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法制焦点
警惕国企“蛀虫”新动向
——来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报告
本报记者 柳晓森
国企“蛀虫”胃口越来越大
黄爱华，女，58岁，原中国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她伙同下属、公司财务部经理刘健红从1994年3月到1998年4月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公司的两笔账外公款和一笔业务款共计1352万元转存到可以控制的一家私营企业账户上予以侵吞，她们还擅自使用单位的账外公款15万元购买轿车据为己有。黄爱华和刘健红这对国有企业的“蛀虫”，胆量之大，性质之严重，让人心惊。
当我们对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这3年来查处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解时发现：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机构精简，发生在政府机关的贪污贿赂案件逐步减少，而企业随着规模、数量和自主权不断扩大，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部位。
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双进总结说，近5年来，国企“蛀虫”犯罪数量出现四个“不断上升”，占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总数的比重加大。一是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169件增加到2002年的242件；二是企业主要负责人犯罪的数量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46人，增加到2002年的80人；三是超过百万元的大案数量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25件增加到2002年62件；四是犯罪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从5年前不足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7亿元。
“蛀虫”犯罪新特点
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有了新的特点，犯罪目的从个人占有转向长期经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犯罪分子看到企业经营能长期获取大量的利润，因此作案的目的不只限于满足一时的消费和占有，作案对象也不仅限于钱和物，而出现了由生活资料的占有向生产资料的占有转化，从财物的积累向资本的积累转化，通过资本经营和资本运作使钱再生钱，以满足未来更高的需求。
原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波（副局级），只有39岁，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但是，他倒在金钱面前。1997年5月到1998年8月间，他利用担任北京长空机械公司副厂长并负责本公司与北京市京科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建设住宅之机，向京科公司的工作人员两次索要人民币共计156万元用于做生意，并采用签订虚假的股份转让协议和出具假发票平账的手段掩盖犯罪事实。他的犯罪事实就具有新的犯罪特征。
挪用公款进行经营活动成为国企最常见的犯罪形式，其数量最多、数额最大，损失也最严重。有的犯罪分子用犯罪所得的赃款开公司、办企业，有的用赃款参与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的经营。通过犯罪筹集经营资本，占有可以直接营利的公司股份，已成为一些企业负责人犯罪的主要目的，也是导致犯罪数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现在，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具有向智能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职务犯罪手段更加狡猾，更加隐蔽。一些犯罪分子已不再是法盲，而是具有高智商、高学历、高职务的管理者，他们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经过细致的谋划和准备后再实施犯罪，不仅难以发现，也给日后的取证和认定工作带来困难。冀党生在担任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下属北京物华地产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负责公司接受项目转让和公司股份制改革的机会，采取截流公款、伪造股东大会决议和转让协议等手段，将40万元公款和国有公司71.6％（折合人民币2588万元）的股权直接或间接转到其私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予以侵吞。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办理冀党生案件过程中，检察人员以股份流向为线索，对其控制的多个公司数年来的法人变更和经营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清查，调取了数十份合同及股东的工商注册资料，找近百人调查取证，整整用了近半年时间，才逐步将该案所涉及的10多个股东和数十份合同联成一个有机体，从中看出冀党生处心积虑地编织骗局，将股权转移的全部真相。
同时，一些犯罪分子还看准了监管较为薄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利用企业在外投资、经营的机会，捞取个人的利益。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副经理、恒万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化学（副局级），利用负责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投资项目的职务便利，将公司在外的公款直接存入其个人账户，还直接占有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房产，贪污共计1145万元。他2000年1月1日出逃国外，同年8月被缉捕归案；京澳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季良（副局级）在外办企业期间受贿88万元，并给国家造成数亿元的损失。
“蛀虫”得逞的原因
管理松弛、违规操作、权力失控，是一些企业滋生犯罪的“温床”，并且还在不断产生犯罪。由于一些企业管理松弛，涉及财和物的关键环节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使一些犯罪分子作案轻易得逞。有的企业长期违规操作，不执行国家有关企业经营、财务管理的行政法规，私设小金库、账外账，形成无人监管的死角，虽然个别企业领导支配灵活，但却给犯罪分子作案提供了方便。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陈洪喜1997年4月到1998年6月间，掌握着账外资金，他私自将账外款1965万元用于个人购买国债和国库券，1998年因为机构改革，调离原单位时，又对这笔资金隐瞒不报，予以侵吞。
有的企业对经营决策权、财产支配权、行政管理权监督不利，特别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对“一把手”的权力几乎没有监督，致使国企“私营化”，个人说了算，专制导致腐败，并诱发犯罪。有的腐败分子为满足个人贪欲，故意破坏制度、违法经营、虚设监督，形成职务犯罪的“小环境”、“小气候”，不仅个人犯罪，还带出串案、窝案。
机构改革中新旧机构间的财物交接以及企业改制中股权变更是当前犯罪分子钻改革空子作案的主要环节。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一些机构撤销合并、领导更换、人员分流，出现人心不稳、工作交接不细、缺乏监督检查的现象。特别是在财务交接中，原本就缺乏监管的小金库、账外账、未结债权债务就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对象。有的犯罪分子钻改制后新机构财务制度尚未健全的空子进行犯罪活动，北京市仪器仪表产品销售公司经理吴文正和业务员张馨就是在本企业刚刚重组完不久，合伙贪污106万元。在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过程中，有的犯罪分子打着改革的旗号，违反有关规定，借机成立个人公司，或把企业下属的公司几经变更成为私人控股的企业，以此来参股、转股，移花接木，把大量国有资产化为己有。
第14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
河南省潢川县公安交警大队一直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他们积极组织交通民警深入国道沿线和车站，通过印发致群众一封平安信的形式，现场向广大司乘人员进行交通法规宣传，有效地增强了社会各界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刘明军 杨维建/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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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寻找身边的肖玉泉
“打黑”勇士
——记浠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袖金
熊发生 曾春林
“黑社会，不要怕，就看徐袖金来收拾他”，这是湖北省浠水县城广泛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人们一谈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铲除姜林黑社会性质团伙的事，个个眉飞色舞，故事一串串的……
以姜林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浠水县横行7年之久，势力庞大，关系错综复杂，其团伙成员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加之他们多次与公安机关交过手，具有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他们在浠水采取行凶报复、绑架、敲诈勒索等暴力手段作案10余起，公安机关找不到过硬证据而逍遥法外。
2001年4月29日，黄冈市公安局收到湖北省公安厅批转的群众举报姜林涉黑犯罪的信件后，经与浠水县公安局共同商议，决定将铲除姜林团伙的这块“硬骨头”交给徐袖金。“我决不会让领导和人民失望！”徐袖金领命时表白。
从此，徐袖金就一直超负荷地工作，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徐袖金带着专案组民警顶烈日、冒酷暑，走街串巷，秘密寻访受害者和知情人。为了调查受害人之一的阎艳规，徐袖金连续9次上门做工作，但阎艳规只字不提受害情况。6月中旬的一天，为了得到证据材料，徐袖金带领专案组第十次来到阎艳规家里，可阎艳规外出一直到天黑还未回来。徐袖金就和专案民警一起站在门外等。到次日夜里两点多钟，阎艳规才从外地回来。看到在门口坐等的徐袖金和其他民警，阎艳规感动了，终于讲明了受害的实情。就这样，徐袖金先后走访了260多名重点受害人和知情者，涉及22个行业、行程近2万公里，终于取得了证据材料300多份，共计4000余页，近300万字，从而为彻底摧毁姜林团伙锁定了铁证。
2001年5月初，徐袖金得知姜林及其同伙潜逃到新疆的消息时，自己正患胃病，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满头冷汗直流，但他二话没说，马上带领专案组的同志直奔乌鲁木齐。5月18日、19日，姜林及团伙骨干成员吴国友在新疆落网。
2001年6月13日，当徐袖金得知团伙成员姜仲秋逃往英山的消息时，深夜12点多钟，他开车奔赴英山。在英山境内的大山里，他和战友们奋战三天三夜，累得差点虚脱，终于将姜仲秋抓获。
姜林团伙终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2002年9月20日，主犯姜林、骨干成员周志勇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成员也都受到法律的严惩，浠水广大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日前，湖北省公安厅为徐袖金荣记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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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制纵横
“小金库”当刹
施木
记者对发生在国有企业里的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后发现，国有企业“小金库”和“账外账”的大量存在，是滋生腐败和产生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这种不走大账走小账，明里不走暗里走的隐形金钱，国家虽然从来没有放松过清查，但“小金库”却还是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屡禁不止。它的存在，犹如一个“黑洞”，吞噬国家的财富，还容易产生职务犯罪。
国务院从1989年就下发《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专门部署清理“小金库”的工作，此后，也是年年检查，通知年年下发，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我们处理“小金库”问题不够有力有关。
广东省在2002年9月出台政策，对举报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瞒报收入、私设“小金库”、私自发放奖金和福利的举报人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实践证明，这种让群众直接参与监督的办法，是对“小金库”和“账外账”问题的解决最有效、最简便易行的方式。
解决“小金库”问题，我们还要加大财务监督力度。要对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各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对侵占资金的单位按照规定进行严厉的处罚，对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要严肃处罚。对“小金库”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查自纠的层面上。
另外，我们还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要求单位和企业的领导人能从自身做起，带头遵纪守法，把权力的运作置于有效的民主监督之下；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经营活动，加强监督管理，从而铲除滋生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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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寻找身边的肖玉泉
情倾基层
——记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局长赤列多吉
巴桑次仁 刘建伟
路石铺就的巷道从不同方向延伸到香火缭绕的大昭寺，虔诚的朝拜者络绎不绝，肤色各异的旅游者云集，满目的商品和叫卖声……这些，成了西藏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局长赤列多吉脑海中对八廓街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那是在1992年，从警多年的赤列多吉调到大昭寺旁边的八廓街派出所任所长。几张破桌椅、几辆旧自行车，就是派出所的全部财产。这是困难，却也充满着挑战。赤列多吉“消失了”，他“跑”到了民警的家里，“躲”到了辖区群众当中，走进了辖区居委会。很快，赤列多吉就将辖区的情况熟记于心里。
感人心者，莫过于情。如何切实改善警民关系，为八廓街营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一直像块石头沉沉地压在赤列多吉心里。赤列多吉经常要求民警也告诫自己要始终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加深与群众之间的警民情谊。1995年，八廓街派出所民警侦破了一起特大盗窃案，主犯尼玛美多有4个女儿，长女11岁，最小的才两岁，其丈夫患有精神病。
尼玛美多被捕后4个孩子衣食无着。“我们收养这些孩子！”从1995年5月起，赤列多吉每个月都从工资里拿出50元，和所里的其他同志加在一起共380元来资助4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也就是从那时起，八廓街派出所有了收养小孩的先例。
1996年，赤列多吉因工作突出被调任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局长兼拉萨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所长再到现在的城关分局局长。赤列多吉深知基层公安工作的重要性，他一上任依然像当初当派出所所长时一样“消失”了，因为他要对所主管的12个基层派出所做到心中有数。一次次的检查、一个个规章制度的出台，使得拉萨市的12个基层派出所之间形成了互相沟通、协同作战的良好局面。而一个个案件的告破、一次次危险事件的及时排除，还有随之而来的众多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都化作了无形的动力，促使着赤列多吉更加倾情地为给人民群众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而忘我地工作。
第14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把接受人大监督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可靠保证，在工作中，采取多种方式，主动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图为该法院法官向区人大常委汇报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情况。（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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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执法者风采
擦亮这扇“窗”
赵纪彬
2002年，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被市政府评为全市三个“优秀红旗窗口”之一。谁能想到，在2000年阜阳市为治理经济环境开展的行风评议中，车管所在60个单位中名列第五十八位，倒数第三。当时，群众对车管所提出意见最多的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安徽省公安厅在基层调查中发现，这种现象在基层车管所比较普遍，于是从2001年3月在全省开展争创“人民满意车管所”活动。阜阳市车管所取得的成效只是这次争创活动的缩影。他们在行风评议中被评为倒数尤其是开展争创活动后，痛定思痛，采取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作出“杜绝第三趟”服务承诺，群众到车管所办事，手续齐全的一次办成，手续不全的，给群众开具“退办单”，说明要补办的内容；实行延时服务，最后一位办事人不走不下班；在业务大厅实行所领导值班负责制，回答群众咨询，并免费提供笔、墨、纸、纯净水等。这些措施实施后，群众高兴地说：“现在去车管所办事，效率高了，心气顺了，感觉亲切了。”
在安徽，在这次争创活动中，不仅仅是阜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得到这样的评价，其他许多地市的车管所同样获得群众的称赞。
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对内规范业务程序，对外增设免费导办、免费拓印，同时抽调民警专职清理车管所院内的“黄牛”，查处代考“枪手”360余人。马鞍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车管工作的新路子，在全省率先实行机动车、驾驶员“户籍化”管理新模式。他们在机动车和驾驶员档案中增录所辖地派出所名称，并按照所辖地派出所进行分类，明确机动车和驾驶员日常管理教育责任，实现了路面管理和车管所工作的有机衔接。2002年1月至2003年2月，车管所共提供路面查控车辆信息15万余条，上门督办年审车辆3000多台，有效地实现了对机动车和驾驶员的监督、教育和管理。
经过不懈努力，全省出现了一批人民群众满意的先进车管所和优秀车管民警，车管民警违法违纪的案件大幅下降。2001年全省车管民警有13人因违法违纪受到刑事处理或党纪政纪处理，2002年仅有2人，车管民警违法违纪人数下降了84％。
第14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特别报道
破产，是某些国企转制中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冻结，往往又是破产审理中一项不可缺少的程序。冻结资产，封存账册，清算财产，确认债权，审结清偿，一步一步来。但国有资产在不再运转，难以流动的同时，往往却十分容易“流失”，就像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棍”，慢慢融化得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儿，这就是令人担忧的国有资产“冰棍现象”。
“冰棍现象”是怎样避免的
——广东蕉岭县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纪实
本报记者 黄日飞
逐渐消融的“冰棍”
这是一场令人心酸的拍卖会。一套花费了100.3万元购置的蒸馏水生产成套设备，降到10.03万元还是没人要。这是今年3月4日蕉岭县人民法院对蕉岭县食品厂破产财产组织的一次拍卖会上遭遇的窘境。
竞买者说：设备已经老化过时，差不多是废铁，最多只值两三万元。同样是这套设备，1999年有人出价38万元，但无人敢卖；2002年又有人出价9万元，还是无人敢卖。只好一直闲置在停产的车间里，慢慢地烂成了一堆废铁……
为什么放着好价钱不卖？业内人士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处置国有资产十分敏感，所以宁可让它烂掉。二是破产法律法规规定得十分原则，破产企业的设备等只有在人走关门后才可以处理。那些停产的企业，时间拖得越长，机器设备腐蚀得越厉害，资产流失越是触目惊心。
一方面破产企业陈旧老化的设备不值钱，专用设备的变现难找到买主；另一方面又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银行利息等，企业包袱越来越重。由此引发职工上访、社会治安等诸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有关部门苦不堪言。
“依不依法”两为难
为了寻求国有企业的出路，蕉岭县委、县政府尝试过两种形式的改革，但收效不大。一是盘活实用资产，与职工一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但银行坚决反对。因为把有用的资产重新组建，实际上架空了原来的企业，银行只能被动地承担重组造成的净损失，“金蝉脱壳”，有逃债废债之嫌。而对新企业来说，由于没有新资金进入，分离后也难以正常经营，达不到重组的最终目的。另一种是把债务挂起来，把企业交给社会上的能人来经营。但一点可怜的租金岂能负担起巨额债务？
但为了防止假破产，真逃债，破产法律法规又规定破产企业的设备等只有在人走关门后才可以处理。等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破产审理结束后再生产，不仅国有资产已白白流失，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如蕉岭县16家申请破产企业中有职工3000多人，而且许多在强腐蚀条件下生产的设备，如不继续开工损失更为惨重。群众说：那些破产的国有企业就像被吃掉了肉的田螺，不赶紧想办法，恐怕连田螺壳都会被人吃光。
让政府来处理还是进入法律程序？“依不依法”两为难！
生产，在破产程序中同步进行
面对两难，蕉岭法院的法官们在16家中小型企业破产案的审理中，作出了一个既合法又大胆的决定：边破产边租赁。法院把申请破产的工厂盘点后，在审理的同时租赁给社会能人，破产审理与恢复生产同步进行，此招一出，立竿见影。
蕉岭县电池厂破产后在2000年底租赁给当地一位姓谢的民营企业家，2001年便上缴利税280多万元，2002年达520多万元，比企业最红火之时还多缴利税30多万元。由于尝到了甜头，今年对破产财产进行拍卖时，谢老板以873万元买下该厂全部资产，高出底价5万元，不但解决了1000多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一线车间工人月工资达到1000多元，2年中支付工资总额1000多万元，清算组也收到了100多万元租赁费。蕉岭县油坑水泥厂申请破产后出租给姓钟的民营企业家，也解决了1300多名职工的就业问题，清算组每月收到80万元左右的租赁款。
边破产边租赁，起到了“保品牌、保设备、保稳定，提高资产变现率”的作用，很好地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统一。
记者看到，边破产边租赁还有效地保护了企业职工的利益，蕉岭法院已审结的7宗破产案件中，职工工资、社保金等清偿率100％。
梅州市蕉岭县法院在破产审理中实行“边破产边租赁”，全县经济总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加，出现了破产一个铁合金厂，案件尚未终结就在原有的厂区内新建成3个工厂；破产一个汽车配件厂，又有7家新建的企业涌现，去年全县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8％。县委书记李俊夫感慨地说：蕉岭县经济能快速发展，法院立了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