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课题追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个关键问题
李培林
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统筹兼顾，扎扎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课题组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解决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经济社会结构转换、“三农”问题、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4个关键问题。
●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
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在此期间保持年均7.2％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总量同步增长，就要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能同步增长。这就有一个人口控制问题。如果同期人口增长过多，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会有更多的比重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而无法用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此期间，要把我国的人口年均出生率控制在15‰以下，特别是控制好农村人口的实际增长，使我国的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4亿以内，到2020年控制在15亿以内。按这样的人口基数计算，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约1.3万元，2020年可达到约2.4万元，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这大约相当于那时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样，我国将实现总体上由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向较高水平的、较全面的、发展比较平衡的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经济社会结构转换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由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的过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界线，75％—80％的结构性变化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从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很多结构性转换指标都低于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水平应当达到的相应标准。突出的表现是：产业结构转型滞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就业结构转型滞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滞后，乡村人口比重高。例如，我国目前的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约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还有约62％。
“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关键性的结构转换，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3个基本转换：一是产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二是就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三是城乡社会结构的基本转换。
●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我国达到的小康还存在不平衡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62％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攻克这个难点，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的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的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更为缓慢。如果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达到7700元（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那么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采取有力措施。
二是大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多地少，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2.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3.6亿农业劳动力中还需转移2亿多；即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的34％是外出务工收入。所以，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和人均指标，还要看收入分配的状况，在同样的人均指标之下，会存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出现较为庞大的贫困人口，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我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人。在城市中，2002年享受每月150—300元（各城市不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多数是差额补贴）为2000多万人，其中包括14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当贫困发生率降到国际标准的10％左右时，通常容易进入减贫的瓶颈阶段。根据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学术界共同的看法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以控制。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太健全、收入分配秩序还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较大的贫富差距会造成大量贫困人口，引起群众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从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由于消费分层结构中存在随收入增长的消费边际递减规律，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人群过多，会造成内需不足和消费市场低迷并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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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社会公正研究述评
吴忠民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很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研究。基本的共识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公正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公正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公正思想，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公正的基本取向，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平等与自由，按劳分配，社会调剂，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等。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特点在于：将公正的理想与历史的精神融为一体；将个人与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公正理论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机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学者认为，机会平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共享机会，即从总体上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二是差别机会，即社会成员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应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机会平等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如：社会流动由不规则、半停滞的状态转向相对正常、有效、畅通的状态；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已经明显地从先赋性转向自致性；城市与农村这两个原本相互隔绝的板块被打通，城乡之间的社会成员初步实现了大规模的对流；从看重结果均等转向看重起点平等。但机会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状况，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在福利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
收入差距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不少学者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的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群体间差别、部门差别也都有程度不同地扩大。归结起来，这些差别的扩大都贯穿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近些年，基尼系数明显扩大，这对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应引起足够重视。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过大。有些学者认为，从社会心理上看，在普遍的获益过程中，人们对自己相对收益地位的下降还是可以承受的，但绝对收益地位的下降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难以承受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严重地损伤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使大量的社会困难群体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和某种抵触心理，从而降低社会的稳定程度；严重挫伤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所以，应当高度重视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贫富差距扩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缓解和消除不公正现象
有学者认为，缓解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目前应当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事情：其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这一硬道理。因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其二，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的经济来源对于就业的依赖性相对来说更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必定会造成较大范围的贫困，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因此，应当将充分就业作为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想方设法为社会成员创造种种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性内容。其三，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其四，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税收对于实现社会公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公益性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用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二是通过税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从而有效地调节或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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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打开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陈遵沂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不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且形成了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他努力克服旧哲学本体论的缺陷，坚持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天地，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崭新思路。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要研究整个世界，但它不能仅仅作为反映世界的客观知识形态而存在，不能仅仅是主体反映对象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改变”世界上，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他所探讨的真正主题。由此，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哲学实践观。这一实践观以确证人的实践的本质力量为起点，追溯和探讨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同时又着眼于人的实践能力的提升，以之来判断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社会与人是合而为一的，社会本身即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同时，人作为社会联系的主体，本质上要追求自己的目的，这就构成了历史。马克思确立了哲学研究的人文思考方式，其实质是摒弃那种把整个世界纳入抽象逻辑模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具体性、社会性，并将它们统一于实践之中。
马克思在哲学实践观上的创新，对当代的哲学研究有何启示呢？
哲学的创造主要应在思维方式层次上展开。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总是要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并没有选择艰涩的课题，也没有采用冷僻的话语，而是抓住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现象——“实践”，从思维方式层面上揭示其新的哲学内涵。这表明，关系民族命运和文明发展的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科学活动中，而且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思维方式是否具有创新性，不仅要以理想性为尺度来衡量，更要看其能否用最贴近生活的方式引导和塑造时代精神。目前哲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努力探究当今时代最深层的、但又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根本思维方式。
哲学研究要善于抓住新的生长点。马克思处在资本主义在全球大力开拓市场的时代，资本的活力与人的活力构成了当时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马克思把被同时代哲学家忽视或曲解、但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突出出来，对之进行理论探讨，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创新的哲学观。他之所以能抓住“实践”这一哲学研究的时代生长点，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独立的精神和活跃的思想，具有完备的知识结构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丰富经验。今天，我们的哲学研究同样必须关注和尊重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面对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中发现并确立新的生长点。
理论创新离不开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非常重视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某些不正确的或者已过时的思想、观点，进行自我扬弃。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在产生之后，只有回到实践中去，让人的思维与现实世界在深层次上不断交流、双向融合，才能使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同实践一起得到提升；而理论要进入新的更高的境界，就必须经过许多这样的反复，并在这种反复中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着的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并升华为新的理论。在我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都表明，伟大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依据，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力地指导着伟大的实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正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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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领时代 海纳百川 崇尚科学 关爱人文
新世纪上海城市精神建设初探
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
上海，祖国的东方明珠。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迸发出强大活力，浦江两岸每天都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更给这座东方名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面对新的发展，如何塑造新的上海城市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适应经济建设飞速前进的步伐？今年以来，上海市开展了关于城市精神建设的讨论。本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上海城市精神的初步看法。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由城市中集聚性群体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工作方式长期积淀而成，它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城市精神集中表现在4个层面：在行为方式层面，表现为市民在社会行为和交往方式中展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以及市民普遍认同的习俗和习惯；在规章制度层面，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为政风格，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风格；在文化生活层面，体现为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精神气质，各类重大活动中的民俗民风，大学和学术团体的文化流派与风格；在城市景观层面，表现为渗透在城市规划布局、历史遗存和现代建筑中的精神风格与气质。
新世纪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今天的上海城市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后，上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近几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召开、申办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时代浪潮的洗礼使全市上下产生共识：一流的城市必须有一流的城市精神，上海应当塑造与自身地位和形象相称的城市精神。新世纪的上海城市精神应立足于上海的城市定位———世界级大都市来塑造，既要有丰厚的历史传承，又要有前瞻性的现代追求，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它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具有世界眼光、引领时代潮流、善于吸纳融合、勇于开拓创新、崇尚科学技术、树立精品意识、关爱人文精神、乐于爱心奉献，其实质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引领时代、海纳百川、崇尚科学、关爱人文。
塑造新世纪上海城市精神的途径要使城市精神真正贯注于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之中，既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参与。塑造新世纪的上海城市精神，其根本途径就是围绕具有世界眼光、引领时代潮流、善于吸纳融合、勇于开拓创新、崇尚科学技术、树立精品意识、关爱人文精神、乐于爱心奉献这些内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抓住申博成功的契机，积极开展同国外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品牌的企业，培植更多的物质与文化的出口产品。加大对干部培训的力度，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深化市政管理改革。
充分吸收国际资本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再现上海名牌辉煌，重振上海文化特色。每年举办“上海—巴黎国际时装设计与展示会”，邀请世界各国专家来上海进行科学文化交流。
努力从“老大情结”、“地域自尊情结”中摆脱出来，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城市人口准入制度，形成海纳百川的人口结构。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使上海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国际性舞台。
上海目前缺乏著名企业家，也缺乏国际知名品牌，这与其地位是不相称的。要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注入上海城市之魂，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激励民营企业大胆创新；积极转变观念，一些国有企业经理岗位应面向全国招聘；制订、出台鼓励原创性创新的措施。
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先进科技资源，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科技素质。包括：建立具有参与性和可操作性的科技馆；围绕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开展科普讲座，免费向市民开放；开展大学生进社区的社会实践活动，普及科技知识；在城区公共场所建立世界与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塑像，提升科学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克服浮躁之风，弘扬精品意识。应当在科技、人文、教育等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评估机构，加强青年工人的技术培训，宣传上海品牌，发掘上海老字号传统，弘扬精品意识。
城市的品位与魅力不仅仅表现在摩天大厦和繁华的街面，更在于它的文化、历史和亲和力。要营造城市空间的人文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用人文精神塑造社区，使之成为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既保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至上性；既尊重个人的自由空间，又培育人际关系的亲和氛围。
忠于职守、乐于奉献是社会主义制度塑造出的上海人的美德。要制定市民文明行为教育计划，从上海与一些国际大都市之间存在的差距入手，加大建设力度，组织青年志愿者到社区、外地与国外服务，奖励见义勇为和一切维护公益事业与公共秩序的行为，重罚不文明行为，大力培育和弘扬乐于奉献的社会风尚。（课题组成员：张雄宓文湛鲁品越章忠民范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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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与素质教育研讨会”提出
改革哲学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青年哲学论坛”联合举办的“哲学与素质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哲学教学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与会者认为，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创新则是素质教育的灵魂。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一大批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而哲学思维具有反思性、超前性，是创新思维的基础。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哲学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块基石。与会者指出，目前高校的哲学教学存在内容不深、形式单一的问题，不利于哲学思维的培养和素质教育的推进，需要进行改革。“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学，应充实内容，提高水平，改进方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彭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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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
张华金
鲍宗豪撰著的《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一书，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全球化视角探索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了全球化逻辑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统一。
该书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对象呈现出立体化的趋势，社会发展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因此，社会发展研究不能再以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范式、为背景。同时，在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时，既要以全球化为参照，更要从各自特殊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作者指出，我国社会的转型是全球性转型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与全球性的社会转型共同促成了区域性、地方性的转型与变革。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转型，而忽视对全球性社会转型的分析和借鉴，则可能影响对社会转型现实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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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美国思想史》
郭美英
美国学者沃浓·路易·帕灵顿撰著的《美国思想史》一书，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文学思想为主线，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和新闻学等多种角度，比较清晰地展现了美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而呈现出美利坚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性格。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一六二０—一八００）描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反动的”神学两种思想的斗争与发展；第二卷（一八００—一八六０）介绍了从一八００年杰斐逊竞选胜利到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文学及思想上的“浪漫主义革命”和奴隶制的最后挣扎；第三卷（一八六０—一九二０）则剖析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叛逆。从内容看，该书不但涉及美国思想发展的众多思潮和流派，而且努力探寻这些思潮和流派的源头以及它们在美国环境下的变型与发展。从体例上看，该书既不是纯粹的文学史，也不是单一的政治思想史，而是“致力于美国文学中一些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借以总结美国思想所经历过的一个个时代，这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