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人物
他来自那个“被耽误的年代”，他的理想曾经是“做工人”。从第一次参评到此次当选，他经历了整整10年。他11月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冲出“人才断层”
本报记者 廖文根
不到15岁时，杨卫插队到延安农村。插队第四年，他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杨卫大学毕业是在1976年，而在此前10多年的1965年，杨卫跨入了中学校门。在我国的院士名录中，大学和中学时光定格在那个年代的并不多。每年的院士增选，一个词被经常提及——“人才断层”。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被那个特殊年代耽误的一代。而刚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49岁的教授杨卫，正是从那个“被耽误的年代”走来的。
杨卫的初一还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时杨卫才12岁。1969年，不到15岁的杨卫插队到陕西延安农村，开始了“受苦”（在当地人们管干农活叫“受苦”）历程。杨卫以为会一直“受苦”下去，但命运却在插队的第二年发生了转机。那年，同村的一些知识青年回北京探亲，带回了当时很稀罕的东西：书，其中许多是中学课本。于是，在“受苦”之余，杨卫又多了一项业余生活——读书。白天干活，晚上点上煤油灯念书。“当时自学的效率特别高，不到三年时间就把中学的课程学完了。”杨卫回忆说。
插队第四年，杨卫所在的村子进行了一次大招工，几十名知识青年被招得只剩下了七八位，而那时的杨卫刚好回家养病，“失去了做工人的机会”。而在同一年，另一个机会降临在杨卫头上：高校招工农兵学员，杨卫插队的县招生名额是50个。尽管当时全县的知识青年有两千多人，但由于大部分人被招工走了，只剩下三四百人，杨卫正是其中的一个。在回答几道物理题时，杨卫的表现令当时西北工业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十分兴奋，将其收入自己麾下。“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航空类专业，到了学校才知道，自己被分到‘42专业’。”杨卫回忆说，“‘42专业’要学习很多有关铸造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学校一直被人们称作‘打铁’的。”
大学毕业时，杨卫选择了去工厂。他是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他好几次和院士擦肩而过，此次已是第五次参评
“大学三年有不少收获。”杨卫说，“尽管要经常参加政治活动，要下到工厂干活，但每周有4天多的时间搞业务，而且所有老师都和学生打成一片。”
1976年毕业时，由于表现出众，学校希望杨卫留校。但杨卫的理想是“做工人”，于是来到距离江西景德镇30公里的一家“三线”工厂，其间还在一支铀矿地质队干了半年。恢复招考研究生后，杨卫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杨卫对记者回忆说：“在学术上我有两个阶段进步最快：一个是在清华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两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布朗大学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那三年。”
一直在固体力学领域“摸爬滚打”的杨卫告诉记者，自己现在的研究已经开始从这个领域向微电子、生命科学等领域渗透，杨卫还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与航空航天领域融合。
杨卫已经是第五次参评院士，从第一次参评到此次当选，杨卫经历了整整10年。“好几次都是擦肩而过，所以这次当选心态比较平和。”杨卫说，“能否当选院士关键是看学术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一直有种压力：一定要把学术作好。”杨卫对清华大学一直心存感激，“学校对自己很关照，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做科研。”
在学生眼里，杨卫是位出色的老师。谈及指导学生和治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
在同行眼里，杨卫是位出色的科学家。而在他的学生眼里，杨卫是位出色的老师，杨卫的许多学生在各自领域已经成了领军人物。
“导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很关键。”杨卫说，“以前是讲‘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的导师还要能激励学生。在安排论文题目时，要为学生今后的发展留出足够空间”。杨卫说，“我比较看重培养学生独立做学问的能力。”
杨卫认为，导师要根据每一名学生的特点，设计和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感兴趣的题目。“应尽可能多地与学生直接交流，这也意味着带的学生不能太多，否则精力有限，对学生的指导也不可能细致。”杨卫说，“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会把所有的学生都叫到一起，每个人都聊一聊。每学期我们要郊游一次。”
当记者问及他的治学理念时，49岁的杨卫沉思了几秒钟道：“认真。每件事都认真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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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四川古人头像复原
11月中旬在四川营盘山出土的约5000年前的四川男性人骨头像，日前在沈阳成功复原。这一古人头像的成功复原对研究不同地域史前古人类的发展历史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图为12月27日，中国刑警学院专家赵成文教授在沈阳介绍头像的复原过程。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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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变味”贺卡“骚扰”孩子
据新华社合肥12月28日电（张洪庆）元旦、春节临近，安徽合肥市的部分贺卡经营者为了牟利，竟将一些内容荒诞不经的“变味”贺卡销售给尚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在这类贺卡上，面目狰狞的“鬼怪”成了封面，脏话和成人笑话变成了“变味”的祝福。有老师和家长认为，这种“变味贺卡”对还没有完全辨别能力、好奇心极强的未成年人而言，将会造成一种不健康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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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车载公厕春运救“急”
据新华社广州12月28日电 广州市市容环卫局透露，广州市首辆车载流动公厕将于明年1月1日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投入使用，为春运救“急”。车载流动公厕投入使用后，可随时“走动”，而且该车密封性能好，车内有空调和电视，配备自动感应门，车内有供残疾人使用的蹲位。据悉，车载流动公厕的收费不会高于1元／人。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广州市爱卫会还发出通告，正式确定宾馆、酒店、餐饮店内设厕所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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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混凝土河岸上种花草
据新华社上海12月28日电（记者李荣）虽然上海河水正逐年变清，但河道两岸高过人头的混凝土岸堤，与人难有亲和力。此间水利专家说，今后上海即使是混凝土河岸也能种上花草，呈现自然生态的景观。上海西北郊嘉定西虬江的一段1公里长河岸，由一种“绿化混凝土”筑成。这种混凝土其实是一种多孔混凝土，植物的根系通过这些孔进入土壤层，就能枝繁叶茂，连成一片。专家说，这是一项国外引进技术，待试点积累经验后，将向全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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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解读
12月22日，长沙市救助管理收容站发出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建议市民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金钱，而是要通过各级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进行捐助，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
如何救助城市流浪乞讨者
本报记者 彭国华 周立耘
记者目击——
公开信见报三天后，长沙市流浪乞讨现象大为减少
12月25日，是长沙市救助管理收容站发布《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的第三天，记者来到长沙市人流、车流密集的火车站、八一路过街天桥、迎宾路、芙蓉路等地。行人和车辆依然很多，但秩序井然。仔细观察之下，很难找到乞讨者的身影。而仅仅在一周以前，这些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长沙火车站的出口处是乞讨人员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记者做过粗略统计，在站牌下不到400米的过道内，行乞者竟有20多人。每当火车到站乘客走出出口时，这些乞讨者就一哄而上，或缠住乘客不放，或将乘客团团围住，弄得秩序十分混乱。
八一路过街天桥最能展现长沙市行乞人员的特点。这里有拄着双拐、坐着轮滑凳行乞的残疾人；有头发花白、衣衫褴褛、跪地作揖的老年人；有自称因天灾人祸，生活难以为继而行乞的青壮年；有挂着求助牌请求施舍学费的儿童；甚至还有披着袈裟，拿着化缘钵的“和尚”。加上一些临时的摊贩和过往的行人，经常出现拥堵。
市民说话——
绝大多数的受访市民对公开信内容表示支持，也有人提出疑问
在公开信见报的三天时间内，记者通过不同方式采访了30余位市民。绝大多数的市民对公开信的内容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人们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万先生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行乞的人成分很复杂，真假难辨，在遇到有人行乞时自己的心情总是很矛盾：给，怕上“职业乞丐”的当；不给，又怕耽误了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现在可以把钱捐给民政局和慈善机构，由他们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甄别和救助。这一方面可以使“职业乞丐”和假乞丐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可以使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到救助，可谓两全之策。
司机小廖对乞丐扰民的情况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经过长沙火车站、平和堂商场等地时，总是可以看到一些行乞者纠缠行人和顾客。有的抱住行人的腿，不给钱就不松手，有的将行人追出几百米远还不罢休。如果行乞的人都能在救助站得到救助，这种现象就会大为减少甚至消失。
在长沙某商厦从事收银工作的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到晚上7点钟左右，总有一个看上去像乞丐的老人揣着一大堆角票和块票来兑换整钱，数目都在30元以上，最高时有七八十元。这样一个月下来，他的收入肯定高过长沙市的中等收入阶层。如果大家不直接向行乞者进行施舍，这些靠行乞来谋财者也就没有了“财源”。
也有几位市民对公开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鼓励市民不直接向行乞者进行施舍，侵犯了乞讨人员的权益，也与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相背离。在不见到行乞者的情况下，一般人也想不到或不愿意为流浪乞讨人员捐款。还有市民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果大家都不直接向行乞者进行施舍，这些人会不会结成团伙进行偷盗和抢劫？如果行乞者大量涌入救助站和慈善机构，后者有没有能力妥善安置这些人？民政部门与慈善机构在接受了社会捐款后，如何能保证这笔资金得到专款专用？
专家评点——
乞讨和直接施舍在现阶段还有存在的基础和理由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谢俊贵教授认为：长沙市救助管理收容站的这一做法是初步规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与管理的新探索，值得提倡。但在目前，不宜也不可能采取强制方式实行。因为一方面，有一部分市民因为担心捐款被暗箱操作，或是嫌不方便，不愿意直接到民政局或慈善机构捐款。另一方面，在从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与管理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机构与慈善机构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直接施舍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其存在的理由。
湖南大学法学院的邓祥瑞教授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乞讨行为进行禁止，那么行乞就是公民的一种权利和自由。有乞讨行为存在，就一定相伴有直接施舍的行为。因此，对于乞讨人员，市民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那些通过虚构生活状况或遭遇来博取同情的行乞者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街头诈骗，是违法的；而操纵他人行乞以获取钱财更是一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行为。对这两类人员，公安、城管等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以确保社会公正和稳定。
政府解惑——
将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完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制度
长沙市政府负责人介绍，长沙街头前段出现的乞讨人员大量增加的现象，是各级政府对新的救助管理政策认识不足，没有即时采取应对之策造成的；是“职业乞丐”认为新的救助管理政策有机可乘造成的。而市民直接向乞讨人员施舍金钱，又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职业乞丐”的行为。《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
发出后，乞讨人员大幅减少，而救助管理收容站人员没有明显增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长沙市民政局副局长贵志平告诉记者：全市正常年度的累计收容救助对象，保持在4000人次左右。为适应新的救助管理需要，市里已决定在现有市级救助管理收容站的基础上，在全市5个城区兴建区级救助管理收容站，明年6月底完工，到时，长沙市拥有800至1000张床位，救助能力可大为提高。与此同时，为方便市民施舍献爱心，市民政局决定在现有钱物捐献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作用，使捐献活动经常化、就近化。他表示，对于社会捐款的使用，民政部门有严格的管理和审计制度，能确保专款专用，请市民放心。
市城管局副局长颜海林认为，要落实好新的救助管理政策，首先必须甄别真假乞丐。《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就是要告诫市民，街头施舍有可能被“职业乞丐”所利用，表达善意最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
与此同时，11月下旬以来，公安、城管和民政部门组成联合行动组，通过查验乞讨人员身份的办法，甄别真假乞丐。对确因生活困难，需要救助的人员劝其到市救助管理收容站，由政府安排他们的生活，对那些生性懒惰、靠乞讨为生的人员，加强教育、劝导；对那些组织、利用乞讨人员的不法分子坚决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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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续报道
新疆玛纳斯——清欠工作进展顺利 刘涛有望拿到欠款
本报记者 王慧敏
12月27日、28日是双休日，玛纳斯县头工乡派出所清欠刘涛工程款工作仍在加班加点进行。
27日一大早，县计委、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县公安局计财装备科都派出专人开始对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认真核算。室外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为核算准确，工作人员刨开冰雪对施工面积进行一寸寸丈量。县公安局政委于飞告诉记者：“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对包工头负责，也要对国家资产负责。”
与此同时，玛纳斯县召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参加人员包括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各乡镇领导和全县203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会上，县委领导通报了头工乡派出所拖欠工程款的有关情况，要求各级干部和全体公务员以此为警示，改进作风，进一步提高整体服务意识。第二个会议是全县公安干警大会。昌吉州公安局局长彭建国和州公安局党委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龚志军做了深刻检查。彭建国局长要求，所有单位要把“龚志军事件”作为反面教材，结合学习，找出薄弱环节和“盲点”，做到找不到问题不放过，挖不出根源不放过，整改措施不治本不放过。学习结束后，每个干警都要写出一篇自我剖析材料，于12月30日交到单位政工科。
28日上午，昌吉回族自治州公安局党委集体向记者通报了有关整改情况。彭局长说：“我们十分感谢人民日报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希望新闻单位今后能经常进行一些暗访，帮我们挖挖病根。”
下午5点，记者再次来到玛纳斯县头工乡派出所。工作人员仍在认真进行复核。已经离开所长岗位的龚志军也在积极配合复核工作。他拉着记者的手说：“我给单位抹了黑，今后一定改正，决不再做任何有损公安形象的事情。”玛纳斯县公安局副政委朱阮建告诉记者，为了让刘涛尽早拿到欠款，昨晚，工作人员一直忙到11点多钟。今天中午，大家没有休息，简单吃了些东西就接着干。目前，复核工作已基本结束，双方正在对有关分歧进行磋商。明天，刘涛有望拿到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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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瞬间
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救援有序 受灾群众陆续返乡
目前，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灾民开始陆续返乡。自12月23日事故发生以来，受灾群众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灾民民心安定。图为12月28日下午，一位带着孩子的灾民坐在重庆开县敦好镇的返乡专车上等待出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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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热线
冬季防治呼吸道传染病请注意
熊德 编制（新华社12月27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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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区新事
济南槐荫区——
裕东社区有个“低保审核委员会”
本报记者 何勇
济南市槐荫区裕东社区70岁的李兴华大爷和单身下岗的女儿相依为命，由于不懂政策，没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困苦。今年6月，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云香发现了这一情况，便让“低保审核委员会”对李大爷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使他及时享受到每月208元的“低保”最高标准。
同样是这个社区的下岗妇女李某，单身时按规定享受“低保”，和一个生意人结婚后，家庭收入可观，却仍然按月领取“低保”。社区“低保审核委员会”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对她进行说服教育，取消了她的最低生活保障。
“低保”怎样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裕东社区在2002年初，经过调查，组成了由老党员、民警、楼（院）长、居民代表和社区干部共同组成的“低保审核委员会”。他们按时学习有关政策、文件，对提出申请“低保”的家庭进行走访、审核；对享受“低保”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入户调查，及时调整或注销；对因心理、情面等因素未提出申请但在政策保障范围内的困难家庭，及时做工作，帮助他们落实“低保”。这些措施提高了社区“低保”工作的透明度，使群众关心的最低生活保障成为“阳光低保”。目前，裕东社区的经验已经在槐荫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