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6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历史将永远铭记
  盛永华
  宋庆龄无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她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深切理解和广泛赞颂。宋庆龄属于全世界。
  (一)
  宋庆龄在少年时代负笈美国留学,得以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西方正规的现代教育,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正如宋庆龄30年代自己所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她特别强调这种民主主义,“对于我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
  爱国主义思想和变革要求,是年轻的留学生宋庆龄的思想。1913年夏,怀着报国的激情学成返国的宋庆龄,却不能踏上故乡上海,是因为辛亥革命从根本意义上已经失败。孙中山和他的许多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他携带全家流亡日本。从大洋彼岸归来的宋庆龄径直去了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学生,后来更成为他的战友和伴侣。
  在以后的10年里,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砺。但是,由于旧民主主义已经濒于尾声,难以再涌高潮。而宋庆龄却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饱经挫折,在孙中山的教导下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的新阶段对宋庆龄和孙中山是严峻的考验。通过探索和扬弃,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对于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且在思想领域方面,他们的共同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边的干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同苏俄来华的代表多次会见与会谈。1922年,孙中山与列宁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孙中山致列宁的信函电文,大多由宋庆龄起草。在1923年底至1924年初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酝酿过程中,国民党右派为了阻止合作的实现,曾游说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帮助,遭到宋庆龄拒绝。宋庆龄的无条件支持,对于孙中山的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
  当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忠诚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实践中她深切地认识到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在革命急剧逆转的严重形势下,宋庆龄在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很快便找到了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
  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以及他们的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理论和伟大创举一时还未被党内及共产国际广泛认同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并且确认了工农这两个阶层是革命的基础的力量,这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更为科学地认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她很快就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并斥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全部“出卖”了孙中山的遗嘱。稍后,她明确地断言:“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她把目光集中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且在革命实践中获得了真知:“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认准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言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认同和拥护。
  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建立之初,宋庆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结与探索,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从旧民主主义迈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由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地,祖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宋庆龄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握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反对帝国主义,指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的建议,恢复了与国民党中断10年的关系,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联络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努力。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争取广泛的世界支持,仍然是她的主要任务。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但前进的道路仍然存在着曲折和顿挫。在“四人帮”肆虐使历史倒退的时候,宋庆龄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她深信“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和“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寻找引向革命胜利、中国获得解放以及使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的不倦奋进的精神,在当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同时,在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被严重干扰,使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遭到破坏的时候,宋庆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与各国朋友友好交往,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给世界,努力架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这是她以特殊的方式,宣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
  当“四人帮”被粉碎,祖国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的新的历史阶段,86岁高龄的宋庆龄豪情满怀地表示:“我将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并肩前进在这伟大而英雄的行列中”,表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
  宋庆龄的一生,是与时俱进的一生。她的不断奋进,不但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独特贡献,而且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仍然起着楷模的作用。


第10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文韬武略一代名将 为国为民功勋卓著
——纪念陈赓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军事科学院
陈赓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戎马一生,鞠躬尽瘁,把毕业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光辉的一生,学习他的不朽业绩和崇高精神,以寄托我们不尽的思念。
  (一)
  陈赓同志思维敏锐,勇于追求真理,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定执着,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追求进步,立志从戎。1916年,他抱着为国家和社会有所作为的雄心,到湘军中当兵。当他认识到在旧军队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为国为民的抱负时,便毅然离开。之后,陈赓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对新思想勤于探索,并与毛泽东等人创办的革命组织有了密切接触。1922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名坚强战士。
  大革命时期,陈赓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参加了“青年救国团”等群众组织,从事各种反帝爱国活动。1923年底,他受中共组织派遣,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决定创办革命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陈赓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积极主张将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以集中革命青年的力量,推进国民革命,并率先退出武校,考入黄埔军校。在他的影响下,原武校同学100余人全部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黄埔军校,陈赓当选为共产党支部书记,参与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革命的青年军人,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入伍生连长、副队长。在此期间,凡广东所发生的重大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如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等,他几乎无役不与,并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强迫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陈赓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表现出坚决跟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1926年秋,陈赓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苏联红军学习保卫工作和组织武装暴动经验及爆破技术。翌年2月回国,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4月,陈赓利用这支武装,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安全警卫任务,并出席这次大会。7月下旬,他随周恩来秘密赴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陈赓与李立三一起负责起义中的政治保卫工作,镇压了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了起义的进行和新秩序的建立。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陈赓调入贺龙担任军长的第20军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因腿部严重受伤而掉队。他以惊人的毅力,历经艰险,最终找到了党组织,留下了“九死一生找党”的动人故事。1928年4月,他进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搜集重要情报和进行反间谍斗争的艰巨任务,是我党隐蔽战线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下,陈赓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选派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巧妙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置身龙潭虎穴,日夜与敌特周旋,出色地完成了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等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他非但缄口不答,反而在法庭上高唱国际歌,当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敌人软硬兼施,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并诱以高官厚禄。陈赓志如钢铁,大义凛然,当面怒斥蒋介石:“我决不出卖我们的党,决不向你们投降。”在牢狱中,陈赓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品质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陈赓对党的忠诚,不仅表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与火的战斗,也表现在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批评和斗争。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他看不惯张国焘滥用职权的恶劣作风,特别对在红军中开展“肃反”,杀害大批优秀干部和同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他曾直接找到张国焘,表示怀疑他的“肃反”政策,指出不应该对干部群众搞“逼、供、信”。陈赓负伤到上海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1935年6月,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时,陈赓勇敢捍卫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陈赓同志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他以善于关注战争全局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参加了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赓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时,其军事才能即名扬红军内外。他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13师第38团团长和第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和潢(川)光(山)战役,取得重大战果,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长。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陈赓率干部团在水深流急、险要异常的江面架设浮桥,保障全军通过。在贵州赤水土城镇的激烈战斗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增援部队未到,陈赓率部发起反冲击,把敌人阻挡下去,保证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4月,陈赓和政委宋任穷指挥干部团巧渡金沙江,一举袭占皎平渡。之后,中央红军靠干部团夺取的7只小船,连续数昼夜抢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将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身后,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过草地时,陈赓毛遂自荐,率领担架队,护送生病的中央领导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陈赓先后任红1军团第13团团长和红1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全国抗战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他率部开赴华北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指挥所部连续取得了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的胜利。太原失守后,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导地位。从1937年底开始,陈赓率部与第385旅一部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参加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组织或参与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以及长乐村等重要战斗。特别是1938年4月由陈赓指挥的长乐村战斗,歼灭日军2200余人,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他率部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地区,1939年2月在威县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敌,歼灭日军第10师团精锐一部,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模范战例。1940年夏太岳军区成立,陈赓兼任司令员。8月,陈赓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破击战和榆辽战役中,沉重打击了深入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敌人并攻克榆社县城。1941年8月,第386旅与山西决死队第一纵队等部合编为太岳纵队并兼太岳军区,陈赓任司令员。从此他便和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一道,担当起组织领导这一地区抗战的大任。从1942年11月开始,他参与组织指挥对沁源日军的围困战。此战历时两年零5个月,累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被八路军总部誉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典范。在长期抗战中,陈赓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战果累累,成为令人尊敬的抗日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赓率太岳纵队(后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参加了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上党战役,揭露并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率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晋西前线,先后取得了闻夏、同蒲、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特别是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的胜利,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1947年8月,他率部8万余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大军密切协同,开辟了中原解放区,共同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3月起,陈赓率部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等战役,进一步改变了中原战局。同年11月起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协同兄弟纵队在徐州以南切断了津浦铁路,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在南坪集阻击黄维兵团,使国民党军徐州集团陷入孤立,为战役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态势;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指挥东集团直捣双堆集敌核心阵地,与友邻部队一道全歼该兵团。
  1949年2月,陈赓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月,指挥所部南渡长江,挺进浙赣线,解放南昌。之后,又率部参加了湘赣、广东、广西战役和滇南战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解放战争中,陈赓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料敌如神,指挥若定,连战连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陈赓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为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赴越南,帮助确定边界战役指导方针,制定作战计划,并参与边界战役的指挥,取得了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并为加强越南人民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陈赓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并在彭德怀回国期间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他强调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使全军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10月,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指导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参与组织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演习和战役集训,为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陈赓同志是享誉中外的军事家,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精于学习和研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治军理论,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
  陈赓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他一贯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始终如一的基本方针,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革命性质。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健全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工作,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准、责任心与模范作用,成为领导、团结与巩固部队的核心。抗战初期,他针对红军改编后部队中出现的思想倾向,教育部队认清: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党的领导不能变,始终要为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对如何搞好部队的政治教育,陈赓认为,要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任务教育部队,同时加强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政治教育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形式主义的空洞说教。战争年代,他经常运用一些成功的战例教育部队,使官兵既深刻理解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又增强必胜的信心。陈赓还指出,人民军队指战员要牢固树立爱人民的观念,捍卫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解放战争中,每解放一座城市前,他都要求对官兵进行爱民教育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从而保证战役战斗任务的完成。
  陈赓重视对战争与作战实施正确的组织与指导。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认为,敌后游击战争要有广泛的群众性,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支力量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导上,他强调内外线作战相配合,要求每次作战均采取全线动作,协同出击,以扰乱和调动敌人,陷敌于往返奔命,顾此失彼,而我在战斗动作上则选择敌弱小一部或一股,突然发起袭击,积小胜成大胜,最后夺取胜利。他创造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10种小组战法,如麻雀战、跳蚤战、扭击战、蜜蜂战、拉锯战、冷枪战、地雷战等,组织根据地军民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陈赓的用兵之道是:打歼灭战必须是积极进攻,不能有消极精神,但歼灭战中也有消耗战,是为了消耗敌人并最后歼灭之;要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切忌“浪打”,鲁莽用兵;要先打弱敌与好打之敌,打掉了弱敌,则强敌变弱;要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主要方向;要高度发扬下级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和机动性;侦察是做到知彼,是定下作战决心和作出兵力部署的依据,兵力对比上的敌强我弱尤其需要周到的侦察来弥补。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陈赓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建设。
  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劣势的武器和科学知识甚少的农民被迫与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敌军对抗,是不能与之比消耗的。要战而胜之,除须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指导外,还须有精巧的战术技术,充分发挥现有兵力兵器的威力。欲达此目的,关键在于军队的训练。他认为练兵必须讲求实际,从严要求,训练中一定要坚持学与用、练与战、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反对徒事虚表,因袭旧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总是根据战争样式和战场环境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开展练兵运动,联系实际实行以战教战,引导指战员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优缺点,不断掌握新的战术技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陈赓以从严治军而著称。他认为,人民军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命令的坚决执行。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进入和平时期,他都注意把军队的纪律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纪律教育、建立规章制度、执行条令条例,把部队锻炼成铁的队伍。
  陈赓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应大力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使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为此,应下大力量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队伍,把大批懂得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才输送到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部队中去。陈赓是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办学方针,团结全院师生员工,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使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国防科技人才。他还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对加强军兵种高级技术院校建设、组织军工生产、开展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和建议。他两次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参与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助聂荣臻元帅抓好科研队伍建设,组织科研攻关,筹建“两弹”基地,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陈赓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能力,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以身作则的忘我工作精神,团结同志、关心部属、严于律己的崇高思想品质,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陈赓视党的事业为生命,毕生为实践党的宗旨而奋斗。战争时期,他戎马征战,总是靠前指挥,数次受伤,特别是腿部伤情严重。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忍受伤病的折磨,以惊人的毅力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拼力工作,多次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新中国成立后,他由于积劳成疾,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但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多病之躯力挑千钧,始终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陈赓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赓坚持实事求是,具有共产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背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善于开展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运动中,军事工程学院有的部门搞得过“左”,反了一些“大老虎”。陈赓亲自甄别案情,保护了一批干部。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学院领导请示他是否停课“大炼钢铁”,他明确答复:照常上课。“反教条主义运动”之风刮到学院后,一些主管教学工作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在陈赓的抵制和干预下,这场运动对学院没有造成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他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陈赓作风深入,抓工作雷厉风行。他思想敏捷,性格豪爽,办事干练,工作效率极高。毛主席、周总理当面交待他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后,在办学条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他知难而上,凭着满腔热情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使军事工程学院仅经一年多的筹建即正式成立,创造了我军院校建设史上的奇迹。他任副总参谋长期间分管作战工作,经常深入部队特别是边防海岛地区,勘察地形,检查战备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系统地向军委作出报告。1957年8月,中央军委批转了陈赓检查广州和福州两军区工作的报告,以指导全军的战备工作。
  陈赓知人善任,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特别重视用人问题,认为用人的关键是知人善任。战争年代,部队变化大,干部交流多,他善于发现军事人才,扬长避短,用其所长。在军事工程学院,他爱才如命,广纳群贤,甚至起用历史上曾犯过错误但为我所用的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他还引导各级领导克服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偏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放手地让一些专家、教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因此,他身上具有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服从他的领导,自觉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陈赓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部属的生活和疾苦。战争年代,他虽双腿伤残,行走不便,却经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和身体弱的同志骑。1949年渡江战役前,部队路过鄂豫皖老根据地,他知道有不少干部是从这里参加红军的,便特地指示政治机关了解红军家属情况,帮助一些干部寻找亲人,让找到亲人的干部回家探望。1951年部队入朝前夕,他想到干部们多年鞍马劳顿未得休息,便安排一批干部到昆明休养数日,使干部们紧张的身心得到松弛,随后满怀信心地出国远征。在军事工程学院,他每次从北京回到哈尔滨,都先去看望老教员。为了改善学员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专门从部队中调来几位善于办伙食的干部,并组织学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陈赓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我们纪念陈赓同志,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胸怀远大理想和抱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热爱,永远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习他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保持大公无私,坚持真理,襟怀坦荡,疾恶如仇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之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的良好学风;学习他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学习,善于总结,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我军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附图片)
  1956年11月,在全国烈军属、伤残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陈赓(左一)与罗盛教的父亲罗选开亲切交谈。(照片选自《陈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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