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幸运的哈吉
本报驻印度记者 张静宇
夜色像一块巨大的黑幕渐渐阻断了视线，刚才还显得喧闹的城市仿佛在不知不觉间从眼前消失，除了偶尔过往的车辆还能带来些许生息外，剩下的只有街灯像萤火虫一般在街道两侧的上方闪烁。11岁的流浪男孩哈吉蜷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老城区的一座桥洞下，依偎着他仅有的家当——一只用来装擦皮鞋用具的破木箱昏昏欲睡。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天里，哈吉没做成一笔“生意”，昨天晚上那位好心人给的一小碗豆糊糊早已消化完了。此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身上没有一个卢比，让他上哪儿去找不要钱的食物充饥呢？
两年前，一把无情的大火烧毁了哈吉一家位于亚穆那河边棚户区里那座用树枝和塑料布搭起的“房子”。父母和妹妹都被烧死了，只剩下哈吉一个人侥幸逃生。没有了家和最起码的依靠，不满10岁的哈吉只得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四处流浪，靠给人擦皮鞋勉强度日。每天天一亮，哈吉就背上他那只破木箱，找个过往行人较多的街角蹲下，两眼直勾勾地盯住人们的脚面，看谁的皮鞋能给自己带来挣上10卢比的机会。久而久之，生活的重压让小小年纪的他整日寡言少语一脸惆怅，过早失去了童真与欢笑。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印度全国4亿多儿童当中大约有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年，大批穷孩子跟着他们失去土地的父母从乡下拥进城里，在高楼大厦旁搭起的简陋窝棚里寄居下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被迫到工厂做童工、在市场上当苦力或干脆沿街乞讨，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当中有的就像哈吉一样，无亲无友，露宿街头，沦落成无家可归的孤儿，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救助这些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印度国内外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捐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受教育机会。但是苦于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过多，这些机构只能按照严格的甄别标准对各地送来以及找上门来的流浪儿进行鉴定，只有那些真正符合收容条件的才能被留下。可怜的哈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一夜呆过的桥洞竟成了他此生街头露宿的最后一晚：一位老人次日凌晨乘车从桥下经过时发现了他，碰巧，老人的儿子正在安德拉邦一家专门收容街头流浪儿的慈善学校里做志愿者，于是老人大发恻隐之心，将困境中的哈吉带上车，并亲自把他送进儿子所在的学校。
哈吉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在这座毗邻孟加拉湾的特殊学校里，哈吉与其他数百名孩子成为一项“街头拯救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受到许多好心人的悉心照顾。学校是一个受当地政府支持的非宗教、非营利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学校工作的校长、教师以及员工几乎清一色都曾经有过与哈吉类似的经历。正是因为他们当年有过流浪儿童的痛苦经历，为了永远牢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为了给更多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个家，让他们也能像其他人一样在自尊和自信中生活，很多人毕业后自愿留校，不拿一分钱，为慈善事业服务。
现在，哈吉和他的同伴们在学校的严格管理下过着有规律的集体生活，一切生活所需都由校方免费供给。他们每天像寻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参加体育锻炼，读书识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参加各种有意义的集体活动。校方相信，流浪儿与其他人家的孩子相比，智力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只是在本应上学念书的年龄，过早承受了生活的艰辛。事实也证明，这些街头弃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教育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不仅聪明才智得到发挥，而且经历过太多磨难的他们比一般的孩子显得更加成熟，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他们走向社会后也往往比其他孩子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
在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中，人按照不同的种姓被分为三六九等，出身低种姓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定位在社会最底层，受到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和压迫。为了在社会中立足生存，他们往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经受非人的折磨与痛苦。尽管如此，一代代的穷孩子仍然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传统宗教中关于“生命轮回”的宣传笃信不疑，认为他们的噩运乃天生注定，不可改变。惟有此生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才有可能于来生找回做人的尊严。
但是现在不同了，几乎所有在这所慈善学校里受到过救助、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相信，通过社会帮助和个人努力，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不必等到来生。他们决心以富有同情心的行动报答社会的厚爱。他们办网站、出刊物，广泛宣传平等博爱理念，号召社会各界向社会底层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伸出援手。他们的行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舆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对政府改进工作多少也起到一些间接作用。可是面对无以计数需要社会救助的流浪儿童、面对一张张稚气未脱而充满渴望的幼小面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常常产生困惑，仅凭自己的努力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儿童众生相
上学去（本报记者 刘仲华摄于瑞典）
施斋（本报记者 孙伟摄于泰国）
你是谁？（本报记者 于宏建摄于乌克兰）
逛公园（龚铁鹰摄于澳大利亚）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江培柱
今年6月1日是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51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从事过中日友好工作的人，我一直关注着中日贸易的发展。当我得知2002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时，甚为激动。翻开手头资料，1952年中日之间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书映入眼帘，我不由想起了她不同寻常的诞生经过。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遏制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犹如数九寒冬般僵冷，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都受到种种限制。但是两国人民的友好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的。1952年4月，我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副团长雷任民向与会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女）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肋发出了访华邀请。他们毅然接受了邀请。当时日本政府不准日本公民去中国。因此这几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访华的日本外宾是持法国护照取道巴黎去莫斯科、然后再从莫斯科辗转北欧才来到北京的。我国的接待单位是以南汉宸为主席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与日方谈判和具体接待工作的是贸促会副主席冀朝鼎，接待班子还有孙平化、肖向前等。
帆足计、高良富和宫腰喜肋是代表着从事促进中日民间贸易的团体“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来中国的，宫腰喜肋还是议员联盟的理事长。那时候中日之间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和谈判也是困难重重，人为障碍很多。日本是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国，按“巴统”的规定，所谓战略物资、技术设备和重要商品都禁止向“共产党国家”出口；还有专门限制对我国出口的委员会，规定400多项技术和产品不准出口。因此，这次贸易谈判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双方都有进行贸易交往的愿望与需要，而且都十分珍惜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渠道，希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人为障碍，撒下友好的种子并使之开花结果。双方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排除了“禁运”等造成的困难，在“禁运”范围之外开列出了一个双方需要和可能售出、购入的三类货单，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952年6月1
日，双方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大厅举行了简单的签字仪式。南汉宸主席和日方3位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中日之间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就此诞生。它犹如一颗富有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在乍暖还寒的气候中破土而出。
这个民间贸易协议文字简捷，内容充实，全文共八项。她确立了坚持以促进两国民间贸易和平等互利为宗旨和原则。协议以一年为期，对往复金额、商品分类和比重，对支付办法、履行手续和仲裁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署意义在于，它是我国推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政策的成功体现。我国政府从两国人民友好和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从民间入手，运用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长期交往的友好感情的优势，开展贸易交流和人员往来，并以渐进积累的方式，对日本官方施加了必要的影响和压力。1952年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署、执行后，我又同日方签订了第二个、第三个民间贸易协议。民间贸易往来的加深，不仅满足了日本中小企业和我方的部分需要，而且也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创造了必要和良好的氛围。越来越多的日本朋友和有识之士参加到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列中，使中日友好和改善两国关系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潮流。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杜洛夫动物剧院访问记
吴珹
在车上，老远就望见那座蓝白相间的圆形建筑。它样子有点古老，周围墙头上有虎、熊、马、羊、狗、猴等动物的雕塑，房顶上一只大象扬起鼻子在举重。我想，这可能就是动物剧院。果然，车到门前停下了，热情的主人早就在门口迎候。
穿过传达室，推开门，就有几只鹦鹉向我们点头：“您好！您好！”几只小狗也摇着尾巴，向我们汪汪叫。再往里走，就是杜洛娃院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摆着在各国演出带回来的纪念品外，更显眼的就是各种动物标本。
杜洛娃院长曾参加过我们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早就认识，所以知道我们到了莫斯科，非请我们来看看她的动物剧院不可。她找一位小姐领我们先去参观这个剧院的博物馆，自己留下来：“你们等一会儿再来，我准备用俄式午餐招待你们。”
博物馆里有许多实物，介绍剧院的历史和演出的节目。一走进去，我们就被吸引住了。
这个剧院已有近百年历史，主体建筑是原来的，后来又进行过多次维修和扩建。创始人是杜洛娃的祖父杜洛夫，展室里有关他的介绍不少。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功勋演员，而且是一位学者，这里陈列着他的许多著作，除了关于驯兽的专著外，还有心理学、医学等方面的论著。他也是一位诗人和音乐家，写过不少诗，会作曲，会演奏很多乐器，展室里还陈列着他弹过的钢琴。他创建了这所世界上唯一的动物剧院，贡献卓著，人们非常尊敬他，剧院门前的那条大街，就被命名为杜洛夫大街。
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动物标本，大多是用杜洛夫驯养过的那些动物做的，配上当时的剧照，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有一只猴子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写字，稿纸上还有它写的字，据说这是真的。还有一个标本是“和睦的晚餐”：在灯光下，老虎、黑熊、山羊、小兔、猫、狗等在一起吃晚饭。讲解员说：“它们都能在一起吃饭，小朋友们更应该和睦相处了。”他们编导的节目，寓教于乐，都考虑到儿童的特点。
讲解员的讲解，把我们带到了千里冰雪的北国，一列小火车开了过来，停在一个小站上，小站的门马上打开，走出来一群小旅客（小白鼠们），它们一个个往车上走，汽笛响了，但还有三个没上车，讲解员风趣地说：“因为它们没有买上票。”列车哐当哐当地转了几圈，一会儿满天繁星，一会儿朝霞似锦，经过几昼夜的长途旅行，列车驶进了鸟语花香的南方，小旅客们走出车厢，走向草地走向树林，它们到温暖的南方度假来了。讲解员通过幻灯、布景和各种道具，让小白鼠表演了一个带有情节的节目。我想，这种富有童话意境和儿童情趣的节目，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
走出博物馆，我们又去看动物演员们。小到老鼠，大至大象，现在这个剧院有63种动物能参加表演，有的动物我还叫不上名字。
孩子们喜欢动物，更喜欢动物的表演。这个剧院的剧场有3000多座位，每天演一场，场场满座，星期六、星期日每天要演三场，到假期，小观众们就更多了。
动物剧院的工作人员对动物演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能驯养出这么多动物来为小观众们表演精彩的节目。在杜洛娃办公室里，那些可爱的小狗们，有的趴在它们老师的肩上，有的坐在它们老师的腿上，那么亲密无间，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在离开动物剧院时，主人让我们和“演员”一起照相留念，我和一只可爱的小狗照了一张相。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旅欧看教堂
王君朝
去欧洲旅行，看得最多的是那些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教堂。教堂在欧洲随处可见，可以说，有居民的地方必有教堂，宗教在欧洲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先后参观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等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各式各样的教堂。这些大名鼎鼎、举世闻名的教堂，都在城市中心，它们是欧洲各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缩影，是各国兴衰变迁的见证。
参观欧洲的教堂，最引人注目，令人赞叹、令人无法忘记的就是它们的建筑之美。这些著名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们气度恢弘，身姿伟岸，多是某一时代或者某一建筑风格的代表。这些教堂建筑由于工程浩大，从奠基到竣工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少则几十年、百余年，多则数百年。
梵蒂冈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因而这里的圣彼得大教堂建得富丽堂皇，气势非凡。教堂中央直径达42米、高度达138米的圆形穹顶，是巴洛克式建筑的典型标志，也是罗马古城的制高点。我们随着静静的人流走进教堂参观，只见教堂内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完全不同于一般教堂给人压抑与幽暗的感觉。这样的设计理念，既体现了教皇的至尊，也受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的影响。
巴黎圣母院兴建于12至14世纪，是欧洲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主要代表，有作家形容它重如大象，轻如飞蛾，是法国建筑史上的杰作。正面一对60余米高的塔楼，巍峨而壮观，上面有内容丰富的精美绝伦的反映宗教题材的雕刻。走进大教堂光线骤然暗淡下来，教堂内高大宽敞而幽暗，顿时让人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仿佛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境地。
科隆大教堂已有750多年的历史，历经6个世纪才最终建成，是中晚期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大教堂长144米，宽86米。教堂的中央是两座与门墙连砌在一起的双尖塔，高达161米。教堂四周有1.1万座精美别致的小塔楼。全欧洲都为德国这一最大的哥特式教堂赞叹不绝。
当然，欧洲的教堂除了建筑之美外，这里还是艺术殿堂，教堂内外造型各异的宗教人物雕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墙壁上镶嵌着许多展示宗教题材的精雕细刻的浮雕和巨幅彩色画像。可以说，每一座教堂几乎都是一座艺术博物馆，荟萃着一个时代最精华的绘画艺术、雕刻艺术和装饰艺术珍品。置身其中，即便我们这些不懂艺术的人，也常常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金边有条毛泽东大道
王忠田
4月25日，我国援助柬埔寨维修金边市毛泽东大道路面工程顺利竣工，并与金边市政府举行交接仪式。毛泽东大道维修工程包括：路面维修、更换道路两旁人行道砖、排水道清淤、更新照明设备及路口交通信号灯等。如今，毛泽东大道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金边市民面前，平整的路面、畅通的排水系统、统一标准的人行道、先进的交通信号灯系统和崭新的照明设备，成为金边市漂亮的大道。
毛泽东大道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早年倡议修建的，1965年3月22日动工，同年8月30日建成，全长5100米，最宽处18米，最窄处12米。毛泽东大道是穿越金边市西南部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也是金边市的交通要道。由中国派出的工程队将大道建造完成后，宽敞平直的大道成了当时金边市颇为壮观的一景。
自1970年以来，柬埔寨陷入数十年的战乱之中。连年的战争使毛泽东大道变得坑坑洼洼，破败不堪。柬埔寨实现和平以后，百废待兴，政府因缺少资金，无力修复这条大道。柬埔寨华人领袖许锐腾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络，决定捐出100万美元，维修毛泽东大道。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赠建这条大道时，许锐腾先生还是一位20余岁热血沸腾的华侨青年。他曾站在这条大道上多次迎送来自祖国的亲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切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认为，中国人民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柬埔寨人民的好朋友。决不能因为暂时的资金原因让这条体现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道蒙辱。
1997年，在许锐腾先生捐资维修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提供援助，对毛泽东大道的照明、排水系统及部分路面进行修复。这次向金边市政府移交的工程，是中国政府第二次为维修毛泽东大道提供援助。今天，毛泽东大道的路牌更加醒目地矗立在大道路旁。
在工程交接仪式上，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宁赋魁发表讲话说，毛泽东大道是代表中柬两国人民友好的道路。中柬两国人民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关心柬埔寨王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并将一如既往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金边市长吉竹德玛表示，毛泽东大道对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金边市政府将采取全面措施保护毛泽东大道，使它避免受到破坏，同时也将全力维护柬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使之永远长存。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日内瓦的断椅
赵焕新
第一次到日内瓦，印象最深的不是日内瓦湖上冲天而起的喷泉，也不是那将钟表工艺与花卉之美绝妙结合的巨大“花钟”。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一把椅子——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木椅。
这把12米高的巨大椅子，是瑞士著名雕塑家丹尼尔·伯塞特1997年代表国际残联为纪念“地雷议定书”的正式生效而创作的。
它兀立在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大门前的一片草坪之上，睥睨着身边林立的国际机构：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世贸组织大楼……它时刻提醒来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政要和游客：就在你们坐着或行走的每半个小时内，世界就有一个人成为地雷的受害者！
制作这把椅子的“木匠”、现年50岁的丹尼尔说，每年全球约有2.6万人因触雷而伤亡，其中1／3以上是儿童。在雷患重灾区非洲安哥拉，埋设的地雷总数就达到了全国人口的总和，约有2万人因触雷而截肢。
他说，椅子的断腿就象征人类因地雷爆炸而失去的肢体。
我仰望着这把断椅——它的椅背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椅面比一张乒乓球台还大——想象着当年艺术家如何从瑞士的深山采来木材，又如何历时9个月，把他满腔的热情和祈愿倾注到这部最终成了他的代表作的雕塑里。
“椅子是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最普通的物品，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丹尼尔说。“选用椅子作为雕塑的主题，是因为椅子象征着和平和交流。换句话说，我以椅子喻人——一个为地雷所摧残而坚毅地站起来向世界呼救的人。”
一位名叫克里普斯的摄影家说，每次经过这部雕塑作品，他都忍不住要多看它几眼。那被炸飞了一大截的断腿的夸张形象，让他仿佛听到了被地雷炸伤了腿的人的呻吟。
克里普斯从不同角度给它拍了许多照片，把它们放在个人网页上。于是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这把断椅了。
自从这部题为《断椅》的作品问世以来，丹尼尔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和信函。许多人提出，这把椅子在完成呼吁禁用地雷的使命之后，应该让它继续呆在那儿。因为，人们需要这样的一把椅子，一个可以表述他们心声的高高的舞台。
也许这把椅子的特殊位置——放置在联合国欧洲总部门口——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意义。门口的椅子和门内联合国会议的椅子不都是椅子吗？
除了“断椅”这个名字之外，丹尼尔还给他的这部作品起了一个小标题：有尊严地活着！在他看来，远离战争的蹂躏和无辜伤害乃是“有尊严地活着”的最起码条件。
而我，伫立在这把断椅下面良久，觉得这把椅子是有生命的，它本身就是在“有尊严地活着”！
可不是吗？它“三足鼎立”在万国宫前，历经5年的风霜雨雪，依然矢志不渝地用自己残破的形象呼吁南来北往的人们：禁用地雷，珍惜生命！在烈日当空时，它给行人以荫翳；而当雨雪肆虐时，它又给路人以庇护……
离开了日内瓦，我的思绪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那把断椅。（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