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纵深报道
为中国科技发展献策
——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德尔米德教授一席谈
本报记者 张玉来
见到精神矍铄的艾伦·G·麦克德尔米德，是在吉林大学以他名字命名的实验室里。这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的终身教授因为对“导电聚合物的发现和发展”，被授予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没有人们想象之中那种科学大师的威严，75岁的麦教授结合自己半个多世纪丰富的科研经历，参与领导麦氏实验室工作的经历，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了看法，其中不乏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坦诚建议。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家”
“我们实验室既有基础研究的目标，也有应用研究目标。”麦教授说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互不兼容的看法，因为新的基础研究成果常常为应用研究、新的技术打开通道，成为其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机遇，我就会马上申请专利。”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工作是在25年前开始的，直到目前还在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在长达25年时间里，麦教授除探索到一些重要的自然规律，还应用自己的基础研究成果申请了25项专利。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是在这25项专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产生了很不错的经济效益。
“中国现在每年花很多钱搞应用开发研究，这是件好事。”但是麦教授认为，中国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到基础研究上。实际上，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关系，掌握好这个“变量”，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深感困惑、很难决定的事儿。“多亏我只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麦教授幽默地说。在麦氏实验室，他们要达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目标，因此对这两类研究的投入要达到很好的平衡。
“挑战现有的科学原理，就是在问鼎诺贝尔奖的征途上迈进”
“创新精神、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与教育理念、文化传统、学术传统密切相联的。”麦教授说，创新精神、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中国学生谦虚谨慎、勤奋刻苦，但是仅有这些品格还不够。他强调从学生时代就要着力培养“三个不要过于相信”的意识，即不要过于相信教授所教的，不要过于相信教科书讲述的，不要过于相信从学术杂志上看到的。永远持一种提问、质疑的态度。
为说明这一点，麦教授讲了一个他大学时代亲身经历的故事。当时一个重要物理概念，就是原子是不能产生的，也是不能消亡的。课堂上教授是这样讲的，教科书也都是这么写的。“记得在考试时我就是这么答的，还得了高分。”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结论错了。实际上，麦教授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也生动证明了这一点。多少年来，科技界都认为塑料是绝缘体，但麦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塑料也是可以导电的。试想如果没有大胆质疑的精神，一味盲从于已有的结论，怎么能够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就是现在的一些科学原理，30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是不对的，或是不完全对的！”麦教授进一步指出，创新决不可能在一味的学习、模仿中产生，“挑战现有的科学原理，就是在问鼎诺贝尔奖的征途上迈进！”
“中国科学家应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近年来，中国急起直追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麦教授表示相信，“中国要实现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目标，是很有希望的。”麦教授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科研设备，年轻科学家又极其勤奋，科研热情非常高，已经具备了产生一流科学家的基础和条件。当前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做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而不能满足于跟踪的科研项目。他特别强调应尽可能地使中国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融合在一起，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使不同背景、风格、传统的科学家相互切磋、交流。
谈及国际合作，麦教授说，不能说来访的外国科学家只是作作报告，再参观游览一下名胜就算进行国际合作了，而是要像吉林大学这样，建一座专家公寓，来访的科学家就住在这里，从公寓到实验室不需陪同、接送，而是专家们自己步行或是打车去，真正像回到家里一样，不必讲什么形式排场。
麦教授说，他现在每一天都在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任何国家的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附图片）
麦克德尔米德教授与中国青年科技人员在一起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八仙过海建奇功
——国产手机成功策略初探
张阳
做手机不比做皮鞋更复杂来自移动通信领域的消息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料。3月底，TCL手机宣布上年实现利润12.7亿元，厦新的数字是6亿元，波导是2亿元……与此相应，2002年我国共生产和销售手机1.31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25％，国产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过30％，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
要搁到5年前，谁也不敢做这样的梦。国产手机究竟凭什么取胜？一路问下来，回答形形色色，但归结起来都不复杂。面对记者的刨根问底，厦新电子总经理李晓忠笑答：“其实谁都没有隐瞒什么。做皮鞋复杂吗？没做皮鞋之前都觉得复杂，恨不得要从养牛学起；但做过之后，还有谁说难吗？我看做手机比做皮鞋也复杂不到哪去。”
核心竞争力不等于核心技术
国产手机最艰难的时期，厦新手机公司总经理林德华认为是找不准产品定位的时候。“芯片设计制造、协议软件开发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里。国内厂商要在市场上求生存，应该从哪里取得突破？”当时大家普遍的想法是进攻低端，靠价格优势向国外品牌挑战。
这大概是国产手机发展道路上最大的误区。价格优势建立在低成本运作基础上。作为初进入者，摊子不可能一下子铺得很大，零部件的采购成本也就降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攻低端必然大量亏损，无法建立“就地做活”的利润基础。
这一思路在2001年底开始调整。厦新的策略是发展“次核心技术”，打造有利于收支平衡的中高端精品。什么叫“次核心技术”？就是产品外观、人机交互界面和各种符合中国用户习惯的应用功能。和厦新一样，众多国内厂商努力细分市场，借鉴日、韩厂商紧跟时尚的设计风格，形成了一股不同于欧美传统厂商的“亚洲潮流”。
用理性眼光分析市场的“非理性”需求“国产手机的成功，1／3靠眼光，1／3凭实力，1／3在运气，”
李晓忠对“运气”之说并不回避，“像我们当初选择中高端市场，自己心里也没有太多的谱。”
事实上，所谓“运气”，就是遵循了一些短时间内难以看清的规律。TCL手机在高端市场的崛起，重要的策略在于推出了个性化的“宝石”手机。以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镶嵌手机面板，同时在色彩上大做文章，推出幻彩金、象牙白、海水蓝、玫瑰红等时尚色彩，这些动作当初并不被人看好，甚至有人认为在高端做这种设计“太俗气”。然而实践证明，市场对这种“俗气”非常认同，TCL靠“卖石头”卖出了一个大市场。
在TCL通讯公司董事长万明坚看来，所谓理性与非理性，其实完全基于人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教育和生活背景。口味清淡的人和爱吃大鱼大肉的人都可以认为对方“不理性”，但饭馆老板不能这么看。把双方的钱都挣到手，那才是最大的理性。
技术、市场、销售，国产手机厂商如同八仙过海，各有各的绝活，等到它们把这些优势集成起来，中国手机厂商问鼎国际市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3月30日，第二十三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下帷幕。在天文、物理、生物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陈炜、王思远、马尧、孟奂、曹鹏飞（由左至右）5位“小科学家”获得首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服务桥
谁来保护电子书的版权？
编辑同志：
最近我的一部作品将由一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在出版纸质书的同时出让电子书的版权。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扩大作品影响力的方式，但担心电子书被人盗版，版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请问现在对于电子书的版权保护有哪些技术手段？它能确保电子书不被盗版吗？
北京读者 陈涌泉
电子书是与纸质书相对应的、可以直接在计算机或手持设备中阅读的计算机文件。早期的电子书通过光盘或互联网免费下载等形式提供给读者，版权无法得到保护，因此早期的电子书出版发展非常缓慢，光盘出版赢利艰难。
从1999年开始，出现了以数字版权保护（DRM，DigitalRightsManagement）为核心的电子书技术，它被评为1999年度十大科技成果之一。美国畅销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在2000年3月14日发表了一本电子书《RidingtheBullet》，这是第一本只出电子书不出印刷版本的书，也是得益于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作家在半个月内获得了45万美元的收入。从这几年的网络出版发展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用于网络出版后，出版电子书的出版社和销售电子书的网站持续增长，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推动了电子书产业的发展。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目的是保护数字内容的版权，从技术上防止数字内容的非法复制，最终用户必须得到授权后才能使用数字内容。对于电子书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通过加密等技术保证电子书的安全性、对电子书进行合理的授权后才能阅读、电子书不能被非法拷贝、电子书的内容不能被随便修改、电子书在流通过程中应该是可计数的。
数字版权保护是电子书出版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只有通过它，电子书的作者和出版社才能得到相应的收益，电子书销售数量才可计数。电子书销售网站能从出版社得到电子书的销售许可，读者通过网上支付购买电子书。出版社也可以把电子书通过销售渠道卖给图书馆，图书馆购买电子书就像购买纸书一样，按复本数购买，对读者提供借阅的服务。
从2000年《RidingtheBullet》发表以来，电子书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据统计，美国80％以上的出版社都进入了电子书出版。在2001年时，只有方正电子和美国的netLibrary，推广基于DRM技术的数字图书系统，把有版权保护的电子书应用到图书馆。而从2002年底开始，更多的技术及服务提供商推出了针对图书馆的产品，例如Adobe、Overdrive、Libwise等。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专家 周劲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教育改革要在哪里深化
徐万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究竟要在哪里深化？怎么深化？
10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教育改革确实需要深化。我这里谈的主要是基础教育。我认为目前我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已不是教育供给总量的不足，而是优质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大幅度增加优质教育的供给。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所谓“优质教育”，当然要有符合标准的、良好的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及优质的教育行为。从实际情况看，这几方面显然都很不足。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的改善，比较容易做到，只要增加教育投资就行。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不容易，优质的教育行为就更难做到。就拿所谓的重点学校来说，教学设施和条件都很好，教师素质也较高，但教育行为不一定就是优质的。优质的教育行为，要求教师对每个学生都真诚地热爱、关怀，所谓“爱生如子”；要求教师对每个学生都尽心尽力地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请问，有多少校长、教师做到了？我看多数没有做到。我认为大多数教师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到，没有“尽心尽力”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受到的关怀、培养并不是充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总体上是低效益的教育，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有问题。从管理体制看，对学校、教师的教育行为的管理，基本上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管理，教育督导人员也是由教育部门任命的，缺少学生、学生监护人等社会管理环节，对教育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包括校长）队伍很难得到优化，教师的教育行为很难得到优化。一方面，不合格、不称职的校长、教师很难被淘汰；另一方面，对适合做教师的优秀人才又缺乏吸引力。因此，我认为教育改革主要应在完善这些体制和机制方面深化。
深化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涉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要做很多工作。我认为可以从民办教育得到有益的启发。民办教育的生命在于提供优质教育。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必须是优质的，否则不会有学生来。民办学校在教师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民办学校的教育行为除受办学者和政府教育部门的管理、监督外，还自然地受学生、学生家长的监督、制约。因此，民办学校不会留用学生、家长、社会不满意的教师，同时又为优秀教师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条件，对教育机制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民办教育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有些办学者办学思想不明确，急功近利，导致管理上的错位；有些教育部门对民办教育采取歧视态度，使民办教育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等等。但我认为民办教育的兴起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深化。首先，民办教育的兴起引起了教育投资体制的重大变化，节省了国家财政支出，为社会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其次，民办学校创造了效率和效益较高的学校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益教育产生了冲击；第三，民办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办学竞争，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深化教育改革，要充分重视民办教育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宁波华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教育论坛”今天开栏了。这个栏目的定位是提出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阐发自己独到的观点。它既是专家学者探讨教育问题的论坛，也是广大读者发表见解的园地。欢迎投稿，来稿请寄：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教育论坛”栏目收，邮政编码：100733。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居高声自远
——从一家高技术公司的兴起看科技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任建民
延纳一流人才，掌握核心专利，推行公认标准，成就了一个高科技公司，也必将成就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
专利、标准和人才，是我国新近制定的科技发展三大战略。这三大战略的实施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又能给我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美国高通公司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一家高科技企业，记者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全面考察与采访，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专利战略：确保立于不败之地
走进高通公司位于美国圣迭戈的总部，首先就会看到一条专利走廊。走廊两面墙上挂着近千个镜框，每个镜框装有一项高通公司的CDMA专利证书。高通公司拥有全世界CDMA技术几乎所有的核心专利，而且正以每个季度200项的速度提交新专利申请。
高通公司负责专利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路易斯·鲁平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几乎世界所有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公司都购买了高通公司在CDMA方面的专利。其中仅在中国就有17家公司购买了他们的专利。2002年，高通公司利润的62％来自知识产权许可。
高通公司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在CDMA设备和手机的芯片开发方面也是一路领先，目前占据这个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去年该公司利润的36％来自销售芯片。
高通公司本身并不生产设备或手机，它通过专利技术许可方式，使全世界的公司都成为它的“打工者”，其中包括摩托罗拉、爱立信这样的跨国电信巨头。
路易斯·鲁平说，对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三种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都有贡献。由于高通公司拥有的都是非常基础和核心的专利，因此第三代移动通信不论采用何种标准，都会用到高通的技术。
标准战略：世界各地节节推进
与爱立信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高通只是个“毛头小子”。1985年7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欧文·雅各布创办了高通公司。
高通开始时靠一种卡车卫星定位系统维持。后来，雅各布看好来自军用技术的CDMA移动通信系统。直到1991年11月，高通才演示成功CDMA手机和芯片。
但这种技术不被看好，连美国本土的运营企业也不愿采用。技术再好、专利再多，不能成为公认的技术标准，一分钱也赚不到。
1996年，高通想办法说服韩国采用这种技术，并承诺给其最优惠的条件。短短几年内，韩国移动通信由一片空白发展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目前，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早已在韩国获得大范围应用。
当然，光在韩国采用不足以使CDMA成为世界标准。为此，高通在中国展开了长期而艰苦的游说，希望中国采用这种技术。同时，高通答应少收中国企业的专利许可费用，比享受最优惠条件的韩国还低。高通对韩国的解释是：只有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通信市场用了CDMA，才能使之成为世界标准，这决定了CDMA技术的发展前景。
为此，高通对中国联通的“服务”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联通想采用机卡分离技术，高通就打破CDMA机卡合一的惯例，专门为中国研发芯片，并让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首先拿出了样机。联通拥有GSM和CDMA两张网，发展存在一定矛盾，高通为此专门研发了GSM1X技术和相应的芯片，让中国联通的130用户可以享受133网的高速数据服务，也是开了全世界的先河。
为了推广CDMA标准，高通公司还发起成立了“CDMA发展组织”，这个组织以第三方面目出现，帮助高通做了很多不便直接出面的工作。短短6年间，全世界已有130张CDMA通信网，用户达到1.47亿，其中3300万用户已进入第三代。
人才战略：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高通公司的专利技术来自巨大的研发投入，每年总额在4亿美元以上。高通5000多名员工中，超过一半是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师。
在高通，随处可见各色人等的雇员。“除了印度人，就是中国人多，”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汪静说。高通公司负责芯片业务的是来自印度的桑杰·扎。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在高通公司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说，高通最新开发的三款芯片就是由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国工程师主持的。
在高通工作的外国人很多，大多数人都是拿一份不错的薪金，默默地做着自己分内的研发工作。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所得的报酬。
正是依靠在专利、标准和人才三个方面的苦心经营，使高通公司在世界电信业后来居上，而且确立了依靠知识产权许可分成的业务模式。任何制造公司，只要生产CDMA设备或手机，都要把销售额的百分之几直接划到高通的账上。
高通认为，它与各企业签订的都是平等的合同，不会强迫任何一家企业加入。高通坚持采用分成方式，而不愿一次性出售知识产权，目的是与所有生产和销售CDMA产品的公司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研发。这也使得高通能对整个产业界了如指掌，得以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从高通的兴起可以看出，必须延纳世界一流人才，掌握核心技术专利，推行全球公认标准，中国才有可能产生有世界影响的高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