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先进文化建设笔谈
科技创新与发展先进文化
申维辰
繁荣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繁荣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高新科技，同样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因为在内涵上、本质上，科学技术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成果，从来就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驱动力量。江泽民同志指出：“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实际上，对于文化来说，从范畴上可以有大、中、小之分，但在类别上则主要有人文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文化两种形态。任何完备的文化形态都是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交融与共振，先进文化尤其如此。
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甚至是仅仅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改变唯物主义的形态，改变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本趋向。正由于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都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与发展的。在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中，无不凝聚和闪射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成就与新光耀。自然科学新发现和新成就所达到的程度，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真理的程度和提升思想的高度。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人化自然”的不断深邃化和智能化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当自然科学处于襁褓状态时，产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产生了《诗经》、《离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这些文明成果中无不反映着当时的科技成就及其对人们的观念、智能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当自然科学在分门别类研究中实现了力学研究的凸起时，产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实现了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与艺术方法论的新突破。特别是牛顿经典力学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而且唤醒了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
江泽民同志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我们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这样对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创新进行文化定位，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全面的。因为科学技术自身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当科学技术以文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此，我们必须要有明确而充分的认识，决不能以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性质而冲消和否定其所具有的精神性质与文化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技成就与科技创新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
在当今世界，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正在不断地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建构新的平台，创造新的形式，并使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着疾速的变革和全面的创新。如大众文化的勃兴，文化产业的崛起，影视文化的变革等，就都饱含着现代科技的新成就与新观念，可以说，没有现代科技就没有现代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作为文化的属性、特点和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和突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文化的创造与创新实践中自觉地纳入科技的成分和要素，不仅要把科技文化当成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别，而且要把科学技术视为实现文化创新的最基本和最活跃的构成因素。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文化的性质和功能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文明、智慧、高尚和进步。先进文化尤其如此。科学技术作为文化的一个类别，从其一开始就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功能的。人类不仅依靠科学告别了愚昧，而且也是依靠科学走向文明的。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乃是从“加数效应”到“乘数效应”再到“幂数效应”的。现在，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75％以上。从信息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空间科技、生物科技、海洋科技、纳米科技等，所带给我们的文明、智慧、福祉与进步中，我们已深深地感受到了科技文化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赋予其以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功能，使科技文化成为先进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人类的智慧无有穷尽。科学技术作为这种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经过无数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正在不断地透过层层叠嶂照耀到更高的群峰之上。”确确实实，科学技术会使智慧的光芒和文明的光芒普照大地，使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不断地趋于崇高和走向进步。我们要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必须依恃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为先进文化建设充实新的内容和提供新的方法。
我们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艺术创新的过程中，科学性愈强就愈契合规律，愈能获得良好的美学效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罗丹、毕加索、鲁迅、徐悲鸿、梅兰芳等人的创作，就都是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科学技术是构成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有在与进步的人文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效应时，才能更好地体现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因为科技文化往往只具有先进文化所需要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方法，而缺少的却是先进文化所必须具有的社会性、审美性、意识形态性和思想导向性。在通常情况下，科学只是一种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无关的追求真理和探求法则与规律的活动，它相对独立于社会文化情景之外，主要是一种对非意识的客观真理的纯客观反映。诺贝尔制造了炸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为制造原子弹提供了原理和方法，诺曼·拉姆齐所发明的原子钟导致了激光制导炸弹的出现。这些科学成就只有在进步的人文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和正确引导下，才具有先进文化的性质，才能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非意识形态的纯客观性，在特定条件下既是科技文化的优势，同时也是科技文化的缺陷。发挥这种优势和弥补这种缺陷的最佳选择，就是实现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社会文化的恰当而合理的有机结合，高度自觉地以这两种不同类别的文化共同建构属于我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
恩格斯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当我们面对知识不断创新，科技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兴未艾，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的当今世界时，不仅应当像马克思那样发出由衷的喜悦，而且更应当像马克思那样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开拓，积极进取，及时而有效地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最美的思想精神成果，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来！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大文学观”的生动范例
——读《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
刘纳
杨义与郭晓鸿合作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很独特的书，它由上下两编构成。前文后图，文中有图，图中有文。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之后，杨义又一次打破文学史的叙事成规，推出了一种学术著作前所未有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
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和审美形态》从文化角度介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典型的流派——京派与海派，探寻、梳理它们各自的渊源脉络，考察、分析它们各自的审美形态，并以比较文化学的视角认定多样同异性、多样可能性和多样合理性。作者博涉群书，兴酣落笔，屡出妙言。“既然把书刊装帧插图看作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主客观融合渗透的产物，就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装帧插图，看取作家或隐或显的心灵世界，看取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趣味，看取民族命运和中西文化冲突。”
上编以文为主、以图辅之，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则主要由图辑成。400余幅漫画被作者像出土文物一样发掘出来，辑为“人物画廊”、“社会舞台”、“情感酒吧”、“文化茶馆”4章，引领读者品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沪两地的城市风情。我们面对着《京派海派综论》这本装帧精美的新书，却仿佛在已经破旧发黄的书刊间穿行，仿佛上溯历史的河流，来到这些图画产生的年代，见识当年京沪两地生活着的各色人物，观察转折时代的都市风景，这是一次特殊的观光游。作者为读者着想，他说：“假如读文读得疲倦了，不妨借图来赏心悦目，激发丰富的文化联想。”而横纵交错的时代气息与地域风格弥漫在漫画的线条之间，充盈于《北京上海人生色彩》的每一页，构成了京沪两地文学风貌与文化形态的纷繁背景。
一本读来轻松的书，却承载着作者关于“大文学观”的构想。“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但提纯的洗礼使文学与整个文化浑然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被割裂了……当然，新世纪的文学观不是要退回到孔门四科的文学观，而是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只有在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两个学科都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才可能提出这样的“大文学观”，也才可能对曾在20世纪中国受到过推崇的“纯文学观”发出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的文化背景已十分普遍，我们会对当年的“文化热”记忆犹新。杨义提出的“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知识构成或知识重组，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胸襟。”虽然杨义尚未来得及对“大文学观”做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的阐释，目前它还是一个带有伸缩性和模糊性的概念，而“大文学观”的提出，已经显示了文学研究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可能性。
在“大文学观”的观照下，《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将对“京派”、“海派”的探讨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流派扩展到两个大都市的文化形态甚至城市性格。书的下编不仅起着为上编的论述提供背景资料的作用，而且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民俗研究的结合，提供了生动、绝妙的范例。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厚重主题的诗化呈现
——曲剧现代戏《惊蛰》的审美追求
赵新民
曲剧现代戏《惊蛰》，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表现20世纪20年代争取女性解放与自由的厚重主题。作品没有雄浑、壮烈，没有火热、喧闹，它于散文诗般的舞台呈现中叙述一个沉重的故事，在抒情与淡雅中揭示深刻而厚重的主题，表现出独具的审美特征。
为着力表现该剧厚重的主题，启示“痛苦中的觉醒”，导演首先选择了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舞台样式。整个舞台表演区中心是三级菱形平台，与绘有秋风衰草的边幕构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漏斗”的尾端与舞台后区菱形锐角形成深不可测的“一线天”，以强烈的舞台视觉营造出“伸展中的挤压”，隐喻着新旧观念的矛盾撞击。与此同时，灯光的运用结合整体舞台构架，以深沉、厚重、大气、凝重为表现原则，于各场间营造出特定的情感、情绪氛围。
编导牢牢把握主人公桂玉娟贤淑、宽容、坚韧的性格特征，以理智、平实的笔触，描摹人物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是该剧风格形成的关键所在。桂玉娟满怀甜甜的女儿梦，却经历了别夫、恋夫、寻夫而最终舍夫的煎熬。为强调她初嫁的喜悦，进而营造企盼与失落的情绪反差，剧作把整个舞台聚焦于这位新嫁娘一身：轻烟氤氲、深远而迷藏的舞台后区“一线天”处，喜庆中隐现几分苍凉的唢呐声中，一袭红衣的桂玉娟向观众走来；她步履时缓时快，随着桔红色的灯光渐渐升起，由朦胧而清晰，鲜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火红的迎娶场面被这一符号化的表现形式转化为虚幻的表象；它剥离了喧嚣、琐屑，因虚得实，简洁透明，让人触摸到真实、生动的人物内心世界，也为戏剧情势的转化，埋下了浓重的伏笔。
导演用道具，为深入刻画人物、揭示主题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独坐洞房的桂玉娟苦等迟归的丈夫，却不知丈夫正因另外一个女人逃避自己。这时，偌大的舞台上仅有两把对置的木椅。桂玉娟时而偷偷揭开盖头，倾听门外是否响起了丈夫的脚步。戏中那古老、厚重的方格隔扇，是点化主题的形象种子。它于各场所间横贯舞台正中，俨然一个看似腐朽而仍坚固的牢笼。它暗示剧中的一切都发生在这牢笼之中，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显示出不同的启示作用。
该剧以朝气蓬勃的男女大学生诗朗诵开端，又以大学生们的朗诵终场，为故事涂饰了浓重的时代特色。与这一“导入”和“回应”的手法相适应，“歌队”的穿插，不仅为剧情的发展起到恰当的推进、评价作用，而且以疏朗大气调度和夸张的形体语言，有效地调节了舞台节奏和气氛。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市场条件下的当代文学
张兴成
中国文学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学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带来了文学生产的转变。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成为社会综合力量参与的创造活动。现代社会中书商、出版、报纸杂志等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形式以及文学批评的引导机制等等，形成了影响现代作家写作创作的重要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代作家创作的主要力量，因此，今天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对文学的传统“形式”与“审美意识”等狭小的“内部研究”上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当代文学，需要认识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的转型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与表现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的转换，并相应地塑造了特定的消费群体。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与时代环境相关，也与文学生产的方式密切相关。文学生产的方式使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们的观念变革，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作家的生活空间和创作领域，这是当代文学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带来的首先是作家身份的改变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整个文学出版发行的方式的变化，以往图书主要是以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为主要的发行单位，现在大量自负盈亏的书商和出版社、报纸杂志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文学作品的发表渠道和出版方式都大为拓展，尤其是网络给文学的自由发表开辟了新的空间。面对市场化，许多文学出版社和刊物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从版面设计到栏目安排，从组织稿件到广告宣传，当今的文学出版社和期刊逐步从被动适应市场转向积极开拓市场、引导市场，“品牌”、口号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市场参与文学生产对当代作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言，商业主义是艺术的敌人。商业逻辑对艺术规律和日常生活的侵入带来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这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否认物质功利对艺术生产的影响，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挣钱，塞万提斯投身文学，诗人司各特不得不改写小说，为了还债，巴尔扎克靠咖啡刺激神经来拼命写作……在西方，常常可以看到作家依附于某个机构或某人，如宫廷、教会和贵族，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主要靠津贴、奖励和官俸来生活，如英国的“桂冠诗人”，法国的“御前史官”；当然，这种资助形式对创作的自主性是有一定影响的，如长期生活在贵夫人沙龙中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打上女性化色彩，狄德罗说：“女人使我们养成习惯，用温馨而明快的风格谈论最枯燥最棘手的话题。我们不停地和她们交谈；我们希望她们倾听，我们担心惹她们生厌，于是我们找到了一种轻松地解释个人想法的方式，它从对话变成了写作风格。”第二职业这也许是传统作家收入的另一个来源，培根是英国重臣，夏多布里昂是法国驻外大使、后任部长，马拉梅是教师……拥有第二职业的作家相对来说在创作上可能有更多的自主性，但其写作也难免受到职业的限制。进入市场后的当代作家的主要收入是稿酬和版权，这在创作的自主性上明显增大。然而，我们在看到文学生产的方式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作家如何进入市场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言，往往取决于他与所处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弹性关系。我们必须警惕文学生产的方式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商业因素的参与带来了文学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但文学自身也受到新的挑战和压力。市场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留下的往往是非文学性的东西，它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无需强硬的打压和限制，它只需要“无视”就足够，面对市场，作家该有更多的警醒和坚持。
作家如何在市场条件下确立自己的创作主体性和自主性呢？迎合市场并非易事，因为读者不是一群可以随意欺骗的对象，拒绝市场的结果可能是使文学更加孤立。怎样在市场体制下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从而有效地处理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文学生产建立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应该最大可能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充分实现文学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效益，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将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既要适应市场，又要超越市场，以符合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
各方因素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在实践层面的实现，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社会发展，但只要我们明了问题的关键环节，从最紧要处着手，以高屋建瓴的宏观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文学发展和历史轨迹，就一定会有美好和谐的艺术前景。我们的后人将从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艺术中解读到我们的良苦用心和巨大的努力。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巍峨江山（国画）
巴云杰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诗坛硬汉
——记诗人牛汉
张炯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诗歌国度，代有辈出的诗人。但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获得卓越的成就。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独特个性深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而又富有才华的诗人，才能在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跨越20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诗人中，牛汉同志是命运坎坷、经历丰富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他有蒙古族的血统，早年即向往革命，远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发表诗作，出版了诗集《彩色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等。1946年他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他即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七月”派诗群的一员，以自己富于民族和革命激情的反抗侵略、呼唤民主的歌声，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新中国成立后，他迅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为保家卫国而战。但1955年后，不幸在所谓“胡风集团”的冤案中被牵连，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而被迫中断写作。复出后，他迅即放声歌唱，参与主持大型刊物《中国》，并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主编《新文学史料》。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不但与绿原共同编辑“七月”派的20人诗集《白色花》，为这个解放前曾经存在共同志趣的诗群留下可贵的纪念；他个人更新作频频。他的诗集《温泉》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新诗奖；他还出版了《海上蝴蝶》、《沉默的悬崖》、《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多种诗集。他虽年事渐高，却老而益壮，至今勤奋笔耕不辍，除了诗作，他还有散文集《滹沱河与我》、《萤火集》和评论集《学诗手记》等问世。
近半个世纪来，我们的祖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谓旧貌换新颜。但在这历史的剧变中，却产生许多的曲折，在欢乐中有苦难，在前进中有倒退。每个人在这历史的波涌中，无不几经命运的沉浮，面临种种严酷的考验。诗人是时代敏感的神经，他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历史的阵痛，有的人因自身的脆弱而倒下，有的人却因自身的坚强而屹立于滚滚浪涛的面前。牛汉同志就是时代浪涛中的坚强者，是当代不平静诗坛的硬汉。即使在困难的状况下，他仍能以各种题材展现自己昂奋不羁的坚强人格，抒发自己充满深邃人性的情思。这位写过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诗人，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多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他的名作《鹰的诞生》、《华南虎》、《半棵树》、《车前草》、《巨大的根块》等都寄托着作者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为人们塑造了生命蓬勃而壮烈、渴望自由和奋斗的崇高的艺术意象。他笔下的鹰在“暴风雨里”诞生，在“雷鸣电闪”中唱着“激越而悠长的歌”；他吟唱的虎，虽被囚禁，趾爪被铰，利齿被锯，仍向往“苍苍莽莽的山林”，发出石破天惊的咆哮声。那被雷电劈剩的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他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铁的山脉》和《丰碑》两诗，写铁山虽遭风雨雷电的袭击，却仍等待“献身的时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写天安门前那“粗糙的花岗岩”和“朴素的水泥砖”为能铺成“宽阔的路”和“神圣的广场”而无限欢欣！歌颂的实际上都是不顾自己荣辱得失的为人民做奉献的伟大忘我精神！毫无疑问，人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剧的崇高美，还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令人兴奋鼓舞的时代的强音！
牛汉同志的诗作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他善于把人生体验的真情与深刻的思想意蕴相结合，通过强有力的艺术构思，创造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而他后期的诗更见凝重与深沉。像《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更透出一种深深的苦涩，它感叹自己“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但诗人最后还是吟唱作为“一颗早熟的枣子”是“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在悲剧的氛围中仍然表现出对自己和生命的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他的另一代表作《梦游》则以意识流动和时空交错，似梦非梦地表达了自己痛苦的人生体验以及“从灾难和历史阴影中突围出来”的愿望，更多地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何吸取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和手法。
牛汉同志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诗人，也是一位卓具艺术个性并勇于艺术探索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在20世纪的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的艺术足迹为后来的诗坛探索者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和发人心智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