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
12月20日，记者与民工一起奔走——
讨薪记
本报记者 王慧敏 刘天亮
12月19日，乌鲁木齐市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最低气温零下21摄氏度。下午4时许，两个衣着单薄的民工来到了本报驻新疆记者站。
欠我们1万多元，才给了800元
“我叫任文华，从四川来到新疆打工，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没想到，我们老板太黑了！欠我们1万多元，才给了800元！”
任文华介绍，2003年5月，他带领13名民工到新疆米泉市华南装饰有限公司承接的工地上干活。7月6日工程完工时，他向该公司经理刘涛要求结款，对方却只给他写了一张金额为12180.31元的欠条。此后，刘涛先后共向他支付了800元，但拒付余款。不得已，任文华把对方告上法庭。刘涛先是声称欠条为任文华威逼所写，继而又向法院出具了有任文华签名的收条15张，辩称已还清欠款。但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鉴定，其中有两张不是任文华本人书写，另有3张数字经过改动，差额合计5800元。最后，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刘涛向任文华支付劳动报酬及交通费共5645
元；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及邮递费由双方均摊。“剩下的几张收条也是刘涛伪造的。只是法院说要由权威部门鉴定。鉴定要到北京的公安部去做，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眼下只想让刘涛执行法院的判决，可他一直躲着不见我们。”
欠薪老板躲起来了20日凌晨当地5点多，天还蒙蒙亮，记者来到了位于米泉市公安局大院后的刘涛家，在隔着门听完记者说明原委后，不管怎么按门铃，对方就是不开门。
等候的民工们在门外一个个被冻得面色青紫。任文华说：“为了打这场官司，我们像这样站在雪地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昨天和我一起去找你的那个老汉，他把钱借给我打官司，现在也没钱回家了。我们住的房间里没烧暖气，吃饭也是东一顿，西一顿。”旁边的一个40多岁的女民工说：“家里还有孩子上学。快过年了，孩子们吵着要我们回去。我也想啊，可拿什么回去呢？！”
无奈，记者只好与米泉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同志联系。监察大队屈震旦大队长来叫门，仍然不开。他提议到刘涛的公司找其他人。在刘涛的公司里，一位40多岁的负责人说刘老板出差去了，没人负责。记者一行让他给刘涛打电话，他改口说有什么事跟他说也是一样。
没等记者说完来意，他抢着说道：“任文华是个无赖，我们把85％的钱都付给他了，他却还逼着我们要钱，居然把我们告上了法庭！”
屈大队长说：“中央和自治区三令五申，在25号之前必须发放完民工的工资。今天都20号了，希望你们尽快把这5000多元钱发给他们。”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干什么事情都要有过程，对不对？建筑公司不给我们钱，我们也没办法啊！”
回去的路上，屈大队长告诉我们：“这笔钱25号以前恐怕不一定能要到……这里面有些法律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插手，只能劝说华南装饰有限公司尽快发放民工工资。”
从12月初至今，米泉市已经为民工成功追讨回164万元工资。在听闻任文华事件以后，市里一位领导态度坚决地表示：“我们保证两天之内一定帮民工讨回来！”
记者将继续关注此事。
（附图片）
任文华在向执法人员诉说自己的遭遇。 本报记者 王慧敏摄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
广西——
1亿元教育乱收费谁来退还？
新华社记者 王勉
今年9月以来，一场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风暴席卷全国。截至11月底，广西查出自2002年春季开学以来全区教育乱收费超过1.08亿元。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广西这次对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从9月19日开始，到11月20日结束，共查出乱收费超过1.08亿元，然而，截至目前，真正退还给缴费者的仅795万元。这就是说，还有整整1亿元的乱收费没有退还给缴费者。
为什么明明查出属于乱收费，却有1亿元无法追回？记者了解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量所谓“合理不合法”的收费，使执法遭遇尴尬。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一位负责人称，对于教育乱收费，执法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区别对待。
学校自身产生的乱收费，绝大部分用在了改善教学设施或偿还债务上。执法者明明查出学校乱收费，但就是拿它没办法。
记者了解到，对于这种“合理不合法”的情况，执法部门一般要求学校用来年的经费弥补，但是对于经费投入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学校来说，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不大。“从经济上不能把学校怎么样，就只好将学校通报批评，或者给校领导处分，甚至撤职。”这位负责人说。
另外，一些学校为了达到收费的目的，乱收费不以学校的名义出现，而是采取“隐性”方式，致使执法部门查处难度明显增大，比如：以“家长委员会”名义收费。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借助这个团体名义收取“补课费”、“晚自修费”、“班会费”等，且收钱不开票据，不进学校的财务账；以社会力量办学形式收费。有的公办学校与某些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联合办班等，收费使用的票据是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提供的发票，公办学校按一定比例提成，等等。
专家指出，治理教育乱收费仅靠撤几名校长、定几条“高压线”还不够，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最大限度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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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瞬间
济南少年苏新刚勇救落水两幼童
12月11日，济南市商河县郑路镇中学15岁的学生苏新刚在家中干活，突然听到离家不远的河边传来的救命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八个半月大的男婴掉进了河里。苏新刚来不及脱掉棉衣，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中，将两个小孩奋力救出。图为他与两个获救幼童在一起。 吕廷川
徐传强摄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热点解读
深圳公务员试行“朝九晚六”新班时已满一周——
早高峰 不太堵
晚高峰 照旧堵
胡谋 王伟
深圳公务员石践一周来心情不错，12月15日起试行的“朝九晚六”新班时，让他体会到了便利。过去从他在彩田村的家到市政府上班，路上少说也要半个钟头，而这周乘同样的班车走同样的路，十几分钟就到了，他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吃顿早餐。
但家住梅林的公务员小张却有不同感受，坐公车到市府二办上班的她，下班路上遇到塞车已是司空见惯，本周这种情况仍延续着。
出台背景：交通压力巨大
深圳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13辆汽车，也是全国大城市之最。目前，在深圳市早晚高峰时段，中心城区近80％的路口处于交通拥挤或比较拥挤状态。
调查显示，在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交通组成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上下班车辆所占比例达8％，并且深圳公务员群体的办公地、居住地相对集中，上下班的交通流向也较为集中，这意味着错开机关单位与其他单位的上下班时间，有可能减轻高峰时段主干路的交通压力，于是深圳将公务员上下班由原来的早8点，晚5点半，改为早9点，晚6点。事业单位也参照执行这一“朝九晚六”新班时制度。
试行效果：早高峰较以往顺畅，晚高峰改善不明显
“朝九晚六”试行第一周，各种资料显示，深圳早高峰时段各主干道较以往顺畅，晚高峰时段路面交通改善程度较小。
18日，“朝九晚六”制度试行第四天。除了早上新洲路莲花路口因红绿灯故障而导致该路口交通短暂堵塞外，该市其他路段没有出现紧张情况。深圳市交警局通报说，由于试行新的公务员班时制度，提高了道路利用率，市内交通状况有所好转。试行前三天，一些主干道的车流量在7时至8时的早高峰时段平均减少了15％左右；8时至9时的平峰时段则平均增加了12％左右。晚高峰期间交通拥堵状况依旧。
公务员感受：有人欢喜有人愁
新制度不仅改变了公务员的上下班时间，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深圳团市委的小蓝是个单身汉，晚下班半小时对他没什么影响，早上多出的这一小时，可以多休息一会儿，还可以爬山、跑步，他觉得很重要。
让公务员小张开心的是，过去因为单位与孩子的幼儿园距离远，没办法送孩子上学，现在8点送完小孩再去上班，刚好9点前到单位。
同样有小孩在上幼儿园的公务员小马，面对新班时制度却乐不起来。小马夫妇是双职工，都是6点下班，可孩子是5点放学，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孩子的安全无法保证，这成了夫妻俩的心病。这一周，他都请假接孩子，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好暂时请老家的父母来解这燃眉之急。
专家有分歧：是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还是“应急方法”？
对于“朝九晚六”是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良策，专家们各执一词。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创新教授表示，过去我们谈改善交通的措施，往往是就交通论交通。“朝九晚六”制度则跳出了这种思维定式，把科学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有计划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交通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为应对交通顽疾提供了新思路。
设在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交通经济中心主任邓耀庆则认为，“朝九晚六”仅仅是解决交通堵塞的应急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一段时间内缓解交通拥堵，而不能“标本兼治”。治理交通顽疾需要加强城市整体规划与设计，将中心区、工业区、住宅区、园林区、贸易区等明确区分、合理布局；而且对未来交通的预测要提前、规划要超前、建设要向前，汽车流量达到道路设计流量的50％就要关注，到70％就该动手拓宽，到90％就该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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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湖北
长江干线客运将退出春运
本报武汉12月21日电 记者张志峰报道：由于客源较少，油料价格上涨，武汉市近日宣布，长江干线客运明年春运期间将停航，这是50年来的第一次。20世纪90年代初期，长江干线每年旅客进出港口500多万人次。近年来，武汉至宜昌高速公路和沪汉铁路开通后，武汉港汉口至沙市、宜昌和上海航线等停航。2003年1至4月武汉港客运总站发送旅客只有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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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义务教育阶段“特教生”免费
本报南京12月21日电 从下学期开始，江苏省南京市对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实行免费教育。具体免费的项目是指免除学生的杂费、教学大纲规定的课本费和必需的簿本费。普通初中、小学中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如家庭经济困难需要资助的，按有关规定减免杂费、课簿本费。培养义务教育阶段“特教生”所需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承担。（顾兆农 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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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未婚男不得存精 单身女不能受精
据新华社广州12月21日电 广东精子库将于明年初向面临生育风险的人群正式开通存精业务。据新修订的《知情同意书》和《供精协议书》规定，存精者必须是已婚人士，存精只能用于对合法妻子进行夫精人工授精。此外，《知情同意书》和《供精协议书》还规定：“存精者如果意外身亡，家属将不能取用精子。”这一条款与国家计生委关于“单身妇女不得接受人工授精”新规定精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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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前沿（5） 人物
“女子十二乐坊”是一支由12名青春靓丽的女子组成的民乐队。她们不但在市场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业绩，而且得到了音乐界的认可———
12女子：把民乐演成时尚
本报记者 陈原 徐馨
12月20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首届中国轻音乐学会“学会奖”揭晓：“最佳器乐组合”、“最佳影视音乐专辑”、“最佳世界音乐专辑”、“最佳组合专辑”与“最佳企划”等五项大奖居然一股脑儿地授予了“女子十二乐坊”！
2003年7月，在日本，这支演绎中国民族音乐的乐队发行了首张专辑，销量很快超过了150万张！名列日本2003年度市场调查排行榜第二位。她们在日本的人气已超过流行歌手王菲，直逼当年的邓丽君！
现在，几乎每一天，“女子十二乐坊”都在各地飞来飞去，应邀演出。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所迸发的激情，这是美丽的能量
“BeautifulEnergy”（美丽的能量）是“女子十二乐坊”的英文译名。12位身着黑色礼服的年轻女孩走上舞台，美丽端庄，清纯秀雅，人手一把精致典雅的民族乐器：二胡、琵琶、扬琴、古筝、笛子……奏出的却是充满现代气息的作品。舞台造型、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融合所迸发的能量与激情，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曾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孙婷手持二胡，大大的眼睛和微微上翘的嘴巴总是含着笑意。别看她年龄小，但是学习二胡已经有13年了，“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从附小到中学到大学”。早在加入“女子十二乐坊”之前，孙婷就已经和朋友们尝试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诸多流行元素相融合，当得知乐坊选拔成员的消息后，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了专业演奏、面试、进入录音棚进行即兴演奏三重考试之后，她如愿以偿。
张爽，琵琶手，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她在琴房中得知选拔的消息，出于对民乐的热爱，也出于年轻人对创新的追求，张爽加盟了。6岁开始习琴的她，对民乐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但也常常对民乐市场狭小这一现状忧心忡忡。今年8月，十二乐坊第一次在日本为乐迷演出，连续演了三场，“观众们的热烈反响让我们一下子对民乐特别有信心！有的乐迷看了演出后，都萌发了去学习一门中国民族乐器的想法！”
文静秀美的扬琴演奏者杨松梅从7岁开始习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略显腼腆的她说起一次大家连续在台上演奏8小时的经历：“我们都是穿着高跟鞋演奏，很累。每次演出时，我们一进休息室就马上把鞋子脱掉，坐在地上。但是一听到要上场了！我们立刻变得精神抖擞，迅速登上高跟靴子走上舞台……”
“运用民乐乐器，融合西方音乐，既不是民乐，也不是流行音乐”
在“学会奖”的颁奖现场，主持人幽默地问12位乐手：“我该把奖杯给谁呢？”她们异口同声地笑答：“给我们的王经理！”于是，大家看到乐坊身后的策划者、制作人王晓京走上了颁奖台。
早在1989年，王晓京就进入音乐制作领域，当时的合作对象是崔健。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他又陆续推出了陈琳、指南针等歌手与乐队。20世纪90年代，王晓京常年在新加坡、香港等地调查市场状况。他清楚地知道，在国内，由于盗版等问题，音乐制作方很难收回成本；在国外市场，中国的流行音乐再“流行”，也很难被主流人群认可。于是，怎样让中国自己的音乐——民族音乐走向海外，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1996年，一个站立演奏二胡的节目启发了他；后来风靡世界的陈美、雅尼从视觉创新的角度给了他更新的启示。2001年6月18日，“女子十二乐坊”正式成立。“十二乐坊既不是民乐，也不是流行音乐，人们听到了什么就是什么。我是运用民乐乐器，融合了西方音乐，给从事民乐的乐手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也让外国听众了解中国民乐。”这是王晓京对乐坊的“没有定位的定位”。
2001年10月5日，乐坊在北京首演，这次主要是自我推介，台下的许多人还是民乐大家。演出投资60万元，灯光、音响、舞美等新的制作手段渲染“女子十二乐坊”的独特魅力。结果一举成名。
王晓京遵循他最初的思路，让乐坊走上了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通过朋友，他将首场演出的录像带交给华纳（日本）唱片公司的塔本一马先生。仅仅两天时间，在没有任何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对方决定与乐坊合作。为了促成这项合作，塔本一马从华纳公司退出，为乐坊成立了一家公司，对乐坊的投资从最初的2亿日元追加到5亿日元。
记者看到手捧“学会奖”奖杯的塔本一马先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日本人虽然喜欢中国古典音乐，但中国古典民族音乐与现代手法的结合，日本观众还是第一次普遍接受。
十二乐坊是一种“视觉民族音乐”，预示着民乐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发起了“新民乐”运动，触发了一场争论，所以王晓京在推出十二乐坊的时候，有意避免使用“新民乐”，而用了“视觉民族音乐”。但音乐界还是认为这是新民乐的一种，是民族音乐的新探索。
“女子十二乐坊”预示着中国民乐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她们把现代音乐的节奏与制作方式跟民乐有机结合，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演出形式，从而赢得了更多年龄段的观众。著名作曲家、中国轻音乐协会副会长付林是这样说的。
乐评人金兆钧则认为让民乐迈进市场，急需一支专业的营销队伍而不是让音乐家们学习去做生意，“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功就在于好的创意和好的营销，他们成熟地控制了成本与市场的推广。
当我们关注十二乐坊票房收入的同时，也要对民族音乐的发展途径有一个清晰、冷静的划分。十二乐坊促进了乐坛的多元化发展，获得了市场认可，但她是一种“视觉民族音乐”，并不是整体中国民乐的发展方向。有的民族音乐就要保持原汁原味，不需要电子合成与爵士鼓的介入。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顾夏阳这样认为。他说，“中国民乐不同于十二乐坊的音乐，前者才是一个国家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现。”（附图片）