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天地
从郭小川看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发展
陶保玺
新诗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一系列的探索和实验。如何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使新的艺术形式在表现火热现实生活中发挥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郭小川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探索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曾进行一场旨在发展新诗的艺术形式大讨论。然而在大量创作活动中，人们却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导思想，衍变为仅在当时的大跃进民歌和学习领袖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郭小川新格律体诗的出现，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不仅证明了新格律诗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雄辩地证明：较之自由体，新格律体非但毫不逊色，而且亦不像某些批评者所云：“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提倡和实践新格律体诗的写作，非但不是什么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而它却恰恰标志着新诗在努力向诗的内核做一种逼近，一种烛幽探微，一种对诗创作内在艺术规律的发掘和探求。
尚须说明的是，当时人们似乎已公认只有民歌体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郭小川体通过期刊和电台等传媒刊布后，它便风起云涌激荡在各种群众的朗诵会上，深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这昭示人们：新格律体不仅同样能产生优秀诗作，乃至杰作，只要能纯熟地加以运用，格律不但不是什么“束缚力”，反而能推动诗思的运行，并帮助诗人迅速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同时，它还昭示出：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必然具有多样题材、体裁、手法及风格。而能够称之为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则必须是不同流派与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人辈出而且能够并存的；他们的作品异彩纷呈，而气象万千。郭小川体的出现，不仅使新格律体重新焕发青春，而且它鲜明地昭示出：只有在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外国诗歌和新诗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从宏观上说，这些方面，哪一个方面都不能有所偏废。因此，郭小川体的产生和成熟，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异军突起，因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郭小川的诗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乃至逐步扩大到国外去。这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发展的自身艺术规律所致；另一方面则表明，郭小川绝非“孤芳自赏”，他拥有众多的读者。每当我们去研读郭小川的新格律体诗时，除深感它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外，还会深切体验到，每次我们都在同诗人进行心灵的对话，灵魂的碰撞和袒露胸怀的交谈。郭小川这类诗歌，虽然写得格律谨严，却又具有自由灵活、临风摇曳，犹如行云流水之态。它同样兼有自由体诗之所长。而这恰恰是在诗美创造方面，极难达到的一种自然、质朴而又炉火纯青的极致，一种造诣颇深而又卓绝的艺术境界。郭小川凭着自身坚实的文学素养、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执著甚至痴迷的艺术追求，却举重若轻、驾轻就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郭小川手中，那些颇具苏、辛格调的词曲体，和那些浑厚凝重的新辞赋体相继涌现，它们犹如绚丽的彩霞，装点了中华诗园的天宇，使诗坛出现了恢宏雄丽的景观。新格律体诗，在郭小川笔下得以成熟，并展现出它的辉煌，可以说大大缩短了探索者们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从而为探索者赢得了更丰厚的时间财富。
从一般的规律上说，一种新诗体的形成，往往都是先有诗人们（当然包括民间的）的创作出现，再经诗歌理论家们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完善，以至达到为更多的人所公认并加以运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中国诗歌中的五言、七言、近体律绝及词、曲等艺术形式的形成，就经历过这种漫长的时间历程。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为代表的新月派诸君，以及以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派，他们都注重句型，即“诗行的构建”；虽然也强调过“节的匀称”和诗节的行数应有规律性，但出发点则都是依据诗应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因此，其建行、建节的美学原则，都可以说是“均衡”的美。郭小川则不仅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注重句型即诗行建设，与众人迥然有异的是，他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诗节的构建，乃至整个篇章结构。他神工鬼斧般地创造了以“句组”、“句群”为“节奏单位”的新格律要素和格律化运行机制，而且运用得那样得心应手，卓有成效！除了在建行、建节上讲究“均衡美”的美学原则外，他还引入融进了“参差美”的美学特征。从总体上看，郭小川诗呈现出一种参差与均衡交并的美。它拓宽了新格律诗的领域，开阔了新格律体诗人的视野与胸襟。
就形象思维结构和感情结构形态在诗中的外化与物化而言，格律体诗侧重于语言文字的外部结构，自由体诗则侧重于内在（或隐形）结构。同时，它们表现在节奏感和旋律感的形成与运行方面，一个注重“节奏单位”有规律的组合与变幻；一个则注意节奏的自由舒展，“临风作态，随物赋形”，“如同行云流水”。就是说，格律体诗和自由体诗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仅是形象思维结构和诗人感情结构的“侧重点”和“落脚点”的不同。“郭小川体”在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新格律体诗的“定型化”的艺术体式。这不能不引起诗歌理论研究者和诗作者，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思索和重新审视自己的某些理论及人们共同关心的某些问题。诸如，诗歌的艺术本质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新格律体诗？构成新格律的要素究竟是什么？“郭小川体”极为鲜明地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诗作，无不是诗人生命深层底蕴及内涵的外射。千变万化的诗歌体式和无穷无尽的诗歌结构形态，原本就是诗人生命底蕴，通过形象思维和感情结构的形态，经由语言文字的定型，而外射、而物化的结果。
“郭小川体”的诞生和成熟，给当今诗歌创作者以有益的启示：一是不能再局限于诗行字数的一致，或音顿的均齐。二是不单单需要押韵，并讲究韵的设置；某些特殊的“韵式”，本身就能构成某种特殊的“律体”。三是新格律体自身，能够形成诸多定型化、规范化的艺术体式，但其结构形态又是无限丰富的。切忌仅仅局限于建立“一套”或“几套”新格律体的思维模式！四是新格律的最主要的内核，就是“节奏单元”的设置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它包括在诗行、诗节、诗章乃至整首诗中的设置与组合）。五是格律体和自由体之间，绝不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融；既相生相伴，又相辅相成。二者原本就是诗人形象思维运行不可或缺的两翼；就是诗人感情回旋流泻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渠道或河床。
以郭小川为杰出代表的新格律体诗人及其前辈诗人的创作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新格律体本身就是天宽地阔的，它是可以任诗人自由翱翔和驰骋的多种艺术范式的综合体。我们从郭小川的新诗探索之路上，可以看到未来诗歌发展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这需要我们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为创造新诗的辉煌伸开双臂，去拥抱新的太阳！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一部有魅力的传记文学
——《我和艾青的故事》漫谈
贺敬之
高瑛写的传记《我和艾青的故事》，吸引住我的原因首先因为传主是艾青。少年时我就读艾青的诗，可以说我是在艾青的诗的影响下长大的。我们之间有半个多世纪的交情，我对艾青一直满怀着崇敬、爱戴的感情。这部传记写得质朴、坦诚、亲切、感人，高瑛的文字语言充满了诗意，很有魅力，使这部关于艾青与高瑛的回忆，成为一部很好的纪实散文，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艾青作为近现代杰出的大诗人，是郭沫若开始的新诗界的代表。研究他的创作及人生，对今天的文学、诗歌界弘扬“五四”以来的诗歌精神，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和艾青的故事》细腻地叙述了1957年后直到艾青去世这段时间内，所经历的灾难和我们了解不深的诗人重要的生活、工作、创作经历与往事。从这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艾青的精神风貌；看到他坚韧不拔，对祖国和革命满怀坚定的信心，对人民满怀真挚的情感。传记中所描写的不管是艾青与文艺界、基层劳动人民的交往，还是艾青与高瑛间的夫妻关系，都充满了革命情、同志爱，因而对加深对艾青的理解，对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艾青，发扬他的诗歌精神，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部传记也因此有了重要的意义。
书中所描写的艾青与王震同志的交往，让我感到特别亲切，也很受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1963年，郭小川、柯岩和我受王震的邀请去新疆深入生活。王震曾经特地关照我们：替我慰问艾青同志。我们见到艾青时很高兴。那次也是我们第一次认识高瑛。她在那么困难的境地中，还紧紧跟随着艾青，让我们很敬佩；而艾青在生活艰苦、身背政治重负的情形下，还保持着开阔的心胸和幽默的情怀，则给我们很深的感慨。还有一件往事，也让我对艾青有更多的敬佩。1980年我在中宣部工作时，王震曾让我帮他邀请艾青、丁玲、周扬、我及柯岩四对夫妇一起吃饭。因为丁玲等人所受的磨难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王震希望由自己出面，通过这次宴请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团结到一起。遗憾的是周扬最后没有到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艾青在那种情形下却表现得很大度，他幽默地让王震再准备下一回的宴请。他的态度确实就像书中经常说的那样：俱往矣。《我和艾青的故事》中所描写出的艾青和王震的关系，是文学著作中很有价值的文坛佳话。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作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王震与艾青的关系值得参考。王震总是一往情深，克服一切困难保护人民的作家。不管社会给艾青什么样的评价与对待，在王震的心目中，艾青一直是位大作家、人民的大作家。此部传记所表述出的王震与艾青的关系，代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传统。高瑛同志描写出了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典型，我要向作者表示敬意。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上德若谷
——简评《道德之歌》
杨匡汉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在求稳定、求发展的今日中华，全社会倡导道德、崇尚诚信，追求真善美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觉行动，人们的精神生活正日益变得更加美好……光明日报文艺部和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及时策划、组织了主题为“道德之歌”的诗歌创作活动，历时半年，从海内外1.6万多首诗作中最终遴选出、编印成集《道德之歌》，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
椽笔书道义且又振采乎诗章，当可由浮世而现精神。这样的吟唱多么真挚热忱：一个曾是快乐健康的青年因突发的灾难而失明，在极度绝望时，他的妻子用真情“燃烧起胸中生命的那团火”，让他坚信“怯懦永远不是幸福音符的光顾者”，“就算你失去了一切／就算你失去了整个世界／但你却永远永远拥有着我”（《妻子对我说》）。这样的抒写又从细微处见大爱：一位远行的游子，那种文化的乡愁化作了血液的潮汐，“一封来信就是祖国／一页单薄的、写满了汉字的纸张就是祖国／打来的一个电话就是祖国／寄来的一张照片：父母，兄弟，姐妹／他们望着你的目光，就是祖国”（鲁语：《祖国》）。在多篇对“我的父亲母亲”的颂扬中，也凸显着道德情操的火焰：铁匠的父亲成为儿子心目中男子汉的偶像，“耀眼的火花是铁与铁的碰撞／叮叮当当的敲打是父亲演奏的音乐／在洪亮的音乐中父亲纯朴而豪放／在父亲的音乐中我开始领悟人生”（熊国华：《男子汉的偶像》）；至善的母亲使粗疏的儿子成为永生的追悔，“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失去’是词里的刀子／母亲，我轻抚我的伤痛／说给有母健在的所有人”（雷抒雁：《母亲》）。这些诗性的浩叹，斟酌于世态又练情于义理，为道德建设增添了华章。“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诚如先贤老子所言：“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一个人倘若失道失德，其言行举止就暴戾恣肆；而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对于道德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则是一种天职。
思想、道德、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从来并非诗歌之累。相反，当它们通过审美的中介，由来自“生活”和“存在”之“思”，转化为独特的、鲜活的物象、意象、心象，会产生撼动灵魂的力量。《道德之歌》中的不少篇章，注意到了这种艺术的转化，且扇面形地加以展开。如《回家》（韩作荣）是从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的视角，细语家庭的殷殷亲情；《小伞》（高洪波）聚焦于雨中让伞的细节，让友善的童心在瞬间闪烁；《艄公的存折》（岩泉）通过一张小小的“为建桥募捐”的存折，展示了敬业奉献者高尚的心灵；《你的生日由北向南而来》（梁平）有别于烛光下的温情脉脉，突出了“这一个”钻塔般庄重、火焰般燃烧的“生日”，是可让人听到“石油的喧哗”，连“黄土高原的每条脉管都跳动起来”，使“生日”得到一种道德的净化与升华。这样的“道德之歌”，就摒弃假、大、空和概念游戏，而使诗真正成为诗心舒卷，成为艺术的“教化”。
老子有曰：“上德若谷”。这一恰当的比喻蕴含着深意奥义：最高尚的道德犹如川谷，上仗大山之气象，下涌潺潺之流水，兼具刚与柔、重与轻之两脉。故而有川谷，才有山水，才有天下，才有情操与襟怀。我们常说的“道德文章”，恐怕也离不开这种“谷”性。川谷之水总是具有诗性的，是“人间一条真情的溪流”，“它漂流过许多痛苦／也承载过无数欢乐／它卷走过无谓的叹息／也托举过凝重的希望”（邓仁权：《真情的溪流》）。上德若谷水长流，对于汇集真善美之道德的赞颂，是诗歌绵延不绝的“母题”之一。现在，《道德之歌》以单纯、朴实、饱满的风采有了好的开端，那么，我恳望广大诗人、词家将这一“母题”接续下去，咀英嚼华，茹古含今，笔泻琼瑰，有更多深邃与原创相结合的新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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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当代影视民族化问题小议
赵小琪
随着影视、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的日新月异，世界在人们感觉上和意识中正在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文化古国，中国面临着种种需要思考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影视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影视的民族化，应主要体现为：充分反映民族的人格价值意识，体现民族的道德观念，展现民族的审美经验等。所谓民族的人格价值，即代表着集体的、民族的国民品格特质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显现。
所谓民族的道德观念，是指一个民族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通关系，这种对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强调，使我们民族的集体心理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崇尚平和与亲情的心理特征。
所谓民族的审美经验，指的是集体审美活动和审美心理的总和。中华民族在对生活美和艺术美的长期审查中，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追求。从古至今，我们的民族一向崇尚中和无邪之美和神韵性灵之美，并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美看成审美的最高境界。
每个民族的影视虽有自己的独立性，然而，不可否认，影视的民族化又并非是一个静止、凝滞不变的精神之塘，而是有如一道洪流，它会随着生活的变迁而发展、丰富和更新。从其文化走向上看，它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结构总是受到现代化目标的牵引，因而，影视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具有历史的一致性。一个民族愈是把本民族的影视特质与现代化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就不仅对提高本民族影视质量有益，而且对本民族影视文艺汇入世界性先进文化潮流有利。
民族影视也应该关注自身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该是以现时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影视进行的改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要义，可以表述为，坚持科学的系统的辩证的发展观。在新世纪影视文艺的发展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科学指导，要实现影视文艺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日趋提高，人们在精神上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上的这种多样化需求，新世纪影视文艺的价值建构也必须与时俱进，以多样化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除一贯强调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之外，自娱、消闲等功能也应被纳入新的价值结构体系中。这种影视文艺价值的多元化结构的建构，将促使艺术家以开放的视角关注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用世界眼光对原有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作大胆的挑战和背离，有利于新世纪的影视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仅站在民族文艺的高峰上，而且也站在世界文艺的高峰上，广泛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不断更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强化自身在世界影视文艺之林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步入信息时代的新世纪，影视文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历史感和现代意识，也不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只要我们能站在当代人新的认识高度、思维水平和审美趣味上对待影视文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既不盲目地排外，也不一味地崇洋，那么，我们民族的影视的未来必将充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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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田松涛（国画） 刘大为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现实精神与大地情怀
——评电视剧《希望的田野》
张未民
舒展起伏的辽阔东北大地，在悠扬明朗的音乐中撑开了诗意的镜像空间，地垄上阳光跳跃、绿叶蓬勃。电视连续剧《希望的田野》以其田野大地的情怀一次次地拥抱了观众……大地的意象久久挥之不去，那是一种令我们颇为感动的大地情怀，是电视上久违了的一种来自旷野的召唤，是来自田野的农风。
该剧在央视播出期间正值“两会”召开，“三农”问题作为“两会”热门话题，自然与其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电视剧所展开的一片辽阔田野，所烘托的质朴农风，所敞开的大地情怀，所表现的民生场景和农村问题，与“两会”期间的时政舆论和社会心理融在一起，凸显了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想这是当前中国电视生活中除新闻纪实类节目以外难得一见的电视文艺与社会时势及其观众心理相互契合呼应的一个成功案例和景观，值得电视艺术从业者玩味。在这里，如果用问题意识的敏锐、主题观念的高度、配合把握的积极、及时等来解释这部电视剧的逢时而生和现实成功，或许不是不可以，但却肯定是苍白无力的。我想最重要的也许要从东北这块土地，从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几十年来所浸泡和养育的一批谙熟东北乡村现状和农民心理及其思维语言方式的艺术创造者身上来寻找解释的原因。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东北大地和田野所赋予这批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们，无论编剧、导演、演员还是剧组其它部门的人员的大地情怀，那些艺术的灵性和生活的感悟，那些连绵的叙事和随处风生的幽默，那些农事的艰辛和日子的坦荡纷杂，都来自东北大地的滋养和熏陶，已凝结为他们与生俱来、自然释放的情怀，凝结为《希望的田野》中贯穿全剧的大地意象和民生眷爱。对他们而言，对该剧而言，这
不是什么电视美学，而毋宁就是一种本土本色的生活美学。
《希望的田野》展现了当代农村现实的真实状况一角。如今众多的电视作品的大众叙事模式化渐成熟套，类型化的情节和人物既安全又吸引观者，明星化的演技则炫耀着才情和圆熟，但所有这些无不造成对现实的遮蔽，《希望的田野》不是这样，这里没有两角或三角恋爱的纠葛，却三个男人一台戏，徐大地、华乡长、丁秘书构成一个戏剧核心场景的张力三角，各具性格地吸附和整合了秀水乡对上对下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使一股发展的力量辩证地向前推进。这里似乎也有改革／阻力、清官／贪欲的影子，但却被一种真实的复杂情境所颠覆，而回复于生活本身的泥沙俱下，徐大地既满腔热情又很无奈，既有坚持和拓展又有周旋和变通，生存的矛盾集中在他的性格和行为中，使他既积极有为而又没有模式化的改革者和清官的高度，真诚使他光彩，而权宜智谋使他黯然，虽然他身上永远掩藏不住清廉有为的本色热情，但他的凡人凡相，他的“不装”的品性，都使他以五尺之躯而集中显露出这个社会转型期的人的复杂性，揭示了当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然而总体上他是积极而有热情有光彩的，相比之下华乡长有更多的个人得失和官场算计，而丁秘书则居于两人之间。好在三人协调起来，由于徐大地的积极性格的支撑挺住，他们在面对秀水乡这块土地的发展上，在本质上尚能达成一种主导的一致，因此秀水这块土地上尽管风雨坎坷，却总有发展的希望鼓舞着乡亲们和观众们，希望的田野总有希望，这也是一种真实。至于修路这个核心的情节似乎落了写改革项目的俗套，但作者的真正用意却是用此来托出“机动地”的焦点，并以此展现了一连串的正告与诬告、升迁与压制、丑恶与善良、暗算与智斗等种种故事，作者就那样不动声色地一件件串起来，展现了农村社会的一种立体可信的真实，一种乡村生活流，一种现实。
这部电视剧从叙事到主题旨向，甚至从导演到表演，恕我直言，它都不是精雕细刻的，它除了生活，还是生活，就那样自然地杂陈着流淌，既有生活本质的前进方向，也有大地情怀的热望，又有生活本身的全部复杂性。真诚的大地情怀让我们充满希望，而严峻的现实精神则使我们警醒而又彷徨，而为了希望彷徨过后就不再彷徨。（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