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的大龄人员是下岗失业人员中更需要帮助的群体——
“4050”人员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白天亮
期盼 扶持政策再长久一些
53岁的陆民跃是宁波市“社区三车管理服务社”的一名管理员。自1996年下岗后，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份稳定的工作。
“三车就是自行车、助动车、小轿车。我们宁波越来越美了，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市貌，购买了这批公益性岗位，我这个‘老大难’总算又有一份工作干了。”说起这些，陆民跃一脸感激之情。每月550元工资，支付100元养老保险后，还有450元，“够我和老伴吃喝了。”
陆民跃目前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还不够老”。
“文件上说，去年以来出台的再就业优惠政策管3年。3年以后我57岁，政府还会不会出钱继续购买这些公益性岗位？57岁，还有3年才退休，才能领养老金，万一又下岗了我怎么办？”
谈及3年后，老陆不由地锁紧眉头。他告诉记者，他没什么技能，前几年断断续续地做过夜间保安，单位还嫌他太老。3年后，肯定连保安也没的做了。“你说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我们这些老家伙已是办了大好事，但我们真的希望这好事能办得更长些。”
记者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全国“4050”人员在300万人以上。与其他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相比，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为此，国家对他们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他们再就业。这些扶持政策已明确承诺将执行3年，此后会有哪些变化，现在各地还说不清。
期盼 社会保险再跟上一些
吴寿全从福州市阀门厂下岗后，经推荐在社区服务站工作。对这份工作，吴寿全的感受是：“上岗总比下岗好，要是能给上保险就更好了。”
他的养老保险，财政负担50％，自己负担另外的50％。“交点钱，总算还能把保险接上，反正用不了几年就能领退休金了。”对此，老吴倒能接受。他愁的是医疗保险。“以前在阀门厂的时候，国家还没搞现在的医疗保险。现在公益性岗位，也没有医疗保险。我想自己参保，又没渠道。估计退休以后也很难享受到医疗保险。”人老了，谁能不生病呢？老吴最怕这个，对此很无奈。
据了解，目前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大多只有部分社会保险。由于“4050”人员离退休不到10年，有条件的地方一般会先给他们上养老保险，而同样紧迫的医疗保险，对“4050”人员来讲几近奢侈。
吴寿全告诉记者，如果不去工作吃“低保”，反倒能在医疗等方面享受一些优惠，在他的身边，就有这样“宁吃‘低保’也不工作”的失业人员。吴寿全并没有看不起他们，反而觉得社会应多站在下岗失业人员的角度，多给他们一点理解。“‘低保’能有多少钱！一样得紧巴巴过日子。如果上班挣的钱还不如‘低保’多，生活得比吃‘低保’还困难，这工作的待遇是不是也太低了？”
吴寿全反映的不是偶然现象。福州市副市长黄序和介绍说，目前当地有大量岗位空缺，但市内同时也有数千名下岗失业人员依靠失业保险、“低保”生活。这其中有转变就业观念的问题，但最主要的在于这些岗位收入低，各项社会保险也跟不上。他表示，不能单纯怪百姓懒惰、挑三拣四，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今后也要力争把该上的保险都上了，月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
期盼 就业培训再实用一些
能够由公益性岗位安置的“4050”人员毕竟占少数，再就业更多地还要靠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实用的培训也为众多“4050”人员所盼望。
福州市的侯秀英现在是一家小型农场的老板。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她最大的感受是：“当初技术、管理一样都不懂，如果能接受一些适当的培训，我会少走好多弯路。”侯秀英过去是纺织工，下岗后赶上一个蔬菜大棚项目面向下岗失业人员招标，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干了起来。从没接触过农活的她头一年就亏了5万元，把近20年的经济补偿金全赔了进去。“要是有人指导一下就不会赔得这么惨。”农场今年才缓过劲儿来，侯秀英说她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重新学习，学“如何务农”。
43岁的张国英遇到的是同样的困境。下岗前在宁波市一家钟表店做售货员的她，谈起再就业非常自卑：“我什么手艺也没有，年纪又大，单位都不愿要我。”街道曾介绍张国英去一家小厂缝坐垫，从没踩过缝纫机的她干了一个月，只挣了15元钱，最后还被退回来。“其实我挺能吃苦的，上次那个工作，如果事先能对我培训一下，肯定不会被退回来。”张国英希望政府部门能经常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帮助像她这样的下岗失业人员学习有关技术，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同是下岗职工的包慧娟想学的不仅是某一项技能，还有自主创业所需要的经营管理知识。包慧娟现在雇了三四个人制作服装标签，给服装企业做配套生产。“就这么点小生意，我也有财务、管理的问题。我能享受到哪些税收优惠？怎么样进货才最便宜？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我也想把生意做大点啊。”
上海市首创了由专家一对一指导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模式，很受欢迎，也为不少外地下岗失业人员所羡慕。“要是我有什么问题，马上能找到一个专家来请教，该有多好。”包慧娟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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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4050”人员
“4050”人员指的是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66个城市的抽样调查，他们占下岗失业人员的28.7％。据此推算，全国“4050”人员在300万人以上。
“4050”人员是再就业最困难的群体，国家对他们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除了和其他下岗失业人员一样享受税费减免、小额贷款等优惠政策外，还给予特殊扶持。首先，国家对“4050”人员实施再就业援助，由各级政府提供即时岗位援助等多种帮助。其次，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4050”人员。此外，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中央要求，在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安排原国有企业“4050”人员就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同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提供适当比例的岗位。（晓白）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财政政策寻求突破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 高培勇
当前，应当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不妨适度调整
退出之难
设想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明年退出，那我们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第一，近年来，我们利用国债资金兴建了一大批工程项目。有些项目完工了，还有不少项目尚在建设之中。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字，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需要5000亿至6000亿元。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的后续资金失去来源。
第二，在过去的5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1.7、1.8和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今后至少年均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便会因此而失掉支撑。
继续之难
如果完全照搬往年的做法，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连续6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给我们留下了数额较大的债务。加上用于单纯弥补赤字的国债和属于借新债还旧债用途的国债，三个方面性质的国债相加，目前整个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7.93％提高到20％多。
第二，连续6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内生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形成的这种依赖，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加深。
寻求突破
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扩张，而我们又太需要经济增长提供的空间来增加就业、调整结构。这便意味着，起码在短期内，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言退，或者不能完全言退。
第二，非典过后凸现出来的公共卫生、西部开发、农村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的欠账，用科学发展观来权衡，是必须尽快补上的。这笔钱数额很大，每年2000亿至3000亿元的财政收入增长固然可填上一些缺口，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增发国债仍然是必须依赖的一个收入来源。
第三，即使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退出了，也要有个渐退的安排。正如进军须一鼓作气、退军须缓缓而行，不能辙乱旗靡的道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退出，必须是安全的、稳妥的、瞻前顾后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应当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不妨降低力度，调整投向。
所谓降低力度，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逐步减少增发国债的数额。所谓调整投向，就是将增发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至几个方面的投向：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填补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公共项目欠账；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但主要由于资金制约而迟迟未能启动的改革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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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景通实业总公司本是一家集体企业，但不久前却被界定为全资国有企业——
这家企业该不该收归国有
本报记者 李凤鸣
不久前，重庆市国资委在一份拟上报市政府的材料中建议，将一家经营了10年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重庆景通实业总公司界定为全资国有企业，但面对这样的处理意见，景通公司的干部、职工却感到十分困惑。
据了解，1992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了解决干警家属及其子女就业问题，报经市公安局和沙平坝区就业办公室批准，创办了“交通管理劳动服务公司”，工商注册资金30万元，其资金来源为交警支队“划拨”现金15万元，“调拨”固定资产15万元，工商执照登记为集体企业。1994年改为“重庆警通实业总公司”，2000年“管办脱钩”时更名为“重庆景通实业总公司”沿用至今。
经过10年的努力，景通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相当规模的企业，年经营收入上亿元，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1600多万元。公司目前1000余名职工中，持下岗、待业证的人员占将近80％。
然而，正当景通公司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革，再创企业辉煌的时候，重庆市国资委建议将该公司资产权属界定为国有，并提出对公司资产进行“重组”，其中一部分交由市国资委持有或划拨给市物资集团；剩余部分实行改制。听到这样的处理意见后，景通公司的经营出现了滑坡态势。员工对公司的前途甚为担忧，部分业务骨干甚至考虑辞职，另谋新路。
重庆市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叶金光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已经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可以初步认定景通公司是国有企业。其理由是，景通公司是市公安局所属的交警支队“划拨”、“调拨”的资金、房产扶持创办的，是国有资产形成的原始资金。
重庆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不认同国资委的说法。这位负责人说，自景通公司创办以来，在市公安局的有关统计报表中，该企业一直是集体企业，从来没有改变过。景通公司出具的有关资料也证实，当初交警支队“划拨”的资金属于借款，已于1997年还清；“调拨”的房产属于租赁使用，有关“借款”、“还款”和房屋租赁合同等手续一清二楚。
重庆市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协会秘书长汪辉天认为，景通公司的产权如何界定，关系到一大批劳服企业的命运。中国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协会副会长王文龙对记者说，类似景通公司这样的劳服企业的产权界定，国家早已有明文规定。国务院1990年第66号令明确指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是承担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任务、由国家和社会扶持、进行生产自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1997年发布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产权界定规定》也明确指出，1993年6月30日前形成的资产及其衍生资产都属劳服企业集体所有；劳服企业使用贷款、主办单位借款等借贷资金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劳服企业集体所有。
此间专家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该归国有的产权要归国有，该归集体的产权也应归集体，不应相互混淆，随意处置。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黑中介”栽了！
12月24日，山东省举办首次民工专场招聘会。与此同时，一些“黑中介”也混入招聘现场，以高薪工作岗位等诱饵使民工上当，从中骗取钱财，被劳动、公安部门抓获。
图1：“黑中介”简陋的“办公”场所。
图2：圈中人为正在寻找目标的“黑中介”人员。
图3：在缴获的物证面前，这个“黑中介”哑口无言。
左庆 恩骐 晓萍摄影报道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记者来信
时下，一些不法之徒通过发送手机短信，设置各种陷阱，骗取他人钱财——
警惕短信诈骗
刘健 张琴
前不久，福建破获了一起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的犯罪案件。犯罪团伙通过一个外省地区的手机号段，24小时向省内的手机用户传送虚假的中奖信息，并要求用户向其汇寄来奖品的邮费和个人所得税。
近日，重庆的江先生从好友黄小姐那里收到一条短信，称有留言给他，结果反馈的信息却是“某某基金会已成功收到您的30元捐款”，查询话费余额后江先生才顿悟自己“中计”了。而黄小姐说，她只是转发别人传给自己的短信，而且其他30多位同事也都“中计”了。通过手机公益短信形式来募捐善款，本来是件好事；然而，有一些人竟“善意”地将该公益短信内容肆意篡改，致使许多手机用户不明就里地把钱捐赠出去。
针对花样百出的手机短信骗局，有关部门向消费者提出了警示：一、凡是正规的通信公司发给用户的短信，都会注明发信人特殊代码，如中国移动公司的代码为“1860”；二、对没有明码标价的短信最好不要订阅，避免落入圈套而遭受损失；三、一旦遇到网站的欺诈行为，消费者应该拨打通信公司的服务热线或消委的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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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春运能否静悄悄
杨禹
明年春节来得早，看来猴年还真是个急脾气。所以，提提春运这个话题，现在已为时不早。
这些年来的春运，正在逐渐改变其“忙、乱、闹”的旧形象。忙，是因为客流骤升；乱，是因为引导不力，忙得无序；闹，则是因为相关的运输政策、价格政策，甚至包括涉及进城农民工的一系列政策仍未尽合理。要想让喧闹的春运安静下来，也不妨从长远着眼，致力于梳理相关的政策环境，从治闹下手。不闹了，也就有序了；有序了，也就不会那么忙了。
不久前，广东的物价和交通部门联合发出了一份关于公路客运春运票价的通知。不过千字的短文，就把政策讲明。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关键还是在于3年前当地开了一场春运价格听证会。当时引人关注的制度创新之举，现已在全国铺开。而开了听证会先河的广东人，仍在享受创新留下的财富——此次春运的定价原则，仍将以当年经价格听证而制定的水平为坐标。
春运的价格政策，牵动多方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怕出现多侧面、多角度的不同利益，关键是需要政府部门来合理地调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使相关的调节手段和调节政策逐步制度化。
在临近2004年春运的时候，京、沪、穗等城市相继提出了安排更多农民工在城里过年的建议。这不是今年的新创造，但变化在于去年零星的举动，正逐步演变为今年较成体系的安排。而这仍然是一种过渡状态。因为我们注意到，不少城市的类似安排，仍停留在政府部门节日里给农民工“送温暖”的层面。这种层面固然长期需要，但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身上除自然人属性之外，再多一些合理的经济人属性，再多得到一些法律层面的角色保障。如此，这支春运路上的主力军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性的分流，而春运固有的嘈杂也才能进一步减少。
春运，将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长期现象。过去的春运之所以让人头疼，原因大概出自两方面：一是供给能力的总量、结构及调节方式，都未能满足需求方所提出的较高要求，这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和春运服务的提供者们，更细致地捕捉错综复杂的春运需求；二是春运本身承载的功能有些错位，春运旅客大军的构成还带有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这需要我们想方设法来引导需求方，使春运的需求逐步接近合理的规模和理性的流向。
若能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春运的潮水仍会年年到来，但春运的喧闹和其间的种种不适，会一点点地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