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日本的许多餐厅和店铺都是这样,客人可以边看着厨师料理菜肴,边品尝菜肴,这种方式让客人感到很随意。
  老板听到我点了一碗面,马上忙了起来。其实,比起吃面本身,看他如何操作,对我来说也是种享受。他麻利地下面,面下在特定的抄子里的,然后用一双长筷在抄子里翻动着面,过了大约两三分钟,他把面挑到预先准备好的黑红相间的大瓷碗里,浇上最能体现小铺特色的骨头汤,再依次摆放上日式叉烧肉片、鸡蛋、干瓢等,最后,撒上葱花,笑容可掬地捧到我的面前:“您慢用。”热腾腾的面马上呈现在我眼前,真令人赏心悦目,肉片和鸡蛋分布均匀、葱花的点缀恰到好处,真不愧是纯正的日本原装拉面。曾经有人说:日本料理是用眼睛吃的菜。比起动辄上万日元的日本料理,这400日元的拉面也是毫不逊色的。我喝了一口汤,浓浓的暖意驱走了身上的寒气。接着,三下五除二地连汤带面吃了个盆干碗净。
  付账时发现,铺子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把400日元递到老板手里。“您是外国人吧?是中国人?”老板说道。我吃了一惊,老板笑了:“您刚才的日语有点怪。是留学生吧?”我不好意思了,学了几个月的日语,一下子被人这样问,可是当时词汇贫乏得竟不知如何回答,“对,对,是的。您、您的面很好吃。”我面带窘态,老板笑道:“刚才也有留学生来过,您以后也常来吧,给您做大碗的。”
  从此以后,我几乎隔三差五地到小面铺去吃面,每次400日元的猪骨汤拉面我是一定要吃的。每次边吃边和老板拉拉家常,不知不觉中我的日语越来越流利了。就这样,从寒冬吃到了春天。吃拉面好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老板和我也成了朋友。
  一年过后,我顺利地通过了语言关,将要进入大学学习,并要搬到大学附近的宿舍去了。在搬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又去了拉面铺。我告诉老板我考上了大学,以后不能经常来了。老板听到后,马上给我下了碗面,尽管我并没有叫面。我端着碗,老板说:“吃吧,大碗的。以后要努力哟!”我像往常一样直到喝尽了所有的汤才把碗放下。浓浓的香味和往常一样,心里却有几分酸楚。我给老板400日元,老板说什么也不要。“我会再来吃的!”临走时我对老板说。“要努力哟!”老板给了我一个让人心里踏实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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