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人物
3月20日，我国第十九次南极科考队凯旋上海。请看——
南极科考队群英谱
本报记者 谢卫群
袁绍宏：“我为船员们骄傲”
欢迎科考队归来的仪式快开始了，袁绍宏还在忙忙碌碌，眼里布满血丝。参与南极科考整整10年，身为“雪龙”号考察船船长，袁绍宏很少说“难”，可是，这次他说了：“我们遇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压力真的很大。”
作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一结束，袁绍宏就执舵“雪龙”号往南极航行。以往的考察都在140天左右，而这次仅仅120天，是历次考察时间最短的一次，要完成的任务却很多，且遭遇了从未遇到的气候、海洋等恶劣环境。“雪龙”号穿越西风带时，遇上了特大风暴，许多设备都损坏了；船停南极时，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锚链绞合现象。
“雪龙”号有40名船员，其中有1／3从1984年起参加了全部19次南极考察。他们大多屡立功勋，但同时体力大不如前。他们能闯过难关吗？袁绍宏一次次捏把汗。就说锚链绞合这一十分罕见的现象吧，所有下沉的锚链绞在一起，直接影响着船的稳定性。船员赵勇开动脑筋，顺利地将它们全部解开。
这个赵勇，本在外轮上工作，只因对南极科考充满感情就放弃高薪重返“雪龙”号，每月领着2000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他们个个是好样的，解决了许多从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为船员们骄傲！”袁绍宏动情地说。
魏文良：“靠业绩赢得世界公认”
在科考队里，人们都称魏文良为“魏队长”。他的身份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书记兼副主任。他曾8次出征南极，5次做团长，3次任领队。
他告诉记者：中国南极考察有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84年中国首次出征南极、建立长城站为标志，属起步阶段，水平不高，但在南极有了一席之地；第二阶段以1987年建立中山站为标志，在国际上逐步树立南极科考的形象；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处于南极科考逐步上升、成熟的阶段。中国科学家开始对南极展开全方位研究，一批成果举世瞩目，并积累了一整套成熟的大型科学考察管理经验。
他自豪地说，过去，在同行的眼里，中国进入南极只是为了主权的需要，而现在，中国科学家靠科研业绩赢得了全世界的公认。比如，南极科考队对南极内陆进行的3次考察，第一次找回4块陨石，第二次找回28块，而这次找回4448块。中国科学家曾提出南极格罗夫山区是陨石富集区的观点，一些人将信将疑，此次考察结果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
李院生：“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李院生也是一名老“南极”，此次是南极科考队冰架研究队的队长。身为中国极地研究所所长助理，他主要承担着冰化学与气候的研究。此行南极，他率一个8人小组，首次对南极埃默里冰架进行研究，探究海洋与冰架的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南极冰盖在膨胀，而人们不清楚，冰盖底部的融水有多少，对海洋起着怎样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李院生说。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雪地支起帐篷，一住就是30天，最终钻取了一支301米连续完整的冰芯样品，这是国际上首次获得的最长冰芯样品，并取得了钻孔测温资料。这一成果被视为中国南极埃默里冰架考察取得的三大成果之一。
居宜太：“要出成果更要保全生命”
面对涌上船来的科考队员家属，居宜太很有些“心安理得”。
“在此之前，我真感到责任重大，直到把大家都平安地带回来了，且成果也带回来了，我才松了口气。”居宜太说。格罗夫山考察队员共8个人。居宜太这个队长不好当。因为格罗夫山离中山站有400多公里，自然条件恶劣，最大的危险来自冰缝，一不小心，就会让你陷入万丈深渊，为此他们又称这次内陆考察为探险。按理，本应两人结伴而行，但先期进入格罗夫山区的是5名队员，因人数逢单，又为了寻找更多的陨石，缪秉魁、李金雁、俞良军几个人决定单人分头走，每人相距1公里左右。
一天，缪秉魁博士在行进途中，不慎掉入冰缝，好在缝隙不是太宽，用两个肘子撑住才得以爬出来。回到营地，缪博士开始不敢说，他担心会挨队长批评。因为居宜太常说，“我们既要出成果，也要保证生命与安全。我们到南极并不是为了成为个人英雄，而是要对科学有真正的贡献。”
陈锦芳：“南极科考精神代代相传”
陈锦芳看上去像个孩子。在科考队，她是最小的一位，只有23岁，是厦门大学海洋化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也是整个科考队9名女队员之一。
“参加这样的科考，真的成长了不少。”陈锦芳说。在4个月的时间里，任务很重，但也大长见识。此行她做的是南大洋示综同位素的研究。她说，还有一年多硕士毕业，到时她要考博士，课题还做这个题目。吸收在读的研究生加入南极科考已有多年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传帮带，南极科考精神才能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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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热线
怎样防治结核病？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何丰伦报道：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空气中的细菌传播。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快和细菌耐药性的增强，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3月24日是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中国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剑君主任指出，结核病防治应采取如下措施：病人发现／化学疗法。这是目前结核病防治的最重要措施，在病人发现后及时进行治疗，能直接控制传染源。有结核病症状的人尽快到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就诊；一旦确诊就要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对未感染者进行预防治疗。近期研究表明：未感染者应用预防治疗，然后感染结核菌，结核病发病明显减少。这一方法对5岁以下儿童预防治疗非常有效。
通过卡介苗接种。接种卡介苗在预防结核病，特别是可能危及儿童生命的严重类型结核病，具有相当明显的作用。新生婴幼儿在产院、产科出生时候就应及时接种。出生时没及时接种的在1岁内一定要补种。
对已感染者进行预防治疗。对已经感染结核菌的人，给予抗结核药物来预防结核病的发生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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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上游水位回升
据新华社重庆3月24日电 （蔡敏、石家荣）长江上游今年罕见的特枯水情开始缓解，重庆水位正逐渐回升。
据重庆市水文部门介绍，连日来长江上游气温偏低、日照减弱、降水增加是水位回升的主要原因。但目前长江上游水位仍属较枯，并且还有可能回降。
长江上游自今年1月31日起，持续进入零水位以下。1月29日至2月5日7天内，长江上游寸滩水位持续下降1.02米，在川江枯水期水位下降幅度之大、下降速度之快创下长江上游有水文记载以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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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海》盗版商被判巨额赔偿
据新华社上海3月24日电 （梁宗、杨金志）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4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和个体书商李渭渭、哈翎侵害知识产权，需向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赔偿人民币50万元。
1999年秋，个体书商李渭渭、哈翎共谋并出资复制盗版《辞海》，并委托陕西省汉中印刷厂进行非法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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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统一维修
本报北京3月24日讯 记者王建新报道：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北京市政府日前与7家汽车维修厂家签订了“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机动车辆统一维修总合同”。今后，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机动车辆出现故障时，将统一送交这7家厂家维修。
据介绍，北京市级行政单位共有机动车约1.5万辆，每年维修费用约1.5亿元。由于机制和管理上的原因，各单位在车辆维修环节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失控、经费超支严重、维修价格混乱等问题，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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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浪底进口水轮机叶片质量问题频出
我方成功索赔近300万美元
本报郑州3月24日电 记者王明浩报道：引人注目的黄河小浪底进口水轮机叶片裂纹谈判，以我方成功索赔近300万美元而告终。
据介绍，在小浪底引进的设备中，美国伏伊特公司制造的6台水轮机及附属设备占引进设备总价值的80％。但2000年以来，先期投入运行的4台发电机组水轮机多个叶片相继出现“位置相同、形态相似”的裂纹，个别水轮机共13个叶片挨个出现裂纹。
根据《商检法》规定，一直在现场依法对进口设备实施全过程检验监管的河南检验检疫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门小组，增派业务骨干进驻查验，会同小浪底机电委员会专家查找裂纹原因。经过1年多的努力，主要原因终于查明，系水轮机在启动、停止和大负荷运行时产生剧烈振动导致叶片疲劳损坏。检验检疫部门随即督促指导业主同供货方——美国伏伊特公司进行索赔谈判，最终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记者从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根据双方协议，小浪底工程业主共获得价值约200万美元的补偿部件以及价值15万美元的培训服务，工程安装单位获得约80万美元的部件缺陷维修补偿款，合计索赔金额近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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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瞬间
在上海听中国故事 骑单车游欧亚大陆
3月23日，来自瑞士的让·雅基耶和奥利维耶·舍纳
瓦尔来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听同学们讲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他们两位以及奥利维耶的哥哥埃尔温（已提前回国）从法国骑自行车出发，用了401天，经过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伊朗、印度、泰国、越南等国来到我国。他们一路上用录音机搜集各国的民间故事。
钟日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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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数据
居民储蓄主要为攒教育费
朱剑敏 冯印澄编制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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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市场岂可“蹭”出来
新华社记者 田刚
全国春季糖酒商品交易会正在成都开得如火如荼。“宁夏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延绵不绝的广告牌“占领”了几里长的成都市主干道人民南路，引得各路经销商停车驻足。然而一些厂家打“擦边球”，生产名称和包装都类似的产品：一不用掏钱搞促销，二不用下力抓质量，消费者一走眼就把它当成了“宁夏红”，或者是其系列产品，掏钱买回家。
记者走访过一些名酒企业，发现多数名酒都深受被“蹭”之苦。
搭便车，“蹭”市场，可谓省时省力。尽管有些商品的商标通过合法程序注册，但“蹭”
市场无疑是一种违规、违法行为。通过名似、形似，这些商品一方面利用了被仿品牌的无形资产为自己开拓市场，另一方面误导消费者花了冤枉钱，购非所求，物无所值。
市场不容“蹭”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纷纷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如剑南春集团已将多名“蹭”市场者推上被告席，并接连胜诉。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用法律回应侵权，企业信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将完全取代包括“蹭”在内的各种“捷径”，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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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解读
江西省抚州市一万三千余名乡镇干部有近五千人分流。他们中不少人找到了施展才干的新天地，同时人员精减解开了乡镇行政成本过高的死结——乡镇干部走出机关天地宽
本报记者 余清楚
杨抚平，一个年仅25岁的小伙子，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去年7月，当他响应市委轮岗分流号召，主动从抚州市临川区青泥镇副镇长的位置下来的时候，他尚不知何去何从。后来他邀了几位亲朋好友凑资办了一家沙石公司，短短5个月，就收入50多万元，纳税12万元。日前，他面对记者的采访，坦然地说：“人是逼出来的，路是闯出来的，一个人只要敢于迎接挑战，努力奋斗，就能有所作为。”
2002年，可以说是江西省抚州市的人事改革年，全市13327名乡镇机关干部中的4932人，像杨抚平一样，背着行囊，走出了乡镇机关大院。一石激起千层浪，抚州市大力推进的乡镇机关干部分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过度膨胀的乡镇机关干部队伍使本来就拮据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也加重了农民负担。乡镇机关干部分流，既是中央的要求，更是现实的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去年这场来势迅猛的改革源于抚州市委书记钟健华的几次农村调查。抚州以“临川才子之乡”著称，人杰地灵，王安石、曾巩、汤显祖等名人铸造了抚州的辉煌历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抚州经济落后了。而过度膨胀的乡镇机关干部队伍又使本来就拮据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并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撤乡并镇后，乡镇干部更是密密麻麻，不消肿不行。钟健华深深感到，乡镇机关干部分流，既是中央的要求，更是现实的抉择。去年年初，他在全市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除了做官还会做什么？”、“假如做不了官还能做什么？”
经过3个月的宣传、动员、实施，到去年下半年，占全市37％的乡镇机关干部走进了轮岗分流的行列。市委组织部部长鲍小慧说，乡镇干部分流，是大势所趋，但我们有个原则，叫“无情分流，有情操作”。这次分流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点多，稍有不慎，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造成不良后果。如何做好分流工作，我们认真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大胆创业，同时为他们提供完善、有效的后续保障机制。我们组织部门为他们保留职务，保证待遇，仍然是他们的“娘家”。
大多数分流干部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尽管有畏难情绪，有点怨言，但这些年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实际上已大大增强。
分流前是罗湖镇党委组织委员、如今是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戴昕认为，干部分流有点“强逼加自愿”。说“强逼”，乡镇机关人太多，人浮于事，不分流不得了。说“自愿”，自己一直想出去锻炼锻炼，所以我是镇里第一个报名分流的。是驴是马，不出去遛遛，怎知道自己有什么本事？其实，干部分流，是政府和干部“双赢”。
分流后，有的从事种养业、贩运农副产品，有的到沿海打工，还有人选择了充电学习
见到吴欣，听了她的述说，记者不禁产生敬意。她是崇仁县石庄乡的计生干部，30多岁，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10年，在分流的大潮中，她选择了自费到县医院进修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医术。她说，崇仁县的干部分流很彻底，不管在职的还是分流出去的，每年都要实行竞聘上岗。我以前在卫校学的专业不对路。现在竞聘上岗要凭本事吃饭。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才会去学习，明年我就可以参加竞聘了。我不相信自己不行。当然，竞聘不上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办个诊所，照样可以谋生，可以为农民服务。有了本领，脚下的路就宽了。
鲍小慧部长说，乡镇干部在基层摸爬滚打，天天与群众打交道，适应能力强。从他们的择业走向看，利用自己的专长到农村从事种养业、贩运农副产品的居多，到沿海打工的也不少，还有一些同志趁这个机会，选择了充电学习。这几个月反馈来的信息表明，他们都是好样的。
周文波很看重“镇办公室主任”
这个头衔，去年7月，他到南昌航天集团去求职，凭着在乡镇16年的经历和努力工作，当上了这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他认为乡镇干部是个宝，问题是僧多粥少，互相挤压，谁的优势都发挥不了。一旦有机会让他们走出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就能创造奇迹。他能有今天，就是相信自己能干好，能为乡镇干部争光。
分流乡镇干部近5000人，平均每人每月减少支出500元左右，一年下来，全市就减少开支3000万元
采访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说起乡镇干部分流，就有三句话冒出来：一是减轻了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二是转变了乡镇干部作风；三是密切了干群关系。实践表明，这次分流，基本上达到了“人员精减、支出减少、职能转变、效率提高”的目标。
钟健华书记打了一个比喻。一个地方发展经济，也是两条腿走路，抓好一、二、三产，是用加法；减少开支，开源节流，是用减法。抚州经济基础薄弱，减法就是加法。可以算一笔账，全市13327名乡镇干部，每人平均月工资是700元，这次分流近5000人，除了每人基本生活费用外，减少支出500元左右，一年下来，全市就减少开支3000万呀。你说这是不是等于办了一个大企业呢。所以说，分流好比一把剪刀，把乡镇行政成本过高的这一死结给剪开了。
说到分流，临川区上顿渡镇党委书记张进荣感触颇深。这个全市最大的镇，乡镇干部原来有272人，人多岗少，矛盾多，效率低。这次分流，一下走了136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且在职干部的压力也加重了，不少乡镇干部学电脑，学知识，学技术。过去，为了完成任务，某些干部采取“粗、蛮、横”的办法，群众怨气大。现在干部少了，服务好了，群众也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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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村新事
山东德州
种养大户成“法人”
宋光茂 梁希东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赵虎镇岔河村农民王德才老汉凭着《农业法人营业执照》，从银行办妥了10万元的贷款手续，扩包土地240亩种植黄金梨树。在德州市，像王德才这样，由普通种养大户成为“农业法人”的人家目前已达178户。
农业法人营业执照带来的不仅仅是贷款和扩大规模的便利，还使农民闯市场有了“护身符”。乐陵市西段乡的潘秀云办了个千头养猪场，饲养的都是与杜洛克、约克夏杂交的瘦肉型良种猪，过去主要往天津、塘沽一带销。日前，温州一客商在查看营业执照后，当即以比其他客商高出0.2元／公斤的价格与其签订了长期供销合同，并付下订金。潘秀云深有感触地说：“这执照好比闯市场的护照，证明我的身份、实力，有助于市场拓展、事业成功。”
针对部分种养大户渴望能转变为像工商企业一样的公司、具有法人身份的强烈要求，德州市以工商企业登记为框架，制定了农业法人登记条件和优惠政策，通过降低登记门槛和提供优质服务方便他们登记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