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春天来早
李舟
春风诱惑的村庄和鸡鸣
霜雾消失的田野和菜园
从季节的变换中吐露生气
来早的春天
让燕子飞来飞去
我赞美的芭蕉
此刻是亭亭玉立的绿衣姑娘
河溪流淌孩子的乳名
老水牛在耕耘一年最美好的时光
坡地种桑，绿绿的风吹起
田野插秧，清清的水波动
红土地的家园乐在春宵里
豆儿抽芽菜苗吐香
蜜蜂叮着芒果花的二月
向蜂巢捎去甜蜜的消息
如此盎然的南国春意
梦是枝叶做的
诗是鸡爪写的
掂着农事和节气
庄稼人沉醉在劳作中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忆火蛋鸟
王忠民
鸟类中，我最喜欢的是火蛋鸟，这不仅仅因为火蛋鸟如一颗颗火红的星，能够迅疾地飞过夜晚的天空，能够激活我日渐麻木的思维，引起我无限的神思，也不仅仅因为火蛋鸟像在暮夜的乡村中发射的一颗颗信号弹，让人追忆起童年时期伙伴们打响的一次次“战斗”，使我越来越疲惫的心在童趣的遐想中能够重新勃勃有力地跳动起来。我知道，同许多种鸟儿一样，火蛋鸟是专吃害虫的益鸟——但火蛋鸟更是我心灵的益鸟。
走在蛰居已久的都市的大街上，我常常仰望天空，一心期盼着能有几只鸟儿飞过我的头顶。我知道，火蛋鸟是绝不会飞来的，但总该有一两只其他的鸟儿——燕子或者小灰雀能够飞来的吧？！但我常常是望穿双眼，却寻觅不到半点鸟儿的影痕。喧闹把鸟儿赶跑了，居高不下的“污染指数”把鸟儿赶跑了，钢筋、水泥、堆积如山的垃圾把鸟儿赶跑了，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怨气、妒忌、敌视把鸟儿赶跑了。有一次，有两只小灰雀在薄暮时分出人意料地飞入了我的视野——它们小小的翅膀也许被城市厚厚的尘埃压得喘不过气来，落在二楼我家的防护栏上歇息一会儿。我是多么惊喜啊！但它们即刻又飞走了，飞翔得那么匆促，没有半点悠闲和从容，没有半点自由和浪漫，自然也就不会给人以羽尾轻剪天空的感觉了。
每当我寻鸟不着或因为鸟的局促而黯然神伤时，我的思绪自然会飘向我生活在故乡的那段童年时光。刹那间我仿佛又置身在故乡有火蛋鸟飞着的天空之下。试想，一群群火蛋鸟，就像一团团群聚的小小的火苗，飞翔在夜晚深蓝色的天空，那是具有怎样的童话意境啊！
我还记得，数年前我去看父亲。那时，父亲在山里面一座正在修建的水库边办了一个小商店，他就住在商店里。夜晚，民工们走进工棚之后，便有火蛋鸟飞来栖在商店的屋檐下和周围的树木上。山里的夜异常漆黑，没有一丝光亮，黑得使人恐惧。那些鸟儿们像有心灵感应似的，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仿佛一支支暗黄暗红的烛光，替你照耀着夜色，驱走黑暗。我真不知该怎样形容它们，我只以为它们是大师画笔下才有的那种对光焰的印象，它们只能是精灵。有了这些精灵们，大山的夜才不会是死寂的。那时，父亲的生意已经出现了颓势，他的心情十分低落。面对着他，我真不知该说一点什么安慰的话。可是，父亲却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山再黑暗，也不能使一只火蛋鸟失去火色！”这句话如同炭火一般，立刻照亮了我们阴郁的心。也许，父亲就是靠着这句话、靠着火蛋鸟才走到了现在。
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会留下不少的遗憾。前年年底，我回了一趟故乡。故乡的宅子里我植的几棵青松，早已是十分茂盛，十分高大。往年回去时，那松树上落满了火蛋鸟，青青的松枝上仿佛挂着密密麻麻的橘红色的、鸟形的果实，煞是好看。可是这次回去，松树上空空荡荡，一只鸟儿也没有。我的心很惆怅。后来我才听村里的人说：“这里连续两年大旱，青壮年都到新疆打工去了，连鸟儿也上新疆去了。”这句话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幽默，而是“黑色幽默”了。“黑色幽默”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无尽的忧心了。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历史才是最真实的
石葳
王耀东主编的《中国新诗选》，从“五四”新诗出现开始选起，共选了一百零四位诗人的作品。这个选本站在新时期的高度，注重了诗的美学层次，注重了各种流派的异花绽放。从创作学的角度看，只有那些有着美学含量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有美学品位的诗篇揭示的往往有不少是未知的世界，那种跨越历史的美感成分往往是在诗中的那种可言不可言之中。我认为，如果说看诗是否好坏，是否有感染力，审美功能应是第一位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让我们认识世界，不仅仅要有社会功能，在众多的审美功能中人们还是乐于接受诗的陶冶、交流、愉悦、震撼功能，诗歌不仅仅是能帮助你判断、观察，重要的还在于提升美感。从王耀东这个选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中国成立前后与新时期，几代诗人披荆斩棘、艰苦探索的脉络，它基本上反映了新诗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基本面貌。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本集子中有不少诗已经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证明它是精品，有不少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它不仅精美，而且精粹，我认为有不少是能够跨越历史的好诗篇。从这本集子的诗选看，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新诗成就不是小了，而是很大。在这里我不想列举很多，仅举几篇，我所列举的是有代表性的，不是像有些评论家专找一些艺术垃圾来证明诗走进了“死胡同”。王耀东主编的这个集子中对历史上那些已定论的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的诗，我就不多说了，仅举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几篇作品，就说明它是一个高峰。例如这本集子中选了艾青复出之后写的《鱼化石》，还有曾卓的《悬崖边上的树》，这些诗就是拿到海外同那些现代诗歌大家相比也不逊色。人们说诗是心灵的声音，都在这些优秀诗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高质量的篇章是可以标志中国新诗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们看到这本诗选还是遗漏了一些重要诗人，另感不足的是战争年代的一些优秀诗篇也有所忽略，这也是一个重要缺憾，因为不少诗篇是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反映一种悲壮美。希望有新的版本出现。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多味斋
地菜煮鸡蛋
汤佩林
“却说农历三月三，不忘地菜煮鸡蛋。中午吃了腰板好，下午吃了腿不软。”这是儿时听母亲的唠叨。每到这天，无论你是耕是读，母亲这一两个“地菜煮鸡蛋”是要让你吃的。
到了1959年初，我调回湖南株洲日报社当记者。还在“三月三”前的半个月，我母亲就交代，“三月三”一定要回来。当时，我采访农村的任务很紧。农村不通汽车，全靠两条腿跑路。每天一走六七十里，甚至上百里。现场采访，送稿回报社；再现场采访，再回报社送稿。这样循环往复，“三月三”便未能出现在离报社十几里远的母亲的身边。过了两天，我从另一个地方采访完毕，回到报社，传达室老粟便把我引进他的房间，指着一条手帕包着的三个煮鸡蛋，说：“这是前天你爸爸送来的。我看他岁数大，天下雨，叫他在你单人床上睡了一夜才走的。”顿时，我眼眶一热，鼻子一酸，激动之情难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记者似乎越当越“大”。跑出了湖南，跑遍了全中国，还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已经经历过六十多个“三月三”了，我父母早已谢世，而他们这出事关保健的保留节目，却一直由我的妻子悉心“执导”着。
今年的“三月三”，这是我蛰居湖南的丈母娘来京后的第一个“三月三”。毫无例外，起码还差一周，她老人家就叮咛我妻子，要找地菜，要准备“三月三”。我俩也正如闲云野鹤，有的是时间，便满世界找地菜。汽车一直开到顺义、怀柔的田边地头，怎奈北京毕竟不是湖南，一尺见长的地菜，绝无踪影。地里的地菜，还未进入“青春期”哩！
我爱人眼看着今年的“三月三”不得不留下遗憾了。到了黄昏，为谈“北京科博会·2003中国教育峰会”一事，两位总裁约我俩去“湘水明珠”用餐。想不到餐饮将尽，服务员端出一盆水果之后，又端出一盆煮蛋，说：“这是来自湖南的地菜煮鸡蛋，是总经理送给各位祛风湿、健腿功的。”细看那盆中，一尺见长的地菜，青青的叶儿，白白的朵儿，煮出的鸡蛋，同母亲、爱人以往煮出的一模一样。顿时，我眼眶一热，鼻子一酸……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繁花满枝引春光（摄影）
高炳辰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贪贿的“愉悦感”
张子栋
被判处死刑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在接受调查时坦言：“我其实并不缺钱花，有时口袋里放几千元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钱。尽管如此，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都有一种愉悦感。”那么，他的这种“愉悦感”从何而来呢？罗说是因为“官大了就感到荣耀。”可见，其对金钱的贪欲是根植于“官本位”思想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观念，一直以官衔的大小作为衡量人是否有所作为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区别尊卑贵贱和社会等级。自然，“官（做）大了就感到荣耀”！光宗耀祖，不能衣锦夜行；只有显摆给人看，才脸上有光。唯“朱门酒肉臭”最能显示自己已经“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之人”：看到送礼之人踏破了自家门槛，顿觉门楣生辉，“面子”好看，心里美滋滋的，浑身有说不出的“荣耀”；眼瞅着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涌入家门，既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又满足了贪婪的欲望，内心岂不感到无比的“愉悦”？
这种贪贿的“愉悦感”，或许正是许多贪贿分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重要原因。可惜的是，这种“愉悦感”毕竟长不了。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孩子的生命需要何种规则
徐迅雷
北京市中小学生试行新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守则了——原版中的“敢于斗争”在新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被删掉了，“见义勇为”也从《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主动报告”、“学会自救自护”等等。
曾记得，有家报纸刊发了一篇《一枚硬币》的文章，文中颂扬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车轮下抢出了一枚一毛钱硬币，因为他不愿让车轮压过上面的国徽！于是孩子赢得了警察的敬礼、路人钦佩的目光以及作者和报刊的赞扬。孩子的真实动机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文章作者有意无意的人为拔高，体现了一种不应提倡的生命意识。
文章发表后，引起过争议。最终人们意识到，任何时候，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都应该是一个大前提，都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北京的做法值得推广。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天听自我民听”
高深
“您当了几年县委书记？”
“三年半。”“这三年半您最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怕的是老百姓骂娘。”
“再呢？”
“上级的批评。”这是一位“县太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问答。他把百姓的不满列为第一怕，上级的批评则排在第二怕，可谓畏下胜于畏上。我想他大概是真理解了“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这权力时首先要让人民满意的道理。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只顾上级的满意甚至嘉奖，而得不到人民群众认同，那么这个地区的工作肯定有问题。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畏百姓”之说却不多闻。唐太宗虽有“水能载舟，水亦覆舟”一说，那也只是提醒子孙后代，为了保住李家天下，别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而已。搞得太苦了就会官逼民反。相反畏上者倒是司空见惯。记得《岳飞全传》中有个大法官，名叫周三畏。他在审理岳飞一案时，因为不忍心亲手断这一冤案，可又不敢冒丧命之险为岳飞公断，最后取了“七十二招儿，走为上策”之计，弃官逃跑了。这个周三畏“畏”的是什么呢？大概即是《论语》中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吧。其中的“大人”，显然是指居高位者。
畏谁的问题，对一级干部而言，不是个简单的认识差别，而是心目中谁是主人、首先应该为谁负责的问题，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忙忙碌碌，所作所为，到底是在为谁服务的问题。那位不知名姓的县委书记，在治理和建设一个县的时候，不是依赖上级的撑腰和好恶，而是依靠人民的觉悟和信赖；带领一班人治理和建设这个县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得上级的赞扬和青睐，不是为了给政绩加砝码和个人升迁，而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好日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用好权，服好务。这样，他才能时刻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损害百姓的权益和伤害他们的尊严。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见过，生活中确有那么一些畏上而不畏下的人。他们只知道乌纱帽是上头给的，却不知上级能根据百姓的意愿戴之，同样可以根据百姓的意愿给他摘掉。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干部制度的改革，用人机制的建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意测验”，就是要让老百姓打分。有的人只看上级眼色行事，却很少按百姓意愿办事。这种人或许能瞒骗少数领导，却绝不可能瞒骗广大群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连上天的视听都来自小民百姓，而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自然更要以百姓的喜怒为喜怒，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了。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那些只畏上而不畏下的人，头上的乌纱还能戴得长久吗？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苦海”之恋
陈列兢
南国椰岛。2000年。夏日炎炎。
孙薇觉得异常地燥热烦闷，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丈夫犯了邪似的，刚跳出“苦海”又要往里跳。那么倔，那么傻，简直疯了！当初多好啊！
那是1995年，李建生回到老家——黑龙江五常县探亲。这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科班出身、已在南海军舰上工作五年的军官，与县文化馆从事舞蹈专业的孙薇相识。一年后，两个人走上了红地毯。为了丈夫的事业，孙薇毅然决然从祖国最北边随军来到祖国南部边陲，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工。
望着气坏了的妻子，李建生心里也翻腾开了，妻随军来到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气候不适的南方，不就指望自己能多挤点时间陪陪她吗。可自己在军舰上，一个月难得回家两三次；即便回家，有时也是累得倒头便睡；赶上战备执勤，跑北部湾、西沙、南沙巡逻，就会几个月回不了家。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啊！欠妻的情太多太多！可妻并没抱怨啥啊！这次妻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
时光闪回1997年，李建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母校——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班。孙薇不知有多高兴。结婚后，孙薇隐约约也知道了，军舰上苦啊，且不说住不过几平方米，常年在南海巡逻值勤，伴随他的是高温潮湿、狂风恶浪、敌情险情。这下好啦，丈夫考上研究生，总算是脱离了“苦海”。
现在，眼看丈夫就要研究生毕业了，可他却琢磨着回到军舰上去，这不是明摆着撇下我们娘俩不管，要跳“苦海”吗？
瞅着一声不吭的丈夫，孙薇更来气，嚷嚷开了，北京海军军事学术所调你你不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留你留不住，家门口好端端的机关单位都要放弃，你心里头没有我和孩子，也得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啊！
后来，妻晚上睡觉与他背靠背。妻不让他进屋。妻把孩子扔给他。妻跟他干仗，可他就是不松口，活像一条坚硬的铁锚，一头紧紧地与军舰连接在一起，一头深深地扎在那片蔚蓝的海。
最后，孙薇妥协了。她深情地对丈夫说，我大老远地随军来，不就指望能多见见你。可你却忙得整天不见人影。从你们军舰到家门口，走路不过十分钟，可咋就像隔了千山万水似的。我一个人带孩子，实在撑不下去了。
李建生听后心中隐隐作痛，苦笑着问：“那你说咋办？”
孙薇柔声道：“我还是先回老家，带孩子与父母一起生活，好歹有个照应。你在这边也可以安下心来工作。”闻言，李建生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为妻子的理解，也为自己的愧疚。
2000年9月，李建生满腔热情地来到了某护卫舰大队。谁知，一到基层，李建生就听到各种风言风语。有的说，这小子是在机关混不下去了，被贬到基层；也有的说，基层有本科生就够了，这研究生用得上吗？
大队领导没有急于做结论，而是给李建生压担子，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临检拿捕。这项课题不仅该大队没有搞过，而且我国海军也没有搞过。然而，这又是未来海上军事斗争不得不予以运用的一种手段。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参考。
接过课题，李建生心里沉甸甸的：课题这么难，一旦干不好，人家就会说你研究生也不行。他没有打退堂鼓，也不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埋头苦干起来。
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不久，一套切实可行的临检拿捕方案出来了：成立临检拿捕小组，专门熟悉英语、国际法、海洋法，中国军舰吨位小如何克服登船困难，又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实施临检拿捕而又不违反国际法……这套临检拿捕方案，受到了海军各级机关的好评，填补了我国海军的一项空白。
2001年3月，李建生被任命为509护卫舰副舰长。没多久，他便发现，该老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无论是航程测算、对海搜索、炮弹射击，都要靠人工手算，效率低不说，新手还容易出错。
李建生当时陷入了沉思，自己熟悉老舰的性能，对国内外先进舰艇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又比较清楚，加之自己还会熟练使用计算机编程，何不发挥自己的这些优势，编制一套辅助指控软件，使老舰发挥更大的潜能。
经过无数次含辛茹苦的攻关，李建生终于流下了成功的泪水。目前，他设计的这套辅助指挥软件，已在本大队的所有老舰上应用，它使舰艇的作战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争取了数分钟的宝贵时间实施对敌打击。
今年，李建生被任命为某护卫舰见习舰长，但还是正营，快五年了。如果当初留在机关，早就调副团了。对此，他心里压根不去想。在他的前方，还是那片“苦海”！他是多么地傻恋着那片“苦海”！
（作者单位：人民海军报社）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感悟《花儿》
曾坤
春天来了，又到了青海要举办“花儿”会的时候了。不知怎的，心里对它的企盼满盈盈的。
“花儿”系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歌曲。其实，我对“花儿”的痴迷，全源于一首“花儿”，迄今也是惟一的一首。那还是我黄金般的年代——1978年底当上《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们这帮从各省区市选拔来的记者，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来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于是，每年一度的记者全会，大家便疯子般的快乐，孩子般的玩闹。从青海团省委选拔来的小马，每会必唱“花儿”。他用地道的青海方言声情并茂地演唱，每每招来大家满堂哄笑。那包裹着牛羊膻气的乡曲野调，灌到耳中麻嗖嗖的，说不出是一个啥滋味；那有点像藏语的青海方言，像用舌头裹着、喉咙掖着一般，瓮声瓮气的，一句也听不懂。小马每唱一句，都要用青海腔的普通话“翻译”一遍。我记忆里留住了他逢会必唱的那首：“黄河沿上牛吃水，牛影子倒在水里。我端起饭碗想起你，面条捞不到嘴里。”
看得出来，小马非常偏爱这首“花儿”。可当时的我却怎么也品不出其好来，心想，“花儿”原来就这副“模样”？土得掉渣的口头语，哪有诗的美感！比兴手法的运用、抒情直白可以说是粗俗，像去了皮的馒头，让人毫无咀嚼的兴趣。潜意识中觉得小马和这首“花儿”一样：土！
时光过得太快，二十多年像一阵风似地吹过去了！这期间，我从西到东，再由东到南，各种地域的感受，各种场景的体验，各种脸谱的辨别，各种方言的熏染，把我的人生旅途涂抹得颇具沧桑。如果拿现在的我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悟性有所长进，并且也可从这首“花儿”上得到验证。前几天，我在朋友家看到一位当代散文家新出版的文集，无意中在书中发现这首久别的“花儿”，备感亲切。蓦地，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嗅出了其浓郁的诗意来，令人击节称好！
这是一首充满西部地域色彩的民歌，歌词中的“沿上”、“牛吃水”、“影子”、“端”、“捞”等词语，系陕甘宁青一带老百姓的口头语。歌词头一句“黄河沿上牛吃水，牛影子倒在水里”，就把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点了出来，黄河水能照出牛的影子，说明河水清澈，而清澈的黄河水只有在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才能见到，因为黄河水流经甘肃时就变得浑浊了。
一幅多么清幽美妙的西部风光啊！明媚的阳光下，清澈的黄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河两岸绿草如茵，牛羊满坡，不时有三三两两悠闲自得的牛羊来河边饮水，牛影子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里，忽忽悠悠的。大自然的一切是多么的融和淳朴！
触景生情，接着，歌词笔锋一转，直抒胸臆：“端起饭碗想起你，面条捞不到嘴里。”想起那连影子都见不着的恋人，本来就不易夹起的长且圆的拉面条，此时失神丢魂的他或她，更无法将面条从碗里捞起来。想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意境全出。
忘了是哪位文学家说过，文学鉴赏是一种伴随着感情和想象的高级精神活动，感性和理性、体验和判断交织进行。也就是说，没有对这首“花儿”中所展示出的生活和环境的真实体验，没有经历过那种戳心撕肺般的相思之苦，就品味不出这首“花儿”的神韵来。
小马，原谅我当年的自大无知吧！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蝶恋花
王会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