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大浪淘沙，警钟长鸣”
——三论学习郑培民
仲祖文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考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冲击，一些意志薄弱者，包括少数高级干部，就因为过不了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人情关而毁掉了自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新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廉洁从政上始终坚持“警钟长鸣”，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
学习郑培民，就要像他那样在对待个人利益上始终坚持“警钟长鸣”。郑培民是廉洁从政的模范。他经常警示自己：“情浓钱淡，永葆清白”；“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他始终做到“灯红酒绿不迷眼，不义之财不伸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在除了享受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和利益外，领导干部绝不能以任何形式谋取私利。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和后富、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学习郑培民，就要像他那样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上始终坚持“警钟长鸣”。郑培民多年担任市州委主要领导和省委领导职务，他经常告诫自己：“权力是把‘双刃剑’，要警惕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蚀。”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就应该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坚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古人说：“公生明，廉生威”。只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坚如磐石，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奉献也应该越多。
学习郑培民，就要像他那样在对待小节问题上始终坚持“警钟长鸣”。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郑培民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而且在小节上同样能固守操节。工作调动搬家、儿子升学、女儿出嫁、个人爱好等，他从不张扬，坚持“不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古语云：“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领导干部只有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做到“警钟长鸣，慎独慎微”，才能“永葆清白”。
学习郑培民，就要像他那样在处理家属子女问题上坚持“警钟长鸣”。郑培民不仅严以律己，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的工作不断调动，职位不断升迁，但他爱人的工作只是从湘潭市调到长沙市，职务仍然是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他常告诫子女：“与其留给你们财富，不如给你们留下创造财富的能力。”他带领全家一起“拒腐蚀，永不沾”，在他们看来，人家送“红包”，就是送“错误”。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是当前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郑培民的家风清明澄澈，让人肃然起敬。应该说，我们多数领导干部的家风也是好的，对自己的家属、子女要求是严格的。但由于家风不正，导致“后院起火”的也已不是个别。家风虽然不能代表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的全部，但它也是一种标志，反映出一种境界、一种觉悟。中国古代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像郑培民同志那样从严治家，培养良好的家风，从而树立起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良好形象。
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实践“三个代表”的表率，就要带头廉洁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坚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时时刻刻不忘廉洁，事事处处保持廉洁，以实际行动为下面和周围的同志做出表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以优良的党风带动和促进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中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开展向郑培民学习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胡锦涛总书记就深入学习郑培民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后，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郑培民先进事迹活动。大家认为，郑培民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也为中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们表示，要以郑培民同志为榜样，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努力奋斗。
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后，中组部部务会进行了认真学习，并对开展学习郑培民活动作出了具体安排。中组部领导强调，要学习郑培民坚持理想信念、时刻不忘按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规范自己行为的政治品格；学习郑培民把“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公仆本色；学习他奋发有为、扎实工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谦虚谨慎、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尤其要认真学习郑培民模范贯彻党的干部工作原则，以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做好干部工作。
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王胜俊表示，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对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事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决按照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批示的要求，向郑培民同志学习，自觉坚持并努力做到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努力争当“为民造福、为民解难的贴心人”。
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伍绍祖说，向郑培民同志学习，就要始终做到“两个务必”，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作风建设来讲，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谦虚谨慎，骄傲了、急躁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艰苦奋斗，挥霍了、浪费了，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就不能很好地指导事业的前进。
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陈喜庆说，郑培民同志的先进事迹鲜明地体现了党员干部应具有的时代精神，在他的身上，有两个平凡而又厚重的字——“诚”、“实”。在这个创业的年代，党员干部要时刻以肩负的使命自警，时刻以郑培民同志先进事迹自励。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表示，在全团特别是广大团干部中扎实开展向郑培民同志学习的活动，对于加强共青团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团干部队伍；对于推动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进一步兴起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主任戴俭明学习郑培民的先进事迹，看了他的日记后，感到由衷的敬佩。他说，廉洁奉公，勤政廉政，这8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要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纪检监察机关学习郑培民，就要始终牢记这8个大字，深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01年下半年，郑培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孙庆聚说，郑培民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党性修养很高，“是一个宽厚、朴实的人”。中央党校在今后的教学中，将紧密结合郑培民的先进事迹，在广大学员中深入开展党性修养教育。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莫文秀说，郑培民是我们党千千万万个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是落实“两个务必”、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典范。我们要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按照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处的具体部署，以郑培民同志为榜样，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千古兴业，关键在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说，中国作协将积极组织作家创作出版有关郑培民同志事迹或以其事迹素材编创的小说、报告文学，并组织作家用感人肺腑的艺术形式宣传他的先进事迹。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卫生部公布最新非典型肺炎感染病例为1247例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朱玉）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6日下午在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4月5日，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感染病例为1247例，其中死亡51人。
齐小秋说，过去4天里，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发病人数增加了57例，死亡5人，新增加的病人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另外，上海市新发现1例非典型肺炎病人。
据介绍，北京非典型肺炎感染病例为19例，均为输入性病例，其中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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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门宣布北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发病平稳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朱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泽军说，北京市目前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发病平稳，且有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他是在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
针对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因重症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在北京去世一事，刘泽军说，北京对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共有11个监测点，监测结果每日上报；全市所有医疗机构都开设了非典型肺炎的监测点，医务人员都受到了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诊断和治疗培训，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他还说，医务人员对非典型肺炎有高度的警觉性，如果遇到高烧、咳嗽者会留院观察，可疑病人会立即被隔离观察，以杜绝传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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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
我们得到的比预期的要多
新华社广州4月5日电（记者费列娜、王攀）在3天紧张的考察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5日在广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他们此行的收获。代表团负责人罗伯特·布雷曼说：“我们从这里所得到的当地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资料和数据比预期的还要多。”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是4月3日来到广东的。他们先后考察了广东疾病控制中心、佛山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和广东省人民医院。
在新闻发布会上，布雷曼表示广东省地方政府的工作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他们所访问的医院工作十分出色，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和技术。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当地为防止医务人员被非典型肺炎传染的防护工作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地方向公众散发预防非典型肺炎的小册子，做了许多工作。
布雷曼说，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当地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资料比预期的还要多。我们鼓励这里的科学家尽快将这些大量的研究发现和第一手资料公诸于众，提供给国际医学杂志。
布雷曼说，目前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搜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技术分析，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这一病毒起源于何处。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找到答案。
代表团成员斯诺·阿伦说，虽然风险仍然存在，但广州和香港个人感染非典型肺炎的风险很小。“在公共卫生方面，由于医务人员传染此病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们应迅速采取行动控制这种疾病在医疗场所的传播。从个人健康方面来说，如果将广东和香港的发病人数与总人口相比，你就会发现被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不必过度惊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戴口罩。”他说。
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计划8日结束在广东地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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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典型肺炎如何治疗
卫生部公布推荐方案
本报北京4月6日讯 记者白剑峰报道：卫生部近日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
推荐治疗方案为：
（一）一般性治疗：休息，适当补充液体及维生素，避免用力和剧烈咳嗽。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多数病人在发病后14天内都可能属于进展期）。定期复查胸片（早期复查间隔时间不超过3天）、心、肝、肾功能等。每天检测体表血氧饱和度。
（二）对症治疗：有发热超过38.5℃者，全身酸痛明显者，可使用解热镇痛药。高热者给予冰敷、酒精擦浴等物理降温措施。
咳嗽、咳痰者给予镇咳、祛痰药。
有心、肝、肾等器官功能损害，应该作相应的处理。
气促明显、轻度低氧血症者应早给予持续鼻导管吸氧。
儿童忌用阿司匹林。
（三）治疗上早期选用大环内脂类、氟喹诺酮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等，如果痰培养或临床上提示有耐药球菌感染，可选用（去甲）万古霉素等。
（四）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建议应用激素的指征为：有严重中毒症状；达到重症病例标准者。应有规律使用，具体剂量根据病情来调整。儿童慎用。
（五）可选用中药辅助治疗，治疗原则为：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
（六）可选用抗病毒药物。
（七）可选用增强免疫功能的药物。对重症病人的处理和治疗，请参考卫生部网站。非典型肺炎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未用退热药物，体温正常7天以上；呼吸系统症状明显改善；胸部影像学有明显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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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因非典型肺炎在北京去世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朱玉）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经泰国曼谷到北京公干，因患非典型肺炎，经抢救无效6日凌晨1时25分在北京去世。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郭积勇6日16时在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派克·阿罗患病及去世的情况。
派克·阿罗今年53岁，是芬兰籍男子。据患者自述，他于3月18日到23日在泰国居住，3月23日搭乘泰航班机抵京。3月28日出现发热、干咳，即去诊治。4月2日由国际救援中心以怀疑非典型肺炎转入北京地坛医院。入院当时多名专家临床会诊，鉴于患者有发热、咳嗽、左下肺呼吸音减轻、白细胞计数不升高、肺部X光胸片有明显改变等，及入境前有可疑病例接触史；入境后，没有病例和可疑病例接触史，高度怀疑为重症输入性非典型肺炎。
专家们共同制定了积极的治疗、抢救方案，给予抗感染、提高免疫力等综合性治疗。4月3日派克·阿罗病情加重，确诊为重症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5日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终致不治。
自发现派克·阿罗患病后，北京市卫生系统立即采取了对他的住处消毒、对与其有接触者进行观察等积极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派克·阿罗病逝前在京的密切接触人员目前尚无发病者。
卫生部有关人士说，北京至今有包括派克·阿罗在内的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外国患者，另一为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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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周视线
今年三月，中科院确立并实施三大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科院一九九八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五年多来，在中科院发生的科研、观念、制度等多层面的变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三把尺子“量”创新
本报记者 杨健
科技创新从重“量”走向重“质”，要有“敢为天下先”的世界眼光
一位年轻数学家到杨乐院士所在的中科院系统与数学研究院做客座研究。临走前，小伙子说，“杨先生很好，这些年从来没有逼着我写一篇论文，这是要承受压力的。我得做点什么表达我的敬意。”他一口气发表了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令同行大为折服。可杨乐听到这事，却惋惜地直摇头：“哎呀，你急什么！沉住气再做几年，写出的论文肯定比现在更好，更具世界级水准。”
杨乐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5年来，中科院的科研评价标准从重“量”走向重“质”的变化趋势。中科院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设立起国际先进水平的标杆。
“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但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在科技竞争能力方面的排位，落后于进出口贸易名次，也落后于国民经济总产值名次。”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他的同事们时常有一种紧迫感。他在很多场合都会算算这笔账，激励科技人员“敢为天下先”，从习惯于跟踪与模仿转向立足于自主创新，敢于开展高风险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敢于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最近5年时间里，中科院进行了建院50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将科学研究的能量汇聚在国际科技发展最前沿。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初显成效。水稻基因测序及其后续研究确立了我国在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成年体细胞克隆牛群体的培育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世界一流的体细胞克隆技术，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我国在世界纳米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更多成果则要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间段里才能逐渐显现。
“在今天的科学院，没有奋勇争先的意识、没有甘坐冷板凳精神的人，很难心安理得地呆下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王梅祥这样说道。
观念创新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为“扩胸收腹”，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在科学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发现、轻发明，重成果、轻转化，重研究、轻管理的文化积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对此并不讳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发表论文、成果获奖、晋升职称的价值导向，引导大家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要按照投入产出来衡量其效益和效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具有其文化属性，遵循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客观规律，不能像生产队计工分那样来要求科学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调整政策导向，加强分类管理。
中科院秘书长施尔畏说，在新的战略框架设计中，探索性基础研究主要应该选择有重大科学意义且一旦突破可能带来重要应用价值的方向，强调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原始性创新；而高技术创新与集成和定向性基础研究，一定要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解决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为导向，目标明确，只争朝夕。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反思，计算所原来是自己会什么就接着做什么，很少顾及国家和市场的需求，结果不少项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达不到国际前沿水平又难以为企业接受。“现在我们提倡‘扩胸收腹’，‘扩胸’就是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收腹’就是要舍得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中科院开展了一大批高技术创新项目，如“龙芯”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机器人作业技术和工程应用、载人飞船材料和器件研制等。这些高技术创新项目在信息、材料、能源等领域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度创新让“前无古人”的创新“后有来者”，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
11年前，留美博士韩兴国来到中科院植物所时，六七个人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一个月工资200多元，很多博士硕士都在复习英语出国。“说实话，下车之后，脚是落了地，心里却更没底了。”忆起当年，韩兴国至今还感到一丝苦涩。
比起韩兴国，1999年3月回国的江雷博士就幸运多了。进行完20分钟的面谈，当天所领导就拍板要人了。第二天，房子、职称和配套经费就统统解决了。“除了工作，我几乎不用操别的心，这是乘了知识创新工程的东风。”江雷说。
在中科院，像江雷一样的研究人员不少。王毅琳研究员1997年出国，去年2月回化学所工作。对比今昔，他说有三大变化：“课题新了，经费支持力度大了，工作压力也大了。”王东研究员说：“压力不在出文章的数量，而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他认识的一位日本有机化学家跟他做同一项研究，就是因为比他稍晚了半拍，现在只好在低一档的期刊上发论文，而且不得不引用王东的文章。
制度是持续创新的保障。中科院在人事聘用、工资分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干部任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大气物理所，行政秘书承担起所有后勤事务；在自动化所，电子所务公开透明，将“民主治所”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数学院，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已经坚持了3年；在神经所，外籍所长在决定研究方向、选聘人才等方面高度自主，对研究组组长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我们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已是植物所所长的韩兴国说，“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件事：让这项历史赋予我们的宏伟事业后继有人，继往开来。”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一周视线
让创新可持续发展
斯壮
知识创新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创新的认识，是中科院对全社会作出的一个贡献。
正因如此，看待知识创新的实践与探索，眼光不能局限在中国科学院。只有将认识提升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高度，才能在改革进程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自觉克服暂时和局部的困难；只有将这场变革放到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定位，估价和设计创新发展的目标和策略。
创新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还清楚地记得5年前中科院系统与数学研究院“高职低聘”引发的轩然大波，记得计算所与联想集团之间的痛苦磨合，记得人员转岗分流遇到的重重阻力。到今天，这些问题已经烟消云散。用一位当事人的话来说：观念转变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使得刚刚过去的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改革力度最大的5年，也是最活跃、最生机勃勃的5年。
理论到实践的距离决非一步之遥。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排头兵，中科院的知识创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摩擦和碰撞。改善科研条件是目的还是手段？国家目标和学术追求怎样统一？如何兼顾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和文化属性？是放眼长远还是只争朝夕？“土博士”和“洋博士”需不需要区别对待？怎样既防止论资排辈又避免拔苗助长？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在前进中解决，又不断在前进中产生。
看到5年来的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将步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它必将给我国科技界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更丰富的经验和启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