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提出
推动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
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3月22日在京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说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特征是脱离计划经济体制，那么，今年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务院机构改革则是1998年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是朝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推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与会者认为，这次改革的重点是在政府机构总的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集中调整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增强综合协调能力。这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相适应的，这些变化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从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转变，从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从生产决定型经济向流通主导型经济转变，从模仿追赶型经济向研发创造型经济转变，从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变，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价值取向转变，从货币资本主导型经济向人力资本主导型经济转变，从审批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同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重要举措。
与会者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直接涉及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又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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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十六大与中国流通产业改革创新理论研讨会”提出
为流通注入创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与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主办的“十六大与中国流通产业改革创新理论研讨会”前不久在哈尔滨商业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当前我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流通不仅是中介，而且直接渗透到再生产的各个领域。当前，流通产业已经从末端产业走向先导产业，我国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加快经济节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促进国民经济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转变。
与会者指出，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流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大流通、大市场、大集团将是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连锁化、网络化、信息化将成为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提高素质、规范市场、优化管理将成为流通国际化的基本保证。因此，新一轮流通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任务是整合流通资源，打造“航空母舰”；开展流通革命，更新流通业态；稳步发展连锁，建立规范模式；积极发展物流，重视系统建设；改革管理体制，实施行为管理；加强理论研究，提高人才素质；加速产权改革，推进流通发展。具体设想包括重塑和优化流通组织结构，建立社会化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发展以零售商和生产者为主导的多种流通渠道，促进交易方式的现代化，加快市场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荆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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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编者的话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已成为进行学术研究和经济决策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刊发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相互影响、世界经济低迷的深层原因、东亚区域合作等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问题有所裨益。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赵丽红 谈世中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复苏缓慢，而中国经济却生机勃勃，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2003年展望》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却表明中国正在对世界经济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为近年来的世界经济稳定和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8—2001年GDP年均增长率达9.3％，2002年又高达8％，GDP总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贫困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1.47亿，占东亚地区贫困人口减少总量的84.5％。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已降至3000万左右。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它严重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曾对中国的贡献率进行过测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200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低于美国的20.7％，高于日本的7％。同期，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已跻身世界前三名，达4.7％，仅低于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根据摩根斯坦利最近的测算，200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提高到17.5％。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商品大市场。长期以来，中国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如今，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现实市场”。中国产品不断走向世界，外国产品也大量涌入中国。1990—2001年，全球出口增长率平均为6.3％，中国达14.9％；全球进口增长率为6.5％，中国为15.5％，都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不仅使全球众多消费者受益，仅美国消费者每年就节省近150亿美元的支出，而且使在中国进行采购的外国公司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为世界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发展，推动了资源的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中国已成为最受青睐的世界投资场所。目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资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对正在寻找出路的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它们纷纷在中国各地投资落户，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2002年，中国吸收海外直接投资5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据《财富》杂志报道，到2001年，世界500家大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已在中国投资，投资项目超过2000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司也正在走向世界，到世界各地投资办厂，尽管目前数量还不多，但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已成为促进亚洲经济合作，推动东亚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减弱。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立场和行动，加强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为它们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据统计，1990—2000年东南亚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超过100％。2000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120亿美元，东盟超过50亿美元，中国台湾更高达200亿美元。中国不仅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向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02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韩国和日本对外投资的最大对象国。
此外，中国在经济较快增长中实行的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既为世界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都还是有限的。人们对中国的赞誉，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动机”、“火车头”等，只能成为鞭策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努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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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经济为何复苏乏力
杜厚文 王广中
世界经济自2001年陷入衰退以来，曾在2001年第四季度出现过温和的复苏，但之后走走停停，复苏乏力，现在又再次走低。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视，分析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对我国也有启示意义。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是GDP占世界近60％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再次出现反复，欧元区经济鲜有起色，日本经济未见根本好转。虽然美国的这次经济衰退只持续了3个季度，是战后最温和的衰退，但复苏的道路并不顺利。“9·11”事件余波未平，安然等大公司假账丑闻又接踵而至，紧跟着是股市泡沫的破灭和针对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欧元区经济在2001年曾经好于美国，但由于外需减弱、内需不足，2002年是10年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预计只增长0.8％。日本经济2002年春季缓慢复苏，预计到今年3月31日结束的这一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0.8％左右。但这主要来自出口的贡献，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5个百分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产品出口和工矿业生产增长放慢，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减弱。
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的两次世界经济衰退相比，这次世界经济衰退虽然降幅较小，但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从最低点迅速复苏，而是边复苏边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次世界经济衰退降幅小，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整，后续的复苏进程才显得乏力。
导致这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与前两次也有很大不同。前两次衰退都是为了应对由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高通胀，各国纷纷采取经济紧缩政策的结果。这次无论在衰退前还是衰退后，通货膨胀的压力都不明显，时至今日，日本还面临着较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次世界经济衰退，既是一次周期性衰退，表现为供给能力的过剩，同时也是一次结构性衰退，主要表现在高科技部门相对于传统部门、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失衡。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T）革命的驱动下，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70年代和80年代都要快。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仅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且推动了股市的长期繁荣。股市的繁荣又促进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从而促进国内需求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从1992年到1997年间，美国吸收了全球净资本输出的35％，2000年这一比例是64％，到2001年更高达71％。90年代后半期以信息和通信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投资增长的一半以上，成为拉动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随着IT产业的供过于求，利润下跌，美国股市从顶峰开始下滑。从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外国资本对设备和软件的投资连续6个季度下降。截止到2002年第四季度，按年率折算的美国私人投资比2000年第二季度的最高点下降9.8个百分点。欧元区和日本私人投资也多为负增长。由此可见，以IT为标志的“新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旦供求失衡，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不但IT产业受到直接冲击，也会传递到与之相关的传统产业。
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20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的膨胀曾推动消费和投资，延长了经济的繁荣。2000年美国股市道指曾一度逼近13000点，达到历史最高点。股市的高涨使虚拟经济超越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市企业的资产被十倍、百倍地放大。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成分，加大了经济的风险。从2000年开始，股市由繁荣走向衰退，股指持续下跌，到2002年7月22日跌破8000点。截止到今年3月中旬，全球主要股市仍处于2000年调整以来的底部区域，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主要股价指数比历史最高点下跌了45％、50％、70％、60％和80％，自2002年年初以来，股票市值缩水20％—40％不等。虚拟经济的衰退影响和渗透到传统产业，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萎缩。
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当前的经济复苏除了要消化过度投资所导致的庞大生产能力外，还要对由股市下跌所导致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情势恶化进行充分调整。为使负债不继续增加，在股市融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企业就会减少银行贷款和投资。这也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私人投资迟迟没有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在当前的经济复苏中，政府支出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是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下取得的，就政策本身看，继续发挥作用的余地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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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亚合作的进展及意义
张蕴岭
东亚合作的正式进程始于1997年。迄今，东亚合作已经建立起一个行动框架，除了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还有部长会议，如财长会议、外交部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等。当然，东亚合作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是在一种对话合作机制的形式下进行的，真正的地区合作的制度性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东亚合作的进程是四个轮子一起转动：第一个轮子是“10＋3”，即东盟与中日韩范围的对话与合作；第二个轮子是“10”，即东盟自身的发展与合作；第三个轮子是“10＋1”，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第四个轮子是“3”，即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东盟自身的合作开展得比较早，在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是在东亚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中日韩是东亚经济的主体，三国合作对于推动东亚合作进程非常重要。在“10＋1”方面，日本与东盟之间以及韩国与东盟之间已经有不少合作项目，而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显然是走在了日本和韩国的前面。
东亚合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早期，实行多条腿走路是正常的。事实上，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这个进程本身。因为，通过这个进程可以逐步规划整个地区合作的框架和组织结构，把各方面的合作纳入整个地区的框架和组织机制之中。推动东亚合作要考虑到东亚已有的合作机制及其作用，而且，在近期也应该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比如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可以先行，如果中国与东盟能够在推动合作上先行一步，或者说步伐更快一些，那么，对于推动整个东亚的合作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东亚合作必然面临着目标定位的问题。东亚展望小组提出最终要建立“东亚共同体”，应该说这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欧洲联盟的建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启示，即在一个地区建立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是可行的。但是，欧洲的经验不能照搬到东亚，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东亚合作只能走自己的路，只能从低水平、多层次开始，也许在开始阶段不谈或不设定最终目标，从务实开始更好。即便东亚把合作的长期目标设定在建立一个实体性的区域合作组织，那也可以肯定，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比欧洲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东亚合作的进程只能是循序渐进的。
推动东亚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创建稳定与和平的地区环境。未来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个稳定、和平与合作的东亚地区在中国未来发展环境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全面经济合作取得了进展。从2000年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到签署框架文件，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按照这个框架文件的规定，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经济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合作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尽管也存在一些相互竞争性很强的产品，东盟对中国的竞争存在着担心，但东盟还是积极推动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其原因是东盟不仅看到了竞争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机会的一面。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市场，对东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仅搞自由贸易区，还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开展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在签订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文件的同时，还签署了农业合作文件，通过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行为守则，发表了反恐合作声明。因此，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经济合作的政治意义也很明显。中国和东盟目前有17亿人口，到2020年会超过20亿。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紧密合作，会大大推动双方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合作。
事实上，整个东亚的合作也是这样，通过推动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合作来实现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是最佳的选择。东亚国家间存在着不少差异、矛盾，甚至是冲突，对于这些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更不能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东亚合作不仅对于本地区，而且对于世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今后一个时期这两个趋势还会加强。东亚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地区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还是比较快的，尽管在发展进程中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前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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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从上大学的成本说起
马宏伟
如果问上大学的成本是多少？有人会列出一个算式：上大学的成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教材及资料费……其实，上大学还有另外一种成本——机会成本。如果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选择参加工作，那么，在四年上大学期间参加工作预期能够赚到的钱，就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许多选择，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把资源投入到一种选择上，就不得不放弃其他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指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由于作出一种选择而放弃的最优替代物或失去的最好机会的价值。当人们作选择时，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机会成本都会影响你的决策。个人在选择是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时如此，作经济决策也是这样。企业经营者在决定上什么产品时，必然要考虑其机会成本——把同样的资源用于开发、生产其他产品的预期收益。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作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说，资本的趋利性使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有足够的动力比较各种备选方案的收益，将资源配置到收益最大的领域；而一旦实践证明该决策并非最优，则决策者具有调整决策的内在驱动力。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则缺乏这种内在机制，但是，即使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比如，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各国比较普遍的做法，但以什么方式进行补贴，却很有讲究。在东亚一些国家，政府更多的是以投资于不可分割的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拉美和非洲，则是对可分割的商品（如农业机械、化肥等）给予补贴。实践的结果证明，前者普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拉美的补贴则主要被地主集团所占有，非洲的补贴主要被政治上有影响的部落所占有，结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农业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拉美和非洲的农业补贴决策的机会成本十分高昂，基本相当于东亚农业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收益。这启示我们，要尽量减少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必不可少的资源行政配置也一定要引入机会成本分析。掌握资源配置权的政府决策者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实际将要发生的成本，还要考虑机会成本；不仅要把资源投向有效益的领域，而且要努力投入到最有效益的领域。
但是，仅靠决策者的自觉，一时可能靠得住，长期就靠不住；少数人可能靠得住，相当多的人恐怕靠不住。这不是贬低人们的觉悟和道德水平，而是说制度比人强。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上大学而放弃参加工作的机会呢？就是因为人们预期上大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大于参加工作的收益。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收益不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说谁先参加工作，那么，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就会过高，选择上大学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在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情况下，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同样，如果作决策的人的收益不取决于其决策为社会带来的收益，那么，他就没有动力把稀缺资源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用途，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看，草率决策、盲目上马新项目，甚至屡屡出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一方面，要尽量把配置资源的功能交给市场，并确保市场有效，防止市场信号被人为扭曲，以避免出现类似很多人不选择上大学的情况；另一方面，必不可少的资源行政配置，必须解决好对决策者的监督和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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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支撑》
徐建国
陈子舜撰写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支撑——江泽民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前不久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新的视角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著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政治支撑力这一中心问题，从政治导向、政治动员、政治创新、政治调控、政治保障、政治凝聚、国际政治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整合等方面展开论述，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江泽民同志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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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网络与社会交往》
鲍洪俊
童星等撰著的《网络与社会交往》（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视角对网络社会作了论述。
介绍网络社会交往。该书对网络社会交往的形成、动因、方式、类型、特征以及过程与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对网络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如网络情感交往、网络商务交往（电子商务）、网络公众信息交往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还对网络社会交往的主体进行了深入分析。
网络社会交往与日常社会交往的比较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冲击。作者认为，网络社会与日常社会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两者在交往基础、方式和范围方面存在着区别；两种社会交往的并存与互渗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对日常社会交往造成了冲击，比如影响公众舆论、网络交往失范影响日常社会交往等。
对网络社会交往的社会学理论探索。在研究网络社会以及网络社会与日常社会互动的网络社会学领域，经典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作者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社会化和社会角色、群体和社会、信任和冲突、规范与失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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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
沈越
吴易风、丁冰、李翀主编的《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兼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劳动价值论》一书，不久前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论文集，所收的论文涉及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劳动与劳动价值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三个领域。在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近20多年的新发展受到了重视，在宏观经济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经济增长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在劳动与劳动价值论方面，作者特别注重结合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现象，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作者在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与经济周期、国际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外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比较、世界经济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世界经济中的人才争夺战与我国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