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信医莫信巫 疾害自消亡
——历史上医学与迷信的较量
李申
中国历史上，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史料记载，“大疫”是和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等相提并论的大灾。每次大疫来临，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残破。
直到中国古代社会终结，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甚至弄不清它的发病原因。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这样的行为并不奏效，然而人类始终没有放弃同流行性传染病的斗争。远在我国上古时代，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虽然朝野上下都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虽然作为封建皇帝，不可能不信鬼神，所以假如逢到大旱，他们往往还是到处祈告神灵。但遇到大疫，这样的求神活动就很少见了。以致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
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后来陶宗仪作《说郛》，引用了谢应芳的例子，并且补充说：“南人信巫。有疫疠，不召医，惟命巫使行咒禁。辛巳年，临江大疫，群巫尽死。”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千百年来血的事实，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终于使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把对付大疫的手段完全奠基在医疗手段上。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大疫使我们的古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人也从这代价中不断寻找着对付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瘟疫论》。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疾病的原因，一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二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前者是气候因素，后者是心理因素。但吴有性发现，瘟疫的病因，乃是与气候因素无关的“戾气”或者“杂气”。现在知道，所谓“戾气”
或者“杂气”，就是病菌或者病毒。
假如吴有性的成果当时能得到重视并且继续研究，中医对付流行病的措施以及中医病因学，都会有更大的进步。
大疫和一切灾害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会给各种各样的人提供表现自己的舞台。其中有正角，有配角，也有丑角。巫术、谣言，就是大疫流行时期的丑角。然而从宋、元时期开始，巫术、谣言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不再是纯粹的鬼怪神灵，而是一些小措施。比如说海边的清泉可以防治，橘叶加井水，或者柏叶加泉水，或者紫苏汤等等可以愈病。巫术迷信，也向医药靠拢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医学的进步，不仅使人类对付“大疫”的手段愈来愈有效，甚至使一些过去的所谓“大疫”根本绝迹，而只能在实验室中存在，就像我国古代的张天师把魔鬼封进地窖、外国智者把魔鬼装入瓶子一样。我们的医生、护士以及有关的科学工作者，才是真正的“天师”，是把传染病这个魔鬼装进瓶子的智者。在这样的时代，再玩弄什么绿豆汤、清泉水之类的把戏，就只能是蛊惑人心，有害无益了。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唯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也是今天的现实，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科技之星
核环境科学的探路人
——记总装某基地研究员喻名德
刘程 李桅
入夏的罗布泊，骄阳似火。一支身着厚重防化服的科研小分队在这片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缓缓蠕动。他们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对千里罗布泊进行放射性污染勘察。率领这支小分队的是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他叫喻名德，总装某基地研究员。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罗布泊地区的资源能否开发利用受到广泛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决定对西北罗布泊地区的放射性污染进行治理。搞了40年国防科研试验技术研究的喻名德少将决心在“核环境科学”这个全新的科研领域里闯一闯。
核环境科学是国际核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科研的前瞻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让喻名德不敢有丝毫懈怠。1995年，他倡导开展核环境科学研究，并受命担任该基地核环境科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为加快研究进程，喻名德率领核环境科学调研组，往来奔波于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对建立我国核环境科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您年岁大了，又有严重脊椎病，戈壁滩就别去了。”
“不能再等了，现在罗布泊核试验区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这一地区核环境研究相对落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有责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西部开发做一些事。”
同事们好心的劝阻没有让喻名德却步。为取得现场第一手的实测数据资料，2000年4月，喻名德毅然决定率领科研小组深入戈壁腹地进行实地考察。
穿防化服对喻名德来说再熟悉不过了。30多年前，喻名德和同事穿上橡胶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背上氧气瓶，冒着生命危险回收试验区内的测量仪器设备，成为勇闯放射性污染区的第一批科技人员。
而这次考察却显得更为艰苦。罗布泊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每天，喻名德要率领科研小组穿着防化服，在没有路的戈壁滩上奔驰一二百公里，一个试验点一个试验点地勘察。春夏之交的戈壁滩早晚温差大，倾盆大雨说来就来，有时帐篷变成了储水窖，有时汽车一半陷入沙窝中。在放射性污染的环境里工作，每天必须洗澡，淋浴车水量有限，为节约用水，喻名德与所有年轻人一起挤在车内，一声“开始”，10分钟洗完。
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喻名德率领的科研小组探明了罗布泊地区核环境的基本情况，制作了我国第一个详细的放射性污染分布图，为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喻名德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脊椎病不断加剧，以致坐轮椅都十分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
通过几年核环境科学技术及放射性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的潜心研究，喻名德提出了开拓我国核环境科研的一系列理论构想，并在我国放射性污染环境治理工程的总体规划和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环境科学体系。1997年，喻名德撰写的论文《沙土压缩减容技术研究》在新加坡国际环境治理大会上宣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前不久，在喻名德等人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我国最大的罗布泊钾盐矿区和“西气东输”工程部分地段环境调查成果，通过了国内专家评审。表明曾被视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中的矿藏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开发利用。
面对征战40年的罗布泊，喻名德的内心始终充满豪情。“将鲜红的热血涂在印版上，印出灿烂的国史，有此机遇何志不酬！”当年，一位将军的豪言壮语，让刚刚入伍的喻名德坚定了知识报国的雄心壮志。如今，喻名德想起这句话，依然热血沸腾。他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再下罗布泊，为我国核环境科学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民办教育：“规范”才能“促进”
应畏之
企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将要实施，我国民办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要促进，同时也要规范，不规范就难以促进。当前民办教育中确实有不少迫切需要规范的具体问题，希望《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能解决这些问题。
民办教育的发展激化了教育竞争，这是好事，有利于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但也出现了不正当竞争。目前的竞争主要是争高水平教师、争生源，尤其是争生源。少数民办学校作不实的宣传和很难兑现的承诺。如不切实际地“保证”有很高的升学率和很好的就业机会；还有请名人担任“顾问”、“名誉校长”，而实际上纯粹是挂个名，等等。这些做法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当予以规范。
民办学校经费的管理是个大问题。由于民办学校不是国有资产，办学者有较大的自主权，有些办学者支配学校经费就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甚至任意挪用或贪污学生交的学费，已经有几起因此而学校破产、学生失学的事件发生。在有关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细则中，应当建立一套合理的民办教育经费审计制度，以保障师生的权益。挪用、贪污学生学费的也应追究法律责任。
民办教育的办学体制也有要规范之处，主要是所谓“国有民办”的问题。“国有民办”学校的“民办”身份是不成立的。民办教育最主要的特征是校产和教师的非全民性。而“国有民办”学校的校产是全民所有的，有的甚至教师的工资也是由政府财政支付的，它们理应为全民提供教育服务。它们的“民办”性主要体现在收费上。“国有民办”学校的设立减少了公办教育的供给，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我认为应当取消。那些学校应当在公办和民办之间作选择。如选择民办，那就要彻底转制。校产要通过评估作有偿转让，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教职工的工资要由办学者支付，不能再由政府财政负担。
规范上述办学行为将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在规范时一定要着眼于促进发展，不能经过“规范”反而束缚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这也是要注意的。
（作者为原浙江省宁波市教委教研室主任）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5月19日，在上海市永昌学校举办的师生“抗非典献爱心”募捐活动中，不少学生捐出保存多日的压岁钱和生日红包。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的“防非典慈善专项基金”共收到捐款人民币1318万余元，捐赠实物价值325万余元。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由“水害学”想到的
原正军
近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的水资源报告会上，潘家铮院士谈到塔里木河时动情地说，多年来，一些地方在开展水利建设时忽视配套设施建设，忽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的工程师害死了千年不死的胡杨。现在大学里开有水利学课程，也很有必要开一门“水害学”课程。他的发言引起全场共鸣，台下几百名院士、专家和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场报告是中国工程院组织的300多名院士专家对西北6省区水资源现状的考察成果汇报。水资源的无序开发、破坏以及污染所造成的严峻生态形势，引发了院士对“水害”的反思。
水利学是人类改造自然、化害为利的知识总结。在化害为利的同时，何以又人为造成新的水害？主要是人们在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违反了自然规律。归根结底，这样形成的“水害”实际上是“人害”。
发展经济的强烈渴望，容易提供“水害学”滋生的土壤。西北之行，所到之处，地方领导都希望上马新的水利工程，而当院士专家问起排污等配套设施时，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以缺乏资金为借口。“就想到怎样利用她，没想到怎样保护她。”一位院士说，人们对水资源的短视行为最终导致了大自然的惩罚：洪涝、旱灾、荒漠化。太多的教训足以编出大部头的“水害学”教材。
利害相生，懂得水利的人，没有理由不懂得水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水害之苦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加强生态环境教育，让大家增加对水的认识、对科学规律的认识，让未来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工程更科学、更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原则，让行政领导净化造福一方的责任感，带领群众追求经济发展和山川秀美并行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非典：生物技术发展的契机？
朱佳佳
在肆虐全球的SARS面前，生物技术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短短几个月时间，科学家不仅找到了致病的罪魁祸首，而且全面破解了它的基因排序，有关防治技术也正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这一切正是生物技术成果之所赐。她不仅是我们攻克非典的强大武器，也为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规模小。据统计，2001年世界生物技术产业销售额为348亿美元，而我国只有240亿元人民币，不及美国一家大型生物技术企业的年销售额。（2）产品品种少。我国批准正式生产的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只有21种，绝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仿制国外产品阶段。（3）支撑技术、生产装备落后。（4）产业化人才缺乏，研发与产业化脱节。（5）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有待改善，需建立有利于促进产业化的机制。
因此，现阶段我国亟待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推动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政府应尽早出台相关推动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生物技术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高回报的产业，研发周期一般达8—12年，亟待国家从税收、风险投资、研发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多方面进行支持，而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促进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非典的横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呼唤政府尽早出台相关推动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 生物技术产业作为快速发展的产业，目前全国尚没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其进行管理。为了促进其快速发展，我们建议，设立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使其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并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二个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在本世纪初形成网络经济和生物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做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工作 目前，不论是全国，还是各省、市、区以至市、县，都没有制定规范完整的生物技术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规划，不利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建议，加强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工作，全国自上而下，逐层逐级地做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有重点、有目标、有措施地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进生物经济的发展。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回国工作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人才是根本。目前我国严重缺乏优秀生物技术人才，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国外学成的留学人员中有一半左右集中在医学和生物领域，其中多数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已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目前这部分人员大多滞留在国外，加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人员培养周期长。因此，我们建议，尽快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海归”人士投入到国内生物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去。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中国电信四川公用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五一”前后推出了“数字娱乐”等网络游戏，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图为公司科技人员在研究游戏的行销方案。
新华社记者 孙恕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电子政务在中国
120小时的特殊战斗
——深圳市应急指挥系统建设纪实
马兵
5月6日早上8时30分，广东深圳。阳光灿烂，花木葱茏。
——“罗湖听到指挥中心。”
——“宝安机场向总部问好。”
电视屏幕上，随着一声声报到，深圳市应急指挥系统正式启动。
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市长于幼军在位于市政府的指挥中心，成功地通过该系统与下属六区、平湖镇等分会场进行了通话。东湖医院、深圳机场、深圳火车站、蛇口港等16个重点地区的实时现场情况同时清晰展现。
（一）
“120小时建成全市指挥系统，这是深圳速度的体现，是深圳高科技成果的集中展示。”在开通仪式上，市委书记黄丽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项目所用的高新技术设备均由深圳企业生产，系统集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者深圳中兴通讯公司在公安、交通、电信、卫生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五昼夜连续奋战，实现了多种视频系统集成以及整体方案的设计、到货、安装、调试，用智慧、意志和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一“奇迹”。
4月29日下午，深圳市防治非典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建立全市应急指挥系统，实现非典防治与突发事件的统一指挥和处理，要求5月6日务必完成系统建设。
4月30日，接到任务的中兴通讯派出7个小分队连夜在全市16个点实地考察。5月1日下午4时，一套翔实准确的系统技术方案摆上了市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总指挥部的案头。
根据方案，整套应急指挥系统以市政府为指挥中心，以分布在六大城区政府和部分重要场所为分会场，建设16个点的电视会议系统。
同时，该系统将海事局的视频监控系统、口岸办的数字监控系统、有线电视系统、电子地图系统、公安局通信指挥系统及电视台现场转播车等资源进行整合，在火车站、机场、码头、口岸和医院等地新建视频监控点22个，使全市视频监控点达到500多个。
（二）
如此庞大的工程，众多施工单位之间协调，用中兴通讯参加这次攻坚战的技术组组长史蓉的话说，“时间被分解到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
5月2日下午，所有的设备被东、西两线分别运抵全市的16个分会场。
5月2日中午，仅用了48小时，从市网络中心到设在市政府主会场的光纤也宣告铺设完毕。
5月3日，完成分会场和监控点的安装调试。
5月4日，完成各原有系统的整合。
5月5日上午，系统试运行；下午2时30分，系统联调；晚上9时，总调。
至此，系统的所有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借助有线和无线通信指挥调度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和电视转播车，深圳市领导在指挥中心通过电视大屏幕，可对发生在全市范围内任何一点上的突发事件“看得见，听得清”，确保“指令下得去，下情上得来”，真正做到“运筹帷幄”。
（三）
如果把正在肆虐的非典比作一场风暴，那么，深圳市防治非典定点医院——东湖医院无疑是风暴的中心。当东湖医院的建设任务下达时，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已经打响。
5月3日晚，贺春生、林陆军、王亮3位中兴员工走进了东湖医院的大门。“医务人员严严实实的防护服，脸上严肃的表情，都在提醒我们，这次真正到了与死神赛跑的地方。”王亮他们将配好参数的设备交给医院的技术人员，然后所有的安装、调试都在电话中进行。5日，医院10个点的视频通信设备安装、调试全部结束。从院长办公室到会议室以及每一间病房，都成功接入市指挥中心系统。调试成功的那一刻，王亮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从画面中看到的是口罩也无法遮挡的笑脸。
因为理解而感动，更因为感动而无畏。当问及王亮有没有后怕时，他笑道：“既然选择，无怨无悔。”虽然同事们和他开玩笑说，“你可要离我们远点啊”，但王亮在联调结束回到主会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一个个结实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