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孙占元主编的《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思想研究》一书，最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先进文化的旗帜与方向”、“新文化新理论的探索”、“建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大厦”、“学人的文化思考与建树”四章，以人物的文化思想研究为主线，运用有关人物的选集、文集、文选和著作集，较为客观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文化风貌。该书既着力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文化思想，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文化思想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从中可以体察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张福记）
第9版(理论)
专栏：
认识先进性 保持先进性
陈传阔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一科学论断，对于认识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属性和丰富内涵。“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这一科学论断表明：党的先进性具有实践性、相对性和历史性。首先，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去体现，通过实践来检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体现先进性，就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其次，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在一定的国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要体现先进性就必然要求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适合该国的国情。而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包括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等等。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的，而历史条件又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坚持与时俱进，准确把握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
这一科学论断是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究其原因，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没有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通过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通过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体现，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先进性，失去了执政地位。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通过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和实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出了“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这一科学论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
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是有利于强化全党的忧患意识，振奋全党的精神。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要求党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必须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的变化，做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二是有利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全部理论和工作都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必须适应实践的发展，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前人，不断总结新经验、扩展新视野、开拓新境界；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是有利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我们党要体现先进性，就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保持先进性的过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促进经济发展
江小涓
主要观点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新特点，有利于我国从外部获得短缺要素，并使其与我国的突出优势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更多地获得国际分工利益，逐步形成核心技术开发能力。中国在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应充分估计并做好应对准备，以有效控制风险、回避风险。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指出“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扎实工作，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也要对不利的一面有充分估计，做好各方面应对准备”。这为我们利用好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利用好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有利于我国在未来20年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首先，有利于我国从外部获得短缺要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产品、服务以及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实现较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各个国家的要素条件是不同的，有各自丰裕的要素和短缺的要素。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占世界的1/4；自然资源紧缺，人均耕地、石油、天然气储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资本短缺，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投资总额的6％左右。而劳动力只有同一定数量的资本相结合，才能获得就业机会。因此，我们既需要较多地进口紧缺的资源类产品，还需要利用国外资金，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国际经验看，外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的重要补充。
1996年—2000年，发展中国家利用的外资占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1％，中国为12.9％。
最近几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技术转移方式和速度的变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往的做法是，它们所研发的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只限于在本国使用，直到成为成熟技术甚至落后技术后，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如果依赖于外部技术，就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传统技术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由于技术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研发投资和制造投资的折旧很快，企业以昂贵代价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应用，投资才能收回，新技术才有利可图。第二，在一些重要产业中，产业组织的特点正在由垂直一体化向水平型分工转变。与垂直一体化相比，水平型分工的企业往往需要全球性市场，这样才有可能分摊研发费用和保持企业规模。第三，处于同一技术水平上的企业增多、竞争激烈，谁能以最快速度、最大规模占领市场，谁才能取胜。由于上述原因，有些新技术一发明，技术发明企业就会力求实现全球同步使用和制造。此时，技术引进国虽然没有“控制”核心技术，却能够较快地在本国境内使用先进技术和制造先进产品。我国最近几年吸引外资的实践，已经表现出这个特点。据调查，世界500强在华投资的一些企业，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比重，90年代中期仅为14％，2001年达到43％，2002年已经接近4/5。
其次，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各国由于条件不同，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份额也不同。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较大；国内产业比较齐全，配套能力强；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充裕。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可能争取到有利的地位：将我国具有的市场优势、产业规模优势与劳动力优势与国外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等有效结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持续40年。经济高速增长持续4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曾经做到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高速增长一个时期后，国内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要求产业结构升级，而本国可能不具备结构升级所需的一些重要条件，如技术能力、国内市场规模等，因此，继续较快增长就面临困难。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中，有可能通过利用外部资源获得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短缺要素，并使其与我国的突出优势有机结合，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速度。
第三，有利于我国继续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在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可能性较大。一是从国际经验看，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高出GDP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普遍快于经济增长，在40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较高出口增长速度的国家不少；二是我国的出口建立在二元出口商品结构之上，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都可能保持较大规模和较快增长，有竞争力的产业面较宽；三是外商投资企业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较高的出口比重。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我国保持出口的持续较快增长。
同样，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今后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作用，将从弥补资金缺口转变为引进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跨国投资被称为“一揽子创造性投资”，这是因为随着资金的转移，观念、机制、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网络等都会随之移向引资国。没有这些一揽子要素的引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速度会大大减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例，这一产业是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最快的产业，吸引外资在促进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有利于我国更多地获得国际分工利益，逐步形成核心技术开发能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若干产业中形成了较大规模和较低成本的制造能力。制造能力的扩大和成熟，有利于我们形成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较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使企业有能力分摊高额研发投资；技术能力的不断积累，使企业开始形成必要的技术选择和技术组合能力；配套产业群的形成和水平升级，使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较快地体现在成熟、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和产品群上。上述能力的逐步形成，标志着在这些领域中自主开发核心技术的条件正在形成，并且具备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在这些产业中，我们要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国在全球技术与制造分工格局中获得更多利益。
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要有充分估计和应对准备
经济全球化在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充分估计风险和做好应对准备，是有效控制风险、回避风险的重要基础。
全球经济的变化有可能引起国内经济波动。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全球经济和一些主要国家经济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传导到我国，出口、进口和外资流入有可能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变化，使年度间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明显的波动。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出现逆差时，会使国际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并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有可能受到影响。在开放型经济中，政府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是要遵守已经承诺的多边规则。例如当经济出现问题需要调控时，一些与国际规则明显冲突的措施的使用会受到限制。二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国内外政策的相互影响，需要权衡的因素增加。例如，当我国为了刺激经济采取降息政策时，如果美国没有相应政策，就会使美元利息相对处于高位，导致资金流入减少和流出增加，抵消本币降息的作用。
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产生影响。对外开放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可能性。跨国公司规模巨大，有全球融资、生产和分销能力，有可能在一些产业中形成垄断。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允许外商以收购、兼并等方式投资，会使这种可能性加大。二是战略性领域中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在这些领域，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制造能力不可能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即使国外公司愿意向我国转让这些技术，也很有可能受到其政府的干预乃至禁止。
面对开放型经济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要尽早和充分做好应对准备。一是要有反波动的政策准备，当出现因出口下降、外资流入减少而引起的波动时，能够及时通过国内政策的调整，阻断其影响的扩散，以免陷入恶性循环。二是要有必要的物质准备，重要战略性产品的储备需要抓紧做好，以增强对国际市场重大变化的承受能力。三是要增强重要领域中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形成自主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为目标，尽快制定国家技术与产业发展战略。四是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中保持控制力。
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内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1990年—2001年，全球的出口增长速度平均为6.3％，中国为14.9％；全球的进口增长速度平均为6.5％，中国为15.5％，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从世界各国进口了大量商品，
2001年中国的进口额已经占世界进口总额的4.3％，2002年这个比重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受到了全世界消费者的喜爱，使全球范围的众多消费者受益。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多支出近150亿美元。
中国吸引了较多的外资，使各国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近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产生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更大量的过剩资金，中国大量吸引外资，为这些生产能力和资金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和获利机会。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包括其母国在内的全球业务业绩不佳，而其在中国的业务却有良好的盈利表现和持续的成长性，在中国投资成为其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为这些公司克服调整时期的困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通过与周边国家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努力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发挥了“防波堤”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地区经济在调整中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是东盟和其他一些邻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一些邻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02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最大东道国。2002年，东盟与中国领导人在金边签署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中国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希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真诚愿望。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中国认真行使权利和兑现承诺，使中国的贸易体制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的过渡性贸易政策审议结果也给了中国肯定的评价。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国际经贸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仍不合理，共同发展的目标远未达到。国际经济合作不仅要继续关心扩大贸易和投资的问题，而且应该更多地关心消除贫困、缩小差距和共同发展的问题；不仅要通过平等协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一致，而且应该提倡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将会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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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孙启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但如何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为我们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符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其生产经营活动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成为社会总产出和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东部沿海部分省市更是高达60％以上。在过去10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提高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活跃市场、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投入还为上游产品和服务找到了市场，从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
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人口众多，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国有企业由于正处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的关键阶段，不仅难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而且还要减员增效，排放一定量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就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1992年到2001年，个体、私营经济新增就业人员4774万人。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就业压力将更大，而大量劳动人口不能就业，就会极大地制约人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扩大，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非公有制经济上缴的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这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财政增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非公有制经济上缴的税收。2000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共纳税1177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9.3％。在一些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四川省1999年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税收近45亿元，占全省工商税收的23％。温州市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税收占2000年全市工商税收的72％。
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利润作为社会生产剩余的一部分，在发展社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企业都要追求盈利，只要合法经营，企业盈利多就表明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对社会的贡献就大。目前，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约为20万家。据科技部2000年对
86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企业技工贸总收入14639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交税金780亿元。非公有制企业创造的利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运用也具有积极意义。一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资本要素；二是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存入银行，起到了融资作用，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三是用于消费，成为整个社会消费的一部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奢靡性消费除外）；四是企业剩余的一部分，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形式转化成为社会财富。企业创造的剩余越多，为国家贡献的税收也就越多。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种选择不但没有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正确认识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一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既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又打击其非法和不良经营行为，规范其发展，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损害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对非公有制企业主的高收入特别是非劳动所得进行调节，对逃税者予以重罚；四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企业主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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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学问
博学慎思
张世英
《礼记》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治学而言，博学与慎思，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治学光靠苦思冥想，往往会流于空疏。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尤其要防止这个毛病。黑格尔就说过：哲学是好思之学，一般人似乎以为搞哲学就可以不需要读书学知识，单凭聪明就可以对什么问题发一通议论，说东道西，这只能导致一种“模糊空疏”的学风和文风。黑格尔的警示特别值得治学之人注意。
做学问首先要求打基础、练功底，多掌握资料。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创见，必须有资料为依据。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第二手资料。一本学术专著或一篇学术论文，其水平如何，除了看它是否有创见外，还一定要看它引用的资料是否准确扎实，是否充分。古人说：“竭泽而渔”。用到做学问上，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全面地加以掌握。当然，要做到把相关资料滴水不漏地掌握到手，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相关资料，包括已有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水平，如果没有掌握或掌握得不准确，这样的研究必然缺乏坚实的基础。根不深，本不固，枝叶必不茂。
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创新上来。创新就是在学术界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前进一步，在祖述前人（包括已发表过研究论文的同时代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这才叫研究成果。我们平常在评价高水平的论著时爱说一句话：“发前人所未发。”这句话也许显得要求过高，但它至少启发了我们，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独立的新见。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治学要“空所依旁”。“空所依旁”当然不是说不要依据资料，不要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在观点上不囿于成说，更不要人云亦云。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强调，为文作诗都要讲一个“真”字，他把“真”字解读为“互不相袭”、“面貌各异”，真乃卓绝之论。如果写文章言不由衷，千篇一律，实际上就是互相抄袭。这种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应该受到批评。而做到“真”，就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还是论语上的那句话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学问既要有“学”作功底、为基础，又要靠自己独立的“思”使学问枝繁叶茂。如果说，在“学”的方面要多一点虚心的态度，那么，在“思”的方面倒是可以提倡大胆一点。把学与思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治学之正道。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开创我国思想文化研究新局面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让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出一条新路子呢？中国传统思想诚然有其重大的优点，但任何一种东西优点再多，如果看不到其缺点，那就不会有危机感，就不会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学术研究如果陷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圈子里出不来，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找到一条新路子的。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眼界放宽一些，虚心学习吸收外国思想文化中的精华，融会贯通，可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提供借鉴和启发。“中西贯通”这个提法不应该只是对某个学者学术成就上的赞美之辞，而更应该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学者治学上的一条方法论原则。然而，一味强调“学”，甚至“食洋不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独立思考与大胆实践，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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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文化力启动经济力》
贾春峰撰写的《文化力启动经济力》一书，最近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展望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发“文化力”启动经济力的角度，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企业发展战略特别是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新挑战、新课题。作者着重论述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意义，认为企业文化建设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管理创新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该书视野比较开阔，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新观点。（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