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非洲有个华人酋长
本报记者 黄泽全
前些日子在尼日利亚访问时，听说有一位华人被推举为当地酋长，感到惊讶不已。在非洲，酋长要么靠家族世袭，要么靠民众推选。推选对象在当地人中选择。一个华人怎么会当上非洲人的酋长呢？我慕名拜访了这位名叫胡介国的华人。
酋长，在非洲被称为“传统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出于稳定社会和安定民心的考虑，保留了酋长制度。今天的酋长，虽然失去了往日的显赫，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特殊作用，也享有某些特权，依然受到民众的顶礼膜拜。一个在北京留过学的尼日利亚年轻人说，他们国家不少酋长的子女到英美等国留学，有的还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可以在国外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子承父业，手执权杖，身着长袍，蜗居茅屋，过起“优哉游哉”的酋长生活。
在尼日利亚，胡介国称得上声名赫赫。在拉各斯，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他是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尼日利亚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尼日利亚中国商会名誉会长、尼日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以及尼日利亚国家最高经济参议集团成员。然而，初见胡介国，找不到非洲那种显赫人物的影子或者威风凛凛的酋长形象。他年届半百，中等个子，稍稍发胖，肌肉发达，皮肤被强烈的非洲阳光晒成酱红色，就像个中国农民。在他那宽大的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精明、深沉的眼睛。他声音洪亮，思路敏捷，语辞幽默，展示出社会活动家和成功企业家的气质。
胡介国的经历让人感动。他在国内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工农兵大学生，上世纪70年代到尼日利亚继承父业。他对父亲的纺织厂不感兴趣，便去加拿大学习饭店管理，学成后回到尼日利亚，在一家名叫“香格里拉”的饭店打工。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昔日首都、著名国际港口城市，那里的饭店业自然竞争激烈，但“香格里拉饭店”在胡介国的精心管理下，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段打工经历，既为胡介国在当地创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发展准备了必须的资金。
20世纪90年代中叶，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尼日利亚实行经济制裁，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胡介国投资500万美元，在拉各斯兴建起豪华的“金门大酒店”。酒店开幕式上，尼日利亚旅游文化部长深情地说：“金门大酒店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中国饮食文化，也带来了中国人民与尼日利亚人民患难与共的友谊，共创明天的气概。”自开业以来，金门大酒店以优质的菜肴、真诚的服务和舒适的环境，逐渐在尼日利亚饭店业中脱颖而出。许多外国政要指名到“金门”就餐。尼日利亚总统、副总统、部长、州长及其家人则是“金门”的常客。后来，胡介国又逐步办起“千禧饭店”、“金鸿建筑集团公司”等，拥有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
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一位官员说，胡介国是一个“责己严、待人宽”的企业家。他一年四季穿着T恤衫和短裤，常常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他在酒店里同黑人服务员一道为顾客端菜送饭，在工地上同黑人工人一起搬运砖头。在他的企业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职工结婚，他送钱送礼；职工过生日，他组织庆贺；职工家庭遭遇不测灾难，他将补助金送到职工亲属手中。黑人职工待遇优厚，心情舒畅，都愿意为自己的华人老板效力。他为促进中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做了大量的事情，从不索取任何好处费。中国土木公司在尼日利亚承建的3000公里铁路改造维修项目，就是他出面帮助联系的。这个项目合同金额..6亿美元，是中国迄今为止在非洲承建的最大项目。他还为当地做了许多善事，如垫资兴建了25所中学。鉴于胡介国的重要贡献，经当地民众推举，尼日利亚全国一级大酋长于2001年封他为当地酋长。
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天的非洲已经不再陌生。许多中国人到非洲从事贸易、投资办厂。胡介国的经历，一定会对他们产生有益的启示。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图书帝国”的缔造者
——忆德国出版家翁泽尔德博士
马文韬
去年11月接到翁泽尔德博士逝世的讣告，至今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两年前，翁泽尔德博士请我和妻子到他家里做客，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黑塞和东方哲学。他说他对汉字很感兴趣，但没学过，只会用汉语说一句话：“我爱中国人。”他说得不算流畅，但发音相当准确，充满感情。
翁泽尔德自1959年起主持苏尔坎普出版社工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把苏尔坎普打造成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要想了解和研究现当代德国文学，不能不读苏尔坎普的书。
翁泽尔德读大学时研究黑塞，从事出版事业后又研究歌德，主编了许多歌德的书。这两位德国文坛巨人对翁泽尔德的出版思想有重要影响。苏尔坎普出版社1963年推出的“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充分体现了黑塞关于出版人要与时俱进的论述，即对时尚要有鉴别，要运用好呼与吸的功能。这个系列的第一批书就推出了马丁·瓦尔泽、恩岑斯贝格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一批文学新人的作品。他们充满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作品像彩虹一样照亮了当时思想沉寂、精神彷徨的德国。他们如今组成了蜚声世界文坛的德国当代文学的骨干队伍。这个“彩虹系列”还包括具有创新意识的哲学及其它社科力作，让以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德国思想家走向了世界。
翁泽尔德还充实了“苏尔坎普书库图书系列”，这个系列又名“线上书”，因为书的封皮有一道粗线横贯下方。他本着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遴选出版国内外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它们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必须是最富有个性的。这个系列是一座名副其实的20世纪世界文学和社科经典作品图书馆。从爱尔兰的贝克特到秘鲁的略萨，从荷兰的诺特波姆到墨西哥的帕斯，从法国的杜拉斯到中国的鲁迅，翁泽尔德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图书帝国”。
翁泽尔德把当代文学与社科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把苏尔坎普出版社作为他们聚会、交流和探讨求索的媒介。美国文学理论家乔治·斯泰纳提出了“苏尔坎普文化”这个概念。德国汉泽出版社老板克吕格尔曾感叹说，翁泽尔德不仅不必追随时尚，而且能够按着自己的愿望设计和制造时尚。40年来，彩虹系列已出版2300多本书，销售量高达4000多万册。布莱希特的单本诗集一次印了10万册，他的一些剧本销售量都在几百万册以上。翁泽尔德还把多种口袋书系列定在低价位，让经典作品流行起来。该社年营业额由1959年的80万马克，增长到今天的1个亿，其签约作家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12名，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的有20多名。作为对于联邦德国思想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翁泽尔德与莱希—拉尼茨基和哈贝马斯一起荣获1999年度黑森州文化大奖。
翁泽尔德的去世惊动了他的国家。德国总理施罗德亲自参加葬礼。媒体把翁泽尔德的名字与共和国并列，称他开始主持出版社工作的1959年是原联邦共和国真正诞生之年，他的去世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结束。
我清楚地记得翁泽尔德带我去防弹地下室参观藏书的情景。坚固大门上的开关像是轮船上的舵盘。他双手转动轮盘、打开书库的样子，就像在知识海洋中驾船行进的舵手。随着大门徐徐打开，一排排“彩虹”和“线上书”及各种口袋书系列映入眼帘。人们说，即使其它书籍全遭毁坏，那么用这个地下室的收藏也能完整地重建德国20世纪的批判思想大厦。这显然并不夸张。
翁泽尔德的确是德国最伟大的出版家。他改变了出版家的传统形象。他的出版社不仅在出版当代德国文学，而且在创造它；他不仅是文学出版家，而且是思想出版家。了解和研究德国文学与思想的中国人或许不知道翁泽尔德这个名字，但在他们的书架上绝不会没有他的出版社的书。翁泽尔德及其夫人乌拉·贝尔凯维奇曾让我向他们推荐当代中国作家，但由于语言障碍，这项工作进展缓慢。随着越来越多的苏尔坎普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代中国作家的书会出现在苏尔坎普的书目中。这也是翁泽尔德及其继任者们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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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从鞋机到到手机
——写在蜂窝移动电话发明三十周年之际
张勇
蜂窝移动电话如今在中国被形象地称为手机，但在30年前它第一次面世时，被叫做“鞋机”，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只鞋子。从鞋机到手机，移动电话走过了一条备受关注的成长之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1973年4月3日，世界上第一部蜂窝移动电话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揭开面纱。它的重量为30盎司（约930克），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10英寸、1.5英寸和3英寸。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简直就“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但在当时，它可是一项革命性的科技成果。此前，汽车电话已经存在了好些年头。但是，汽车电话重达30磅（约13.5千克），安装很不方便。电话机放在后备箱，听筒放在车内，还要在车顶上钻个孔以安装天线。数千美元的价格更是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时任摩托罗拉公司总裁的罗伯特·加尔文预见到，可携带的无线电话必将成为一宗“大买卖”。后来，在他的倡导下，摩托罗拉公司每年投资1500万美元用于移动电话的研发，终于在10年后推出了鞋机。
鲜为人知的是，鞋机差一点胎死腹中。就在它诞生前，美国有关当局拟把AT＆T公司的汽车电话技术作为无线通信技术标准，实际上等于把无线通信的控制权交给了这个电信巨头。摩托罗拉公司只好背水一战，即必须在这项决定生效前尽快搞出自己的技术成果。公司把有关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技术主管马丁·库珀指着鞋机的模型，对与会者说：“谁不相信这项工程能够按时完成，就请离开房间。”大家虽然对这部无线电话机之“小巧”感到目瞪口呆，但没有一人知难而退。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工作，只用了短短3天便完成了设计，又用了不到两个月生产出第一台鞋机。与汽车电话相比，鞋机在技术上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从而一举打破了AT＆T公司以汽车电话技术一统无线通信天下的企图。不难推测，如果不是这台鞋机的及时推出，汽车电话恐怕就会作为技术标准得到推广，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必然要走一段弯路。
30年来，蜂窝移动电话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的移动电话与当年的鞋机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它的体积大大缩小，小到可以握在掌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手机；重量大大减轻，最轻的约为4盎司（约120克），与一只柠檬差不多重。更大的变化还在内部。手机早已不再只是单一的通话工具，而集MP3播放机、收音机、游戏机、数字照相机和录像机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于一身。3月底在美国举行的“数字化媒体高峰会”
上，一家美国公司宣布即将提供全球首创的手机电影服务，即把电影通过该公司的高速数据网发送到用户的诺基亚3650手机上。这种新手机的用户还可以从网上下载电视新闻和体育节目，用内置的录像机拍摄图像片断，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人。可以断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更新，手机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作用将与日俱增。
近些年，世界范围内的手机用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如果说当年笨重难看的鞋机只是少数有钱人的专有享受，那么如今轻巧美观的手机却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据统计，2002年全球手机销量为4.23亿部，全球手机用户已达10亿人。手机用户在美国超过人口的一半，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接近人口的八成。在世界其他国家，手机用户正在高速增长。摩托罗拉公司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2002年第四季度的手机销售收入为33亿美元，远远超过加尔文总裁当年的估计。他曾满怀信心地预测，移动电话每年会给公司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
蜂窝移动电话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它的后劲还很足。最近在纪念这一重要发明时，“移动电话之父”马丁·库珀再次成为公众焦点。这位74岁的老人正领导着硅谷的一家通信公司，为研制下一代手机而探索。他认为：移动通信领域的下一次技术飞跃将是通过宽带高速上网；未来的移动电话小得可以藏在耳后，用户想到通话对象时便会自动拨号。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不过，时光倒转30年，又有谁能想到鞋机会变成今天的手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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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木鞋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每年接待的海内外游客达数百万。为展示荷兰的文化和风俗特色，阿姆斯特丹市附近建造了民俗村，其中的木鞋展示和制作尤其受欢迎。走在民俗村，木鞋随处可见，甚至路上也可以遇到（见图1）。在纪念品商店，游客纷纷选购做工精美的木鞋（见图2）。还有民间艺人现场制鞋，引来众多游客观看（见图3）。（刘福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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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风情
森林里的野餐
——芬兰采访散记（上）
王明毅
芬兰人好福气，33.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有2／3的面积被森林覆盖。也许是因为人类最早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人们喜爱森林就像鱼儿喜爱水那么自然，那么一致。这次在芬兰采访，每当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时，看到公路两侧浩瀚的大森林，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真让人从心里喜欢。
在坦佩雷市采访时正好遇上周末，主人安排我们周六下午到大森林里去野餐。该市旅游协会派来一名专职森林导游曼都小姐。她穿着牛仔裤、T恤衫、运动鞋，背着个大背包，朴实无华，除了一头金发，和中国女大学生没什么区别。走进茂密的大森林，空气格外清新。矫健的云杉、挺拔的松树、端庄的白桦之间，时而有小松鼠蹿来蹿去，可爱极了。没有路，大家排成一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尾随在导游后面。地上是厚厚的腐殖质，踩上去像地毯一样柔软。曼都说，现在是秋季，林中的小鸟都飞到南方去了，所以特别安静。
她介绍，芬兰人非常热爱森林。早在100多年前，芬兰就有了森林法，严格地保护森林里的一草一木。法律还规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森林，都要对公众开放。曼都说，女人们发现小孩子爱吵吵嚷嚷，就带他走进森林。孩子倾听森林的声音，看林间的花草和小鸟，就会变得温顺安静。老一代的芬兰人相信，上帝是住在森林里的。
曼都边走边讲，不觉间领着我们走出森林。眼前忽然一亮，面前是一个森林环抱的湖泊。正是夕阳西下之时，碧蓝的湖水闪耀着金色的阳光。我们好似融入了一幅精美的风景油画之中。在一个专供野餐者使用的小木屋里，曼都从背包中掏出准备好的木柴，生起火，又到湖边提水，烧茶做饭。天渐渐暗了下来。在火光中，大家吃着烤热的香肠，喝着茶，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曼都与其他几位芬兰姑娘唱得最精彩。她们极为自然地分成两个声部，合唱颇有水准。我们虽然听不懂，但觉得歌声和谐又轻快，十分悦耳。
当我们收拾好所有废弃物起身返回时，已经是满天星斗了。大森林里一片漆黑，静得有些吓人。曼都仍然走在前头。大家默默地跟着，有人还略微有些紧张。忽然，一阵悠扬的风笛声从远处传来，乐曲轻快而富有节奏。哪儿来的笛声？大家顿时兴奋起来，直到走出森林才发现，原来是曼都在吹着一个小小的风笛。那是一种北欧的民间乐器，竖着吹。在欧洲的神话故事中，它是森林之神喜欢用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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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旅人心语
欧洲的悠闲
王君朝
欧洲的城市大多有相似的中心广场：石子铺缀，边上有教堂，有钟声，有喷泉雕塑，有露天的啤酒桌、咖啡茶座，间或还有一处处精巧而古朴的巧克力店、面包房、时装店。广场前“哒哒”驶过的马车，不时掠过的鸽哨声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温馨悠闲的生活图景。
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在布鲁塞尔，广场上觅食的鸽群，温柔而熟稔地逗留在欣喜的游客手掌上，相熟悉和不相熟悉的人们在街上走过，脸上都流露出快乐和闲适。每逢周末或假日，广场便是青年、老人、儿童、妇女悠闲活动的天地。有的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轻声交谈，有的独自坐在那里优雅地翻着书报杂志，有的索性闭着双眼享受日光浴，还有的就坐在那里双臂伸展仰望蓝天。就连狗都悠闲地跟随着主人不慌不忙地从这一店走进那一店。
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团聚在餐桌旁，喝着啤酒，吃着烧烤，空气中弥漫着芳香。大家边喝边聊，畅快淋漓，在悠闲中享受亲情友情。欧洲人这种悠闲的生活态度，引人思索。
其实悠闲包含着一种人生态度。人们究竟是生活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生活，我不能对两者做出简单的判断。如果在追求物质文明和富裕生活的时候，真正懂得了生活的含义，那么人们才会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人们的一切努力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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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葡萄牙马车博物馆
朱兵
在国外访问，一个经常性的内容就是参观博物馆。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回味起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国家马车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精品博物馆，令人难以忘却。
这座马车博物馆位于里斯本城的西区阿奉索·阿尔布盖尔盖广场的东北角，邻近总统府贝伦宫。博物馆里陈列着16世纪—19世纪以来的葡萄牙皇室或贵族专用马车共48辆。同时还配套收集、展出了各种皇室和贵族专用的骑士制服、马具等，以及一整套用于马术比赛的器具，还有皇家乐队的乐器和马夫、随从的服装等。这些展品不仅为来访者勾画出一幅欧洲近代以来宫廷的生活图画，更对观众了解欧洲近代以来运输工具的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直观的概念。
在这些展品中，最早的一辆皇室马车被称为腓里普二世马车，极为罕见。为1619年西班牙国王腓里普二世访问葡萄牙时所乘用。它是一辆六匹马拉的木轮车，车厢宽敞，皮制的顶棚用金线缝制，车厢里用红色天鹅绒铺就，座位下有长途旅行时用来垫腿的软凳。这种车的设计总体上来说比较简单，没有雕饰，装饰也不豪华。它的缺陷是四只车轮一样大小，直接连在主轴上，行驶不太灵活；而且没有减震设计，也不太舒适。另一个缺陷是没有设置马夫的座位。马车走起来时，随从马队中紧靠车厢旁的一个人负责赶车，或者驭者直接轮流骑在最前面的两匹马的背上驾车。
展品中的另一辆是18世纪初里斯本红衣大主教的专用马车。它是17世纪末期葡萄牙皇室在法国定制的，做工精致考究。车厢外表的中部描绘着代表名誉、博爱、真理、正义、希望、智慧的图案，四周是代表四大洲的图案，表现出当年政教合一、共同分享权力的时代特征。车厢的门上绘有红衣大主教的徽章。这辆车与前者相比，技术上有了发展。它的前轮很小，上面有一个红金丝绒的驭者专座。前轴用两只钢圈与车梁相联，转向灵活。车梁是一个斜卧着的铜铸的人体，车厢采取悬挂的方式，用弹簧片与车梁上的一块铜板相联，以减少车厢的颠簸。
18世纪后出现了一种叫作“柏林式”的马车，逐渐风靡全欧。这在马车制造技术上是一次革新。它的主要特点是车厢采用两根坚固的皮带悬吊并固定在前后车轮之间，皮带与车轮间通过一个机械装置来转动，后轮上还装有一个有齿轨咬合的刹车。这种车看上去更加轻便，车厢与车轮间采用弹簧片装置，减震性能较好，行驶起来更为灵活、舒适。
博物馆中不少展品都采用了这种制造技术。其中典型的是一辆皇冠马车，它是18世纪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在巴黎定制的，作为自己的座驾。它的车厢顶上装饰着一个铜制王冠，四周是几个金色的铜制飞龙，象征着王权的至高无上。
在这时期的马车中，豪华装饰成为一个突出特点。有的车采用洛可可风格装饰，精雕细凿，配以彩绘、琉璃，极尽奢华。还有一种车看上去是一件完整的木雕作品，车的前后配有人物雕像，木雕与车轴、车轮、车厢浑然一体。在这些雕刻、彩绘作品中，不难看出当年葡萄牙作为全球殖民霸主之一的心态和痕迹。展品中有一辆制作于罗马的马车，由葡萄牙艺术家设计。1716年若昂五世国王将包括此车在内的一个特制专车队送给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以炫耀其拥有广袤帝国的皇权威仪。特别是车后有一组巴洛克风格的金色木雕群像，中间端坐着的是象征里斯本的女神像，左边一尊手持号角的名誉女神正在给她戴上王冠，右边是骑着一头大象、手抱鲜花和水果的丰收女神。在她的脚下，有一条象征着王室的飞龙，还有两个被征服的、赤裸着上身的奴隶：一个是头发卷曲的黑人，代表非洲；一个是蓄着长辫的中国人，代表亚洲。看到此处，身为中国人的我，内心不禁涌上一股痛楚和苦涩的感觉。
这也许正是博物馆的功效。你既可以从它的展品中看见精湛的艺术和创造，看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沿革，也可以看见人类历史的辉煌业绩和斑斑劣迹。但不管怎么说，葡国的这种对待文化遗产的认真态度，这种专题性、系统地收藏和展示的方法，不无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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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巴纳韦高山梯田
陈一鸣 刘以爽
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省巴纳韦镇附近，有一处著名的古代奇迹——巴纳韦高山梯田。2000多年前，菲律宾古代伊富高人完全借助肩扛手扶，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修建了这个如今被世人称颂的“世界第八大古代奇迹”。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巴纳韦高山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巴纳韦高山梯田不仅是一道壮丽的风景，而且反映了古代伊富高人在工程方面的天赋。由于山坡陡峭，这里最大的梯田只有1／4公顷，最小的不到4平方米。梯田的外壁全部用石块筑成，最高约达4米，最低不到2米，总长度达1.9万公里，所用的石料比古埃及金字塔还多。盘山台阶似的梯田层层升高，条条灌溉水渠自山顶蜿蜒而下，淙淙流水渗入梯状稻田，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风光图令人心旷神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菲律宾古代先人的伟大杰作，由于长期的乱砍滥伐和当地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威胁。据环保人士称，目前一半左右的梯田可能已经不复存在。8年前，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把它列入濒危遗产名录。
由于上游的森林全部被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下游水稻梯田复杂的灌溉体系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种植水稻收益很少，年轻一代的伊富高人对此已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宁愿像大多数菲律宾人一样，要么到国外去打工，要么给游客当向导或司机，这样挣钱要容易得多。
针对巴纳韦水稻梯田面临的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发出警告，如果这一古代奇迹在未来10年内得不到恢复，将有可能把它从文化遗产名录中取消。该组织要求伊富高省政府尽快拿出一套妥善的方案，来保护巴纳韦水稻梯田。
专家们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指出，巴纳韦水稻梯田确实受到了一些物理侵蚀，但对文化价值方面的蚕食更为严重。专家一致认为，保护方案首先要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因为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文化景观，要保护和修复的不仅包括水稻梯田本身，还有与它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内涵，比如伊富高人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
作为菲律宾的象征，巴纳韦高山梯田早已成为该国货币上的图案，但这一奇迹所在的地区如今却极为贫困。当地的一位村民瓦伦迪纳·纳班说，他所在的村子里共有24户人家，光靠种植水稻是无法生存的。作为一个7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32岁的纳班必须经常到市镇上出售一些手工艺品，以换些钱来供养家人。只靠种植水稻根本养活不了巴纳韦地区的数千居民，如果找不到其他能够增加收入的途径，保护古代遗产只能是一句空话。
菲律宾主管旅游的官员里夏尔·戈登认为，如果通过发展旅游业等方式使经济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让伊富高人重新回归土地还是很有希望的。他说，“我们会竭尽全力说服他们种植水稻，并且政府会向他们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现在有关方面已经拟定了一套保护伊富高人的传统文化和当地自然环境的方案，大约需要20亿比索（约3700万美元）。为此，伊富高省省长泰德罗·拜格莱特经常亲自跑到马尼拉向菲律宾政府寻求财政支持，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予以援助。人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闪烁着古代伊富高人智慧的巴纳韦水稻梯田能够再次充满盎然的生机，重现往日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