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文化新闻)
专栏：今日关注
拆与建之间有没有平衡点？
——经济发展与古城保护的再讨论
本报记者 徐怀谦
本报发表《名城改建的忧虑》一文，谈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常州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拆大建的情况，如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屠寄故居要迁移，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故居，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故居，清乾隆宰相刘伦故居等均已被拆除。
类似的例子，这些年已经不少了：被文物家、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等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的古老四合院——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被有关部门以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强行拆除；曾是明代抗倭前线、清代鸦片战争主战场的浙江定海古城，被严重破坏；拥有100多座精美古建筑民居的云南建水建新街，除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家花园之外，五官府、进士府、翰林第的一部分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每一次拆除，在当地政府官员、开发商与专家学者、普通市民之间都会引发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胜利的往往是推土机。在拆与建之间，有没有一个并行不悖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结合点？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人士。
一 观点碰撞
从主张大拆大建的某些官员那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论调：一是生存论。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让那么多的老百姓陪着一个已去世的所谓名人住在一片片危旧房屋里，这本身就不人道。二是折旧论。云南建水有位副县长说：“那些老房子都是50年以上的老房子了，一年折旧2％，50年以后就一文不值了。”三是重点保护论。认为只需要把全国重点或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下来，一般的名人故居或文物该拆的拆，要为经济发展让路。四是文物集中论。即建议把名人故居统一迁移到某一地方，方便参观，方便旅游。
当记者就这些问题请教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生存问题当然是第一位的，但不必以拆除文物为前提。保护旧城，开发新城，这是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的主张。可以通过开发新城解决百姓居住问题。在旧城区内，老百姓的房子则可以通过改善屋内设施使其适合居住。
——文物、古建筑是越老越有价值。有人说中国的房子多是木结构的，不适合保存，其实是借口。日本不用说了，就是英国、西班牙，也有很多砖木结构的房子，保存得相当好。
——只要是文物，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在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果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而缺少周边与之相协调的环境，这几个建筑就会变得不伦不类。
——文物一定要注意原址保护。一旦离开原来的环境，文物将丢掉大量的历史信息，使价值大大降低。
二 症结何在
那么，真理到底在哪一边？记者在采访鲍世行先生时，他拿出2002年10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记者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专家呼吁的问题，而是如何执法的问题。上述“建设性破坏”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有法不依的情况屡屡发生，某些长官“拆拆拆”的指令更加理直气壮，这完全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其中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古城所在的区域往往是一个城市的黄金地段，在当今房地产开发的大潮中，地皮升值，开发商纷纷介入。有人说，市长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就是这个原因。所谓政治利益，就是某些官员把旧城改造作为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来抓。另一方面，与某些官员自身的文化素质有关。发生大拆大建事件的地方，建起的新建筑是个什么样子？假古董！云南建水建新街建起的“样板房”，楼下为卷帘门铺面，楼上用水泥柱子做成吊脚楼式样，屋面铺瓦。鲍世行说：把精美的古建筑拆了，建起如此低劣的房子，给这样的官员讲文物保护，能讲得通吗？
三 理论与实践
古城保护和经济发展看似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上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孜孜以求地研究、期望“鱼”和“熊掌”两者兼得。在我国，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两院院士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模式，他主张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改变“大拆大建”、“剃光头”式的做法，遵循循序渐进、审慎更新、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等原则，建立适应城市土地开发管理的新机制。即：质量较好、有文物价值的予以保留；部分完好的加以修缮；已破败者拆除更新，不搞“一刀切”；新建住宅要与古建筑形式相协调。
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应用，并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在山西平遥古城内，现有建筑物、构筑物的改造、拆除及一切新建项目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在云南丽江，政府已投巨资改善古城的基础设施，如电话线、闭路电视线和照明线三线入地工程和排污管道工程等，并允许当地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结构的前提下，进行内部装修，使他们能在古老的建筑中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在苏州古城，近几年迁出了160多家工厂和10多万居民，旧城人均居住面积提高了近10平方米，并且见缝插绿、拆墙补绿，使绿化覆盖率提高了1倍多；古城的街坊格局没变，文物古迹和古建民居修旧如旧；新建的民居、商店等，则从空间体量、建筑风格以及与周边环境的融合等诸多方面通盘考虑，保持了古城风貌的延续。
四 结论与启示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古城保护和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协调发展，可以双赢。古城保护得好，不仅不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物保护区内，可以拆，但拆的是危房，是违章建筑，是污染企业；可以修缮，但必须整旧如旧；可以建，但一定要延续古建风貌，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从国外的例子看，做好古城保护，不但具有重大的文化保护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英国切斯特菲尔德市旧城修缮费用只及原计划发展新区投资的一半，而大规模拆改旧城所耗资金则远高于发展新区。
客观地说，限于各方面条件，要让所有历史文化名城的政府官员真正认识到古城保护的价值，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各界呼吁、通过立法执法尽快缩短这一过程。因为古城无法克隆，历史文脉不能隔断，等到拆光了才明白过来，将悔之晚矣。
有人说，在看过巴黎、伦敦、爱丁堡之后，才恍然大悟：一页一页叠加起来的才是一部历史，而一页替代一页，或不断地在一页纸上擦掉重来，得到的只能是一页灰色的现实。有谁乐意生活在一个可以随意涂涂改改的城市里呢？
第9版(文化新闻)
专栏：文事评点
假景观不可造
叶于
《南方周末》报道，在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四川省乐山大佛旁，一项规模宏大的“造佛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座高37米、按1∶1的比例复制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将被置放在这个名为东方佛都的主题公园中。据说，这个宏大的“造佛工程”竟然没有通过当地的有关部门，遭到当地百姓反对，文化保护专家提出了书面质疑，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下发文件要求立即停止。可是，就在一些媒体披露的同时，这个假景观工程仍在一些人的热心“鼓动”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一个时期以来，文化景观的造假极为严重，仅三国城、西游记宫就不在少数。每每在一些名胜古迹，可以看到与自然风光极不相谐的一些伪景点、假景观，让人觉得我们想象力的缺乏。大量大煞风景的假景观，最后的结局除了徒增人们的谈资，浪费资财外，还有什么？从各地废弃的一些假西游记宫，门可罗雀的假景观，不难看出旅游造假工程的“命运”。
假景不可造。一是因为严重浪费，无论是仿古的还是学洋的，都要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人力；二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景多是追求大规模，盲目投入，像乐山大佛旁再造一个大佛，对本来就受到江水浸蚀的乐山大佛公园的环境是一个严重的破坏；三是艺术不可重复。一些重点的文化名胜往往是造假者们的首选，但是作为艺术，从审美角度看，重复不仅是物质的浪费，也造成人们欣赏兴趣的折扣。反过来说，真正的艺术是不可重复的。当然，那些为了抢救而需要复制的除外。
因此，无论是算经济账、环保账，还是从艺术角度看，造假的景观都不可行。真希望乐山大佛旁“造佛工程”的斧子，立即放下。也希望有一个法规，对景观造假者予以限定和制止。
第9版(文化新闻)
专栏：
阵容强大 反响热烈
《布兰诗歌》在京上演
本报讯 记者陈原报道：2月22日和23日，中国爱乐乐团组成强大阵容，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保利剧院上演了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的杰作《布兰诗歌》。全场观众深为浩大的气势、精彩的演唱、完美的演奏所震撼，在闭幕以后还一次次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感谢艺术家们。
《布兰诗歌》原是13至14世纪欧洲行吟诗人的作品，既有酒歌、情歌，又有宗教诗和讽刺诗。19世纪，这些作品被发现，引起思想界和艺术界的震动，1935年，奥尔夫以热情奔放、宏大雄伟的音乐赋予《布兰诗歌》全新的艺术含义，用独唱、合唱并伴以器乐及通俗歌曲表现其独到魅力，1937年在法兰克福首演，轰动一时；20世纪末的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曾引用这一音乐作品的开篇。
爱乐乐团的演出由余隆指挥，男高音歌唱家廖昌永、女高音歌唱家幺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及附属少年和女子合唱团与他们一同登台，来自德国的高男高音歌唱家艾克塞尔·科勒的优美演唱让许多观众第一次欣赏到高男高音的风格。其中廖昌永的演唱尤为出色，浑厚、隽永、深情的表现力，令观众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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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音乐剧风风火火
中国音乐剧紧锣密鼓
《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刚刚唱罢，经典音乐剧《猫》又将从3月20日至7月20日在京沪两地连续演出125场。随着外国音乐剧的热火朝天，中国艺术家们再次看好中国音乐剧市场。
本报讯 1981年，音乐剧《猫》在伦敦首演，1982年又成为美国百老汇的经典剧目，至今已有5000万观众观看。仅1995年的统计，《猫》的总收入就超过了20亿美元，3月20日即将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的中国之行，现在每日售票已达数百张，北京天桥剧场也正在积极筹备。此情此景，加上前几部外国音乐名剧的大获成功，令中国艺术家对前几年收获不大的中国音乐剧市场再次来了兴趣。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推出音乐剧《香格里拉》；江苏省镇江艺术剧院公演音乐剧《快乐推销员》；河北省唐山歌舞团公演音乐剧《唐山的龙年》；上海音乐剧《日出》在京沪等地巡回上演；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创作音乐剧《花木兰》，并且公开招聘男女主角；浙江嘉兴的音乐剧《五姑娘》也在紧锣密鼓地排演。
面对中国音乐剧热的兴起，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教授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再前进一步，目前仍嫌不足。中国歌舞团副团长陈维亚说：音乐剧的症结是自己设框框。作曲家李海鹰说：“每一部音乐剧都应是一次创新。”音乐评论家金兆钧也有一番议论：“中国原创音乐剧必须对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做重新配置和整合；要有非常明确的市场目标。”正在创作音乐剧《赤道雨》的作曲家付林说：“中国的音乐剧应当是跨越性的；我们目前却做不到。”总政歌舞团团长王祖皆以为，对音乐剧的共识已基本形成，它是当代音乐戏剧的代表，有商业属性；现在的问题是缺资金，缺经验，缺演员，也缺剧目。
目前的中国音乐剧作品，虽说缺憾不少，但中国特色鲜明。江苏镇江的音乐剧《快乐推销员》动用了上海的一批艺术家，反映的是中国生活。都市环境、百姓生活，构成了音乐剧《唐山的龙年》的主要特色。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是个龙年。3个龙年，从物质到精神的变化，确实有戏。今年秋，中国艺术节将在浙江杭州举行，嘉兴作为分会场之一，也想有一部音乐剧。嘉兴人选中了这块土地上流传甚久的民间传说“五姑娘”，选中了有民间音乐韵味的田歌，希望这成为音乐剧的主要元素。3个月前，云南省昆明市文化局携花灯音乐剧剧本《小河淌水》在京举行研讨会，也正在准备创作出一部带有花灯情调的音乐剧。它们都为我国音乐剧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中国音乐剧究竟是个什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剧才有市场，大家更渺茫；中国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剧，也都说不清楚，但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音乐剧的创作演出机会已经来临，必须抓紧时机。艺术家们期待社会能给予更多的资金和关怀，期望人们在钟情外国音乐剧时别忘了自己的产品。（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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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地围板变靓了
光与影
2月25日，记者途经北京建国门外永安里一建筑工地时看到：近
千米长的围板上新张贴了十几幅彩色喷绘的装饰画，那明快的色彩，简洁的图案，夸张诙谐的造型，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快乐、向上的情感，一改过去尘土飞扬、令人侧目的脏乱景象。本报记者 罗雪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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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在线
《人民文学》拓宽办刊新思路
本报讯 《人民文学》杂志拓宽办刊新思路，日前与贵州茅台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企业与期刊的协办仪式。贵州茅台集团是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人民文学》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重镇，体现着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此次双方协议，茅台集团将以协办方式与《人民文学》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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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在线
毛公鼎和泰山刻石走上邮票
据新华社电 国家邮政局22日发行《中国古代书法——篆书》邮票一套两枚，邮票图案是毛公鼎和泰山刻石。
毛公鼎是周宣王时的著名重器，因制器者为毛国的毛公而得名。该遗物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上铭文共32行490多字，为传世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作品。泰山刻石属于小篆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行封禅之礼后在泰岳之顶玉女池立下了这块小篆“碑祖”。刻石现藏山东泰安岱庙。这套邮票由邮票设计师王虎鸣设计。（谢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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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在线
《中国艺术科学大系》开始编撰
本报讯 大型系列丛书《中国艺术科学大系》编撰工作25日在京启动，这是中国艺术科学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
这套丛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院内外专家编著，北京金都艺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支持，计划3年内完成，将全面反映中国艺术研究的学术成果，融汇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的“通史”和“通论”，共计30多种。（刘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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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戏剧大师曹禺把傩戏及其面具喻为可以同万里长城相比美的又一奇迹。傩，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共同和共通现象，其主旨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驱邪逐疫、祈福纳祥。
戏曲活化石——
贵池傩戏该如何传承？
本报记者 何聪
池州傩，是中国傩的一部分，属《论语》中所载“乡人傩”。池州傩活动期间，所在乡民，悉数参与，从制作礼神器具、迎神下架，到演出、朝庙、送神上架，乡民自觉自愿，乡民称为“傩戏会”，其演出形式、面具、唱本剧目、唱腔、道具等均较古老完整，有极强的原始性和宗教祭祀性，娱神娱人。
在贵池刘街乡，靠近九华山的一条名叫东河的小河，沿河有3个自然村组成源溪村，由于地缘关系形成一个祭祀圈，每年的正月十三，3村的傩队以水系的上下游为序，举行朝社活动。上游的柯村傩队首先出动，先到一个古洞朝拜，再到社坛祭社，社坛有棵榆枫共株的大树，树下设一石臼为社石，表现了对大地母亲的崇拜。曹姓最后到达社坛，由戴皇帝面具和戴土地神面具者舞钱，二人象征天与地、阴与阳。朝拜洞穴到天地相交的舞俑，乃至抢灯伞的活动，展现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生殖崇拜的图景。
在贵池梅街镇新开村的邱村柯，在雨夜里，记者一行观看了乡民称为二郎会的《刘文龙》、《孟姜女》等节目的傩戏傩舞表演。据乡民介绍，邱村柯的傩戏是在1991年，由村里几位老人着手恢复的，每年活动9天，近年来，随着出外务工者日多，他们过罢春节即打点行装，因此演出有提前举行的趋势。一位老人有些感慨地说，现在年轻人出外打工后，受城市影响，不再像我们老一代对傩戏非常喜爱了。不过目前，九华山北麓方圆百十里的贵池境内的乡村，从正月初七至十五，仍然衍习着这种古老的本初文化活动——傩祭祀、傩仪和傩舞傩戏演出。
在浙江湖州打工，回家过春节的源溪村的年轻人金中勋告诉记者，他们村的傩戏会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恢复起来的，主要是一些老人的号召和带动作用，现在，年轻人对这种传统的祭祀活动和傩戏舞演出的态度主要是讨个吉利，图个热闹，积极性已经没有老一代们高了，但作为一种民俗活动，还是希望能够把它延续下去。
2月6日至13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戏曲民俗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池州市开幕，在黄山市闭幕。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深入池州山村考察了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以戴面具为表演特征的请神祭祖性的“戏曲活化石”——傩祭、傩舞、傩戏等，对傩文化作了深入的讨论。池州文化局的罗生道不无担忧地说，在热闹的背后，也有着许多冷淡。实际上池州傩在山乡只是封闭性的沿袭、萎缩性的承衍，间或受到战争和政治的干扰，成了行将灭亡的皖江文化的一角余光。现在年轻人参加已经不太积极了，参与演出大都是被动消极的，尽管一些专家和学者在研究，像池州师专成立了傩文化研究中心，并把傩文化纳入乡土教材中，但傩戏已经很难在原生状态下保留和传承下去。
如今在池州，开发出来的傩艺节目已经成了各种场合演出所必有的主要节目。十几年来，傩戏老艺人和池州文化局、池州黄梅戏剧团等单位对池州傩戏傩舞等傩文化加以挖掘整理，傩戏傩舞开始走出山乡，向外界展示出自身魅力。
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则认为，民俗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乡土文化、民俗活动是变动和发展的，是乡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展示，是民间自愿和自发形成的，到了现代社会，池州依然保留了这种原生状态的傩戏活动，是这里独特的地域特色，今后如何发展，是乡民自己的事，作为旅游项目对它们加以开发利用是值得考虑的。许多专家表示，民俗活动旅游项目的开发，学者艺术家的研究、加工，虽不能原生状态地保存“活化石”，但对游客和后人了解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古老的风俗还是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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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管理班举办
本报讯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管理研究人才最近聚集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化艺术管理研究生课程研修班。他们将系统学习文化产业通论、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他们中间多为中年，具有高级和中级职称，工作经验丰富，有的来自事业单位，有的来自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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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录时空”进军网吧连锁经营
本报讯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下属中录时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近日宣布，“数字文化家园”正式启动，将在文化部相关产业政策的指导下，依托中录总社20年的优势，致力于通过利用先进的数字网络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模式，为公众提供健康规范的数字文化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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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在线
“录音棚”成为榕城百姓娱乐方式
据新华社电 在玩过卡拉OK、酒吧、迪厅之后，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录音棚，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福州人的青睐。
整个福州市现已拥有专业录音棚五六家，同时，不少自助KTV也纷纷在“正业”之外附设了录音棚。
这些录音棚的经营内容包括制作个人CD、个人MTV、数码相册、电子贺卡和个人挂历等。突出个性是它的最大特点，也是它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青睐的主要原因。
福建福州百姓录音棚开业两年间，前来录音的人已不下两千，其中包括学生、上班族、退休干部、歌手、戏剧演员等。（王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