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近日，古木雕专家在安徽省黄山市古民居发现7块明清时期的古木雕珍品。这些木雕珍品雕刻技艺精湛，承载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和古徽州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史料。图为清代古民居雀替上的一对木雕珍品《太白醉酒》（左）和《三顾茅庐》。
新华社记者 鲁迅承摄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南开史学家丛书》研讨会强调：
摒弃浮躁 做真学问
4月12日，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京举行《南开史学家丛书》研讨会。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如何弘扬我国的优秀史学传统、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学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南开史学家丛书》第一集收录了郑天挺、雷海宗等8位著名史学家的论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与会者认为，这套丛书体现了20世纪我国新史学的学术渊源和发展历程，展示了老一辈史学家的杰出成就与贡献。出版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促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会者强调，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21世纪中国史学的创新，应该在继承老一辈史学家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并走向新的繁荣。与会者指出，学风问题至关重要，良好的学风是学术得以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这一点上，老一辈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向老一辈史学家学习，摒弃浮躁，做真学问，为促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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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史学月刊》顾问编委座谈会提出：
推动史学创新
4月12日，《史学月刊》杂志社在京召开顾问编委座谈会。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史学月刊》和史学专业期刊的发展、推动史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近几年，《史学月刊》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学术个性，又重视学术文章的政治影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史学专业期刊要进一步肩负起繁荣历史学的重大使命，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之中，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取向。这是史学专业期刊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与会者指出，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学术的本质。史学专业期刊要进一步发展，就应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遗产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基础上，以审慎、科学的态度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中有益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提倡理论创新、方法创新，重视具有原创意义的选题。要有计划地组织学术争鸣，对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以及新的思想、方法、观点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和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求真理。同时，史学专业刊物还应特别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加强对社会的参与程度，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学术选题，推动史学研究不断创新。（叶帆）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灵感——创新的非逻辑思维艺术》
刘奎林撰著的《灵感——创新的非逻辑思维艺术》一书，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系统阐述灵感思维理论，从而既有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批驳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意义，又有开发人脑潜能、提高民族理论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意义。二是突破了束缚灵感研究的原有的理论框架。比如，在修正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前提下，以“显意识与潜意识相互作用理论”揭示了灵感发生的本质；运用恩格斯关于“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规律”的科学论断，将大脑反映客观世界非线性规律而出现的非常规思维现象界定为与逻辑思维既对立又统一的非逻辑思维；借鉴现代脑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灵感这类非逻辑思维的发生规律、运行机制等。（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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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已由黄山书社陆续出版。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发掘我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该书通过对历代史家习史养德、经世致用和通变思想、忧患意识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历代历史盛衰论的分析，说明关心历史盛衰、振兴国家社稷，是民族史学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二是注意考察各个时代史学思想的社会背景、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该书通过梳理我国史学与哲学等的关系，展现了我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底蕴，从而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三是拓宽了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和途径。该书没有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局限在史学家身上，而是拓宽视野，研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的史学见解，并重视研究少数民族的史学，将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个案研究与专题论述相结合，既有深入的文献研究，又有系统的理论分析。（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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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现代化研究》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的《现代化研究》（第一辑），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以严谨的学风和客观的学术立场，坚持理论思索与经验分析相结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现代化研究》将每年出版两辑，常设主题研讨、学术专论、政治与经济、国际比较、社会文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与政策动向、调查报告等栏目，为研究现代化理论与进程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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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家访谈
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
——访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本报记者 卫庶
记者：故宫是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久前，有关故宫进行“世纪大修”的报道，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您可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郑欣淼：故宫维修是国家的大事。如果说此前投资6亿、费时3年的故宫护城河治理是国家重视保护故宫的一个有力措施，那么，这次从2002年开始的故宫古建筑维修，就是故宫保护维修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在对故宫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基础上的大手笔，也是百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经费最多的一次故宫维修工程。
这次大修本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采取维修保养、环境整治、消除安全隐患等措施，将从整体上恢复故宫在“康乾盛世”时的面貌。到2005年故宫建院80周年，基本完成中轴线上古建筑的保护；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完成故宫重点古建筑的全面保护任务，开放面积由现在的43万平方米扩大到57万平方米；到2020年故宫建成600周年时，全面完成故宫古建筑的内外环境整治和整体保护，使其常规维护全面进入良性循环。
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充分理解故宫古建筑群及其环境是体现“康乾盛世”风貌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时代生动具体的反映；其次，通过高水平的管理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达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最佳结合，以故宫为典范展示我国今天的繁荣富强以及作为世界文物保护强国的形象；第三，将精心组织、精工实料、精益求精作为我们的工作要求，再现故宫辉煌时期的工艺水平，达到让故宫“祛病延年、健康长寿”的目的。
记者：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6.7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宫建筑群。故宫的藏品至少在100万件以上。那么，您认为故宫及其藏品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在这次大修中怎样保持和体现这些特色？
郑欣淼：故宫文物绝大多数为明清皇家收藏，是中国历代艺术品的精粹，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应当始终重视并认真加以保护的。但是，对于故宫蕴含的宫廷历史文化的价值，过去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实，故宫及其藏品的最大特色，就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及日常生活的宫廷历史文化。
对故宫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视，既与对故宫价值与特色的深刻认识有关，也与社会上对清宫历史渴望了解的需求有关。故宫集中反映了“皇宫”、“皇权”、“皇帝”等皇家文化。它真实、生动地保存着皇帝和皇家衣、食、住、行、教育、宗教、医疗、婚姻、休憩、丧葬场所、遗物和制度记载，成为皇家生活方式的标本。它还保存了一些满族习俗，如建筑的“支窗”，外糊窗户纸，曲尺形炕和灶，以及萨满教祭祀仪式等，可以说是满族贵族生活习俗的标本。由于清代距今不远，其历史为今人所格外重视。皇帝到底怎么上朝，军机处是什么样子，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故宫有责任也完全能够向人们提供准确的、活生生的有关场所、实物，使人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故宫在大修中拟增加原状陈列展览，就是为了适应人们的这种需求。故宫近年来在国内外举办的文物展览中，表现皇宫生活及典章制度的文物深受欢迎，已成为一个突出优势。宫廷历史文化的资源十分丰厚，故宫人正在努力挖掘它、整理它、利用它。
记者：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无形文化遗产或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无形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除物质遗产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整个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保护故宫的有形文化遗产的同时，怎样在这次大修中体现对其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郑欣淼：对故宫博物院来说，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任务，既使故宫的内涵有所扩大，也给故宫提供了发挥应有作用的机遇。这正是故宫人对故宫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故宫博物院正从这样几个方面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一，对古代官式建筑技术、建筑艺术的传承。这是故宫的优势。宫殿是古代帝王所建造的最隆重、最宏大、最高级的建筑，是古代帝王权威的象征，故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殚精竭虑而为之，因而代表了所处时代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的最高标准。紫禁城作为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是研究古代官式建筑技术的范例，其建筑门类包括宫殿、书房、戏台、园林、道场等诸多类型，建筑性质涵盖殿宇厅堂、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是研究明清建筑结构技术、空间技术和施工技术的百科全书。它还是研究古代官式建筑艺术的范本，其布局艺术、空间艺术、装饰艺术、色彩艺术，在紫禁城都有系统而完整的体现。传承古建技术对故宫来说还有两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一个优势是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文档。故宫存有清代世袭皇家建筑师“样式雷”家族留下的2000余张包括故宫一些建筑物在内的样式图，还保留了70余具“烫样”，即当时做的约1∶200的建筑模型；清代档案中有不少与故宫的建设、维修有关的档案；《明实录》、《明会典》、《清实录》、《清会典》等都有关于故宫古建筑的记载；1949年以来的维修档案都完整保存着。另一个优势是故宫长期以来一直有专门的维修管理机构和施工队伍，不仅服务于故宫，而且惠及社会。这次故宫大修，决定设置专门机构，对大修全过程跟踪摄影记录，就是为了使古建技术得以保存。
其二，文物保护技艺的传承。故宫藏品丰富、门类繁多，从1931年就开始进行保护维修，出现了不少各具特长、各怀绝技的专门人才，他们曾在许多方面独冠一时，饮誉全国。现在总的来看，故宫的人才队伍尚不尽如人意，传统技艺的传承是个紧迫的问题。故宫已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决心加强工作，使“绝活”后继有人。
其三，对宫廷遗物中一些具有无形文化遗产意义的物品的抢救。例如，故宫存有清末京剧名角谭鑫培等进宫演唱时的唱片，这批唱片不仅在京剧发展史上，而且在体现宫廷艺术欣赏品位上，都是极为珍贵的。它们只有与4000余件当时宫廷中唱戏使用的戏衣、盔头等一起展示，才能全面反映清代宫廷戏曲文化的繁盛。但这批唱片因年代久远，保管得并不理想，急需采用新技术，将其演唱声音还原复制到新型光盘中，以利于长久保存。
记者：您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峰论坛上发言说，“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这里有什么更深的涵义吗？
郑欣淼：这是故宫几代人努力探索与实践取得的共识，也是故宫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由于战争与历史的原因，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曾长期南迁，与故宫分离，1965年台北也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南迁文物中1／4的原清宫旧藏文物。国宝虽分两地，但故宫只有一个。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一个缩影。以故宫为个案，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发。
第一，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对故宫价值的全面评价有一个过程。如对文物概念的认识，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从具体的“古玩”、“古物”到一切历史文化遗存，从有形文化遗产到无形文化遗产，从保护文物本体到同时重视保护它的环境，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而对博物馆性质和任务的表述，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若干次定义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记录。可贵的是，故宫人已经认识到故宫与故宫博物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在努力接受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树立正确的文物观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视野，与时俱进，认真探求故宫的价值，同时使博物院的内涵更为丰富，从而进一步加强文物的保护，突出文物的文化价值，发挥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二，每个博物馆都应找到自己的特点。特点就是个性，就是与众不同之处。找到了特点，就能突出重点，办得更有成效。故宫博物院的最大特点就是皇家文化，是研究和剖析封建专制制度的标本。从这个特点出发，不管是研究它的藏品还是它的建筑，都要突出皇家文化这个重点。例如，研究故宫明清旧藏书画，不能单纯地评估某幅书画作品的价值、作者的地位，否则就与其他博物馆的藏品研究没有多大区别了。而如果与某位皇帝的题跋结合起来，弄清它的流传、收藏经过，就可以从中看到皇帝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这幅作品就有了它的特殊意义。再如，故宫收藏的帝后肖像画中雍正戴假发扮洋人的画像、乾隆着汉装的画像以及慈禧扮观音的照片，从中可以窥探这些君临天下的人物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第三，故宫这类兼文物保护单位与博物馆于一体并带有遗址博物馆性质的大型博物院，一定要注意文物之间的联系性，树立整体保护的观念。故宫的藏品、建筑与蕴含其中的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本来就融为一体，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研究才能深入，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难免陷入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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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条件
梁树发在《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一文中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建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条件。在思想条件方面，文章认为要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提出理论创新的主题，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在社会条件方面，文章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营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在主体条件方面，文章分析了创新型理论家的素质，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成长道路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摘自2003年第2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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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
瞿林东
经过数年的努力，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工作。这对发掘、清理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是很有意义的。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以下称《分典》）约六七百万字，包含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3个部分。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均以问题为经、以论说为纬，其论说则包含综论、分论、杂录等目，各目所收之论说以时代先后编次。史学史部分突出了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宗旨，其事则包含人（史家及与史学有关之人）、事（与史学发展关系密切之事）、史书（含内容、形式、特点等）、制度（与修史有关之制度）等，各项均按年代编次。凡选录之文献，皆有标目和出处；凡同一事而有不同之出处者，则择其有代表性者采用。
关于历史理论，《分典》总括为天人、古今、地理、时势、华夷、兴亡等12个方面；关于史学理论，《分典》总括为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4个方面共26目；关于史学史，《分典》总括为37目，其内容依年代顺序编次。以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3个部分，形成“史”与“论”相互照应、补充的结构，从基本文献上大致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面貌与特点，可供广大读者和专业工作者省览、研究。外国读者也可借此作为全面了解、认识中国古代史学面貌的重要参考。
编纂这部类书，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学术工程。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一件大事。中国史学历史悠久，史籍繁富，史家层出不穷，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不论是史书的内容如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还是史书的形式如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论、史评、史表、史注等，以及史书的性质如正史、野史、家史、杂史、笔记等，都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博大精深和多途发展的品位与气象。但是，在大量的西方史学及其相关理论著作纷纷涌入中国历史学界的形势下，有一种看法竟一度相当流行，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而理论贫乏。这里，通过这部书的编纂，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史学有着辉煌的理论成就。比如，《史通》和《文史通义》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代表作；如《新唐书纠谬》、《史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史学要义》、《廿二史札记》等，都有着鲜明的理论色彩；《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等，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内容。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形式，大多不离事而言理、言道。从《吕氏春秋》到《读通鉴论》和《廿二史札记》，莫不如此。第二，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就作者和著作而言，显得“分散”；就历史脉络而言，却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如分封、郡县之论，从秦朝至清朝，代有所论且愈益深刻；又如君主之论，从孟子到王夫之，论者屡朝不绝，宏论迭出；再如兴亡之论、正统之论等，也是如此。认清了这两个特点，以这两个特点为基础，我们才可能走出误区，不断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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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从成才的“软”与“硬”说起
二月河
学术界有“软着陆”与“硬着陆”两种成才说。“软着陆”好理解，上小学，优秀；考重点中学，优秀；“夫然后”再上大学，读硕、读博、博士后……循序按部，稳稳当当成了精英人才。沿着一条鲜花铺就的道路，走向辉煌。
那么“硬着陆”呢？——站在断崖绝壁，或者在飞机上，身背降落伞，眼睛一闭“豁出去了”，跳下去。这么做当然很危险，然而居然有不少人着陆成功。
就自然科学而言，“软着陆”的人似乎多一些。诸多科学家，无论化学、物理、数学等领域的，“自学成材”摘星者极为罕见。当然也有例外的，如华罗庚。但比起一大群灿烂的“星宿”们，他只算“个别现象”。
说到文学创作这个圈子，情况则大有反转过来的味道。林林总总、高低参差的一大群作家，真正“软着陆”的倒是寥若晨星。成绩平平而不齿于师长、生性好动而不见爱于父母者倒是不乏其人。“软”也罢，“硬”也罢，都是“着陆”了。
看来，不管是怎么“着陆”，里边起决定作用的，似乎是素质。只要素质与机会结合，就像化学反应中的结合又加了催化剂，变异就产生了。新的物种就出现在“着陆点”。
素质是什么？肯定不是分数和学历。它是一个人的内涵，是分量与支撑力。就是“硬着陆”的成功者，倘不耐摔打，不用降落伞跳机，试试看！
“软”也好，“硬”也好，其实治学成才都是勤奋自学与社会机缘碰撞的结果。良好的素质来自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教育，这谁都知道，谁都认可。
但现在似乎过分强调了“软”的一面，社会上关注的是“学历”，然后大家就都一窝蜂地追求“高学历”，学生也就没有办法不把力量集中到“分数”上来。这样，反而有可能妨碍了真正的“素质教育”。
除了“AAA＋X”，应该还有更多的办法。除了卷子考试，应该鼓励我们的子弟多在社会实践中练练把式。这很需要我们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们耗点神，“抖擞”起来。“不拘一格”地教育，才能有不拘一格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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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
赵小锁
司法公正，是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也是司法部门的神圣职责。
近几年来，我国立法机关把司法公正的要求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中，司法部门也制定了相关措施，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做到司法公正。
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和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各种行政、民事或刑事案件。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法、民事程序法和刑事程序法的规定处理各种行政、民事或刑事案件。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无从谈起；反之，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同样无从谈起。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则重视不够。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方面，我国都给予程序公正以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特殊意义上讲，司法公正还应包括形象公正。所谓形象公正，是指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司法人员的身份。否则，就会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某个法官尽管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案件进行了处理，应当说，他实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也就是说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公正的内容。但是，由于该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语言粗鲁、态度专横，由此导致当事人和社会民众对其所做裁判的公正性，即对他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了案件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和社会民众对我国复杂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并不十分了解，对该法官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有时仅仅是通过该法官的言行来进行判断的。这样，由于司法人员对自身的执法形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导致了案件的当事人和社会民众对司法人员所做的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处理结果产生怀疑，甚至导致对我国司法机关执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近几年来，我国已经认识到司法的形象公正对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重要作用，各司法部门都在纷纷制定相关规定，规范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这对提高司法部门的公信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司法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之间，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