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文化菜单与文化家底
——访冯骥才
徐怀谦
冯骥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近日，记者就流行文化、民间文化与民族精神等问题采访了他。
记者：有人说，现在不少孩子是吃肯德基、麦当劳，看NBA、好莱坞长大的一代，对他们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念表示担忧。你怎么评价这种现状？
冯骥才：一百多年来，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共有两次。五四时期，大多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是陌生的，但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沿，选择介绍的都是世界文化的精华。像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茅盾写《西洋文学》、巴金译屠格涅夫、刘海粟介绍西洋美术史，都是很系统的。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与五四相比有两个不同：一、接受文化的主体不同。五四时期，面对外来文化，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这次则是普通民众，而且他们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期待心理，甚至认为外来文化新鲜、新奇。这个甜头我们尝过，那就是盛唐，当时经济强势，借着劲，我们的文化沿丝绸之路也传到了西方。二、外来文化的内容有变化。这次传入的外来文化，其中坚力量是西方流行的商业文化，这种娱乐性的、粗鄙化的、沙尘暴式的流行商业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使得国人来不及挑选，它们就一股脑儿地进入了中国。这种商业文化在西方已经非常成熟了，加之它知道接受者的心理，擅长市场运作（包括媒体炒作），所以从超市到肯德基、麦当劳，从NBA到好莱坞，迅速占领了我们的文化市场。
这种商业文化，有两种主菜。一是名人。因为名人是最好推销的商品，比如名人轶事、绯闻都变成可以炒作的由头。二是时尚。市场制造的商机，为时尚带来无限可能性。
这种商业文化包含西方的价值观，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现在普通中国人的菜单就是外来的商业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因其特殊的历史的原因，是通过港台进来的，在港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它跟整个年轻人的喜好、审美融为一体，中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我们的文明受到伤害。我们要的是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拒绝商业文化，但对它的负作用要有充分认识。流行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光荣感，不珍爱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为操守，甚至糊涂地认为传统文化是过时的，是旧的。
记者：这种认知，和您眼下正在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冯骥才：我关心我们传统文化载体的命运。传统文化的载体分两部分，即典籍的精英的文化和民间文化。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基本是在精英文化里面，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民族的特征、民族的凝聚力则是在民间文化里面。目前看来，精英的典籍的文化没什么大问题，比如我们的二十四史，我们的全唐诗，这些都是有文字记录的。但民间文化受到很大冲击。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转型期，农耕文明逐渐消解，转入现代工业文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类创造的文明却不能同时瓦解。实际上，随着农村的乡镇化、乡镇城市化和城市工业化，原来的文明架构松散了，大量的民间传承丢失了。所以对于我们的民间文化，抢救是很紧迫的。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我们对庞大、灿烂的民间文化缺乏整理，家底不清。我们有责任对迅速消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它整理出来，建立起民间的《四库全书》。
记者：具体工作将如何开展，要用多长时间？
冯骥才：这个工程是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跟文化部的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链接起来。首先是普查工作，即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艺术进行“地毯式”的普查，这次普查是文字、摄影、摄像三位一体的普查，这样我们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仅是文字记录，而且是可视的、可听的，是动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其中有价值的、经过专家鉴定的民间文化遗产报给文化部，由文化部提出保护的方式。比如建立生态保护区、建立博物馆、出版书籍、挂牌民间文化之乡、给民间的艺术家授衔、申请人类文化遗产等。最后，搞一个民间文化的分布地图集，这样对一个省、一个县的文化资源，我们就能一目了然。这个工程差不多要用十年。前五年主要是普查，后五年是整理。
记者：这会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冯骥才：前些年，我一直在做城市文化保护的工作，我把天津的历史遗存调查了一遍，那是一条街、一条胡同地调查，的确很苦。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范围更广，像民间戏曲、民歌、民间年画、民间剪纸、民间皮影等等，都需要抢救，所以会是一件更艰苦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它已被列入中宣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同时中国民协网上有不少大学生希望到最偏远的地方去调查，所以我一点也不悲观。这个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经过我们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做，加上大家不断地投入，最后是会成功的。
记者：除了查清家底之外，这项工程的意义还有哪些？
冯骥才：我们的传统，是通过非常民间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有两个精神，一个是历史精神，一个是文化精神。我觉得中国现在非常缺的就是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法国人。1980年马尔罗任文化部部长的时候，法国搞过一次文化大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悉数登记。之后，法国人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设为遗产日。这个行动在欧洲被广泛借鉴，很多国家也设立了遗产日，以表达每一个城市、城镇居民对先人创造的虔敬之情。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顶礼膜拜，对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有一种自豪感和光荣感。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闭起来，但也不能因此丢掉自己的文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强化我们的文化主体，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想，这才是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意义所在。（附图片）
（冯骥才漫画像 丁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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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数荐不纳
鲁先圣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一个有关毛泽东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折射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内真挚健康的民主生活。
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同周恩来商量，要周恩来筹备建立国家文史研究馆，以便安排那些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先生们。不久文史馆就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被聘为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一起被聘为副馆长，一批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很显然，当时毛泽东建立文史馆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名宿安排一个领工资的地方，或者说是国家养士的地方。可以领工资，又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自然有许多人心向往之。
这个时候，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了毛泽东，也想到北京去当文史馆的研究员。李淑一大概没有想到，她给当时的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情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的信里，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毛泽东不是不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推荐了，原因是他已经“数荐不纳”了，荐了几个都没有批准，还好意思再荐吗？这里我们发现，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所以他想，如果再荐了还是不被录用，还不如不荐了，干脆自己解决问题，从自己的稿费里拿钱帮助她的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分析：首先，李淑一作为烈士的遗孀，生活有困难，理应得到妥善的照顾。毛泽东推荐她任馆员理由是充分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私人朋友关系。其次，如果毛泽东感觉从名望和地位上李淑一不适合做馆员，完全可以安排做其他的工作，解决生活问题。但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他把这件事情当做私事处理了，从自己的钱里帮助她。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共和国开国之初，有着什么样的健康体制和民主气氛。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是国家主席，一个并不是要害部门的单位，竟然把他的推荐数次拒绝，而在当时，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毛泽东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丝毫没有去想这是对自己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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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人近况
奋飞的晚霞
——苏叔阳近况
李竞发
轻轻翻阅着溢出油墨香的新书《苏叔阳文选》（六卷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听病中的苏叔阳和夫人左元平亲切地叙家常。刚沏的绿茶散发着清香，书橱里丰富的藏书，壁间悬挂着李可染大师的《漓江烟雨图》和启功老人的书法条幅：“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书桌上方悬挂着主人亲手绘的《猫趣图》，画着一只活泼的猫咪憨态可掬，妙趣天成。主人伏案过久略感疲倦时，看一眼猫咪，似可恢复精力，再继续写作下去。案头放着文房四宝和未写完的书法作品。可见作家是多么酷爱书法丹青。
苏叔阳1938年生于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医研究院工作。1978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秘书长。1978年他发表话剧剧本《丹心谱》。他的电影剧本《夕照街》也同样深受欢迎，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话剧剧本《左邻右舍》、电影剧本《春雨潇潇》、《盛开的月季花》、长篇小说《故土》、短篇小说集《婚礼集》和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等。他1984年的短篇小说《生死之间》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94年4月苏叔阳患肾癌，切除了一个肾。人皆谈癌色变，精神压力很大。但苏叔阳带病创作，成果丰硕。手术后四个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苏叔阳散文选》、《苏叔阳理论文集》。苏叔阳说：“对疾病，最重要的是，第一，别怕；第二，乐观。良好心态可却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要热爱你所从事的事业，与时俱进，才能永葆创作激情和活力。生活前进的步伐太快，知识更新的节奏太快，稍一懈怠，就成为生活的旁观者和时代的落伍者。我们要全身心地融入民族的情感和心灵，塑造民族的精神和魂魄。我要排除疾病的干扰，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由于肾癌病灶的转移，苏叔阳最近又查出肺癌，他照样从容应对，潇洒起居，散步写字，自得其乐。作家久病七年多来，创作二百多万字，出书七本。两本书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一书，荣获中国图书奖、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中国读本》一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还有影片《伟大的朋友周恩来》、话剧剧本《月光》分别获得百花奖、华表奖等。
苏叔阳说：“对生活要有激情，对疾病不要忧愁烦恼，要珍惜生命。现今我们已步入老年，我们社会也开始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思想更成熟，更富于经验。白发当花看，人生是一首诗。时常是这样：血与火的往事，爱与恨交织的情感，在我脑海中相互撞击，使我寝食难安。冷淡的人不适合写作，作家要有能点燃别人心灵的激情之火。要把整个生命豁出去了，拼，这样，留给你的只有拼搏后的快乐。”苏叔阳每天除写作，就是看书，有时也挥毫临池；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常至凌晨。他经常到公园、街头散步。
说到散步的好处，苏叔阳侃侃而谈：“走路只需要大地和自己的两只脚，投入的只是一双鞋，天地间还有比这更划算的运动项目吗？最简便最廉价也最实用的莫过于走路健身。走路运动真神奇，超标体重能降低。血压升高得控制，中老年人最相宜。散步走路是我常年坚持的保健必修课，今后还要坚持下去。”
谈及书法，苏叔阳说：“练习书法如同打太极拳，不仅提高审美情趣，而且有益身心健康，愉悦调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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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风一枝
桥
俞律
我爱在南京城里的河道畔散步，因为每踱过一段不长的里程，眼前便会突然亮起来，一架由此岸通向彼岸满载着光的桥就横在身边。杂沓的车辆和行人披着光向各自的目的地前进。我于是便想，如果没有桥，人们在摇摆不定的船上向彼岸摆渡，会损失多少自尊啊！
于是古人造桥，今人造桥，有的桥架在小河上，有的桥架在大江上。桥越来越多，人们就会问：“中国哪一座桥最大？”我作为南京居民，会很有把握地回答：“当然是南京长江大桥！”然而最近读报，才明白自己双手捧着的原来是老皇历。请看，报上说，镇江和扬州广阔的江面上正在架桥，它叫润扬大桥，全国第一，世界第三。
我是扬州人，虽然久客南京，而儿时旧梦还分明能记。儿时随父母从扬州去上海，总要先经六圩上大小轮渡江到镇江转火车。其时在渡船上凝望浩瀚大江，只会惊叹大自然的伟大，却总想不到人们几十年后会在如此伟大的江上架一座同样伟大的桥。
现在，润扬大桥真的正在建设中，我多么想去体验一番工地上的热啊！而当我踏上工地，才明白这里的热已不是过去那种高唱劳动号子的大兵团作战了；现在的工地上的热是高科技的集中放光。我全神贯注地聆听工程师口若悬河的工程介绍，那一连串的数据就是科学结晶成的诗。在介绍建桥概况的一本大册子的扉页上载着一首名为《桥上的视界》的诗，第一段云：“桥给人不一般的视野，／在水云间挥霍巨匠的灵感，／又似曲谱上的连线，／桥上的人婉转成一枚音符。”这就油然引起我的畅想：当大桥建成之日，我要从镇江作为一枚跳动的音符，穿越大江，回到故乡扬州去，把大桥当作诗畅读一番。
现在我要先登上高二百多米的南索塔去体验桥上的视界了，电梯上升了几分钟才临塔顶。我好比雄鹰展翅飞上了高山之巅，俯视江南江北，来回味《桥上的视界》这首诗的第二段了：“桥是凌波蹈虚的路，／载上两座古城的重托，／再负上万众的期待，／还能以腾空的姿态走着。”
我们写诗文不也和搭桥一样吗！我们是在自己前面搭一座通向读者精神之桥，有的读者近在咫尺，有的读者远在天涯，那么，搭在我们和读者之间的桥，比润扬大桥要大许多倍。然而我们搭的精神之桥能像润扬大桥这样坚实、这样壮观、这样高大、这样耐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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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我是来炼金的
瞿翠霞 陈文之
在河南卫辉张武店村委会办公室里，霍清廉一身地道的农民装束：灰衣、布裤、脚穿一双圆口鞋，一脸农民式的憨厚，样子很朴实。单从外表，已经看不出省城儒子的翩翩风范了。然而，当你坐下来与他交谈时，方见他依然书生气十足。
和好多人一样，我们对霍清廉的做法充满了疑惑：一个硕士研究生，身居省城，在团省委有一份舒适的工作，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向大城市奔涌，而他却偏偏作出了逆向选择——辞掉了工作，跑到了农村，且一干就是十一年，当一个“村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霍清廉是这样回答的——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拾粪、打草、种地样样都干过。农村真苦，农民真苦。为跳出农门，我拼命学习，考上了大学，分到省城，成了村民们羡慕的对象。然而，我始终都没停止过对农民命运的思考。中国近十三亿人，有将近九亿是农民。我们总是一提农民和农村就是愚昧落后。那么，谁去改变他们的现状和命运？我的观点就是知识分子第二次下乡，用科学为农民开路。可能会有人笑我，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怎么样？而我在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为他们实实在在办点事。
有一次，一位记者来采访霍清廉。问他，你是来镀金的吧？他说不是。又问，那你是来淘金的吧？他说也不是，我是来炼金的。霍清廉所在的张武店村，有六百户人家，二千四百口人，人均耕地只有一点五亩，经济结构是种植加养殖。目前村里的企业数量近三十个，人均收入达到三千五百多元，较前增长了不少。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科技兴村。村里创办了农民科技讲习所，他管它叫“农民培训工程”。除了教育农民要规范生产，诚信守法外，主要是进行技术培训。通过放光盘，请专家讲课等途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村里一个老太太说：“听了北京的专家讲课，最起码我知道了俺家的兔是咋死的。”2000年正月初五晚上，村里一个叫赵孟亮的村民拉霍清廉上他家喝酒。赵孟亮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妻子对霍清廉说：“别管他，只管让他喝个够，他心里高兴，今年养獭兔，一下子赚了两万多元。”清廉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动力，这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原因。只要张武店的村民欢迎他，他愿意干一百年，把张武店建设成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庄。
曾荣获“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的霍清廉，淳朴依旧，书生气十足，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虽然他选择了一条十分艰辛的道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大道上，将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与他同行。（作者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新乡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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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研朱墨作春山
——陈大章和他的山水画
米祯祥 张朝素
陈大章先生早慧，有画名。先是主攻仕女人物画，1931年十一岁时获北平市少年书画大赛一等奖，十五岁进荣宝斋挂单卖画而赢得“神童”美誉。继而力攻梅花百卉，又有“玉色独垂”的盛誉。近年转而主攻山水创作——水墨、青绿、泼彩、金碧、界画……赢得了“同侪中罕有其匹”的高评。
清代石涛称，舍笔墨无以成画。恽南田言：“有笔有墨谓之画。”今人称，国画的笔墨性是国画的艺术本体性。勾勒、皴擦、渲染与构图，这些基本国画技法的运用无一不依赖于笔墨，客观物象的图写与画家思想感情的表达、诗意化意境的开拓都离不开笔墨。大章先生执着于山水国画艺术创作的惟美使命，提按、点擢、顿挫、正侧、拖逆诸多笔法，信手拈来，追得上势环险壑、万仞千重山体形象表现的需要，回应着涌螺点翠、万流争发水势的呼唤。而且，他的画面图像，峰回势转，全在用笔正侧顺逆之间；阴阳向背，不出勾皴点染之外。但是，中锋浑圆之妙，侧锋险峻之奇，逆锋奇谲之味……种种用笔的艺术效果往往错杂间出，从而在充分挖掘笔法艺术表现力的同时，还为国画笔法的创新运用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俱美。陈大章的山水画，取景不论南北，写实别立四时。北国长城、长白天池、泰山、华山，南方黄山、青城……或巍峨俨然，或氤氲郁秀，源清本正；四时气韵不同，春天景物气浊色丽，夏天气浮色润，秋天气爽色浓，冬天气凝色枯，各得其妙。他的山水，雄浑苍茫，大气磅礴，有的是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读他数画每变的北国长城，从雄似东方苍龙的形象中不难领略到祖国的雄姿英发。
略观大章先生的山水创作成就，大有花树已成醉后之春的气象。笔、墨、意、象四者之中属于他特立独行的，首推其笔法、墨法运用不拘一式，形象意蕴中读得出客观现实的音响。其次是大章先生不单熟悉笔墨，而且经过守法变创的历练，进入了“拆骨还父”的阶段。所以画泰山十八盘能涩中带润，柔中呈健；写黄山仙境、庐山观云可以彩墨酣畅，满纸氤氲。再次，他的创作是写实的、客观的，同时也是理想的。大章先生是写实主义者，同时也是惟美主义者。他用画笔演绎的不仅是“笔落千岩秀，心容万谷幽”（欧阳中石题赞）；而且是“只研朱墨作春山”（启功题赞）——立志作一个人民喜爱的艺术家，为祖国的美山胜水写真立照！（附图片）
（下图为陈大章山水画近作《泰山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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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吓唬
刘焕鲁
在社会生活中，不乏吓唬与被吓唬的事例。比如报刊披露说学术界流行许多网语似的新名词，各类学科的专用名词大串连也不少见。《机械学》里的“切割”竟变成哲学用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引起工业发达国家广泛关注的“后现代化理论”一词“化简”移植到各种评论里，莫名其妙地变作“后现代”，人们批评这些词“玄乎”，“玄乎”就吓唬人。再比如，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刊物，要求作者投寄论文时须附上英文的标题、摘要及关键词，说是与“国际接轨”。但“论文”发表之后，“银河”译为“牛奶路”令人大跌眼镜的笑话一则又一则，连英文国度里的公民也被“吓唬”住了。
世上的任何知识都最忌掌握者的半懂不懂、不懂装懂或者卖弄。凡“卖弄”，就吓唬人；凡“吓唬”人，必卖弄。遗憾在于渐成“时尚”，成了社会生活中诸多方面的“普遍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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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胡雪岩的悲剧
贾永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了一部描写清代名将左宗棠的长篇历史小说《名将吁天记》，其中写到有位帮左宗棠筹集军饷、药材，收复新疆的神州巨商，便指“红顶商人”胡雪岩。
近日，我带着扩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心愿，踏访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胡雪岩旧居。这位荣任布政使，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的江南巨贾，生前奢华到了极点，用了整整三载春秋，花了三百万两白银，在十点八亩的风水宝地上建了这座豪宅，创下了江南园林胜景之最，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瑰丽壮观。没想到胡雪岩享用不长，便江山易主。胡雪岩是权臣李鸿章与左宗棠斗法的牺牲品，当然，恃才傲物，性情乖张，固执己见的胡雪岩也有他的性格悲剧，但他终归是左李争锋的祭品；他又在与洋商生丝大战中惨败，致使这位精明过人的江南首富于一八八五年猝死于潦倒与忧惧中。
胡雪岩的悲剧昭告世人：除了政治斗争的因素外，骄横无忌，骄奢无度也是其自毁的导因。成由勤俭败由奢，便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