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新中国工业经济的杰出开拓者
——深切怀念吕东同志
林宗棠
今年5月8日，是吕东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一年的日子。时光流逝，却带不走我对吕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在我的漫长生涯中，很多时候是在他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即使不是由他直接领导的时候，工作中也多有接触。对于这样一位老领导和恩师，我总有一种特殊的牵挂与关注。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声音又在我耳边缭绕，他的身影又在我眼前浮现。
吕东同志于1915年出生在辽宁海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8年吕东同志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后改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先后任会长、名誉会长。他是新中国工业界最早的重要领导者，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实施者，他的名字是与新中国工业经济紧紧连在一起的。
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坚实基础
我初识吕东同志是在1949年的沈阳。那时，我从清华大学机械工业系毕业，来到刚刚解放不久的东北，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吕东同志当时是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那时，虽然吕东同志只有34岁，但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勤政、好学、多思，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又很有指挥艺术的领导者。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掠夺和破坏，加上苏军拆走大批重要设备，解放后的东北工业几乎是一片废墟。恢复生产工作从哪里入手？吕东同志选择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鞍钢。他带着东北工业部的一些同志到鞍钢的工厂、矿山进行实地考察，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他以点带面，在东北全区各工业企业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不到半年，就有50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创造了17222项大大小小的新纪录。许多生产指标，比如鞍钢的高炉利用系数、焦炉碳化时间等，都大大高出日伪时期的水平。尤其鞍钢炼钢厂6号平炉超过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炼钢世界纪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贺电嘉勉。那时，东北工业战线涌现出了孟泰、王崇伦、马恒昌、张明山等一大批新中国最早的劳动模范。
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工具提出的新要求，吕东同志作出决定，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先进的齿轮机床。当时工人们对这种机床很陌生，很多人都觉得它不如皮带的机床好用。吕东同志就请来苏联专家，进行高速切削现场表演。这一下大家可知道这种机床的厉害了，一个“高速切削热潮”在东北迅速展开，使生产效率成十倍、几十倍地提高；东北工业战线到处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
有一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那时东北没有大型机床，很多产品没法生产，制约了工业的发展。有一天，吕东同志对我说：“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生产大机床？”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就不假思索地说“能”。吕东同志问：“你说怎么个能法？”我说：“我们把东北主要的制造厂和机修厂的制造能力组织起来，制定一个奋斗目标，共同搞出几台大机床。”吕东同志说：“好，你起草一篇社论，就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制造大机床，有没有可能造出大机床。”我熬了好几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后，吕东同志亲自作了修改，被发表在《东北工业区》上。后来，我们真的造出了大机床。吕东同志那种对青年干部信任、培养、爱护的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950年1月，吕东同志跟随周恩来总理到苏联进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工作。随后，他再次跟随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赴苏联，参加援助项目的谈判工作。通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双方商定了一批工业援建项目和设备的定货。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常说的“156项”。那段时间，吕东同志十分繁忙，办公室的灯经常是彻夜通明。“156项”是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吕东同志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呼声。那些日子，吕东同志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加快生产，供应前线，使东北工业成为抗美援朝的坚强后方。于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被吕东等同志制定并实施了。这就是建立北满工业基地。我们把南满的部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分为二地向北满搬迁，同时加快了苏联援建项目的设计、定货和施工。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建设成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对抗美援朝战争、对未来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呀！
我们常说，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基础，新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从东北开始的。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吕东等同志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东北迅速恢复和建成了一个包括汽车、飞机、军工、纺织、化工、钢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这就为全国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东北工业建设吸纳了全国大批知识分子，东北工业部管辖的哈工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建设人才。这些国家急需的干部，在“一五”、“二五”期间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领导我国基础工业和高科技工业
1952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撤消各大行政区，东北工业部的大批干部奉调进京。吕东同志长时期担任重工业部以及冶金、航空、机械等工业部门的领导工作。此时，他领导工业经济的经验和才干更加丰富和成熟了。这不仅表现为他所领导的行业都能快速地发展起来，更表现为，他总能抓住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的经验和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吕东同志是我国冶金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我国冶金工业的布局、生产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建树。当我们今天为我国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而自豪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吕东同志的贡献。
吕东同志为我国冶金工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方针。他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矿山和工厂不同，它的生产对象是地下资源，资源是会逐渐耗竭的，因此提出了“矿山为首、地质先行，大矿大建、富矿先建，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等等观点。这些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不失为我国冶金工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吕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认为，要维持矿山的生产能力，就必须在基本建设方面保证一定数量的投资。钱从哪儿来？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维持矿山简单再生产的费用”（简称“维简费”）的主张。就是说，每生产一吨矿石，从成本中提取规定数量的费用，以矿养矿，用于维持矿山的简单再生产。这一思想的提出和执行，使得不能再生的矿山资源得以有序利用。
上个世纪50年代，党中央发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两弹一星”的号召。组织研制军工所需金属材料，又成为吕东同志的一项艰巨任务。他总是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以及歼击机和其他常规武器的制造，提供了足够数量和质量合格的新型材料。
虽然有不少岁月我不在吕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始终不变。1958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沈鸿同志和我到上海搞研制工作。由于国内没有特大型锻压机床，沈鸿同志提出要搞全焊接结构的万吨水压机。这种水压机的主要材料是厚钢板，而这种钢板国内没有企业能生产，进口又进口不到。没有办法，我就去找吕东同志。我把造万吨水压机的意义跟他一说，他二话没说，就马上给鞍钢的领导打电话。其实，当时鞍钢的设备是不能生产这么厚的钢板的。鞍钢的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改进了工艺，终于在原有的设备上轧出了万吨水压机所需要的厚钢板。
吕东同志担任航空工业部部长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面对遭到空前破坏的我国航空工业，他针对航空产品的特殊性提出了“质量第一”的思想，他组织了一系列电话会、现场会和展览会，并制定了各种保证产品质量的规章制度，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通过两年大抓质量工作，到1979年，航空部门所有企业都完成了质量指标，全行业综合废品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吕东同志认为，航空工业眼前的突出矛盾是质量问题，而从长远看是科学研究问题。为此，他提出了“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生产出了歼7、歼8、运7、运8、直9等较先进的飞机，使我国航空工业迅速摆脱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而“质量第一”和“三个一代”则成为我国很多企业的发展战略。
1980年，国家设立了机械工业委员会，吕东同志担任第一副主任；机械委撤消后，他担任国家经委主任。于是，我又回到了吕东同志身边工作。那时吕东同志的工作千头万绪，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抓机电产品出口。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料和低级的粗加工产品，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很小。有一天，吕东同志对我说，日本有一个《机械工业振兴法》，用机电产品出口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你们去了解一下，看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我们去了解后把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吕东同志立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将机电产品出口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后来，国务院成立了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要我兼主任，请周建南同志任顾问。吕东同志又具体抓了出口产品、出口基地、出口政策等各项工作。从1984年至今的近二十年，机电产品出口猛增了80
倍，如今我国的机电产品已经占据全国出口产品的半壁江山。这其中，吕东同志功不可没。
国有工业经济改革的探索者、执行者
吕东同志在国家经委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工作期间，正值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初始阶段。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调查研究经济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难点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很有指导意义的改革思想和政策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如何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是吕东同志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为寻找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他历时十几年，踏遍神州，上下求索。当年，国家经委推出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从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尽管事前、事后都有不少争论，但总的看来，在当时的过渡体制下，那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他心系国企，从1988年到1992年，他走访了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的领导，召开过各级政府主管工业负责干部参加的调查会，经过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比较研究，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被中央转发全党，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一论”、“再论”、“三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的文章，大声疾呼。经过几年各界的讨论、研究，国务院终于在1992年7月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使企业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产权”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吕东同志不辞辛苦，带着调查组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后，撰写了《必须确立产权观念》、《理顺产权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三篇文章，连续三天发表在《经济日报》上。这些观点都成为之后我们指导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宝贵意见和重要思想。吕东同志长期领导工业，关于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是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给编制“八五”规划献计献策，吕东同志撰写了《实现我国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战略转移》的发言稿，提出了“从速度型向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转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必须过好的一关”。199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并且就这一问题开辟专栏开展讨论，半年多的时间里，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讨论，发表了有见解的文章。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之一。
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是吕东同志思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吕东同志多年前就敏感地认识到，对于工业来说，应该是三个层次的管理，即政府对工业的宏观管理、行业组织的自律性管理、企业的自主管理。为此，他于1988年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为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有效的实践。现在我国国家机构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是循着这个思路和框架进行的。
吕东同志晚年身患重病，已经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但他心中仍然深深地牵挂着国有企业的命运。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见我来了，嘴里喃喃地嘱咐着什么。仔细听来，我才听明白，他是惦念着鞍钢的前途，并要我去鞍钢，不是派人去，一定要亲自去，直到解决问题为止。那时鞍钢是最大的国企，也是负担最沉重的国企，800万吨钢，50多万人，连年亏损，出路在哪里？真是着急啊。为不负吕东同志的重托，我请来了钢铁工业的老领导、老专家黄墨滨同志，一起去鞍钢调研。经过多方努力，鞍钢通过技术改造、债转股、分流“三产”，终于扭转了长期的被动局面，实现了良性循环，面貌一新。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吕东同志时，他满意地笑了。
吕东同志是一位运筹帷幄、善于领导、勇于开拓的人。他对工作、对事业兢兢业业，对同志、对干部热情帮助，抓工作抓得具体、深入，对职工关心备至。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吕东同志多次到职工食堂“下厨”，了解职工们的伙食情况。当有人反映部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时，吕东同志亲自来到传达室，接待上访的群众。他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工作雷厉风行。他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这个工作作风一直坚持到暮年。我国工业界老前辈薄一波同志赞誉他“是一个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人”。
1998年，在吕东同志的建议下，我担任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我一直感到，自己的工作与吕东同志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完成好吕东同志委托。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工经联长期努力促成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已被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而这，正是吕东同志梦萦魂牵的未了心事。（附图片）
1940年冬，吕东（左一）在晋察冀边区任专员时与行署同志合影。
（照片选自《对经济建设的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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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小组凝聚农民心
——全州县农村党建工作的新实践
王滋创 刘建 陆晓波
近一个时期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在27个行政村，打破传统的党小组设在自然村的界线，按种养专业为单位，组建新型党小组27个。党小组的305名党员认真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用辛勤的汗水染绿了“桂北粮仓”。老百姓说：“全州农村基层党小组这个‘细胞’活了，我们百姓富了。”
1998年，该县永岁乡慕霞村因个别乡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曾引发过一场风波，导致永岁乡干群关系空前紧张。如何化解干群矛盾，引发了乡党委、政府的深刻反思。
慕霞村环境特殊，特别适合种反季节西瓜。去年7月，乡党委从外省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品种，首先由蒋光定、蒋士忠等16名党员试种30亩，并在全乡成立了第一个按自愿联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西瓜协会，在协会成立党小组，由蒋光定任会长兼党小组组长。16名党员当年一亩反季节西瓜相当3亩水稻的经济收入。
第二年，慕霞村的西瓜种植发展到40公顷。党小组利用村里的大喇叭播放西瓜种植要领、病虫害防治、苗果管理等问题，指导农民种西瓜。今年慕霞村7个屯16.6公顷晚熟西瓜普遍发生叶枯病时，由于党小组聘请技术员及时利用村里的大喇叭动员瓜农，没有造成大面积虫害。老百姓都说：“村里的大喇叭过去成为村干部催粮要款的工具，现在党小组把它变成了咱们的‘师傅’，听喇叭不再‘刺耳’，而是顺耳多了。”由于村民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和党组织的健全，党员们个个带头交纳“三提五统”款，同时还配合乡干部做群众工作，村里民风明显好转。群众说：“过去是村民怕干部，而现在却是去乡里请干部到农家。”党委书记奉世江感慨地说：“新型党小组的成立，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感情和信任。”
“在我当党委书记的几年里，面对农民讲话时很少有人鼓掌，可在南瓜协会党小组成立后，我来协会给大伙讲话，满屋人使劲鼓掌，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个县才湾镇党委书记提起此事就激动不已。
协会中的党员，由于有统一的章程、民主科学的议事制度、明确的职责和分工，经常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种养经验，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克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相对分散、难以集中的问题，为组织生活的正常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自然村党小组一般一年组织一两次活动，新的党小组基本上做到每月集中一次。党员频繁的接触与交流，融洽了村与村之间群众的关系，有利于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促进了农村稳定。
新型党小组，“放大”了党员个体先进性，增强了党员对事业的责任心，产生了“1＋1＞2”的效果。过去才湾镇兽医站党员唐振华骑车挨家挨户跑，帮助养猪大户做疫病防治工作，但毕竟没有三头六臂，不少群众的困难得不到及时帮助。才湾镇瘦肉型猪养殖协会党小组去年6月2日成立后，仅一个多月，6名党员义务为群众上技术课6次。同时，在协会党小组的带动下，由原来一个猪场扩大到6个，带动了邻近自然村饲养瘦肉型猪的热潮。目前，已带动了60多户群众饲养瘦肉型母猪130多头，并辐射到养牛、养羊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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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政干部论坛
坚持“三贴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郑州市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中共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常振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深入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新世纪新阶段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有效途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
近年来，我们坚持把“三贴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出发点，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促进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民心工程来抓，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根本，以优化城市环境和塑造城市良好形象为重点，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2002年，我市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26.8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地方财政收入58.3亿元，增长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40.7亿元，增长15.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72元，增长17.4％；农民人均纯收入3377元，增长7％。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深化主题、丰富内涵，创新载体、健全机制，从而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道德之基。
坚持贴近实际，虚功实做，完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贴近实际，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部署工作，按实际需要开展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使精神文明建设更加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下去。
加强管理，完善机制，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常抓不懈、化虚为实的关键。我们普遍建立了精神建设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各级领导坚持一线指挥，查实情、解难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克同志多次召集常委会，听取专题汇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并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亲自督查工作，明确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务必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大事抓紧抓好。我们逐步完善了领导负责、目标管理、监督检查、舆论宣传等长效机制，使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我们坚持建管并重，落实“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管理体制，成立市、区两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形成了上下贯通、条块结合、责任分明、良性互动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格局。我们把文明社区创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细胞工程摆上重要位置，成立了全市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实施了文明社区“五有五进”工程。市、区财政投资1000多万元，在全市365个社区普遍实现了“五有”目标（有一个居民活动中心，一个卫生服务站，一个文明市民学校，一个宣传阵地，一个警务室和治安巡防队）；同时各社区广泛开展了科教、文体、法律、卫生、道德规范“五进”社区活动。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组织领导到位、责任目标到位、投入保障到位的工作机制，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持长流水、不断线，日积月累，抓出实效。
坚持贴近生活，创新载体，发动人民群众成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践主体。贴近生活，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在具体、深入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活动中唱主角，召唤每个市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实现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的转变，自觉、主动、积极地追求文明、创造文明，推动创建活动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
围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我们深入开展了“道德规范进万家”系列活动。突出抓了道德规范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社区、进村镇等“六进”活动，分类开展了“道德规范进千店、诚信服务创名牌”、“道德规范进班组、百万职工做榜样”、“道德规范进的士、优质服务树新风”等特色活动，得到中宣部和省委的肯定。中央主要媒体先后两次长篇报道并配发“编者按”向全国作了推介。文明的城市需要文明的市民，我们以此为主题开展了社区居民道德“月点评”活动。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居民家庭逐一签订文明市民责任书，以“家家讲文明、人人讲诚信”为主题，通过举办“诚信沙龙”、“社区论坛”等宣传教育活动，每月组织居民对社区内出现的好人好事和不文明现象进行点评，引导大家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增强了广大群众争做文明市民的内在动力。全市各社区普遍聘请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老退休军人担任社区道德建设义务监督员，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诫和监督，探索出一条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管理的新路子。
我们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月评文明市民”活动，对每月当选的文明市民，通过新闻媒体给予宣传，吸引了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学先进、赶先进、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风尚。围绕增强市民群众现代文明意识，我们开展了“礼仪、礼节、礼貌”教育活动，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做到“三管六不”（即管住自己的嘴，不随地吐痰、不讲脏话；管住自己的手，不乱扔杂物、不乱写乱画；管住自己的腿，不践踏花草绿地、不翻越交通护栏），公民道德素质有了明显增强，社会道德风尚有了明显好转，城市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城市整体形象有了明显改善。这些活动载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找准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结合点，极大增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贴近群众，务实为民，让人民群众成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贴近群众，就是要从群众需要出发，把教育群众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使精神文明建设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效果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切实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亲和力。
郑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做实事、办好事，做到群众希望什么就做什么，群众反对什么就改什么。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开展了“一帮一、结对子”扶贫济困活动，入户帮扶困难职工2.13万人次，捐赠帮扶资金746.56万元，援助粮油92.8万公斤，衣物2.86万件，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郑州市在事关群众衣食住行的6大行业37个部门开展行风评议，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事项400
余项，公布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群众满意率平均在86％以上。老城区环境脏乱差，曾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我们邀请清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等著名规划设计单位对老城区的绿地建设、夜景照明、河道治理等12个系统进行了高标准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组织实施。
去年以来，先后完成了36条城区主次干道、92条背街小巷和110万平方米人行道板的整修，完成了57
万平方米道路路面的复浇，市区三环以内消灭旱厕。围绕“市民出行500米即可见到街头游园”的目标，加大了拆墙透绿、庭院绿化和街头游园的建设力度，新增公共绿地242万平方米。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我们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大力实施净、绿、亮、美、畅等环境创新工作，每年突出做好一批实事，从而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创常新，活力勃发。
实践证明，在群众中蕴藏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极大热情和创造精神，提高群众对创建活动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