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毛泽东的文化情韵
艾斐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缔造了党,缔造了军队,缔造了新中国,成就了辉煌的事业。
  对此,人们是充满钦佩和感激之情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丰富的知识、超人的智慧、果决的胆识、横溢的才华,更是交口称誉、倍加钦羡。
  是什么成就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有文化之功。我们在加诸于毛泽东的诸多称谓之外,其实还应当再加一个“文化伟人”的称谓。使毛泽东的学识、才华、智慧、胆略跻于超常状态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原因,则在于他国学基础扎实,文化素养极高,终生酷爱读书,善于融会贯通。毛泽东嗜书如命,爱不释手,苦读苦吟,积习久矣!即使是在清贫中、战乱中、白色恐怖中、鏖战正酣中,他也与书为伴,其乐陶陶。长征是艰苦的,但毛泽东照样一边行军,一边读书;胡宗南围困延安,形势是危急的,毛泽东在准备撤离延安的空隙中,仍旧抓紧时间读书;井冈山时期,战斗急,生活苦,毛泽东根本不在乎,而惟独没书读使他无法忍受,所以每打一个土豪,他最关心的就是进去找书读,特别想找一本《三国演义》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许与指挥作战关系更密切一些吧,毛泽东特别看重。在1938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竟对满身征尘的贺龙和徐海东说:“谁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就不算中国人。”直至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也总是尽量挤时间多读书,涓滴之时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的土窑洞一直带到北京的中南海,放在床枕边,不断地翻阅,不断地思量,不断地从中悟出许多真知灼见来。《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全唐诗、各种典籍的总集、合集、选集、专集,各种经史子集和诗词曲赋,全在他的涉猎范围之中,他不仅喜读,而且善解、强记、娴用,每每信手拈来,昭人喻事,恰到好处,妙趣横生,化腐朽为神奇,总能收到以古喻今、以镜鉴人、以理布道、以智悟聪的奇特功效。
  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这已是无法准确统计的了,但仅从他的藏书中我们似也可以略知大概。首先,毛泽东藏书数量大、品类全,就这还常常向人借书读。他甚至为了向黄炎培借书竟不惜屈尊打了借条,并且为了按期归还不得不赶着读完。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作过评点和批阅,仅经他亲手圈划批注过的诗词就有一千五百九十首,涉及历代诗词名家四百余人。这些诗词,他不仅反复诵读,其中有许多都能倒背如流,而且还用毛笔抄录了其中的一百多首。惟其如此,他的一首《沁园春·长沙》无异于是向世界发出的战斗檄文,而另一首《沁园春·雪》则使山城重庆为之震撼、蒋家王朝陷于惶悚。
  毛泽东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善于运用。遵义会议进行总结时,毛泽东做了艰苦的动员和耐心说服工作,其中有许多道理都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典型战例中引申而来的。至于《孙子兵法》,他更是谙熟于心,并在实战中予以灵活而巧妙的运用。像西游记、水浒故事、三国故事、史记故事,毛泽东统统烂熟于心,并在为人处事和指挥战斗中屡加巧妙的借鉴,每每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曾用武松打虎激励干部、战士的斗争精神,以周瑜挂帅晓喻干部政策,以刘备取川说明团结地方干部的重要性,从贾府不可逆转的衰败引申到美苏所遇到的困境,等等。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语言中,引用了很多像“心之官则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类的名言,每一出现,必定烁采生辉,极为有效地加深了人们对其所引喻之义的理解。他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形容没落势力的极端孤立;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形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极“左”倾向的危害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容革命力量所呈现出的不断发展的趋势;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形容腐朽的思想和落后的制度所面临的不景气和岌岌乎;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明对干部不能求全责备,如此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伟人,一位理论伟人,一位政治和军事伟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文化伟人。深厚丰富的文化积蓄不仅铸造冶炼了他的人格、品性,而且也成就了他的壮伟事业,给了他超人的知识、智慧、才华、胆略和气魄!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记忆与怀念
丁晓平
  毛泽东,中国一个时代的象征。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永恒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
  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记忆是红色的。这些红色的记忆,最早却来源于西方人的笔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以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批正义、富有良知和同情心的西方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优秀品质,冲破政治封锁和重重艰险,把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领导的所谓“赤匪”进行的中国革命的真相公布给全世界,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珍贵的文字如今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历史资料。而毛泽东自然是这些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早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他震撼世界的著作中这样冷静地写道:“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他还说,“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而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伟人。在中国人民记忆的天平上,他永远是一块让中国与世界平衡的砝码。这样的记忆,是值得永远来纪念的。由此,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印象》一书的编辑出版是对这个记忆的一种美好的表达。
  集中所收入的文章,是编者在综合选择各种不同版本的内容的基础上,认真严肃地编辑校订的,比较全面和完整地收入了当时中外记者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的历史条件下写作的关于毛泽东生平事迹、革命斗争活动的文章。其中选入了七名外国记者的文章,以及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当年在延安“美军观察组”任职期间与毛泽东的谈话,集中展示了1945年以前到过延安采访的中外进步记者发表的报道毛泽东的作品。其中埃德加·斯诺部分增收了解放后会见毛泽东后采写的文章。同时还收入了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国内《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媒体记者发表的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前前后后的盛况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评价的通讯、特写,十分感人,大多是建国后首次公开发表,也是难得的历史见证,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千针万线寄深情
龚克敏
  一幅以著名苏州刺绣工艺制作的伟人肖像《毛泽东》与世人见面了,我有幸在苏州中外名人研究会的陈列室里先睹为快。绣像无论近看远望,毛泽东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毛泽东一双深邃的眼睛,洞察四海风云的神态,以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双手……无论是衣服的皱褶还是略带尘土的皮鞋,尤其是毛泽东坐的藤椅,连修补过的地方,都被绣娘用灵巧的绣针配上各色丝线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远处山水云彩的浩瀚,近处草丛随风摇曳的动姿,细微处连额头的光亮和眉宇间的睿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凝望绣像,仿佛毛泽东近在咫尺,那些和蔼、慈祥的笑脸,永远在我们心中……毛泽东的一生是一座丰碑,毛泽东的一生是一面旗帜,毛泽东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楷模。
  苏州中外名人研究会秘书长冯朝雄先生对我说:早在去年,他们就在思考着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几位同志不谋而合,说用苏州特有的方式——“苏绣”绣制一幅毛泽东同志的绣像。他们在苏州高新区绣娘中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德艺双馨的工艺师朱寿珍担纲主针。作品在绣制过程中,请照片的摄影者吕厚民及毛泽东同志的家人邵华,分别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朱寿珍带着她的两名学生,历时十个多月,用了五十六组色彩,共二十七万多米丝线。每个日夜,每根丝线都倾注着她们缅怀一代伟人的情意。她们用精湛的技艺,表达苏州人民对伟人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
  这幅作品将赠送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纪念毛泽东建将军书画室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一一0中学为歌颂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建立爱国主义课堂,发挥美术特色学校的教学优势,专门成立“北京一一0中学老将军书画室”。
  来自驻京的各大军区部队的老将军、老首长共计一百多人出席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之后他们还参观了一一0中学专门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举办的老将军书画展。  (唐讯)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瑞雪(版画) 莫测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米脂街头
耿翔
  让世上最好的女子
从这堆米黄的土里走出来,
也让世上
最好的地名,
从这堆米黄的
土里叫出来。米脂呵
想你的日子,没有长短
一阵大风,已经把我
吹落在米脂的街头
就像一地的谷物,突然被谷神
推入一群女人的怀抱
黄河岸边,我已把双手和目光
洗了再洗,我被北边过来的信天游
一路唱得豁亮的耳朵
也开始倾听
米脂,这由女子
精心点亮的地方,像一盏河灯
被谁放在,黄河最温柔的湾里
又被谁送到,黄河的大小村庄
看着高过山头的,一座行宫
我想英雄,不只归于山水
几百年后,能与大地不朽的
也不只是两个汉字
米脂街头,我的前面
总会被一件极其普通的
事物照亮,就像拣起的一块瓷片
都会看见一位米脂女子
坐在久远的年代里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对生命的理解
李瑛
  我心头有两条小河
我的心头有两条小河
一条在我童年的故乡
一条在我记忆中流过
故乡的小河
是我剪不断的脐带
是我生命的根
连着我血管的支流和脉搏
我曾在那里捉过小鱼
在狗尾草丛中扑过萤火
在岸边挖过野菜、拧过柳哨
它给过我许多欢乐和苦涩
它记得我泥污的脚丫和小脸
我从它开始认识了生活
当年,我曾对它说
让我们一起长大
后来,我长大了
南下———饮马长江
北上———试剑冰河
总不时想起它
而它,却听说早已干涸
呵,我故乡的小河
难道真的忘记了我
只剩我记忆中
那条年轻的小河
夜夜,在梦里一闪一闪
对我唱着忧郁的歌

月夜 深山密林里
燃烧又流动的是你
沉郁又炸响的是你
雷火般威严的猛虎
你踱步使大山倾斜
逼视的目光使万木颤栗
每根毛都服从你的性格
使我认识威猛的形体
但如今,我却怯于见到你
不是由于畏惧,而是
因你可怕的怯懦和软弱
我所能看见所能触摸到的
是一个怎样卑琐的世界
你斑斓的毛色
还能显出你的威严和骄傲吗
你的骨头
还是兽中王者的骨头吗
生命失却所应具有的尊严
就是失去了灵魂和自己
深山月夜再听不见你的啸声
只听见你在笼中暗自饮泣
我脸上只有一片笑不出来的苦涩
  寒山寺的一片叶子
枫桥湾畔
一片凝霜的叶子
旋转着 旋转着落下来
是多年前,那里一棵
多情的江枫送我的
干干的,薄薄的,浸透血色
夹在一卷《唐诗》里
一片叶子掩着半个江南
至今,从叶脉间仍能听见
它的呼吸和流淌的水声,以及
月光滑落,满天飞霜的声音
寺里古钟响起的声音
巢中鸟啼扑翅的声音
蜿蜒渔火颤动的声音
酒肆打烊后成一片黑影
只一面酒旗拂动的声音
小径上,唱偈的寒山
袈裟布履拂过落叶的声音
石拱桥边,张继以湖北口音
吟诗的声音
小舟中,摇曳的灯花炸开又落了
一片叶子染尽浓浓的乡愁、客愁和旅愁
一千多年过去了,寒山寺
碑廊殿阁的石刻早已残缺
藏经楼的经书也已漫漶
只这片有生命的叶子
日月飞旋中
从《唐诗》平平仄仄的声韵里
不倦地向我讲述
历史的幽情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神州情思

雨水情怀
刘水清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雨是流浪者的灵魂,她漂泊的生涯,就像吉卜赛人;但经我多年的观察,雨也不是盲目流浪,它总是选择富裕之地、鱼米之乡,那里至少有山、有水、有绿,其中绿最为关键。您想,干涸的沙漠有雨吗?光秃的山峦有雨吗?雨带给人的不单是雪容花貌、明眸善睐,带来的是头脑的睿智、心田的滋润、步履的矫健、斗志的昂扬。凡雨水充沛的地方,那里一定山川滴翠、河水汤汤,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老残游记》里讲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就是千年古城济南的写照。如果那时有联合国的话,一定首先颁给济南一个“人居奖”。当时的济南商贾云集,群贤毕至,丝竹管弦,无昼无夜,就是南宋时的战乱,也能让生在济南长在济南的女词人李清照偏安一隅,到黄昏点点滴滴吟着锦绣词章,品着绿肥红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如果没有杨柳依依,泉水汩汩,我想一定没有李清照的文思泉涌,诗意盎然。可以说,尽管当时烽火连天,但大明湖的水养育了这位才女,千佛山的秀平添了她无穷的遐思,使这才女有着许多北方人不及南方女子才有的灵动和巧思。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行春风,难得秋雨”,我们的古人在上千年前,就懂得植被的保护对涵养水源的意义。陶渊明蛰居东篱下,没忘在宅前栽上“五棵柳”,人称“五柳先生”。我认为他当时决不是在炫耀自己,主要想在房前屋后种瓜点豆,营造环境,养育诗意。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山水诗,都是在安居田园的日子里创造的。亲近山水,激发诗情,可以说是古代每个文人名垂千古、大显身手的良方。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浩浩乎千里渺渺,于是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志。王勃二十七岁时作《滕王阁序》,面对碧水蓝天,诗思汪洋,气吞长虹,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怎样一种境界,都是一湖春水荡涤灵魂的结果。古诗人,一接触水,就诗兴勃发,不可遏止。张孝祥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王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至于像“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还有苏轼的《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也是由水引出的无穷遐想。其实不难理解,水本是组成我们人体的最主要成分,人是从一望无际的海洋里进化而来的。杨利伟从空中看到的地球是一个蔚蓝的水球,由于水的存在,使我们的地球分外壮丽。少年朋友学化学,是从认识和研究水开始的,因为水中含有人类除水之外最需要的氧啊。
  无雨的日子,就像干旱的沙漠一样荒芜。雨打瓦檐,丁丁冬冬,那仿佛是大自然最美的乐章,胜似现代任何的打击乐和管弦乐。有人研究过雨滴,发现它里面凝结着许多微尘,而这些东西正是田野植物日思夜想的营养,同时雨又净化了空气。雨过天晴,马上给我们送来不用一钱买的自然氧吧。其实,人工降雨,总不是长远之计,因那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只有郁郁葱葱的家园,才能邀请雨滴款款莅临。葱茏的家园,笼罩在蒙蒙细雨中,那是人间多么富有诗意的美境啊!
  《烟台日报》载:烟台市今年以来的降雨总量达到八百多毫米,上次降雨超过八百毫米的年份是1985年,距今已有十八年。十八年啊!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也许短暂,但在我们北方这些干旱的城市里,二十年等一次,也难得啊!同时,我也看到降雨量最多的是海阳市,高达九百多毫米,我觉着这都不是偶然的。海阳这几年十分重视绿化,这可从给全市人民的一封信中略见一斑:“每村一里路、村植百亩果、户栽十棵树、人人尽义务”,“努力建设房在树中、人在绿里、绿抱村庄、果绕山川、绿荫村民的绿色新农村”。这是诗,是歌,是音乐,是及时雨,是政府最明智的举措。今年的“人居奖”颁给了山东的威海,我想在不远的将来,我的家乡海阳也能获此殊荣。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我的老师
王火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我从1938年年底到1942年夏,在“孤岛”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攻读从初二到高一的课程。
东吴附中本在苏州,因为抗战沦陷,才迁到上海租界里上课。在我上学的这个阶段,教国文的老师有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先生。他们当时都是有名的作家。我们做学生的是怀着敬慕的心情听课的。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学他们做作家的打算,但后来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恐怕也不能说同这两位老师的启蒙没有关系。
程小青教我国文课时,大约四十六七岁,头发虽稍稀疏,但精明强干,匆匆来上课,下课后提着他的黑色公事皮包匆匆又走了,显得整天忙忙碌碌。由于他写的《霍桑探案》当时我们都多多少少读过,所以同学背后都叫他“霍桑”。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都很想听他讲讲作家的事。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显得神秘有吸引力。但偏偏老师是忙人,在课堂上讲课时又从不爱涉及自己。他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告诉过我们他在上海当学徒如何贫苦、如何刻苦自学的往事。记得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写《霍桑探案》,他回答:我想提倡用科学的侦探方法破近代案,平民百姓中的冤案很多。那时,同学中传说程小青很有本事,巡捕房里遇到疑难案件也请他去做参谋,所以我也好奇地问过他这些情况,并问他:你是不是就是霍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笑着摇头,说:“呒没格种事(没有这种事)!”
程小青教课不是很精彩,只是称职而已。但他主持过一次全初中部的作文比赛,给我留下较深的记忆。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在“孤岛”上的感想》。这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题目。我当时就把抗战同这题目联系起来写,抒发了在“孤岛”上的苦闷和对未来抗战必胜的向往。结果,得到了第二名,他发给我一张奖状,使我对动笔写作更有了一些信心。
大约就是在那两年,我读遍了自己那套上海世界书局集印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好像有三十册,对程小青塑造的“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有了深刻的印象。平心而论,霍桑探案有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痕迹,不如柯南道尔的作品精彩、诡异,但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世态及人物。那一大套书早已失落,只是那六七十个侦探故事有的至今仍记得。这些小说在逻辑推理、机敏灵活、了解社会生活等方面都给过我营养。
日本帝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孤岛”这时也沦入日寇手中,当时,风闻日寇要控制学校,进行奴化教育。东吴附中遂决定停办。但爱国的老师们既拒绝为日伪效力,也要使青少年继续有上学的机会,他们就改头换面办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学生和教师还是东吴附中的原班人马,范烟桥为校长,程小青仍做国文教师。因为他名气大,怕引起敌伪注意,他改名为程辉斎。当时,教师们的这些做法,引起我莫大的钦敬。这个正养补习学校其实相当于正规中学,为何取名“正养”呢?是因为东吴大学和附中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将这两句校训的前句五个字中摘用了“正养”二字,寓含了爱国心,勉励大家要正气凛然。
我在正养补习学校上到1942年7月,读完了高一课程,当时东吴附中的美籍教师文乃博和许安之已被日寇送进集中营。“孤岛”陷入了黑水洋中,生活水深火热。为了脱离沦陷区去到抗战大后方,我从上海经南京到安徽,过日寇封锁线到河南,从陕西入四川。历经危难,秋天抵达重庆。从那以后,就不知程小青先生的情况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上海,打听到程先生和范先生都回到了苏州定居,对于自己曾受教并尊重的老师,做学生的总是牢记在心的。那时,我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但兼了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常在上海、南京采访。我去信苏州东吴附中请转信给程先生问好。不久,果然收到他亲切的回信,并赠我《新侦探》一本。我曾有心到苏州看望老师,可惜当时极忙未能抽出时间去苏州。他送我的这本刊物后来遗失,他的信件也由于我萍踪飘泊而未保留。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的常委,又是省政协委员,并且参加了江苏作协的活动。但当时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矛头也连带指向着他。听说他生活得并不顺心。其实“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为标帜,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作为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波浪,它也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动向。这种作品对于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现实和非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直观文学资料,是构成现代文学这幅画面上不应缺少的一个部分。
程小青实际是我们中国翻译、引进、创作侦探小说品种最多、倡导侦案小说最有力,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的一位作家。他还是以比较认真的态度对侦探小说这一样式下功夫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求和阐述的人。所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知道他调离学校,让他去专业写作,我认为是很对的。他终于中止了搁笔,先后写了《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生死关心》、《不断的警报》等小说,走的仍是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路子,目的是想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战士同暗藏的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生活。此外,我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雨花》等报刊上也读到过他写的散文、杂文,这使我很为这样一位老师高兴。我在有一年的春节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贺年,也收到过他的回信,从信上看,他的情况是不错的。
我是1961年夏季从北京去山东工作的,自己生活不安定,那个时期人际关系也不正常,于是,同程小青先生既未通信更未联系。1966年“文革”开始,作家几乎无例外一律都倒霉,我当然也受冲击。在自己倒霉时也常想起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直到1972年秋季,我被解放,携两个儿女去江南探亲访友,到苏州后,打听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的情况。有人告诉我:“早不在苏州了!”再想打听详细情况,竟打听不到。我那次去苏州,是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离去的,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若干年后才知道:程小青先生1962年就离苏州去北京居住了,似乎仍用的是“程辉斎”的名字。1976年10月2日在北京病故,终年八十三岁。“文革”中程先生遭遇如何?弄不清。他逝世时,则在“四人帮”被逮捕覆灭之后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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